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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城镇化的矛盾与
眼摘 要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 中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在当代中国有特殊意义, 既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又在日常生活中起着积极作用.但城镇化需要规范, 如果不规范城镇化, 就会引起一些经济、文化、生态等问题.当代中国城镇化是在复杂的全球化形势下进行的, 蕴含着纷繁复杂的矛盾和冲突,需要转变政府职能, 健全市场经济体制, 制定科学的城市空间规划, 转变城市空间生产模式, 以改变我国城镇化现状.
眼关键词演当代中国； 城镇化； 市场经济；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２9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８）０8-0001-09
当代中国城镇化已经得到显著发展, 但中国城镇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呈现出城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需要认清这些矛盾和不平衡性, 促进城镇化的规范发展.
一、当代中国城镇化的矛盾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现实国情和社会制度影响着城镇化方式.中国城镇化日益融进全球化进程, 让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与全球空间生产相互交融, 并在中国土地上并肩而行, 但中国城镇化方式也展示出自己的特点.
(一) 城镇化中资本逻辑的矛盾
中国城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资本逻辑存在矛盾.国际资本、民族资本和政治权力存在复杂关系, 并呈现在城镇生产和消费活动中.资本和政治权力结合能够提升中国在全球空间格局中的地位, 加快空间结构重组, 促进生产力进步, 推动现代化进程, 让中国经济具备全球空间意义,使中国现代化成为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一环.城镇化盲目发展引起城乡对立, 加剧区域不平衡,导致空间资源流通中的矛盾和分配不公, 还引起生态环境问题, 破坏实体经济.空间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引起政府的注意, 也成了学者关注的焦点.
中国城镇化立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中国城镇化实质是探索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路径, 尤其是特区城市和城市特区的设立, 更是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的试验田, 是探索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城市空间生产模式.“社会主义这种社会的转变, 预设了空间的拥有和集体管理, 被利害相关的各方不断干预,即使他们有着多重的利益.”[1]每一种空间生产方式都制造出独特的社会形态.因此, 中国城镇化既要维护社会主义性质的空间生产方式, 又要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间正义需求.城镇化矛盾彰显在两方面： 其一, 从单个城市空间的静态角度看, 大城市内部正产生严重的分化现象, 既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美轮美奂的别墅花园, 又有垃圾遍地的贫民区、没有收入来源的流浪乞讨者、拥挤不堪的低收入家庭.社会主义城镇化应该消除城市内部的二元对立现象.其二, 从单个城市空间的动态角度看,全球化时代信息通信技术的不平衡发展和应用加速了城市空间的二元对立, 推动着全球制造业的地理空间转移.信息技术和资本增值结成坚固同盟, 让服务业兴旺发达起来, 而低端制造业遭受败落、零散的命运.全球化让中国进入全球空间生产系统之中, 在工业化、现代化的推动下, 中国成为制造业中心, 城镇化也高速发展.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依靠制造业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但制造业的衰落也呈现在城镇化中.制造业纷纷从城市中心搬到城市边缘地区, 而信息、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占据了城市中心.城市空间功能在制造业转移中得到转换, 城市空间结构也不断重组.城市功能转换是凭借商业化模式实现的, 引导投资者纷纷将资本投在餐饮、房地产、保险、信息等服务业, 这让城市中心地段的地租水涨船高, 让原本居住于那里的市民被驱赶到城市空间边缘地区.
城镇化让城市空间价值凸显.城市是历史文明的沉淀和现实空间要素的聚集, 为人类追求理想生活提供条件, 社会关系也在城市空间进一步展开.城镇化改变中国社会空间结构, 打破原本自给自足的农村空间及生活, 让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投入多元的生产和生活.城市空间聚集了社会组织, 扩大了人的交往范围, 也改变着人的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 让人作为空间生产主体和空间实践产生互动机制.城市空间充满创造活力, 能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国家和城市建设的问题也在增多, 使得空间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交汇的地方.”[2]中国城镇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 无法避免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掠夺, 不仅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制约了城镇化, 现实的生产关系也存在和市场经济不匹配的问题.大量制造企业和工人只能在全球化空间生产中得到残羹剩汤, 充当发达工业社会资本增值的工具.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已经和金融业紧密结合, 让空间矛盾与金融危机纠缠在一起.“资本主义的生存及其富有特色的空间性的生产, 仰仗于将占有的空间区分为过分发展和欠发展的区域.”[3]
全球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进步, 呈现在中国城镇化中就是通信技术专家都聚集在了城市中心.这些专家凭借高价值的服务和制造能力将他们对市场的控制权力扩散到更多城市空间.“所有专家必须在空间中的分类对象的限制系统中工作.”[4]一些专家在城市空间生产中获得了大量财富, 搬离了原本与大众混住的社区, 而与人群分离, 孤独住在高档社区.投资者只会选择利润高和消费者青睐的行业, 这也加剧居住空间的隔离与分化.空间投资者把目标放在信息技术便利、富裕阶层愿意入住的社区, 而对其他边缘社区关注甚少.高端服务业也着眼于为高收入人群提供服务, 这加剧了围绕富人而进行的空间生产投资.后现代工业文明虽然为大多数人提供了便利, 可仍存在富人特权.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依靠空间生产,但不能进行短视的城市投资建设.
(二) 城镇化中的城乡矛盾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利益冲突日益增加.城镇化能改善农村问题, 给农民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促进社会观念的革新.改革开放后, 政府的重点在城市, 农村经济得到的改变不多, 很多农民为了生存只能去城市打工, 一些农民想在城市获得和市民同样的权利, 引起了城乡的一些利益冲突.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 负担仍然很重, 乡镇企业的规模仍需提高, “三农” 问题需要紧迫解决, 城乡差距需要缩小.
1.高速城镇化不断掠夺农村土地
中国城镇化故意掩盖了一些社会问题, 加大了社会空间生产的风险.在城镇化的浪潮中, 为了给工业化提供土地、资金和劳动力, 资本和政治权力联合剥夺了农村资源, 掠夺了农民.工业化必须要有充足土地, 而城市空间的土地资源有限, 所以只能利用城市边缘的农民土地.任何国家的城镇化都受到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制约, 要实现城镇化就需要有完备的生产要素, 如资金、劳动力和土地.从生产力进步的角度看, 土地征租对空间生产和工业化的作用日益重要.中国城镇化也需要加快土地征租, 政府也应积极推动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农村的土地征租仍存在一些问题, 不仅过度侵占了农民土地, 而且损害了农民空间权利.根本问题不是土地供需矛盾, 而是资本和政治权力联合起来对农民利益进行掠夺.政府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获取了一些不正当利益.一些农民失去土地, 丧失了基本生存资源.农民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制定城市规划时, 忽视了农民的现实利益和传统文化, 让城镇化违背空间正义, 任凭资本在空间生产中肆意妄为.在城市规划中忽视了地域文化特色和居民的实际需求, 过分强调城市经济功能.“城镇化是对现代性空间化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战略性‘规划’ 的概括性比喻, 而正是这一切才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延续, 得以成功地再生产其基本的生产关系.”[5]城市空间生产应当立足于社会空间系统结构及其中的各类关系要素, 和农民形成互动,让城镇化贴近实际.社会主义空间生产应该调节不和谐社会关系、维护公民利益的过程, 促进城市空间更加和谐、公平.
失地农民和城镇化存在矛盾.中国户籍制度仍较滞后, 严重制约了居民的人权.现在又提出居住证制度, 居住证制度是对外来人口进行管理的制度, 是想促进农民成为城市市民, 也有利于外来人口更好融入城市.居住证制度对于大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对调节大城市人口具有一定意义, 让人口有了一定自由的流动, 能让一部分外来人口变为市民, 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公民具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但大城市病也需要解决.中国正在快速城镇化, 也在快速工业化, 既让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空间, 又让城镇化有了充足动力.未来仍会有很多失地农民进城成为市民, 寻求实现个人价值的出路.“城镇化中的新市民当然会提出城市空间权利、差异空间正义的要求.”[6]一些城市新移民不能参与信息行业和金融业, 也无法凭借金融资本进行超前消费, 只能从事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 而不是社会伦理关系.一些城市新移民处于城市底层,是城市空间中的沉默者, 没有政治参与权.一些城市土著居民也对城市新移民比较排斥、反感,导致两者的隔膜.城市新移民和原住民被分别当成传统农业经济和现代工业经济的代表, 被看作先进和落后而难以融合.城市空间日益消费化,而城市新移民无力消费, 很难获得居住空间, 即使获得居住空间, 也由于原先的身份、文化素质而不能融入城市生活.
2.快速城镇化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掠夺了城市居民权力
中国已进入快速的城市改造时期.这是因为：首先, 快速城镇化需要改造城市空间结构.城镇化已经变成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 必然要求将城市改造为区域经济、贸易流通、技术革新的中心, 加强城市的引导功能.其次, 城镇化的和谐进行也需要改造城市各项公共设施、改良城市生态环境.再次, 城市改造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格局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中国城镇化必须应对全球制造业转移和服务业调整的挑战.新一轮的全球化让曾经繁荣的制造业城市中心面临萧条的危机.城市中心聚集了金融、房地产、通讯等第三产业, 尤其是为着国际市场的高端产业, 而制造业则不断转向城市边缘地区、不断从发达地区转移到落后地区, 不断从发达国家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我国的户籍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导致城市空间结构的破碎和零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沿海城市和经济特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获得了产业升级, 要求进行城市空间重组、调整城市格局.最后, 原先的城市改造遗留了一些问题, 要求新的城市改造.资本支配的城市改造过程中,不断破坏城市原有的格局, 引起城市空间秩序混乱、公民居住空间狭小、公共交通拥堵、空间生态失衡、公共服务落后、传统文化遗产破坏等问题, 让城市居民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空间权利而斗争.城市居民强烈要求平等的居住权利、充分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合理的空间政策, 他们赞成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城市改造, 但反对被资本支配的旧城改造, 尤其反对为了商业利益的圈钱性质的房地产业.资本支配的旧城改造不是为了居民利益而是为了资本利益.旧城改造当然离不开资本运作, 但资本支配方： 政府、商人等利益集团的纠缠, 会让旧城改造产生一些破坏性.要改变旧城改造的不合理行为, 就要进一步让土地走向市场和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让土地使用和交换遵循市场规律, 逐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让城市产业更加合理布局.资本运作将城市居民用地置换为商业经济用地.城市空间生产产生了巨大利润, 这种利润如何在政府、企业和城市居民中分配, 是个现实问题.
实际上, 资本运作支配下的城市改造抢占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用地, 导致一些拆迁户不得不起来维权.政治权力和资本利益联合起来, 让拆迁行为难以保证城市居民空间权利.政府充当企业进行拆迁是政治权力对市场的无端干预.政治权力的介入, 让政府往往更偏袒能够带来投资的房地产商, 而不是拆迁户.政府利用媒介, 既遮蔽了商业拆迁的政治经济因素, 又掩盖了拆迁户的真实感受和抗争.政府往往强调城市改造对城市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 而掩盖了居民住多大的楼、何时入住、住哪里的意愿.只有认清城市改造背后的资本利益和政治力量, 才能认清城市改造的本质, 为争取城市空间权利做理论铺垫.城镇化既是人口、资源、资本、产业等要素的空间聚集,又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整体转型.“它们将自己投射于空间, 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又将自己铭刻于空间.”[7]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进行, 也出现了人口膨胀、失业人数增多、住房短缺、交通拥挤等城市疾病, 致使阶层冲突严重化,并制约科学发展观的实现.城市问题的解决需要以正义为导向.城市正义就是科学把握各个利益主体的空间权利需求, 制定真正为公民服务的空间政策, 防止价值迷失, 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社会主义和谐城市空间的建立, 当然不能缺少空间正义维度.
3.城乡空间二元对立格局
城市空间对立不仅呈现在政治、经济上, 而且呈现在文化意识上, 这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城乡空间存在不平衡发展, 导致不同生活方式和权力运作形式.“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8]工业化生产加剧了城乡对立.城市对立本是商品交换的基础, 现在却表达着社会的不和谐, 是社会进步的障碍.未来理想社会当然要实现城乡和谐发展, 这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全面实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经历了城乡关系恶化的历史阶段.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城镇化过程中, 不断的现代化也消解了一部分城乡矛盾.可是, 在尚不发达的中国, 由于城镇化历时短、增长粗放, 导致了严重的两级分化.一边是灯红酒绿的大城市,一边是贫困、衰落的农村.一些城市既缺乏吸引农村移民的能力, 又缺乏发展动力, 导致房地产畸形发展.而很多农民失去土地, 无法回到农村,只能在城乡边缘游荡.政府对城市的偏向, 城市居民对农民的歧视, 让城乡差别加剧.当代中国城镇化中的城乡矛盾是发展中国家奔赴现代化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集中呈现, 不应用单一视角去考察, 而应从时间、空间、社会三个维度辩证的考察.其一, 中国城镇化是历史的过程.中国城镇化打破了乡村的封闭状态, 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城镇化是以城市为中心的, 加剧了城乡矛盾, 虽然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束缚, 但过程是艰辛的.城乡矛盾是城市压榨农村和农村被压迫群体对城市的反抗.其二, 城乡矛盾包括城市对农村的排斥、掠夺和高压, 也包括农村对城市的敌视、丑化和抗争.城乡矛盾中的排斥是空间生产为了提高效率和维护少数人的利益, 对城市边缘居民利益的遮蔽和对农民利益的视而不见, 更主要的是城市对农民的限制和排斥.城乡矛盾中的掠夺主要是城市拆迁过程中对市民居住权的掠夺和农村征地过程中对农民土地的侵占.这种掠夺是政府主导的高压行为, 而不是市场引导的操作.城乡矛盾导致城乡流动不畅, 阻碍了城乡居民的自由迁徙, 尤其是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其三,中国农业人口多、土地资源少是现实国情.城镇化不仅是空间城镇化, 体现为城市建筑和城市区域扩大, 而且是人口城镇化, 体现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镇化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经济、文化、生活质量高的地方.随着城镇化的高速进行, 人口流动更加频繁, 每年都有600 万～800 万的流动人口, 从乡村外出到城市, 农村土地大量闲置, 导致农业发展举步维艰、农业技术长期得不到提高.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就业, 而城市接纳能力不足, 导致交通阻塞、人口拥挤.在城镇化中, 城中村既是城市中流动人口聚集地, 又是城市扩张中被包围的农村.城中村大多处于旧城周边, 那里环境糟糕、外来流动人口集中、混乱不堪, 是城市管理的死角, 也影响着城市形象,是城市问题的集中体现, 也是政府服务工作的不到位.城中村问题不是流动人口的错误, 而是生产力水平低造成的.城市空间生产是对部分公民空间权利的剥夺, 是对农民权益的忽视.当然,这都是因为中国城镇化尚处于初级阶段, 还受着等级秩序禁锢.弱势群体为了活下去, 不得不寄居城市, 但对于城市又心存不满, 内心始终不能融入城市, 对建设城市文明持消极态度, 更不会对所住的城市产生自豪感和信任感.弱势群体的对抗心理如果得不到排解和缓和, 就会导致采取极端举动, 仇视社会和别人, 破坏其他居民的权利.城镇化高速进行, 高楼拔地而起, 农村被推倒, 土地资源被占用.城镇化是乡村空间向城市空间形态的转变, 是空间生产资本化和消费化的趋势, 是空间产品的不断产出.
(三) 人口聚集与区域分布矛盾
中国城镇化中存在人口聚集与区域分布矛盾.“如果分地区来看, 我国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为56.96%,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为44.68%,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为38.44%.”[9] 中国改革开放是从两条战线上展开的： 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大锅饭, 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 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力, 为城市的制造业和城市空间生产提供了人力资源； 城市实行的政企分开和国企改革, 解放了生产关系, 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东部沿海城市和特区实行优厚的吸引外资政策, 促进海外制造业向中国转移, 推动一批制造业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也让人口大量聚集于此.于是,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中西部人口向东南沿海转移, 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转移, 造成人口在大城市和东部沿海的过度聚集.正是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的政策, 引导人口向制造业发达的东部城市聚集, 造成人口集聚与区域空间分布矛盾.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城市聚集, 既促进东部沿海制造业经济的蓬勃发展, 也加剧东部沿海和中西部的贫富分化, 延缓中西部的工业化进程, 造成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的二元对立空间结构.“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已经步入后工业空间, 东部沿海城市已经步入工业空间, 而中西部内部地区有的还处于农业空间,造成农业、工业、后工业三重空间在中国并存.”[10]人口聚集空间不平衡的形成和解决都是历史的过程.只有中国东部沿海的制造业继续保持发展势头, 并促进城镇化, 才能为人口布局分散化提供物质条件, 才能让人口布局趋于合理, 缩小东西部存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差距.
新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基本上是以沿海沿江发展模式为主, 利用西方技术和思潮, 主张现代化和工业化.但最初的30 年,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 也以发展重工业为基础, 采用空间均衡策略, 企图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建立初期, 政府改变了工业沿海沿江分布的格局, 将工业布局在内地新建的城镇, 以就近获取工业原料.这种布局也是处于国防的考虑, 避免帝国主义的进攻,这种布局让沿海的技术人员不得不迁往内地, 导致逆城镇化, 但也促进了内陆的城镇化, 虽然沿海城镇化近乎停滞, 但促进了中国内陆城镇化的均衡发展.政府还对大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减少城市的消费功能, 而加速城市的工业生产功能, 让城市承担生产功能, 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 企图缓解城市的供应压力, 让城乡关系有所缓解.在国家控制下, 中国的城镇化率在30 年中一直停滞不前, 并多次出现逆城镇化现象.改革开放后, 政府改变了策略, 城镇化有了较快发展, 但地区差距也在加大.中国城镇化各地发展很不平衡, 东部沿海地区大多已经超过50%, 而中西部很多只有30%左右, 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已经超过70%； 东部沿海地区城市数量较多, 城市人口占比重较大, 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有所发展, 城市人口比重有所上升, 但城市发展速度较慢、城镇化水平仍相对落后.因此, 不同地区的城镇化规模、发展速度等存在很大差距.
二、城镇化矛盾的解决对策
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城镇化起步晚、水平低, 目前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一方面需要继续促进农业现代化, 另一方面需要改变城镇化粗放方式.当前中国城镇化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民营资本发展不够理想、政府干预过多.
(一) 认清城镇化中资本化的消极后果
资本增值逻辑既为城镇化提供动力, 又让城镇化呈现物化趋势, 背离居民利益需求.我们需要以城市实践为基础, 克服全球化空间景观的资本逻辑, 用辩证乌托邦积极建构未来.城镇化中资本化的消极后果应当引起学者重视.城镇化资本化的消极后果主要呈现在： 其一, 过度的城镇化.过度城镇化表现为对空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 导致空间的拥堵和空间资源的浪费, 引起生态环境破坏.其二, 城镇化的意识形态化.在资本支配下, 城镇化完全政治意识形态化了, 完全按照资本增值和资本统治需求进行, 让空间呈现政治性.其三, 城镇化呈现物化, 遮蔽人的价值追求.城镇化主体的力量被转换成物的力量,被资本捆绑, 让人变成手段和工具.地方政府靠各种开发区, 吸引虚拟资本, 进行城市建设.没有公平、透明的体制环境, 吸引不了海外资本.中国不能让房地产绑架经济, 要依靠人口优势,促动农民市民化.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依靠城市空间生产, 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也需要城市空间生产.随着技术革新, 中国空间生产方式也在升级, 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空间生产模式, 由粗放型转变为低碳环保型.低碳环保的城镇化增长模式就是要明确城市空间的生态承载力,有效控制城镇化规模和质量, 让城镇化走向高效、生态、和谐的道路, 促进市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政府死守计划经济思维模式, 不是为了市民的利益去推动城镇化, 而是为了方便管理,甚至只为了从城镇化中获取财政税收, 也会导致错位.空间生产主体包括管理者、生产者、消费者等不同群体, 政府要协调这三者的利益, 这是促进城镇化高速进行、协调城市生活的必然选择.政府还要调节城市市民居住利益、农民土地利益和外来移民利益等关系.一些城市空间到处都是建设工地, 这大都是政府凭借动员开发商投资热情进行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导致一些弱势群体和失地农民.城市的外来移民也无法对空间生产形成抗争, 很多人在空间生产中成为房子、孩子等的奴仆.只有压缩权利, 才能释放市场, 才能更好地促进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是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共同推动的结果.中国的经济虽然有下滑压力, 但仍在较快速增长, 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涌入城市, 成为建设者.过度城镇化过程是城市对乡村空间侵占的过程, 导致新农村建设停滞不前.城市问题加剧了城镇化的不平衡, 激化了城市空间阶层矛盾, 制约城市的和谐进步.城市社区缺少人文关怀, 需要借助传统文化增强人与人的情感联系,要唤醒人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自律意识, 关注人的尊严和现实生存状况.社区的管理应该由社区居民自己完成, 实行社区自治, 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社会应该采取自治型管理, 和自治是治理的世界性趋势.社区管理要处理好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信访等问题, 注重法治精神的运用.社区要注重文化建设, 消除居民对社会事务的冷漠现象.改革开放后,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逐步展开, 社区既是精神概念, 也是地域概念.社区是地域共同体, 是聚集在一定地域的生活共同体, 包括地域、人口、组织结构、文化、物质基础设施、社会规范等诸多要素, 需要房屋、道路和水源.在解决征地、拆迁等矛盾后,社区要注重居民的价值文化引导.社区自治会遭到行政压力, 不得不履行行政职能, 导致居民和管理者的冲突.社区有维稳的压力, 但没有解决的权力.社区保障压力大, 但社区没有资金保证.工作人员不愿意开展社区工作.社区冷漠既是社区工作者对工作的冷漠, 也是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冷漠.社区工作者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 缺乏服务意识, 仍坚持传统的人情观和面子价值观, 没有责任、正义之心, 不注重工作方法, 工作态度粗暴, 缺乏责任意识、悲悯意识和公平正义意识.这种冷漠现象是传统文化的人情观、面子观等造成的.人文关怀需要针对每个人, 关注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 关注人的个性和人性.
在劳动成本提高, 国际资本回撤的形势下,城镇化需要依靠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各方面的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有时候,导致城镇化无序建设的不是技术, 而是一份政府文件； 参与城镇化的主体不是居民, 而是垄断性权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 这当然包括人民公平使用城市空间的权利.要改变以政治促经济的思维模式, 不能依靠政府干预, 而是依靠市场调节, 才能真正让公民安居.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仍较严重, 市场机制仍不健全, 让空间生产与政治权力结成联盟.社会重建就是社会的整体转型, 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启动内需, 促进社会进步.政府首要的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 而不是充当经济建设者.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追求实现“中国梦”, 无不是政府在推动中国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家提高了财政在税收中的比重, 实行了分税制改革.一些地方政府受分税制集中财权的影响, 陷入财政收入突然减少的困境, 必须想其他方法解决, 于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方式发生了变化, 即由主要依靠企业增值税变为主要依靠营业税, 特别是城市建筑业的营业税.在这种情形下, 地方政府对土地买卖、土地开发的热情空前高涨, 巩固了政府对城镇化建设的主导地位.因此, 占有和使用土地成了斗争焦点.传统等级秩序和封建观念, 以及法治建设的落后, 公民社会和民间力量极其薄弱, 导致公民被排斥在政府决策之外, 并且政府行为不公开透明, 形成新的贵族阶层, 也让民怨沸腾.中国城镇化与社会空间结构密切相关, 形成空间垄断和弱势边缘群体.“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11]农民失去土地, 耕地不断被侵占, 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国家对失地农民缺少补偿, 农民利益严重受侵害, 陷入生存困境.新农村建设不应是对农民的掠夺, 而应顺应农民需求, 最大程度满足农民切身利益.
（二） 城镇化要规范政府的调控行为
中国城镇化面临严峻形势.实际上, 城镇化在带来异化的同时, 也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 我们能做的就是警惕城镇化中的异化现象.中国在快速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也引发一系列问题.虽然, 一些学者对中国空间生产及问题做了探讨,但仍有很多中国空间生产问题需要利用列斐伏尔的理论进行反思.中国空间生产应当吸取西方经验, 立足中国国情, 在空间生产实践中建构理想社会空间.
1.要关注政府在城镇化中的所作所为
需要界定好政府和市场的各自职责.过分的行政干预会加速通货膨胀, 阻碍城镇化进程.如果行政部门臃肿, 职责不明确, 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政府靠大量财政收入, 兴办了大型工程、申办了大型国际赛事活动, 呈现出国家富强的景象.城镇化中包含一些集体消费： 如交通、住房、医疗、休闲等.政府的干预必须有所限制, 不能肆意而为, 必须规范政府对集体消费的干预时间、地点、方式.地方政府要以服务为宗旨, 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为公众利益服务, 为公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政府的权力是公民委托的, 尽量少用管制； 政府要以实现公平为核心, 实现共同富裕, 要实现经济、社会公平, 采用法律、经济手段, 照顾弱势群体利益, 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政府的运行要以为基础, 实行管理化, 让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 采用协商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政府的治理要以法治为保障, 制定完善的法律, 行政管理要符合法律, 用法律限制权力.政府推行善治要从物本转向人本, 满足居民的物质、精神需求, 努力保障居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 要从全能型转向有限型政府, 限制政府权力, 政府不能过多干预, 要遵守契约关系, 利用好公民赋予的权力,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采用法治, 在权力之内发挥作用； 要从权力型政府转向责任型政府, 强化政府责任意识, 实行问责制度, 政府要对公民负责.政府可以引导城镇化, 但不能完全支配城镇化.政府需要推动生产要素在各层次的聚集, 引导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2.要规范政府动员式的城镇化行为
为了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空间到处都是建设工地.这大都是政府计划性的生产, 凭借动员开发商投资热情进行的.以房地产业为例, 引发高房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 地方政府以低廉的征用居民土地, 然后再以高价出让给土地开发商.开发商为了实现最大利润, 炒作抬高房子售价.投资者为了升值, 抢购房子.于是出现了地方政府卖地, 开发商急于抢地, 投资者急于抢房的现象.要科学定位政府的职能, 坚持政府的人本性、公共性、有限性、高效性等原则, 引导执政思维向服务、法治、协调等转变, 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引导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 维护经济发展的安定环境, 积极吸引外资, 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推动社会化大生产、规模效应.政府要不断推动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市场化, 推动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 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政府科学干预可以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更多使用经济、法律手段,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发展农村经济, 推动产业升级, 用现代工业方法发展现代农业, 让工农互补, 推动农村经济非农化.
3.城镇化需要消解政府特权, 让居民平等参与
城镇化是各种利益主体妥协的产物.反资本主义斗争需要以城市空间为基础.城镇化对资本主义全部生产方式都有影响, 让资本需要以城市为中介获得剥削.城市是反资本主义剥削的积极场所, 独特的地理位置更能取得成功.“进入都市的权利所指的, 就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总体性.”[12] 参与城镇化的不是居民, 而是垄断和权力.城镇化受到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制约, 使得城市生活出现一些混乱： 通货膨胀,交通拥堵、生态失衡等.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以公民为本, 体现主权在民理念, 首要考虑公民利益, 尊重公民意志, 推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让公民监督政府执行权力, 让公民评估政府政绩, 评价政府的服务质量； 服务型政府要以服务居民为宗旨, 尊重公民自主选择权利, 提供完备的公共产品, 最大限度满足居民服务需求； 服务型政府是法治政府, 在法律下运行, 约定自己的权力范围, 坚决执行法律规定, 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权利； 服务型政府是责任政府, 对公民负责, 对公务员职责有明确规范, 追究违法公务员.政府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坚持城市发展要以人为本, 让政府公共服务更人性化, 提高公务员素质.要实行城乡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 实行成型统一的户籍制度, 按居住地统计人口, 保障失地农民利益,提高补偿标准, 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政策执行力.政府服务应该面向全民, 平等对待每个公民, 促进人的全面提升, 保证人的起点公平, 应保障公民都有空间权利, 发挥公民潜能.
(三) 转变城镇化方式
1.转变城镇化方式需要建立均衡空间
城市空间是城镇化的集中呈现, 是空间生产的主导场域.“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自然是一个复合大系统的整体”.[13] 城镇化还要协调城乡矛盾, 合理布局空间系统, 统筹安排城乡居民生活, 让城乡达到平衡发展.承包制和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空间平等就是保证空间使用和占有的公平合理, 平等分配空间资源, 让每个公民都能合法使用空间, 消解空间政治霸权,就是努力缩小空间生产和空间结构的两极分化,维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城镇化过程要努力维护各空间生产主体的利益, 不能以少数人的利益遮蔽全体公民利益.城市规划、生产和分配的立足点是公民的空间利益, 如果违背公民利益,必然造成空间生产异化现象.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的特殊现象, 推动了中国城镇化, 城镇化不同模式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路径, 政府应该大力引导农民工市民化, 需要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制度, 提高农民工素质是市民化的核心要素.推动失地农民能够可持续发展, 健全安置方法,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 提高居住环境.
资本主导的城镇化促进了GDP 增长, 推动了利润最大化的实现, 但引起制度缺失等公正问题.城镇化过程中不断掠夺弱势群体和农民的居住空间和生存空间, 不断造成新的贫富差距.农民失去土地的多达千万, 而政府和开放商在房地产业中获得巨大利润.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要素分割,丧失生存的基本条件.失地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只能游荡在城乡边缘, 充当着弱势角色, 不但无人关注, 而且权利不断受到侵害.失地农民既没有土地, 又没有城市户籍, 在耕地上下岗, 政府也没有补偿.失地农民处于社会底层, 心理的落差和失衡在所难免.弱势群体被侵占了空间权利,对社会不满.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有三种出路：一是继续占有经营权； 二是归还给集体； 三是被国家征购.“中国的改革和变革常常是被逼到崩溃的边缘, 被逼到一个死角, 才会有动力去改革.”[14] 过多的行政干预是一种人治, 只是为了政治利益.均衡空间的建立需要打破城市空间规划的假大空和不切实际, 改变大尺度的规划方式,建立小尺度的城市空间规划, 这样才能消解资本和权力的空间联盟.“必须尊重和鼓励反映文化和美学价值的人类住区的特征多样性； 必须为子孙后代保存历史、宗教和考古地区以及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区域.”[15] 城市空间规划要以公民日常生活为政策依据, 促进公民日常生活方式转变.
2. 转变城镇化方式还要靠技术革新
中国城镇化主要是靠粗放方式取得的, 需要转变城镇化方式、发展空间经济.空间生产与空间消费已经变成中国社会生活的主导模式, 与人们的生活质量、精神文化诉求、住房质量都有密切关系.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国梦的实现都依赖于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 环境污染也最严重, 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让经济遇到了瓶颈, 出现了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的不足, 很多城市都出现了大气污染.中国城镇化面临全球化、信息化的机遇.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源流动, 引起产业升级, 让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 为中国劳动制造业创造了机遇, 有利于中国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中国进入信息时代, 改善了城市空间结构, 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我们需要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 需要发展科技,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城镇化晚期, 他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城镇化的世界潮流有利于中国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产业聚集日益明显, 发挥更多的规模效应,促进了人口和资源流动, 促进了产业升级, 降低了产品成本, 促进了竞争.知识经济、信息时代也需要发挥大城市的高效率聚集人口、经济、技术等的能力, 推动知识、技术创新.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是产业结构升级引起的市场需求, 要解决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产业结构升级吸引农业人口进入城市.重化工业对中国工业化有很大贡献,但消耗大量资本、技术, 却没带来很多就业岗位,农业仍占主导, 家庭小农经营, 没有规模效应,不能走入世界市场.第三产业比重低, 公共服务差.工业结构变革带来投资、消费需求, 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是制造业中心, 需要技术改造, 培养技术工人, 提高产品加工度, 延长产业链, 提高专业化水平, 增加就业和收入.
城镇化的生态化倡导低碳社会和低碳经济,倡导绿色、环保、可持续的消费意识, 推动公平、和谐城市空间的形成.生态城镇化需要顺应世界潮流, 建立低碳城市.城市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导致雾霾等污染, 引起气候异常, 需要利用技术革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缓解资源、环境承受压力.中国城镇化路径依赖于新兴的技术手段, 需要提高能源节约水平, 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利用技术发展低碳产业、低碳生活、低碳社会.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应对气候变化, 凭借先进法律和政治优势保护环境, 降低排放, 开展节能减排工作, 建立生态环保社区, 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可再生能源等, 转变资源利用方式, 开发能源技术, 用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土地开发.中国政府也把低碳作为关注对象, 推行低碳城市试点,要求发展节能产业, 一些城市建立了快速公交系统.低碳城市建设是复杂的系统, 需要制度、人口、社会的配合.低碳经济要符合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承载力,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采用不同方式使用清洁能源, 提高工业的技术水平, 发展循环经济.要推动落后产业的技术创新, 解决产能过剩, 避免重复建设.政府主导城市建设, 导致市场集中度不高, 需要破除政府的过多干预导致的产能过剩.低碳城市需要低碳文化、低碳经济、低碳消费、低碳居住、低碳出行等的支撑, 鼓励低碳环保的生态生活方式.要发展低碳技术, 控制碳排放, 提高能源利用率, 建立制度配套, 用法律限制碳排放指标.中国经济面临减排的压力,要制定低碳经济的配套公共政策, 合理制定城市、土地、社会规划.要建立低碳金融制度体系, 调节上市公司的碳排放, 促进碳市场完善.低碳城市要以低碳文化为核心, 推动生产、生活、文化观念转变.低碳城市需要资金、技术支持, 利用国际规则, 形成市场、企业、个人、政府的互动体系.低碳经济就要负起维护生态平衡的责任,达到低耗、高效、生态的生产, 抛弃传统城镇化道路, 让城镇化限定在自然的承受能力之内.
三、结论
中国城镇化是在全球化格局中进行的, 各种政治势力和文化力量都在其中激荡, 让其面临多重语境.国家领土地缘形势深刻塑造着中国城镇化格局.“它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核心的衰亡.”[16]同时, 全球空间生产的资本要素流动、技术革新和空间重组能为中国城镇化提供资本和技术.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 虚拟消费生产逐渐取代实体工业生产, 也引导中国城镇化模式变为虚拟经济和空间消费, 日益走向虚拟化、信息化、非生态化.面临新的城镇化形势, 需要调节不同城镇空间主体的关系.城镇空间主体包括政策制定者、空间生产者、空间资源消费者等不同群体.政府是城市空间政策的制定者, 但错误的空间政策会导致城市空间生产秩序混乱, 也会危害其他空间主体的权利.城镇化还应该平衡城市居民空间权利和农民空间权利的关系, 必须让空间正义均衡的布散在不同的空间形态, 让不同空间主体都自觉践行空间正义.“把正义运动带入一个极有条理的政治组织和实际的革命行动的世界, 还有一段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走.”[17]城镇化需要我们加快城乡一体化, 促进城乡教育、医疗等服务的均等.
社会主义倡导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构成了社会主义城镇化必须遵守的价值规范, 表明城镇化中必须坚持公正和效率的结合, 让公民公平地使用空间, 平等地参与空间生产, 公正地占有空间产品.它要求调节不同空间生产主体的利益冲突,化解城镇化中的不公正现象.中国城镇化要促进城乡一体化, 推动城乡产业合理分工, 形成完善的产业链, 推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让大城市发挥聚集和辐射作用, 促进中小城市发展,让城市群内部优势互补, 推动城乡经济和产业的融合.中国城镇化需要走精益城镇化之路, 提高城镇化品质, 改变野蛮粗放增长模式, 综合创新城市建设, 需要用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城镇化发展,以人为本, 坚持市场调节, 倡导全民参与, 保证决策尊重每个人利益, 让全体居民享受到现代文明, 避免行政的片面武断, 要科学决策, 保证政策公平性.中国城镇化需要迈向全球, 改变滞后的现状, 提高到整体经济战略, 推动区域发展,加快基础建设和服务,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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