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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民族工作，不能脱离群众对话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
采访·整理／龙成鹏
在滇南哀牢山,一片开满梨花的树林里,有一个为路人提供食宿的简陋小屋.小屋的来历,牵涉到一个瑶族老人、一群哈尼族小姑娘、军人……这是一个十分精彩的,关于云南军民互助、各民族团结、共享的故事——《驿路梨花》,作者是著名的军旅作家彭荆风.
《驿路梨花》1979年发表于《光明日报》,1980年以后又编入中学课本,所以几乎无人不知.但这并非彭荆风先生的唯一民族题材作品.早在写《驿路梨花》之前20年,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彭荆风就写了大量与云南边疆民族有关的作品.取材于澜沧县拉祜族的作品《当芦笙吹响时》,1957年改编成电影《芦笙恋歌》；取材自西盟佤族的合作作品《边寨烽火》,也在1957年拍成了电影（电影多次修改后,背景换成了景颇族）.
1950年,彭荆风随军进入云南,之后不久就深入澜沧县剿匪,随军进驻西盟,参与西盟的战斗和民族工作,见证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新旧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近日,《今日民族》采访了彭荆风先生,这位88岁的老人,依然笔耕不辍,正在修订以西盟佤族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彭荆风早年以虚构文学为主,近20年更倾向于非虚构写作,力图把云南现代历史上的几个重要事件,以及部队和民族工作的个人与集体经验,如实地传递.
今日民族：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工作经历,您是怎样参与到云南的民族工作中？
彭荆风：我是江西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3月,随军进到昆明.那时候我20岁出头,喜欢文学,对神奇瑰丽的云南边地充满向往.但部队进驻昆明后,我并没有立即去往边地,我在教育起义军官的云南军政大学做了近一年宣传工作.之后,1951年春,调到军区《文艺生活》月刊担任编辑.那时候,我在工作之余写一些散文、剧本,但时间一长,就感到处在这较为安定、 “舒适”的城市里,离我想了解、写作的多彩边地太远了,所以,1952年初,我向领导提出：我想离开军区去往边防部队.这事得到了批准,并让我自己选择单位.
当时人们常去的是交通方便,又具有民族特色,驻防的部队也多的滇西.但我了解到,从1950年春开始,在云南各地持续了两年多的剿匪战斗已近结束,只有滇南的澜沧方向还在艰难地进行.于是决定去滇南战斗连队.
这期间,恰好驻普洱的第三十九师政委张钧、宣传科长耿全思来军区开会,我通过军区文艺科副科长、作曲家高梁介绍,找到了张钧和耿全思,他们同意接收我,并答应将按我的要求把我分派到正在澜沧战斗的第一一五团二营五连担任文化教员.
见到张钧、耿全思的第二天,我就办完调动手续出发了.我先坐三十九师的敞篷军用大卡车到峨山,从峨山开始走路.这是一条古驿道,从昆明算起,有20个马站,每个马站30公里左右,全程约600公里.我背着沉重的背包,有时候随着马帮,有时候与近距离出差的军人、地方干部结伴行走.沿途没有旅馆、客栈,夜间就歇在少数民族群众家的竹楼,或者公路勘测队的帐篷里；错过了村寨,就与露宿在山野里的赶马人一起在火堆旁过夜.
从昆明出发23天后,我抵达了正在澜沧大黑山进行剿匪战斗的部队.五连连部和炮排、第三排驻扎在卡马寨.这是拉祜人的寨子,当地的形势很复杂.
大黑山海拔2516米,遍布着随山势起伏而自然形成的原始森林,老树、藤条长得极为稠密,几乎无路可行,平常难得有人进入.盘踞山里的那股土匪,在前些日子被我们部队打败后,就利用山林地势四处转移.土匪头子是国民党残军的连长,但其中一些土匪却是当地被欺骗加入的少数民族.土匪混杂在群众中,战斗开始时,我们防不胜防.我们的部队被偷袭,有的连背包都被抢走.
当地群众起初也不相信我们,要彻底清剿土匪,工作很困难.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开始在少数民族当中做群众工作.
我们先是在卡马寨办了一所学校,这是一个茅草顶、竹篾墙的教室,用了几天时间就盖好.几块不甚平整的长条木板是课桌,几根粗竹子横过来就是座位.教学的任务则交给我,全寨子的三四十个男女小孩都高兴地来上学了：所谓“小学”只是把他们全都编成一个班,一起唱歌、识字、写字,听我读报讲解时事.他们觉得很新鲜,也很感兴趣,很用心地学,并把在课堂上学得的知识,回去说给他们父母听.寨子里的人们见他们的小儿女,短时间就长了那样多见识,很是高兴,对我们也更亲近了.
在教他们读书识字的同时,我还把这些孩子组成宣传队,去往附近拉祜族、哈尼族村寨,通过唱歌、跳舞宣传民族政策,动员那些对我们还有隔阂的人支持剿匪.从那以后,协助部队战斗,主动向我们报告匪情的人也日益增多.
群众发动起来后,土匪就难有藏身之处,只能逃往更深的密林.但在大森林里,吃饭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土匪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有一天,有一个拉祜族妇女拉着她丈夫来见我们.她丈夫是土匪头目戴老六的手下,之前躲在山里面,蓬头垢面,像个野人,现在他不愿继续当土匪,偷偷跑了出来.
去原始森林追击剿匪很难,但有他带路就方便得多了.我们顶着芭蕉叶,冒着大雨去搜捕.赶到土匪老巢时,土匪已经撤离.但第二天走出原始森林时,我们恰好跟戴老六遭遇.戴老六法很好,见到我们就端射击.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法很好的战士,两个人同时对射.戴老六了,我们的战士胸部也中了.但幸运的是,这个战士胸前口袋里装着一个厚厚的硬壳笔记本,受阻,受伤很轻.
大黑山剿匪完成后,我们二营又奉命进军西盟佤山.西盟的形势更复杂.这里有6万多佤族,还保留着原始部落残余的形态.过去长期受反动统治压迫,他们排斥外民族,而自己民族内部各个部落也经常械斗不止.
1952年12月,我们奉命进军西盟佤山.这时的西盟有800多个土匪.我们五连是先头连,我随同连队从佤山侧后的原始森林穿越,在大雾中急行军三天,在12月6日凌晨攻抵西盟.拿下西盟后,我们又连夜急行军攻取控制着通往边境要道的大力索寨,并以那里为驻地负责那一带的巡逻、打伏击、发动群众等任务.我经常随同部队活动于图地、打洛、班帅这些拉祜族、佤族村寨.以后,西盟临时工委组建了民族工作队,并派出许多民族工作组（一个组长带着10个战士）分赴马散、岳宋、力索、南洼坎、永别烈等部落去做民族工作,为以后建立行政区乡做准备.我又奉二营教导员兼西盟临时工委书记侯立基之命,从每月初开始,逐一走访分驻各地的工作组,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以及那些佤族部落的近况,然后在月底前赶回西盟,为工委领导提供生动、具体的材料,作为他们召开工作组汇报会议时的参考.
这不断的巡游,多数时间是由我一个人背着一支卡宾、四个在人迹稀少的山路上行走,很苦很累还很危险,但是也使我有条件走遍西盟佤山的大小部落和山林,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近距离看清了西盟佤山全貌,了解那些古老、独特的习俗,还参与过调解部落之间的械斗.
1952年年底我进入西盟,离开时是1955年5月.因为要去北京修改电影剧本《边寨烽火》.从北京回来后,就留在军区从事文艺创作.在这之后,因为创作需要,我仍然经常去边疆民族地区,一去就少则十几天,多则七八个月.对云南边地的状况有了更广泛的了解.
今日民族：早期云南的民族工作,尤其是在边疆地区,跟部队关系密切,请您给我们讲讲民族工作的情况.
彭荆风：1950年解放军进驻云南时,云南旧的政府机构,要改组和重建.人从哪里来？多数从部队里面来.当时的云南省委就是从部队里面抽了几个人组成.各地州上情况也类似.部队的政委、教导员,通常都兼驻地党委的书记.党政军是一套班子.
民族工作,起初也是部队工作的一部分.边疆民族地区,最早抵达的就是部队,部队对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也很熟悉.云南“边纵”的战士,长期活跃在民族群众中,对云南的实际也十分了解.所以,我们在对敌斗争时,一直很讲策略.当时的政策是“慎重稳进,团结上层,发动群众”.
部队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时,不明真相的群众经常会举家逃走.群众的误解,民族的隔阂,是我们工作的难题.1950年代初,我们的部队面对土匪有绝对优势,不怕打仗,只怕群众不理解.所以,从形势上讲,部队的工作主要是做好群众工作、民族工作,让他们了解部队和.
后来当西盟县长的隋嘎,是西盟打洛寨的佤族,父亲岩可是头人.1952年底,我们连队进驻西盟后,有一次我们去边境巡逻,走到寨子里头,所有人都跑了,只剩下病得奄奄一息的隋嘎躺在竹楼里.他衣服也没穿,是被寨子的人扒了,他们怕衣服也被我们抢.
我们把隋嘎抬到连队驻地,他是得了恶性疟疾,打了几针就好了.他没有衣服穿,我们的战士就把自己的衣裤、鞋子捐给他.我捐的是衬衣.几天后,隋嘎的身体就养好了,精神抖擞,还打篮球.
他的父亲跑到连队来要人.他以为我们已经把他儿子杀了,所以他来要回他儿子的尸体.我们招待了他,等他看到自己的儿子穿着军装,跟战士们一起玩时,他惊呆了,都不敢相信.隋嘎也喜欢在我们连队,不肯回寨子.我们征求他父亲同意,把他送到西盟参加了民族训练班,再后来,又送他去昆明的云南民族学院读书.
此后,岩可那个部落的人,很信任我们“大军”（解放军）,有一次,他们的部落跟另外一个部落发生械斗,死了两个人,我们去调解时很顺利,岩可也出了力.
解放初期,民族地区处在新旧转变的时刻,无论是对新事物的隔膜,还是群众的旧观念的转变,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习俗、思想的转变,不是武力能解决的,需要艰苦、持续、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西盟,那些分派到各个寨子的民族工作组,后来成了区、乡政府,工作队员们后来都成了民族工作部门的重要成员.
今日民族：回顾上世纪50年代初在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经历,对于今天的民族工作,您有没有建言和期望？
彭荆风： “”以前,尤其是1957年“反右”以前,云南的民族工作做得非常好,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实现了边疆民族地区的转变.那时候,政府机构还比较小,但工作成效也很高.比如,找省委书记宋任穷汇报工作,省委书记、部长们同一桌吃饭．你的问题,马上能够解决.
那时候的同志,是往下走,往基层走,不想回机关,想更深入群众.是领导催他们回来,说你下去那么久了,要回来一下.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有些人是想往上走,不愿意在村子里,不愿意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
我们的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我们的民族工作形势也在变化.今天的民族干部与过去的民族干部也不同了.但是,要做好民族工作,依然不能脱离群众.
今日民族：我们杂志,一直鼓励有民族工作经历、经验的同志把他们的工作经历,他们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热爱,写成文字,发表在《今日民族》这样的杂志上.对于这些想要表达自己的人,请彭老师给他们讲点写作经验.
彭荆风：这个事不难.我的建议主要这几点：
一是多读书,提高自己的水平；二是多深入基层,熟悉生活；三是多做工作笔记,逐渐积累生活素材,以便以后随时可以翻阅使用；四是多写作,会越写越生动.
（责任编辑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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