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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前生后世的遇和不遇
刘成海
内容摘 要：管子是春秋时期的传奇人物,他的生前身后有着迥异的人生际遇.出仕前因总总不善而遇厄,又因机缘巧合而遇合,成为“春秋第一相”、“圣人之师”,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烈显赫、名垂青史,可谓不遇而遇.身后“昭之天下”的管子思想颇受士大夫的遇知,却因历史选择而与王权没了遇缘,又可谓遇而不遇.
关健词：遇厄 遇合 遇知 遇缘
管子,名仲,字夷吾,是一位先于孔子且堪与孔子比肩的圣人,尽管其在孔子的晕轮效应下略显黯然,没有成为华夏文明的符号,然而管子却有着“春秋第一相”、“圣人之师”的美誉,功烈显赫、名垂青史、颂词千篇、丰碑万座.生前屡屡遇厄却能遇合；身后本来遇知却无遇缘.
一、管子生前的不遇而遇
据《列子·力命》记载,管子出仕,“遇人之不淑也”,处处碰壁、时时困扰、屡屡遇厄、社会不容、人不待见.最初与鲍叔牙做生意总是中饱私囊；想为鲍叔牙帮忙是越帮越忙；曾经当差却都被上司炒了鱿鱼；多次参战却又当了逃兵；直至辅佐一个最有可能成为国君的公子纠时,却在公子纠亡命时不能以死效忠.林林种种,管子的尴尬境遇,实在算不上怀才不遇,倘或管子的一生就此了结,我们只好盖棺定论——遇不怀才.如果按着思维定势来讲,管子应该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庸碌之辈,无人品、无大志、无才气……然而管子在履历表上涂满污点之后的人生却大放异彩,管子的人生轨迹,打破了思维惯性,看似百无一用的管子竟然出人意料地成为不可多得的“春秋第一相”,真是“善仕不如遇合”,管子遇到了善用其才的齐桓公,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因此,盖有经天纬地之才者,“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正如鲁迅坦言：“再完美的苍蝇也只是苍蝇,再有缺点的战士也是战士.”
先秦的历史还是比较客观的,一代名相管子,功盖古今,却没有美化,也没有神话,成名之前可以说“劣迹”斑斑,没显赫的出身、没有炫耀的光环,有的不过是人所不齿的败绩,那么鲍叔牙却笃定他是一世的知己而屈己利他,笃定他能甘事二主而不做死节之士,笃定他能经世匡道而辅桓称霸.
一则说明管子的人生有一半是属于知遇之人,无鲍叔天下无以知,无桓公天下无以用,无乱世天下无以显；一则说明管子委实是天下奇才,没有管子,齐桓公及其时代也许会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无人提及.
首先、管子遇鲍叔,才使金子得以发光.然而金蕴泥沙可达万年不减其色,人才混迹于群氓却时不我待,因为人生有限,这就需要及时被发现、被赏识.可是有多少旷世奇才珠混鱼目,除了“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慨叹,就是“不愁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的无奈；有谁能做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放浪？又有谁能做到“国无人莫我知兮”的豪迈？所以才华不尽是拥有,关键是有人赏识,根本是有人重用,否则那只能是孤芳自赏,自怜自艾.管子成就的背后,是鲍叔的慧眼、胸襟、包容以及力荐与牺牲.常人是无法理解鲍叔牙眼中的管子的,因为管子未任齐相前没有任何成功的迹象,没有一份可以赖以信任的成绩单足以能胜任齐相,但鲍叔牙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完全以江山社稷为重,纯粹地屈己利国,当他们各自辅佐的齐公子回国争位的过程中,鲍叔牙辅佐的公子小白棋先一着而被拥立为齐桓公,管子辅佐的公子纠因迟至兵败而死,按常理鲍叔牙出任齐相,已经毋庸置疑的,可是鲍叔牙竟然将这权重位高的宰相一职毫不吝啬地拱手出让,成就了一对圣君名相的历史使命,古往今来推食让士者成风,而屈己让贤者凤毛麟角.鲍叔牙甘为人梯、自我牺牲、公而忘私的精神,是我中华绵延千百年来人神共慕的楷模.国家昌盛、人民安泰当然少不了桓公管相的一代雄才,更少不了像鲍叔一样识才举才的幕后英雄.因此我们也应该追慕一下厚德载物的先贤——鲍叔牙.正如管子自己慨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其次、管子遇桓公,才有英雄用武之地.如果说鲍叔牙是识才举才的伯乐,那么齐桓公就是知人善任的驭手.齐桓公有恢弘的气度、容人的雅量,从不计前嫌,“认贼作相”就足见一斑,在他被拥立为齐桓公之前,管子曾经对其痛下毒手,有过一箭之仇,虽然齐桓公戏剧性躲过一劫,然而在报仇与称霸的天平上,齐桓公的取舍和倾斜,都是圣君的不二选择,如果齐桓公只为消除心中块垒,逞一时之快,管子早就成为刀下之鬼,那么历史上也许就不会有“春秋第一相”了.齐桓公拜管子为相,不惟有化敌为友的气度,更有匡世的雄才、盖世的霸气.管子点燃了齐桓公称霸的,桓管配,简直就天作之合,管子不被庸人觉察的过人之处,深得齐桓公的赏识、信任和倚重.从此,管子就在偌大的政治舞台上推行他的治国施政纲领,正如他在《管子·牧民》中写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礼法并重,义利兼行,最终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夷吾之谋也”.历史上凡成就大事者,大都是因为非凡的君臣际遇.
再次、管子遇乱世,才至功德名扬天下.管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大一统的周王室日趋式微、各大诸侯垂涎问鼎的时代,形成了一霸多极的社会格局,称霸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然而称霸必先富国,国不富民不聚；称霸必先安内,内不安就会后院起火；称霸必先名正,名不正就会遭致群起而攻之.管子这位“春秋第一相”着实是乱世第一相,在整治乱世、一方独大上堪称奇才.在经济方面推行轻重术,《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轻重术应该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来刺激百物的供需、贵贱,使之合理流动,满足民众生活,然后再采取措施平抑物价安定社会,促使民富国强；在外贸方面：也权衡轻重,是通过优惠的贸易政策和豪富竞赛拖疲打垮别国.在政治方面拉起了“尊王攘夷”的义旗,使齐桓公的霸业披上了合理外衣,使拓疆称霸更加合法化,在内患频仍、外强环视的春秋,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方略的确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的绵延做出了巨大贡献.管子其才可谓：“政善治,事善能.”故此管子之心,昭之天下.
二、管子身后的遇而不遇
管子的身后,颂词千篇、丰碑万座,颇得圣人、诸子百家以及士大夫的遇知.诸如孔子、诸葛亮和稷下学宫的诸子们,他们推崇管子,研读管子,甚至将管子的学说系统化.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而左衽矣.”其大意是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将沦为异族的奴隶,这是至圣先师孔子对管子的溢美之辞,也是最高点赞,孔子除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外,鲜以“仁”来评价先人,然而对管子却不吝以其核心价值观“仁”来盛赞管子,而且连呼“如其仁,如其仁”,可见对前辈的管子推崇备至.对于管子来说万世师表的孔子是第一个知遇之人.
“好为梁父吟”的诸葛亮,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代表,是士大夫阶层的人格之神,一生中却把管子立为自己的崇拜的偶像之一,“自比管仲、乐毅”,心存高远,敢于担当,效仿管子相齐桓公,为光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知天下三分鼎,犹竭人谋六出师.”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新贵们在一次空前的盛宴——新亭会上北望故国,做黍离之悲、麦秀之叹,然而大名士王导以其人格魅力和亡秦必楚的坚定信念,打消了众士人的萎靡颓废之态,精诚团结,最终在江南鼎力拥护司马睿建立了东晋王朝,故世人尊称王导为“江左夷吾”（即江东管仲）.可见管子在众士大夫的心中是重整山河、治国安邦的精神领袖.
稷下学宫,战国时齐国官办的高等学府,那是千古文人梦想的舞台,诸子百家在这个平台上展开了一场历史空前的“百家争鸣”,也正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将管子文化推向了极致,诸子们在争鸣后悉心整理、完善了一部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管子》,这部兼容并包的《管子》可以称作一部大百科全书,它涉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外交、教育、管理方方面面,简直就是治国安邦的经典教科书.可见管子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
尽管管子的后世得到那么多士大夫的遇知,然而管子治国安邦的战略思想在身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阶层却无遇缘,没有哪个统治者将管子确立为统治思想.西汉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选择了孔子的儒家文化,演变成一部《论语》治天下.至此,管子“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良苦用心,也就停留在“昭之天下”而已.
历史发展到今天,文化学者再度遇知管子,这是痛定思痛的反思,这是民族文化的又一次觉醒.一部《论语》治天下的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饱受了百年凌辱,以孔子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思想所抱定的君子之风,没有受到西方的礼遇,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霸权与富强的强劲西风席卷了华夏,随之而来的西方文明渐次瓦解甚至颠覆了孔孟之道,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不断地探索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道路,中国的文化精英也不断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反思与觉醒后的文化学者认为：孔子的儒家文化作为教化民众的意识形态有其合理的必然,但是作为治国的方略似乎是一种羁绊,放眼世界,犹如两千年前的中国之春秋,一霸多极的社会格局,经贸摩擦、军备竞赛、文化激荡,各国也在合纵连横,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但是霸权与掠夺依然暗流涌动,世界不因为我们抱定君子风范就会礼让三先；我们也不因抱定君子风范的王道思想就能实现世界大同.
虽然中国文化绵延千年不绝,孔子之功也,但是今日观之尚感大成若缺.首先、孔子的“君臣父子”的观念,起到了延续了王权下的社会安定的巨大作用,使其家天下的大业可以万代永续,然而却将奴性的思想渗透到了中国人的骨子里,唯王权是尊,图安不图强,如无外强还可终享太平.其次、孔子从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继承了“以德教民”的思想,却抛弃了“仓廪实”、“衣食足”的重要前提,发展为“君子忧道不忧贫”,更使得历代君王尽中华之物力一任自己挥霍的合理借口,安贫乐道足以使百姓成为任其奴役而无怨的顺民.因此、弃管从孔使封建社会失去了经济腾飞的机会,却获得了江山稳固的根基；失去了依法治国的刚性,却获得了以德治国的美谈；失去了民生的富足,却获得了对统治者的依赖；失去了人身自由,却套上了精神枷锁.这就是统治者在执政理念上选择了孔子的儒家文化的缘由,这就是封建社会为什么能持续两千多年本身说明的一个道理.
总而言之,管子生前的不遇而遇是他个人的人生际遇,“不羞小节”、“不即死”,似乎有悖于“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似是忍辱苟活,实则有未竟事业耳,此后的司马太公受腐刑而“不即死”又是一例鲜明写照.管子身后的遇而不遇,的确关乎千秋万代、国计民生的大事,当年齐桓公遇管子,齐国始盛,气吞八荒,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倘使历代的封建帝王能遇知管子,将其思想确立为治国安邦的主导思想,并渗透民族的血脉中,也许近代中国就不会打上百年耻辱的烙印.虽然后世对管子及其管子文化史不绝书、推崇备至,那也只能说明管子的文化在士大夫阶层有一定的市场,而在统治阶层还没有核心的影响力.今天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在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上也越来越多元化,尤其是管子在治国安邦的方略上的贡献,应得到认同与共鸣,我们在追慕古圣先贤,其意守住历史文化的根脉,传承民族文化的基因,滋养中华文化的动力,融入世界文化的自信.拟将“爱马不弃牛、法古不塞今.”
（作者单位：山东铝业职业学院）
管子前生后世的遇与不遇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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