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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大师说系列听亨德尔说：用最简单的方式达到最完美的效果
文字_俞星 题图_Ivy
“听大师说”系列模仿作曲家本人的口吻,以妙趣横生的“自述”将大师一生的经历娓娓道来……
我的父亲是德国哈雷（Halle）地区闻名遐迩的理发师兼外科医生,在勃兰登堡选帝侯府上任职.1685年2月23日,年过六旬的爸爸亲手迎接了我的降生.在我之前,爸爸与前妻的五个孩子以及与妈妈的第一个孩子都夭折了.爸爸对我爱不释手,经常带我和他一起出入朝廷、宫殿.在家里,我最喜欢摆弄乐器,但爸爸很不喜欢音乐,更鄙视以奏乐为生的音乐家,所以他严格禁止我接触音乐,府上所有的乐器都被移出家门.但宠爱我的妈妈在屋顶偷偷为我藏了一架翼琴（击弦古钢琴,Clichord）,好让我在全家入睡后上楼玩耍.
有一年,我跟着爸爸到魏森费尔斯（Weissenfels）公爵府上做手术.我爬到小礼拜堂的管风琴上弹了一曲,引起了公爵大人的注意.他叫来了爸爸,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地培养我这个“罕见的音乐神童”.爸爸对公爵大人的建议不敢忽视,他把我送到了圣母大教堂（The Churchof Our Lady）的管风琴师弗雷德里希（Friedrich Zachow）手下学习音乐.
十一岁时,我来到柏林,觐见了勃兰登堡选帝侯夫人索菲亚·夏洛特（SophiaCharlotte）,她听了我的演奏后,决定把我留在她的宫里,为她的宾客表演,并陪她练琴.不久,选帝侯决定把我送往音乐的圣殿意大利去深造,但这次爸爸没有同意,所以,我回到了哈雷.一年后,爸爸去世了.出于愧疚,我开始努力学习,立志成为一名律师.1702年,十七岁的我考入哈雷大学法学院.
经过一年的挣扎,我终于决定回归音乐.我破釜沉舟,索性搬到了汉堡学习歌剧.汉堡的歌剧是意大利和德国音乐的混血儿,既满足了大众的认知水平,又能让贵族感受到正统的意大利歌剧味道.这种两者兼得的魅力对于我来说是无限的,真希望自己能投到这里的音乐灵魂人物凯泽尔（Reinhard Keiser,1674-1739）麾下学习.
天不负我,年长我四岁的汉堡富家子弟约翰（Johann Mattheson）和我交上了朋友.在他的引荐下,我成为了凯泽尔先生乐队的第二小提琴.很快,我就晋升为歌剧指挥.约翰对我影响很深,如果没有他,在音乐中墨守陈规的我很难发现自己在旋律上的天分.然而,我们在音乐的表现手法上常有争议.有一次,他请我为他的一部歌剧伴奏,在排练期间为了几个奏法上的小问题,我们争执不休,最后竟上街决斗.我的剑法不如对手,但运气不错——那天拔剑匆忙,没有来得及脱下外套,胸口的一粒纽扣为我挡了致命的一剑！
1705年,我先后指挥首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歌剧《阿尔米拉》（Almira）和《尼禄》（Nero）,光芒盖过了凯泽尔老师,这让他很是气恼.于是,我离开了汉堡,应美第奇家族之邀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意大利.“美第奇家族”（MediciFamily）是佛罗伦萨十三至十七世纪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他们家的男丁出了多位大主教,女儿在欧洲王室封后,其中最杰出的当属凯瑟琳·德·美第奇（1519-1589）,法王亨利二世之妻,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之母.
在意大利的四年,我的足迹踏遍了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每到一处,都被王子和红衣主教们奉为上宾.在罗马,我遇见了伟大的小提琴家科雷利（Corelli）和斯卡拉蒂父子——父亲是歌剧大师,儿子是羽管键琴演奏家；在佛罗伦萨,我为费迪南·德·美第奇（Ferdinan De’Medici）献上一部歌剧；在那不勒斯,我沉浸在优雅、迷人的民歌旋律中；在威尼斯,我的歌剧《阿格里皮娜》（Agrippina）夺取了1709-1710年冬季的票房冠军！我被尊称为“萨克森人”（TheSaxon）,因为他们觉得我作为一个客人,已经在主人引以为豪的游戏——歌剧中称霸.橄榄枝纷至沓来：德国汉诺威宫廷邀请我做宫廷乐师；驻威尼斯的英国大使邀请我游历英伦……
我首先接受了汉诺威的任命,成为了汉诺威的宫廷乐师,主要职责是给选帝侯太子妃卡洛琳（Caroline）公主上音乐课.1710年,我回到出生地哈雷看望母亲,又到杜塞尔多夫观看了几部乏味的宫廷歌剧.同年秋天,我第一次造访英国.
二十五岁的我,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就收到了一份伦敦皇后剧院（Queen’sTheatre）意大利歌剧的约稿.两周后,我的歌剧《里纳尔多》（Rinaldo）一炮走红,我成为了英国音乐界的一颗闪亮明星.
回到汉诺威宫廷后,我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努力地学习英语.这几年在意大利的成功证明了我在歌剧创作上的天分,而刚刚开始对意大利歌剧感兴趣的伦敦才是我真正的用武之地.1712年秋天,我又一次来到英国,歌剧《泰赛奥》（Teseo）取得了连演十二场的好成绩,我也搬进了英国艺术赞助人、十七岁的伯林顿（Burlington）勋爵的府邸,从此在英国落脚.1713年2月6日,我有幸为安妮女王谱写生日颂歌（ode）,得到了女王陛下两百英镑的津贴.
1714年,安妮女王无嗣驾崩,因为她生养的十七个王子公主们全部都在童年夭折,英国结束了斯图亚特王朝（Houseof Stuart）的百年统治,她的远亲、我的老雇主汉诺威选帝侯乔治成为大英帝国的王位继承人,汉诺威王朝（House ofHanover）的首任国王——乔治一世.
当年我的不告而别让旧主非常恼火.现在,命运让我们再次相逢,我决定在恰当的时机献上一份厚礼来表明我的忠心.在年轻的伯林顿勋爵的热心安排下,1717年6月17日,乔治一世携宫廷贵族登上皇家游艇在泰晤士河巡游.和他们并行的是一艘载有五十名乐师的驳船,演奏我为这次巡游特别谱写的弦乐组曲《水上音乐》.国王、贵族们在音乐的陪衬下迎风缓缓航行,引起了岸上民众的围观和欢呼.国王心情大好,盛赞这套乐曲,并下令反复演奏,直到返驾回宫.从此,我不仅继续领取安妮女王发放的两百英镑佣金,还得到了乔治一世的两百英镑奖赏.另外,威尔士亲王也赏我两百英镑作为他女儿的拜师学费,我成为了英国最富有的音乐家.
此后的二十年,我创作了二十多部歌剧、三部清唱剧、六部管风琴协奏曲、为乔治二世的加冕典礼而作的四首加冕圣诗（Coronation Anthem）等.我用管风琴、羽管键琴为自己的歌剧伴奏,在教堂的盛大典礼上演奏,成为和同胞巴赫齐名的管风琴大师,遭遇着来自同行的羡慕和嫉妒、荣耀和诋毁.
1720年左右,在英国盛行了十年之久的意大利语歌剧开始衰落.
1728年,约翰·盖伊（John Gay）的喜歌剧《乞丐歌剧》（The Beggar´s Opera）在伦敦创了连演六十二场的记录.此剧采用英语对白,取材于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和传统的意大利歌剧相比更接地气——用意大利语演唱的歌剧限制了英国听众的理解,而神话故事、贵族恩怨等等题材也不能引起新兴市民阶层的兴趣.通过此剧,作曲家对我的意大利正歌剧作了无情的讽刺——当一群盗贼上台时,响起的音乐竟然是我在十八年前踏上英国领土的成名作《里纳尔多》中的《十字军进行曲》！
我这旧日的明星不再闪耀光芒,接连上演的几部歌剧相继遭到失败.最后,曾给我带来无限荣耀和财富的歌剧院竟然被迫关闭.
语言是阻挡观众和我的作品之间交流、理解的最大障碍.然而,作为在英国开创意大利正歌剧潮流的泰斗人物,我不愿为了讨好观众而去跟风那些蹩脚的本地作曲家,枉我一世英名.在痛苦焦虑中,我来到了上帝的殿堂,向主祈求指引.祷告中,我得到了启迪,我将用英语创作第一部清唱剧,用英语来赞美上帝！1732年,我写成了第一部英语清唱剧《艾斯塔》（Esther）.
由于过度劳累,我在1737年中风偏瘫,昏迷多日.在绝境中,我真诚地祈祷,请求上帝给我力量战胜身体的虚弱,给我智慧创作出空前绝后的颂歌,让他的荣耀流芳百世.经过几个月的温泉治疗,我战胜了偏瘫,重新坐到我心爱的管风琴旁,用赤子之心创作.
174 2 年,我忠实的助手查尔斯（Charles Jennens）从《圣经》为我选了五十六段圣诗,我借上帝所赐的灵感和为这部关于基督的诞生、受难、复活的赞美诗谱曲.当这部让我看到天堂的圣乐《弥赛亚》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首演时,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我向英国的告别之作.然而,那空前的成功让英国人擦亮了眼睛,张开双臂再次热情地拥抱我这个年迈的天才.次年在伦敦上演时,英王乔治二世亲临剧院,当第二部分终曲《哈里路亚》奏响时,国王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站起来听完了全曲！从此,每当响起《哈里路亚》,全场观众起立.为了维护《弥赛亚》的地位不因过多的演奏而受损,英王下旨每年只在春天演奏一次,且只有我本人才有资格指挥.
1750年,在从德国返回伦敦的途中,我在荷兰境内遭遇了一场车祸.从此,我的视力严重衰退.有人介绍著名的眼科医生泰勒（Taylor）为我动手术,但听说我的同龄同胞巴赫就是死在他的手术台上,我对这位医生有些惧怕.不过,最后我还是在1751年请他为我动了手术,虽然视力没有什么起色,至少没有丧命.1753年,我彻底失明,在黑暗中我依然定期在音乐会和教堂弹奏管风琴.
1757年,我最后一次演奏《弥赛亚》后,上帝把我召回天堂.我把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了亲友和慈善机构.我的遗体落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算是无上的荣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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