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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式采访的内涵拓展和价值回归

[摘 要]质疑式采访是记者以怀疑和追问的态度和方式来获得事实真相的活动.它是新闻访谈节目的独有风格和价值.新的媒体环境下,新闻访谈需要重新思考“问什么”和“怎么问”.记者质疑与受访者释疑的对话过程建构了一个公共讨论的场域,是对“后真相”的情感诉求和信息“茧房化”的理性回拨.

[关键词]新闻采访质疑式 内涵拓展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随着《新闻调查》、《面对面》等一批新闻访谈节目的播出,“质疑”成为一种鲜明的采访风格,涌现了一些记者代表人物.但在当下,一方面碎片化、表层化、关联式的信息接受方式影响了新闻节目的生产,即时更新写作、模块化结构、数据新闻、“新闻策展(newscuration)”[l]等观念和形态陆续出现,挤压了新闻访谈节目的播出空间;另一方面,消费文化的发达也让现有一些新闻访谈节目呈现出娱乐化倾向,例如记者与受访对象的话题避重就轻、不痛不痒,甚至是双方达成问答默契,“一捧一逗”.在节目中看不到记者质疑的态度、尖锐的提问以及双方的交锋.这显然与新闻的本质和核心价值相违背.也是对新闻受众的不尊重.新闻访谈类的节目在新业态中如何立足?质疑式采访的内涵需要怎样的拓展?其价值如何找到新的归依?这些命题是新媒介环境下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也是对新闻本质的再次诘问.

一、质疑式采访

质疑式采访包括“问题”与“提问”两个层面.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对质疑式采访做出过相关的阐述,例如蓝鸿文在《新闻采访学》把记者采访的提问方式分为“正问、侧问、反问、设问、追问、故问、借问、激问”八种类型,其中的追问是指“把握事物的矛盾,循着对方谈话的脉络,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打破沙锅问到底,弄个水落石出”,这正是质疑式采访中常用的提问方式.闭刘海贵认为采访应该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多次反复,把假象的材料予以剔除,把问题本质挖掘出来……采访时当傻子并非蠢事,带着满脑子问号回到编辑部才是最蠢的”,[3]这就要求记者在采访中做一个充满疑虑的“傻子”,切忌自以为是或不懂装懂.荆慕瑶指出:“质疑式采访就是在进行采访的时候,对采访对象抱着怀疑的态度,不是天然地他说什么就相信什么,而是仔细分析他的回答,找出薄弱或不合情理之处进行合理有效地追问,以达到获取事实真相的目的.”[4]张宏伟提出质疑式提问的一些方法,如“可以先采用主动切入式方法,不断引导,进而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及质疑讨论.如果没有达预期发问目标时,可采取顺势引入方法,顺着被访者的观点和思路提出问题,找寻对方漏洞,进而提出质疑”.[5]顾海瑶、程晓炜提出“欲抑先扬”“模糊限制话语”“借助第三方提问”等策略,保证质疑式采访能顺利进行.[6]

从已有文献看,真正讨论“质疑式采访”命题的大多是一线记者的经验性文章,并且主要就提问技巧进行论述,本体性的研究不够.如果说采访是一名记者“了解和掌握客观事实的活动”,[7]那么质疑式采访就是记者以怀疑和追问的态度和方式来获得事实真相的活动.质疑的对象是新闻事件和新闻当事人:质疑的话语以疑问句为核心和落脚点,陈述式话语起到开场、过渡和转移等辅助性作用:质疑式采访决定了记者与受访者立场的对立,如前央视《面对面》、《新闻调查》记者王志所说:“无论我站在谁的立场,但肯定不会站在你的立场.采访中记者与受访对象两个人之间会放一张桌子,它不是一个摆设,而是‘楚河汉界”’.(言论来自笔者与王志的访谈)新闻访谈是记者与受访者围绕新闻事件,直接面对面地进行话语、神情和心理的交流——这种“在场”又被节目现场和场外的受众尽收眼底.“质”在辞海中的解释为“诘”,质疑带有压迫性,“它不是聊天也不是演讲,是我问你答,是给对方一定的压力,就像挤牙膏一样,压力大牙膏出得多一些,压力小就出得慢一些、少一些”.(言论来自笔者与王志的访谈)可见,这种压迫性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记者的咄咄逼人和受访对象的负担,更像是让受访对象敞开心扉的推动力和催化剂.

总之,怀疑的态度和话语、立场的对立以及压迫性是质疑式采访的特征,各种交锋的细节在问题内容、问答语气及表情之中显影和爆发,体现出节目张力.此外,由于节目时长、叙事逻辑、剪辑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有限的篇幅内,“质疑”是记者、受访者、受众三方最快的传播形式,是触达真相的最短线段.这是质疑式采访区别于其他采访方式的地方,也是新闻访谈节目区别于文化和娱乐访谈节目的地方.

二、质疑式问题

质疑式问题不是“请你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你的感想是什么”,而是记者抱着怀疑和讨论的态度,针对受访者的话语提出的问题,包括两个基本质疑方向:

(一)质疑受访者对新闻事件的描述

1.受访者描述的新闻事件的真伪.

对于新闻事件的描述,无论受访者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获取间接信息,都可能因为主观意愿或外界压力向记者编造和提供虚假事实.因此,在采访中首先要进行此类质疑.提出“你确定吗”“为什么你的描述与别人的描述不一样”这种性质的问题(当然,具体的问题内容需要设计).记者还可以针对同一事件进行多方求证,如果不同的受访对象所描述的“事实”大致一致,那么受访者的描述的可信度就非常强.

2.受访者描述新闻事件的客观完整性.

同样因为一些主客观因素,受访者会对新闻事件进行“断章取义”的表达,虽然他不是说谎,但是给记者提供了主观视角的、片段式的事实,这对于真相也具有一定的误导作用.因此,记者要对受访者描述的事件是否客观全面进行质疑,提出“你一直在现场吗”“还有什么细节”“你还听到别人说了什么”这样性质的问题.

(二)质疑受访者对新闻事件的观点

受访者不仅会描述事件,还会对事件(行为)进行自己的判断、评价和解释,这可以叫做受访者对新闻事件的“观点”.记者对“观点”也需要进行质疑.例如在腾讯网的访谈节目《人像·徐晓冬和雷雷的另一次KO》(2017年5月4日播出)中,记者王志安围绕徐晓冬和雷雷比武的热点新闻事件,质疑雷公太极拳的实战能力.受访者雷雷对于自己失败原因所给出的观点(解释)是:“自己滑倒而不是被击倒”“有无实战能力要看什么样的对手”“没有用内功,‘术高莫用”’等.但记者针对这些观点,继续提出:“你脸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你是觉得徐晓东超出了日常对手水平”“竞技体育就是要决出输赢”等来质疑.之后,受访者逐渐给出了“我很久不练了”“我是社会体育指导者,不是竞技体育”“我功夫不如你,但我不接受侮辱”等比较坦诚的回答.

所谓对“观点”的质疑,并不是记者拿自己的差异观点去反驳或纠正受访者,而是记者继续用事件细节、受访者前期话语或是普遍公共观念去质疑,逐步让受访者表达出更多真实的思维方式和心路历程,传播给受众.当受众思考“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如果我是当事人会怎么做”的时候,更大范围的公共讨论就开始了.

三、质疑式提问——首次质疑和再次质疑

质疑式提问即“怎么问”,是指记者质疑的方式、方法.记者不是或法官,新闻采访不是.质疑式提问的技巧体现在记者的采访前准备、敏锐洞察力和判断力、话语方式等方面.在提问的结构顺序上可分为两个阶段:首次质疑和再次质疑.

(一)核心事实

本文提出的“核心事实”是指在一期采访节目中,记者最根本、最重要的怀疑和探寻的目标真相.这个广义的“事实”包括受访者的事件描述、受访者的观点、受访者的心理过程(动机).核心事实是记者(新闻机构)做这一期节目的原因和目的,所有采访问题都围绕它来设计和提出.

2015年的“5-2庆安火车站击事件”是近年来典型的“事实翻转”和“舆情翻转”的案例.在《新闻调查·庆安击案调查》(2015年5月30日播出).因为较为完整的现场监控视频已在网上公布,不再需要记者质疑开民警李乐斌是否遭到攻击、是否开等事实,但是记者集中质疑民警的动作细节和心理活动,从而在事件关注热度减弱之后,仍能做出很有深度的访谈.记者提问依次如下:

(1)你当时瞄准他的时候,有想到过他会死吗?

(2)有很多人质疑开的话也应该瞄准他的非致命部位,你觉得你在现场,在那种情况下,你做得到吗?

(3)这中间有没有机会,你能把他制服,避免最后通过开来解决问题呢?

(4)你们日常培训时候是要求击中身体较大的面积,就是中间这部分?

(5)你觉得你没有太多的选择是吧?

可以看出,记者质疑的核心事实是民警(包括)对开(致死)合法性和必要性——这也是受众最大的怀疑目标.而受访者对这个质疑做出解释,才使得事件的大量细节(经过、背景原因、心理活动等)呈现给受众.

(二)首次质疑与再次质疑

首次质疑是记者在经过热场和铺垫谈话之后,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质疑式问题.再次质疑就是“追问”,它是受访者回答了首次质疑问题后,记者根据答案所显示出来的新的信息,进一步质疑和确认.

首次质疑更多针对受访者的事件描述(真伪和完整性).引导受访者继续完善和修正自己之前的描述.如《新闻调查·庆安击案调查》里记者对事件完整性的询问:“这中间有没有机会,你能把他制服,避免开?”如果在采访前,事实已经基本清楚,则记者的首次质疑主要针对于事件的焦点细节,让受访者给出相应的解释,如:“你当时瞄准他的时候,有想到过他会死吗?”“你们日常培训时候是要求击中身体较大的面积,中间这部分?”而再次质疑是针对受访者对于事件的观点.例如民警认为自己在当时情况下无法命中非致命部位,于是记者问:“你觉得你没有太多的选择是吧?”

首次质疑是双方初次过招.再次质疑则在问题深度和压迫感上都更进一步.二者互相配合,循序渐进,直至揭露出核心事实.例如,《面对面·易中天:麻辣教授》(2006年8月21日播出)这期节目前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质疑式采访,记者王志探寻的核心事实是受访者易中天是否为了收视率和名利将历史学进行通俗化、夸张式表述,他怎么看待学术与商业的关系.由于受访者擅于用调侃语句来掩饰自己内心,因此记者以首次质疑(事实)加再次质疑(观点)来进行采访,例如:

(1)记者:如果是学术,应该严谨,但是你在《三国志》说刘备与关羽、张飞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说完之后你又说这三个人寝则同床之时,他们的太太在哪里?为什么要加这个尾巴?

易中天:调侃.

(2)记者:调侃与学术有关吗?

易中天:学术的观点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述,调侃是其中一种.

(3)记者: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调侃,易老师的报告还会有人听吗?

易中天:恐怕没有,如果我拿一篇学术论文去宣读,观众就走光了.

在这段访谈中,问题(1)是首次质疑:对事件的焦点细节(“为什么加尾巴”)进行询问,让受访者说出原因.受访者说是在“调侃”,记者认为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真相(为了迎合观众和市场);于是记者用问题(2)继续引导受访者说出自己的观点(“调侃也是学术的一部分”);而问题(3》是典型的再次质疑,因为记者认为受访者给出的解释并不真实反映其动机,而是一种回避,因此记者对此观点进行了质疑,迫使受访者回到核心事实的轨道上来,让受访者回答出“迎合观众”的动机.

经过分析可以得出,质疑式采访并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吗~这是你的真正目的(真实想法)”这种直白式逼问,也不仅是重复相同问题,而是首次质疑与再次质疑紧密配合,迂回递进.所谓“首次”“再次”并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一前一后的两个问题,而是新闻采访的两个步骤、两个阶段.它的基本模式如下图.

四、大数据和“后真相”下的质疑式采访

质疑式采访体现了记者对“二元对立”原则的充分运用,包括:“受访者与客观事实的对立”:“受访者自身对立”;“第三方与受访者的对立”;“历史与现在的对立”.所谓受访者与客观事实的对立,意味着记者要质疑受访者对新闻事件的描述和观点是否客观、完整;受访者自身的对立,意味着记者要冷静思考受访者的表述动机,质疑对方是否心口如一,是否主观故意说谎;第三方与受访者之间的对立是指记者借用第三方的差异化评价观点,来质疑受访者的观点.历史与现实的对立.是指记者询问历史时间是否会让受访者修正或改变之前的观点.

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支撑起新闻采访节目的传统的张力,但在当下要面对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基于大数据的整理分析并挖掘数据背后的关联意义而形成的“新闻策展”、“数据新闻”.在海量的关联数据下,受访者的主观描述与客观事实的“二元对立”似乎被消除,由此质疑式采访不再重要.其实,大数据下更需要质疑式采访,且不说新闻数据的可靠性能否保证,更重要的是,公众不仅要得知真相,更需要追问新闻当事人的动机,追问究竟什么样的主客观因素导致了受访者如此表达.而大数据成为记者更有力质疑(尤其是再次质疑)受访者的武器.所以,新闻采访节目相对于数据新闻体现出更多的思辨价值,它为网状铺陈的数据新闻和“展览”提供了纵深,使得新闻报道可以在更多维度实现立体交织.

第二,与数据新闻充满悖论意味的是“后真相”( post-truth):“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8]每个人都可以便捷的获取和占有信息,而新闻事件又经常出现反转式报道(如“罗尔事件”),因此“人们不再系统地处理其面对的事实性信息,而是倾向于依靠更为简单的线索得出结论,依靠背景因素(尤其是情感因素)形成其对事件的认知和观念.”[9]如果当今受众都正在经历一个从认知简化到情感主导的过程,那么是投其所好地迎合受众的情感潮流还是坚持诉诸于理性,这是新闻人的“天问”.当公众把理性“托付”给记者去采访新闻事件和当事人,受访者以真相、沉默或谎言来反馈,整个节目的质疑与释疑的对话过程建构了一个公共讨论的场域.如果“今天的受众已经不适合被继续假定为具有足够信息素养和理性的思想者”,[10]那么更需要对这种“后真相”的情感诉求和信息“茧房化”进行理性回拨,如胡泳所说:“事实是好的.事实可能令人不舒服乃至于令人绝望,但只有采用理性的、以事实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我们才能期望一个社会的繁荣”.[11]

注释:

[1]参见Bruns,A.,“Gatekeeping,Gatewatching, Real -Time Feedback:New Challengeor Journali”,Brazilian Joumali Research,v01.7,no.11,2011,pp. 117-136

[2]蓝鸿文:《新闻采访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页

[3]刘海贵:《新闻采访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44页

[4]荆慕瑶:《论质疑式采访风格》,《新闻爱好者》2006年第5期

[5]张宏伟:《谈如何提高新闻采访中质疑性提问的能力》,《新闻传播》2013年第10期

[6]顾海瑶:《新媒体时代电台新闻采访中质疑性提问语用策略分析》,《新媒体研究》2015年第4期

[7]罗以澄:《新闻采访学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8]“Word of the Year´2016 is.,”https://en oxforddictionaries. com/word-of-the-vear/word of-the-year -2016

[9]周睿鸣、刘于思:《客观事实已经无效了吗?——“后真相”语境下事实查验的发展、效果与未来》,《新闻记者》2017年第1期

[10] Druckman,J.N.,&Bolsen,T. (2011). Framing, motivated rea-soning, and opiriions about emergenttechnolog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4), pp.659-688

[11]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徐海龙: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姜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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