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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东征和抗日战争（连载）
◇王雷平
80年前的红军东征,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组成部分,是领导红军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实现对日直接作战等目的而发起的第一次战役行动.这次战役虽然最终由于国民党军、晋绥军的重兵合力拦截围追,而使红军被迫暂时折返陕北根据地,没有能够完全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但东征期间及之后党、所决策的战略布局,以及对国民党、阎锡山的政策、策略方针的逐步调整与改变,却对全国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全国和全民族抗战的兴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八路军在山西和华北的战略展开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也正是红军东征的重要意义和战略作用之所在.
从布局“经营山西”战略,到以山西为中心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1935年,日本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轻而易举地噬取了我国华北大部地区主权.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陷,近代以来灾难频仍的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紧迫的亡国灭种大祸.与此同时,继续调集重兵,加紧“围剿”包括陕甘在内的各路红军,必欲灭之而后快.
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自身严峻的生存险境,率领红军结束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立足陕北仅仅两个月的,于当年12月17日至25日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召开著名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先后通过了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深刻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策策略；确定了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扩大抗日根据地,准备对日作战力量的军事战略方针；决定1936年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东出山西和北上绥远,具体行动步骤是：第一步,巩固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东征山西的准备；第二步,进军山西,击破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吕梁山区五县至十几县的局面；第三步,根据日军进攻的情况,于下半年相机由山西转进绥远,打通抗日路线及与苏联的联系,实现对日军直接作战.据此,会议期间制定了《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之后,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于1936年2月20日正式发起东征战役.
从瓦窑堡会议的各项决议以及东征前后红军的行动部署看,和当初确定东征战役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在猛烈壮大红军抗日力量,先在吕梁山区建立局部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再取道山西挺进绥远盛河北抗日前线,争取早日实现与日军直接作战,尚没有“经营山西”,在山西全省全方位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构想和计划.而红军要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战胜强敌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创建一方能够在军事上、政治上起战略支点、发挥战略枢纽作用的强固根据地,将至关重要.正如瓦窑堡会议决议所指出的： “只有把卖国贼统治着的土地,大块的变为苏维埃领土,红军才有依靠,抗日战争才有后方”.如果将整个山西化为抗日根据地,则不仅仅是红军抗战的“依靠”、“后方”,更能在整个华北、西北、中原起到重要战略支点、战略枢纽作用.
山西地处北中国的中部、黄河中游、华北屋脊,表里河山,地理优越,进退攻守,得天独厚.而依托山西,既可南控中原,北制绥蒙,又能东扼冀鲁,西屏陕甘,向来是兵家夺取天下的必争之地.
率领红军立足陕北之后直至东征期间,面对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和一直都在努力探索、谋划着拯救国家、民族,抵御日本侵略的战略策略.随着东征战役的胜利进行,随着对山西政治、经济、军事等省情、民情的深入了解,特别是对山西重要战略地位和在山西创建战略根据地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在于东征前线召开的政治屙会议上,以战略家的深谋远虑,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经营山西”的战略思想.3月24日和25日,他在会议讨论党和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时相继发言和代表军委作报告,明确指出, “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经营山西是战略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在会议通过所作的报告并形成党的战略决策后,和彭德怀为贯彻会议的精神而于4月2日发给林彪、聂荣臻的电示中,进一步具体强调了“经营山西”,在山西全省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党的坚定决心： “在山西作战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南、晋西（北）与晋东北.不管晋东南以外之三区怎样,人民经济条件较差,亦不能看轻其重要性.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可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在战役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实的指导原则.在战略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和地区.”4月28日,又再次强调, “经营山西”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明确的方针”.
1936年5月5日,东征红军被迫回师陕北；此后,虽然暂时没有了在军事上开辟根据地和实践“经营山西”战略的条件,但党、以及北方局始终没有在政治上放弃、放松对山西的工作,其中包括对山西的当权者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山西地方党组织的整顿、恢复和发展工作,通过阎锡山的“官办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对群众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等等,这些卓有成效的系列工作,都极大地推动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为后来“经营山西”战略的成功实施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干部基础、群众基础.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与阎锡山当局抗日统战关系的建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客观上为将山西全省创建为敌后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创造了重要条件,红军东征期间谋划、布局而又未能付诸实践的“经营山西”战略进入切实的实施阶段.一年多前,当东征红军不得不撤离山西时,曾充满自信地预言, “在把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有的.”1937年8月下旬,在的全力推动和不懈努力下,红军终于改编为八路军,由陕再度入晋,挺进山西抗日前线.从此,在抗战初期的一个时期内,和中夹以坚持不懈的战略定力,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经营山西”,展开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创建工作.
第一,把握战机,及早与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入晋抗日诸事.
七七事变爆发后仅仅两个月,日军就把侵华战火烧进了山西,并很快推进到内长城一线.当时,日军攻势凶猛,晋绥军一路败退,阎锡山尽管急切希望八路军能够迅速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协助他抵御日军的进攻,但八路军入晋后诸如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兵员补充、后勤保障、群众发动、游击武装组建等急需解决的事宜,双方尚未商定.同时,阎锡山出于其在山西的统治考虑,对八路军在山西的抗日活动从一开始就存在顾忌和防范,他只是需要、八路军帮助他挽救岌岌可危的山西战局.为争取八路军早日开上抗日战场,还在抗战爆发不久的7月15日和17日,就主动与阎锡山函电沟通,接着又从9月上旬开始,先后派周恩来、朱德、彭雪枫等多次与阎面晤.通过真诚协商,双方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就以上诸事基本达成协议,从而为八路军在随之而来的山西抗战中能够力争主动,及早布局,顺利实行战略展开,全力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减少了阻力和障碍,提供了必要而重要的前提.
第二,远看一步,得当部署,力争战略上立足于主动地位.
全面抗战爆发,特别是八路军开上山西抗日战场之后,作为伟大战略家的高度重视在兵力使用、作战部署、作战方式上的独立自主,重视缜密、得当、正确的部署对实现“经营山西”战略、支持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努力争取对八路军的战场部署能够立足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指出： “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因此,面对着日军的迅猛进攻,他日夜时刻注视着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9月中下旬,与日军主力自雁北南下的同时,其另一路华北方面军直属第五师团由蔚县、厂灵、灵丘一线出人意料地斜插晋东北,直下平型关,企图合力攻取太原.正在北上途中的八路军主力,这时如果按照此前与国民党商定的部署,全部集中于恒山地区,势将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孤困于敌后,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而难有作为.在此关键时刻,连电前方调整部署,要求八路军各部分区实施战略展开.指出： “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强调： “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太原失守、完成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之后,八路军三师主力根据和八路部的部署,立即以山西四面山地为依托,实行全方位的战略展开.正是由于此间“远看一步”的得当、及时部署,才使抗战初期八路军在山西创建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中始终立足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
第三,戮力共创,将山西全省大部分乡村化为抗日根据地.
“经营山西”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山西创建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支撑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战略基地、战略堡垒、战略依托和战略枢纽.1937年10月,就指由： “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 “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从实行在山西大规模的全面展开伊始,更明示：八路军在山西的任务, “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卫队,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张闻天也指出： “在山西的方针,是把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用以抵御日寇对西北与中原的前进.”据此,按照总部的具体部署,八路军各师主力,包括已提前展开的第一一五师聂荣臻部,相继迅速分兵挺进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敌后或敌尚未侵陷的地区,以五台山、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为依托,与北方局、山西各级党组织以及牺盟会、战动总会等各方面力量协力同心、密切配合,全面展开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并以山西为中心,渐次向冀、察、绥、豫边区发展.
一是放手深入发动群众.从1936年冬牺盟会改组到太原失守之前,山西党组织通过牺盟会已经在动员群众、宣传抗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山西迅逮成为华北抗日救亡的中心.此时,八路军各师更是普遍分遣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和地方党组织等多方力量紧密协同,深入城镇农村,广泛组织群众抗日团体,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形式和政治、经济措施,使全省群众性的抗日运动和抗日斗争更加有组织的、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二是着力壮大党组织.十年内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白色恐怖,党内存在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致使山西党组织屡遭破坏,损失残重.随着根据地创建工作的全面展开,通过八路军直接建党,北方局、各根据地省委和特委以八路军名义或以牺盟会、动委会作掩护,多渠道分头建党,以及1938年发起的“红五月”建党大发展活动,各地县委、区委机构普遍恢复、建立,一些农村也恢复、创建了党的支部,山西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发展,党员队伍不断壮大.
三是广泛组建游击武装.根据地创建起始,就指示八路军各师“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要义”.北方局也要求所属党组织“集中全力动员群众,扩大八路军,建立游击队”.随之,山西各地党组织通过新军、战动总会、牺盟会、各群众抗日团体,密切协同八路军各游击支队和工作团、队,进行深入的组织动员,全省各界群众很快掀起了第一个热烈的参军参战.“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参加抗日武装,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到1938年初,山西各县大都成立了少则一二百人,多则上千人的抗日游击队,有的县甚至在同一时期有几支地方游击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由于地方抗日武装的迅猛发展,八路军主力也由入晋时的3万多人在几个月内扩展到近10万人.
四是着手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新政权.同一切革命一样,政权问题也是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动和坚持抗战,夺取民族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没有一个从上到下、真正抗日且是统一战线的政权系统的强力支持和合法保障,一切抗日工作都难以开展.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立后不久,就强调：要实行三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没有一个民族的统一战线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北方局也明确提出： “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反对投降,改选原来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太原失守前后,在日军大举进攻,阎锡山旧政权或投降维持、或瓦解逃散、或尚在“理政”但已不能履行抗日政权职能的情况下,山西各地党组织根据党、北方局的部署和支持抗战的迫切要求,以及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即开始运用不同方式,着手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新政权.其中,在阎锡山当局已难以管辖的晋东北敌后,采取由边区抗日政府直接任命员或抗日人士担任县长的方式掌握并进行政权改造；在阎锡山当局仍在名义上掌控的晋西北、晋东南以及部分晋西南地区则通过牺盟会、动委会等“官办”机构和公开合法的统战组织,运用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采取自上而下地推荐、委派、撤换、替代与自T而上地发动群众斗争等多种方式,逐步由员和抗日进步人士掌握和改造旧政权.由此,山西最初一批抗日新政权先后建立起来,从而使抗战初期各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开始有了政权的支持和保障.
经过一个冬春的合力“经营”,随着群众性抗日救亡浪潮的蓬勃兴起、各地党组织的不断壮大、地方游击武装的迅猛发展和部分抗日政权的应运而生,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反敌多路围攻的相继胜利,到1938年春夏,以山西为中心的晋察冀、晋冀豫和晋西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基本成形.
第四,展拓华北,开辟广阔敌后战场.
以山西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经营山西”战略的成功实施,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山西的广泛开展和山西抗战大好局面的形成,为党和八路军进一步向河北、山东、河南、绥远等省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更加广阔的敌后战场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战略基地、战略支点和战略依托.
1938年4月21日,随着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开始走向巩固,、洛甫、刘少奇适时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八路军各部从1938年夏和1938年冬先后两次实行由山西向华北的大规模战略展开,相继建立了冀南、冀东、冀鲁边、冀鲁豫边、豫北、太青山、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或抗日游击根据地,将抗日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燃烧到了华北广大地区,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敌后战场.随着日军将进攻的重心转向华北、转向敌后,整个敌后战场尤其是华北敌后战场,更逐步撑起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半壁江山.
山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只所以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如此重要的战略作用,显然源于红军东征期间、党高瞻远瞩的“经营山西”的战略谋划、战略布局和全面抗战爆发后对山西的精心“经营”.事实上,整个抗战期间,党、始终没有放松对山西的战略“经营”,而山西则始终在抗战中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作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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