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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随笔（二则）
易彬
陈实的悄然逝世与彭燕郊的文化落寞
先说女翻译家陈实.
2013年7月9日晚,彭燕郊先生的遗孀张兰欣老师在电话中告诉我,翻译家陈实先生已于月初逝世.陈实生于1921年,如今已是92岁高龄（1921-2013.7.1）,辞世自然也不能说是意外,但在度娘里居然几乎搜不到陈实逝世的相关信息,豆瓣里边也没有,这多少令我感到有些意外.
陈实原籍广东省海丰县,在广州出生并接受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翻译员先后参加桂林及昆明的英军服务团,1945年复员后定居香港,从事新闻及翻译工作.陈实的翻译活动1940年代就已开始,主要译著有——
《造物者悲多汶》,[法]罗曼·罗兰著,人间书屋,1946年12月初版；
《搏斗》（上、下）,[法]罗曼·罗兰著,陈实、秋云合译,人间书屋,1950年、1951年初版；
《聂鲁达诗选》,[智] 聂鲁达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列入“诗苑译林”丛书；
《隐形的城市》,[意]卡尔维诺著,花城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列入“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
《聂鲁达抒情诗选》,[智] 聂鲁达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普拉特罗与我》,[西班牙]希梅内斯著（说明：此一信息见于《洛尔迦的诗》一书的译者简介,经查阅,似未单独成书,可见于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散文金库 1901-1995》（上、下册）,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不安之书》,[葡] F. 佩索阿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年1月第1版,列入“散文译丛”；
《拉丁美洲散文诗选》,[尼加拉瓜] 达里奥等著,花城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列入“现代散文诗名著名译”丛书；
《洛尔迦的诗》, [西班牙] 加西亚·洛尔迦著,署“戴望舒、陈实译”,花城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列入“名著名译诗丛”丛书；
《小银和我》,[西班牙]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著,林卡伊绘,花城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不难发现,陈实所翻译的对象,罗曼·罗兰、聂鲁达、卡尔维诺、希梅内斯、 佩索阿、洛尔迦以及包括达里奥在内的拉美作家,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都可说是想象恣意、风格卓特的作家.陈实的翻译总量并不算多,从1946年算下来,60多年里,所出版的译著都是一些比较薄的册子,以此来看,她与这些翻译对象之间的契合程度应该是非常之高的,她本人也可说是一个讲究艺术、富有想象力或者具有浪漫情怀的翻译家.
翻译之外,陈实的文字好像只结集为一本诗文合集——在90寿辰前夕出版的,这对一位写作者而言,实在可说有点晚了.仍旧是非常之薄的一个小册子,100多页而已.书名很有意味,《当时光老去》（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文字很优雅,透现着一股高贵的艺术气质.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是从已故彭燕郊先生的夫人张兰欣老师那里得到消息呢？这里边其实有着很深的文学姻缘,也有着一个世人尚未知晓的关于彭燕郊的文化身份的话题.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从上面所列出的部分译著中看出,陈实的翻译行为与彭燕郊的关联,湘版大型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散文译丛”等等,都是在彭燕郊的实际操持之下出版的.彭燕郊以诗人名世,其诗歌近年来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但其文化身份,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化）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则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简言之,1980年代前期以来,彭燕郊组织策划（主编）了多种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丛书,这是市场上可以看得到的——不少因为绝版的缘故,已是奇货可居.看不到的则是,彭燕郊为此与不下百位文艺界、翻译界的专家、学者之间的大量书信——有少量已经出版,如施蛰存致彭燕郊的27封信（见《北山散文集》）,梅志与彭燕郊的来往书信（见《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等等.
日前,我们已大致整理好彭燕郊与湘潭大学历史系陈耀球教授的往来书信,600余封,实际字数在35万之上.陈耀球是一位非常勤勉的人,译有普希金、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诗文,见诸《外国诗》《国际诗坛》《俄苏文学》、香港版《大公报》《湘潭大学学报》 《云梦学刊》等书刊,但结集的仅有《苏联三女诗人选集》（1985年,列入湘版大型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自杀的女诗人：回忆茨维塔耶娃》（1991年,列入漓江版“犀牛丛书”）等.文稿已呈张兰欣老师过目.谈话间说到陈实的逝世,也说到早就在整理之中的彭燕郊与陈实的往来书信,“比彭、陈二人的书信还要多”,张兰欣老师说.
彭燕郊与陈实——两位诗人之间那么多的书信,着实值得期待.彭燕郊的文化身份长期未能彰显,资料未能得到及时的整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梅志曾将彭燕郊称为“文艺组织者”,她在书信之中多次奉劝彭燕郊,以他的才情,应多写自己的东西,“文艺组织者”要耗费大量的精神和时间,太可惜了.但彭燕郊先生显然并未听从这样一种善意的提醒,始终乐此不彼地从事着外国文学的译介、民间文艺的发掘等方面的“文艺组织活动”,即便是屡受挫折仍投入大量的心力,“拼老命走南闯北地奔波”（这方面的话题,另文再说）,其精神寄托与文化抱负可见一斑.
陈实的书主要是由湖南和广东两地来出版,这对她的名声自然会有影响.而到目前为止,彭燕郊的文化身份显然还很落寞——彭燕郊先生逝世之后,北岛在那篇短小的悼念文里边有过一个判断：“先生留下的那坛银子（来自他诗《殡仪》中的意象）,恐怕要到很多年后,中国诗歌的败家子在穷困潦倒之时才会设法挖掘出来.”
“败家子”一类观点我倒并不以为然,但对于中国诗歌终将从彭燕郊先生历十数年之功所“留下的那坛银子”中受益的说法,我是愿意相信的.而在陈实悄然辞世之际,我也相信她的文字终会滋养读者的心灵.
（说明：陈实致彭燕郊的信已可见于陈实著、黄元整理：《陈实诗文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5年.彭燕郊致陈实的信,我们目前正在整理当中.）
“看样子我还是能写的”
艾青首先是一位诗人.一说到他的诗歌,往往也会说到他的蜕变——这已是公开的话题：艾青的诗名显然是靠1930年代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等篇什所维系,但1940年代以来,平庸之作、图解政治之作大量出现,很多诗歌看起来就是分行的政治韵文,如1949年12月所作《献给斯大林》一诗的结尾：“光荣属于斯大林！/胜利属于斯大林！/斯大林万岁！/斯大林万岁！”
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蜕变呢？一般的解释是所谓“历史的压力”使然,即时代话语、写作身份对于作者的强势影响.对此,一般读者此前多半只会有一些零碎的印象,但看了《艾青年谱长编》（叶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1949年之后数年的条目,即可知道艾青是如何日复一日地被卷入政治事务、社会文化活动之中——和艾青的名字比列在一起的,是一长串政治人物和文化人士.很显然,这些事务和活动不断推高了艾青的文化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但也一再地压缩了艾青的写作空间,挤兑了艾青的诗人气质.
看起来,对于此等状况,艾青还是有自我认识的.本年谱1956年2月4日的条目（第193-194页）记载了当日下午,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诗歌组召开的诗歌创作问题讨论会,会上集中批评了艾青的诗歌,发言的有力扬、臧克家、严辰、吕剑、公木、邵燕祥、郭小川以及艾青本人.这些发言稍后以《沸腾的生活和诗——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诗歌组对诗歌问题的讨论》为总题刊载于《文艺报》（半月刊）第3期,艾青在发言时有自我批评,也有对于实际境遇的反省——年谱在引述艾青发言的时候,做了不少删节,意思也就显得不那么完整,这里直接从当年的《文艺报》选了两段：
我把近十年写的诗,总的看了一下,其中粗制滥造的诗也不少,这和有一时期做行政工作是有关系的.批评对于创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写诗每出版一本,总有两三篇评介文章.很多年来,没有什么批评了.没有批评就不能指导创作,我创作最旺盛的时候,就是别人对我的诗批评最多的时候.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批评.有时,也有很尖锐的批评从读者中来.比如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工厂,却写民间传说,这种意见是很重要的.当我从海防线上回来,只写出“黑鳗”的时候,如果海军中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海军,这样的批评就会打中我的要害,会使我很心服.我整理完旧稿以后,希望下去生活,继续锻炼和改造.要使创作旺盛,就非深入生活不可.
郭小川曾经说比较喜欢我抗战时期的诗,不很喜欢我解放后写的有些诗.在抗战时期,我没有多少事,每天都可以写得多,可以全心全意地写诗.那时候,早晨醒来,脑子上像沾满露水,现在有时候像是一块柚子皮.这是因为国内战争时期写得少了,又搞行政工作,把形象思维相对减少了.从逻辑思维恢复到形象思维是要有个过程的,现在已慢慢地恢复了.我希望今后在新的生活中产生一些战斗性比较强的诗.
前一段文字说的是缺乏能打中“要害”的、令人“心服”的批评.艾青所谓“我创作最旺盛的时候,就是别人对我的诗批评最多的时候”,这多半是指更早时候的情形.而如年谱所陈列,当时对于艾青的批评其实并不少,但这多半是跟风式、落井下石式的批评,或者是简单图解政治话语式的批评,至少在艾青看来,这些显然是“不能指导创作”的.后一段文字则是在说“行政工作”对于创作的影响——艾青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从“脑子上像沾满露水”到“像是一块柚子皮”.
从这番别有意味辩解可以看出,尽管艾青已被时代浪潮所裹挟而不断发言（表态）、不断写作,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清楚自己的处境,知晓自己的病因.偶尔,艾青也会流现出某种自我期许.如1954年8月29日的条目内容所示：
在诗稿《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的后面,艾青又写了一小段：
（为自己写的诗）
寂寞就像早晨的台灯
没有光
静静地站在桌子上
看着你
没有声音
（以上的诗都是写在1954年八月
二十九日早上六——七点之间）
最后,艾青又感觉良好地写了一句：
看样子我还是能写的.
这几行“为自己写的诗”不是写于国内,而是在旅行途中.200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艾青的《旅行日记》,该书记录了艾青1954年7-8月间由亚洲经欧洲、非洲最后抵达南美洲旅途中的见闻、感想.在南美洲,艾青又一次见到了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对于新中国的艾青写作生涯而言,与巴勃罗·聂鲁达的相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一相遇令艾青异常兴奋、激动,也促使他爆发了久违的诗情,所写诗歌如后来刊登在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上的《在智利的海岬上》等,当时即有评论用较大篇幅赞誉了其中的“新手法”与“新的风格”（沙鸥：《艾青近年来的几首诗》,《诗刊》,1957年第4期）.后来的文学史家如洪子诚等人也更看重这些篇什.因此,这一事件也不妨说是一个隐喻：所谓“旅行”意味着艾青暂时卸下了行政面孔,其内在诗情终于有了一个释放的空间,所谓“为自己写的诗”,而不是为时代话语而写诗,显示了艾青作为一位诗人的自我期许,显示了他对于诗艺——对于那个丢失了的自我——的寻求.
但严格说来,这样的诗情迸发,“看样子我还是能写的”的自我判断,其实只是针对1940年代以来的那个丢失了自我艾青而言的,而不是更早时候的那样一位情感真挚的土地诗人.1954年7月28日,还在旅行途中的艾青写了一首《给巴勃罗·聂鲁达——为他的五十诞辰而作》,别有深意地在聂鲁达的肖像上镶嵌了“农民”这个字眼：
你生活在人群里,
行走在大街上,
和劳动者打着招呼,
你笑着像农民一样……
风浪与阳光的朋友,
歌唱斗争,歌唱自由,
你的诗篇像无数花束,
散遍了整个地球.
“歌唱斗争,歌唱自由”的诗人,艾青在为聂鲁达画像的同时,脑海中应该浮现过先前的那个自己,曾经有过的异常激昂的诗情,曾经为苦难的中国农民所画下的群像.不过,“你笑着像农民一样”终究只是一种非常表象的说辞,它能够浮现艾青的内心波动,但诗歌本身更近于一种理念,而并没有在诗的层面完成一个有力的形象.
这种写作冲动与实际写作图景之间所存在的落差,尽管艾青已经意识到了,并且自认为“现在已慢慢地恢复了”,实际上已是一种无从超越的艺术困境,当时在“行政工作”紧紧地缠绕之下没有写出好的作品,后来被打成,被放逐,是艰难而漫长的受难生涯,却也可算是卸下了“行政工作”,但即便是1978年之后《鱼化石》《光的赞歌》等诗篇,也绝难称得上是优秀之作,这些理念化程度很高的作品之所以一度引起广泛的反响,更多的还是由于应和或引领了某种时代性的话题.
再往下,据彭燕郊说,“八十年代初期我到他（艾青）家里,我问最近写了什么？他说,我不写了,我已经写尽了.当时我听了感觉很悲凉.一个人活一天有一天的感受,怎么会‘写尽’呢？”作为深受艾青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晚辈,彭燕郊很为艾青惋惜,但一句“我已经写尽了”,大概也可算是一位深陷艺术困境的诗人对于自己的另一种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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