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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收局长的蜕变之路
自欺欺人的“三不收”规矩就像一剂“麻醉药”,让卢铭旗心安理得地收钱、收物,在贪腐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直至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面对络绎不绝的送钱送物者,河南省安阳市人社局原副局长卢铭旗“颇有原则”地给自己定下“三不收”的规矩：关系不好的不收、信不过的不收、家庭困难的不收.他靠着如此荒唐的“规矩”来自我安慰、自我麻醉.随着外界不断涌来的形形色色的诱惑,卢铭旗的思想防线进一步松动,贪欲也随之如泄洪之水般奔腾汹涌,最终把他淹没.
卢铭旗,男,汉族,1961年出生,山东莘县人.他15岁参军,17岁入党,在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表现突出,多次荣立军功.1984年,23岁的卢铭旗还以福州军区“尊干爱兵模范连”英模代表的身份参加国庆阅兵观礼.
1999年,38岁的卢铭旗脱下了军装,转业到安阳市劳动局,任劳动就业处副主任.转业之初,由于地方实行房改,他没赶上分配住房,一家人一直租房生活.但是这位昔日的英模老兵保持着在部队的优良作风,克服生活上的困难,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也曾干出了成绩.特别是2004年,他负责全市劳务输出工作,带着人跑福建、深圳、青岛、上海等地,联系业务、签订合同,承担任务繁重的培训服务,苦也不埋怨、难也不退缩.当年,安阳就输出劳务人员50余万人,成为该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其经验在省内被广泛推广. 这个时期的卢铭旗,坚守原则,凡是送钱、送券、送物的,一概被他拒之门外.有时为了躲避送礼者,他甚至会关掉手机、拔掉家中电话线.“那时,我对送礼者是非常厌恶的.”卢铭旗后来说. 转变源于一个500元的红包. 有一年春节,一家企业负责人派人给卢铭旗送来500元红包,当时,这相当于他半个月工资.卢铭旗一再拒绝,最后被一句“逢年过节,人情交往”动摇了决心,忐忑不安地留下了红包.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收受利益方的红包.就是这个红包,打开了卢铭旗的防线.
防线一旦被打开,卢铭旗就像一只有缝的鸡蛋,被诸多送红包者紧紧盯上.尤其是2009年以后,他先后升任市劳动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和市人社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主管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病退认定等工作,实权在握,引得送礼者争先恐后.
面对蜂拥而来的送红包者,卢铭旗并非来者不拒,而是选择性收礼.他给自己定下了“三不收”的规矩,即关系不好的不收、信不过的不收、家庭困难的不收.有一次,一个社区医院院长来到卢铭旗办公室,放下2万元就走.卢铭旗觉得此人信不过,破坏了自己“三不收”的规矩,就立即拿上钱、开上车,跟着来到那家社区医院,将钱如数退回. 但是,对于“三不收”之外,那些几百元、上千元的小红包,卢铭旗就会心安理得、不露声色地统统笑纳.“逢年过节收点无所谓,属于人情交往,他们送礼,我来办事,各有所图,没有枉法,甚至可以成为朋友.”卢铭旗的思想,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 在与“围猎”商人频繁的“人情往来”中,卢铭旗收着收着,就放开了,放开放开,就麻木了,一步步滑向了贪腐的深渊,越陷越深. 他自己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连“三不收”的规矩都不守了,习惯了把金钱作为衡量标准,做什么都考虑有没有好处,对于有好处的事就积极去协调,想办法去促成,没有好处的事就被动应付,眼睛每天总盯着房子、车子,想方设法地去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和享受.据统计,在他分管审批医保刷卡和医保配额期间,全市80%的医院、药房都趁着年节给他送过红包,卢铭旗照单全收. 十八大以后,在高压态势下,卢铭旗仍然我行我素.2013年底,他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了山西某铝矿老板程某某.程某某手下2000多名工人,经常发生工伤事故,通过“请教”卢铭旗,程某某安排这些工人与安阳市某劳务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从而获得在安阳参加工伤保险的资格.之后,为了尽快办完参保手续,以及发生工伤后早日拿到赔付款,程某某先后托人送给卢铭旗11万.卢铭旗毫不犹豫地收下,用于装修个人住房.就这样,他从收受礼金走向受贿,在贪腐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直至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2015年5月,卢铭旗因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其间退缴赃款40万元,同年7月,经安阳市研究决定并报市委、市政府批准,给予卢铭旗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2016年8月,卢铭旗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用自定规则代替纪律、规矩,在歪路上越走越远,卢铭旗最终受到严惩.他的案例警示党员干部,在纪律面前自定所谓的规矩就是不守规矩,妄图以此逃避党纪的惩处也是一厢情愿. 从公开通报的案例来看,一些贪腐官员为了让自己的贪腐行为不被发现,掩耳盗铃,给自己制定所谓的“收钱规矩”,划定受贿的“安全范围”,觉得这样就能降低自己被查处的几率. 他们有的主动将大额贿金上交,实则是“缴小头拿大头”,将大部分款项收入囊中,故意制造清廉假象,妄想给自己的腐败行为“打掩护”.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原副区长龚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龚辉到白云区任职的第一年,就向组织上交了多达20多万元的礼金红包.但他后来一打听,认为上交的人并不多,上交的数额也不足,于是主动上交红包礼金的意识很快消失了.2008年至2011年间,龚辉仅收受老板赖某一人的红包就达20万元.最终龚辉因受贿200多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我不卡你,为你办事是我们正常的工作,但是你表示点感谢也是应该的.”安徽省毫州市食药监局原调研员李健落马后的供述,反映出了一些党员干部心里的“小九九”：“只要我不开口索要,你主动对我进行答谢,就不算违反纪律.”甚至还有一些党员干部认为：不能收,但土特产、礼品收一点没关系.殊不知,纪律规定明明白白,不管是主动索要还是“被动”接受,不管是逢年过节的几条烟、几瓶酒,还是上千元的红包,党员干部只要伸了手,就触犯了纪律,违背了原则底线.
浙江省仙居县纪检干部徐巧巧表示,所谓“自定规则”,“实际上不过是给自己违纪找一个借口”.很显然,贪腐官员自定的规则再巧妙、再隐蔽,都不能掩盖其目无党纪、违背原则的本质.所谓“有原则、有选择”地受贿,不过是贪腐者心存侥幸、自欺欺人的伎俩罢了.
“工作时间一长,思想就有些懈怠,觉得他们出钱、我出权, ‘礼尚往来’也挺合理的.”接受调查时,细数自己接受的贿赂,福建省永安市住房与城乡规划建设局原局长张团表示,“对于送来的烟酒钱财,只要不是自己主动索取就好.事情办妥后,也不会有人主动提送礼的事.”正是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张团从逢年过节收点烟酒、红包,到收受三五十万元的贿赂,擅用职权为他人大开“方便之门”,一步步蜕变堕落,最终身败名裂.
俗话说：“勿以恶小而为之.”贪腐的口子一开,的洪水便难以遏制.执行纪律、坚守原则,必须一丝不苟、慎始慎微,没有打折的余地.不少落马官员从一开始的坚守底线、拒绝诱惑,变为给自己贪腐定规矩,有选择地受贿,导致防线一点点松动,界线一步步后退.
就拿前文提到的卢铭旗来说,从最初对礼金一再拒绝,到给自己定下“三不收”规矩,选择性收礼,再到逐步开始对于“三不收”之外那些几百元、上千元的小红包,也心安理得、不露声色地统统笑纳.最终,他在与“围猎者”频繁的“人情往来”中,收着收着就放开了,进而麻木了,越陷越深.
“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靳立刚表示,“自定规矩,以个人的小聪明来欺骗组织,以自己的贪腐逻辑来对抗组织监督,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装’.”（资料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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