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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春霖和温州模式
文／胡方松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就要说说当年的温州农村改革,说说温州模式.而说温州模式,就不能不说一说丁春霖.从1980年至1986年,丁春霖先后担仟温州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负责日常编务工作）和温州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思想解放,敢丁担当,改革意识强,为温州模式的孕育、问世和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因为工作变动等原因,在丁春霖于1986年调离温州日报之后,他对温州农村改革所做的工作,对温州模式所起的作用,渐渐少为人所提起了.
我曾在丁春霖领导下工作多年.现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就丁春霖在催生温州模式中所起的若干作用,作一点记述.
“苦恼讨论”的主要发起者
《温州日报》（时称《浙南日报》）于1980年7月复刊不久,就在版而上开展了在整个温州地区有重大影响的“苦恼问题讨论”,涉及当时农村改革的众多问题,帮助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全社会及时转变了观念,解放了思想,以实践为标准来看待和处置原来本本上的条条框框和规定,默认、允许和支持广大群众积极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被称为“温州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丁春霖对温州模式孕育、问世和发展的第一大贡献,就是以温州日报之权威,发起和组织了这个“苦恼问题”大讨论.
这个“苦恼问题讨论”,是丁春霖一手抓的,全称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苦恼’引发的讨论”.整个讨论自1980年9月至1981年2月,持续了四个多月,先后讨论了“怎样看待‘乱’的形势”“如何理解放宽政策”“如何看待包产到户”“要不要发展农村工副业和如何发展农村工副业”和“干部如何跟上改革形势”等问题,共组织刊登了34期稿件,发表了147篇文章.到1981年2月13日,由报社编辑部发表总结性文章告一段落.通过讨论,比较好地解决了当时农村基层十部以及社会上对农村改革的种种错误观念和偏见,破除了长期以来思想对人们的禁锢,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家庭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为农村专业市场的创办和繁荣,打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层.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没有丁春霖,就没有“‘苦恼问题”的大讨论,也就没有温州1980年的这次思想大解放.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J力史的伟大转折.次年9月,发了[ 1979] 15号文件,提出在农村要允许所有制松动,允许多种经济同时存在,允许农民在生产、农产品销售．卜有更多的自主权等等.1980年,又发了[1980] 75号文件《关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三靠”地区要允许试行包产到户等等.
温州农村与全同各地一样,农村改革很快就兴了起来,许多地方都自发地分小小队,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不少农民离土离乡,跑供销、做生意,或办小上厂、搞手工业,农副业生产发展很快,农民收入显著增加.但那时候有相当多的干部,甚至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却对此看不惯、想不通,说什么已经“右”了、“变”了、“修”了；有的把文件锁进抽屉里不敢向农民传达,有的甚至派工作组下去“纠偏”.这使那些工作在第一线的乡镇干部感到非常难办,产生了许多“苦恼”,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话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如果不及时解决农村基层干部中这样那样的苦恼问题,精神就落实不下去,温州农村的改革就开展不起来,就更不用说什么模式了.
丁春霖发现这个问题后,深感严重又紧迫.作为一份地区党委机关报,到底应该如何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呢？1980年的9月,经过一考量,丁春霖带记者到农村去作深入调查,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到平阳县城西公社采访时,公社副书记陈敬练对他说了自己的苦恼,说得具体、生动,而且很有条理.丁春霖熟悉农村工作,觉得他的想法很有代表性,是当前解放思想的一个突破口,就问他能不能把自己的想法给报社写一封信,在报纸上对他所说的那些“：“苦恼”展开公开讨论.
陈敬练没几天就把信写好寄到报社.信里共诉说了当前基层十部的三大“苦恼”：一是放宽政策方而的苦恼；二是“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包产到组与分队的界限不清”的苦恼；三是“农村社会治安确实有点混乱”而引发的‘苦恼.他存信的最后说： “总之,究竟如何工作,我们感到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措施不力,办法不多.”
温州日报编辑部接到这封信后震动很大,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组织讨论；有的认为不能讨论,怕越讨论越乱.丁春霖和多数人的态度是：这封信正好反映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对三中全会精神仍未完全理解；抓住这封信开展讨论,是联系实际深入学习宣传三中全会精神最有效的方法.为了慎重起见,丁春霖将陈敬练的“来信”先川登在报社《内部参考》上,送地委领导阅看.与“苦恼”来信在同一期内参刊登报送的,还有一个公社党委书记关于“包产到组”的呼吁.同时,派两名记者到正在召开干部大会的瑞安县,向县委书记和部分干部广泛征求意见.之后,丁春霖和总编辑吴军一道,向时任温州地委书记郑嘉顺汇报了调查情况和农村干部的意见.郑嘉顺听了十分高兴,叫报社大胆开展讨论,并就讨论提了很多重要意见.根据丁春霖的安排,温州日报编辑部最后决定,把“来信”放在1980年9月27同报纸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并亲自做了一个大标题——“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来信”.在“来信”前面,还加了一个由时任温州日报农村组组长蔡育麟起草、丁春霖审改确定的“编者”的话,其中写到：
陈敬练同志这封信所反映的问题,在当前农村区、公社干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说得很实在.我们认为认真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继续深入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自觉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颇有好处.
陈敬练的“苦恼”来信发表后,在温州地区城乡立即引起了热烈反响.为了搞好这场讨论,丁春霖交代报社农村组做了一个“苦恼讨论”的方案,并亲自予以审定.从1980年10月2日开始,报纸专门开辟了“《一个农村基层十部的苦恼》引起的讨论”专栏,先后持续讨论了三个多月.到1981年2月13日,编辑部发表总结性文章才告一段落.这场讨论,在整个温州地区广大农村干部中,以及在社会各界,引发了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为“温州模式”的孕育、问世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包产到户的最早讴歌者
丁春霖对温州模式孕育和问世的另一贡献,就是他亲自采访亲自调查亲自写稿,是温州媒体报道和讴歌包产到互的第一人,也是中国报业史上总编辑报道和讴歌包产到户第一人,有力地推动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在温州农村的落实,推动了温州农村改革的勃兴.
时间：1980年11月.
其时,不用说包产到户,即使是包产到组,在温州和全国也依然争议很大,甚全还被有些人视为洪水猛兽.丁春霖作为一个总编辑,一个县级干部公然“破门而出”,不惜为包产到户“敢丁天下先”,不能不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不能不说是具有敏锐的政治胆识和坚毅的政治担当.
温州早在1936年就试行过“包产到户”,虽然曾受到空前严厉的批判,但“包产到户”之火一直没有完全熄灭；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开始时,广大农民普遍希望推行“包产到户”,并采用“瞒上不瞒下”的做法自发实行“包产到户”或“大包干”.因为历史的原因,心有余悸,因而在1980年前,谁也不敢公开肯定“包产到户”,更不用说在报纸版而上公开讴歌“包产到户”了.丁春霖则不然,在“苦恼问题”讨论时就支持“包产到户”是一种责任制的新提法,在全省乃至全国新闻界开了第一声；过后不久,就又直接到山区去采访报道包产到户,在温州和全同又开了先声.
这年11月下旬,为了回答社会上一些人对“包产到户”的责难,更为了支持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推行,丁春霖带人到中国包产到户的发源地永嘉县采访,在永嘉西部山区四川区呆了几天,写出了温州同报第一篇讴歌“包产到户”的文章,题目是《实事求是,五谷丰登——永嘉农村散记》”.根据现有的资料看,这也是全国报纸总编辑讴歌包产到户的第一篇文章.
丁春霖写的这篇文章以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点赞了永嘉县当时推行的包产到户,使广大农民的牛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获得了少有的大丰收；并分析了其原因主要是山于永嘉县委“面对客观事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敢地走出一步妙棋”——根据本县山区特点和当时生产力水平,提出了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四种责任制,主要的也就是“包产到户”一种.这是丁春霖对包产到户优越性的讴歌,也是对永嘉县委推行包产到户敢于担当的点赞.
丁春霖的这篇通讯,约2000字,在温州的新闻史上,甚至在中国的新闻史上,都有其重要的价值,并有其应有的地位.
与这篇报道相配合的,还有一篇内参,标题是《永嘉县四川区包产到户后有关情况调查》.
报道是12月5日刊登的,内参是12月10日印送的.丁春霖在报道见报后,觉得在采访中了解到的一些有关包产到户,不便于公开见报而又需要向温州地委领导直陈的,就又写了一篇近干字的内参,土要内容有三：一是讲四川区农业牛产获得少见的丰收,包产到户一年就解决了贫困山区多年解决不了的吃返销粮难题；二是具体介绍四川区实行包产到户的4种做法；三是讲包产到户后出现的5个新情况、新矛盾.不仅更加明确地肯定包产到户的作用,还反映了当前包产到户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公开报道是一首向社会赞美包产到户之歌,那么内参直陈就是一篇向领导呼吁推广包产到户之曲.在那个对包产到户还有严重分歧的年代,敢于向领导直陈,与公开报道一样,是同样需要勇气胆识的,是同样难能可贵的.
雇工大户的鲜明支持者
丁春霖对温州模式的又一贡献,就是鲜明地支持当年的雇工大户,支持当年的专业户重点户可以多雇工,及时用典型案例回答了温州农村改革的一个大问题.
就我所知,丁春霖当年在家庭工业、专业户重点户雇工问题上,思想是一直比较超前的.可不以雇工,让不让雇工,如果允许雇工,又可雇多少人,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一个极为尖锐极为突出的问题.因为按照传统的理论,雇工就是剥削,雇工就有剥削.温州农村改革展开后,家庭工业联合工业蓬勃兴起,碰到的最让人头痛的问题就是雇工.这让专业大户头痛,也让干部头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久后有了一个权威的说法：雇工8个以下的可以,8个以上的不允许,因为雇工8个以上的就存在剥削.于是,凡是碰到雇工问题,各级干部就只能按照这个口径,对下而作一个干篇一律的回答：雇8个以一下的可,8个以上的不可以.可温州农村随着专业大户的发展,随着家庭工业联户工业的兴起,遇到的偏偏是雇工8个以上的问题,雇工几十人以全100多人的问题.到了1982年下半年,这个问题已经逼得温州干部不能不回答,温州日报也不能不回答.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如何看待周人正雇工多的问题.丁春霖从知道周人正这个雇工大户开始,到报纸刊登周人正这个雇工大户典型,态度非常明确,一直给予鲜明的支持.
乐清县大荆区农民周人正,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按照文件的精神,到永嘉县张溪乡深固坑村承包了2000亩山场,从事大规模的开发性生产.1981年下半年,根据当时报纸所见到的资料,周人正的承包的山地而积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走出了一条振兴山区林业之路.可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创举,却在社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雇工——周人正一年到义都要雇人垦山、栽树和护林,少则二三十人,多时七八十个人,这同我们的政策对得上号吗？反对承包的,抓住这点就想全盘否定周人止.赞成承包的,也因这点不敢公开支持周人正.争论也在报社里进行,除了肯定和否定,还多了一个内容：报道不报道？力主报道者说：绿化是国策,季节性的造林雇工有什么要紧？造的林总是国家的,不会搬到家里的,也不会变成西方的.不赞成报道的人说：少雇几个人还好说,雇工那么多人,宣传上吃不准.“吃不准”,这的确是实情.可是能因为自己“吃不准”,就能对出现的典型冷漠置之、不理不睬吗？
1982年12月,温州市委决定召开专业户重点表彰大会.在丁春霖的支持下,报社农村组组长蔡育麟拍板决定,把周人正作为大典型,推荐给大会.他的意见得到了市委领导的认可.于是,他在参与大会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把周人正写了进去.同时,他又交代记者采访周人正,写了一篇五六干字的通讯,确定在大会期间发表.经编委会讨论,丁春霖决定,于12月18日,在全市专业户重点户大会典型发言期间,一版发周人止的消息,二版发周人正的通讯.可是在17日下午,当报社编辑部和上级有关部门联系时,上头没有个明确态度,没有说可发,也没有说不发,只是写了一段话,表了一个态：雇工问题如能回避的话,那么是可以见报的.再次修改重排后的大样在晚上再次送有关部门,可到深夜10点多钟大样送回,仍然没有一个明确态度,只说了一句：由报社自己决定.这可使报社左右为难了：发,还是不发？不发,周人正已作为大会典型,上面又没讲不发,报社怎么交代？发,上而却没签“同意”两字,将来万一有事就得写检讨了！怎么办？作为报社编委,适值那天晚上是蔡育麟值班,其他领导义不在,一切都得由他拍板.深夜11点半左右,经过一番考量,蔡育麟毅然下了决心：发！也许是无巧不成书,下乡调查的丁春霖刚好那天晚上回到温州,在家稍许休息后又习惯性到报社编辑部转转,得矧青况后当即同意蔡育麟的决定.蔡育麟问他还看不看报纸大样,丁春霖回答的很干脆：你看过了,我就不看丫.他说：周人正是一个专业户新典型,社会需要这样一个典型,值得报道,应该报道.市里叫我们自己决定,那我们就自己决定好了.
第二天上午,当尚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送到参加大会的专业户重点户代表手里,马上引起了出入意料的反响：党和政府那么支持专业户,我们不干还叫谁干？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当那天报纸走向温州城乡干家万户后,来自社会的反响尖锐义强烈一一称好者说大开眼界,耳目一新！批评者说：雇工之事,岂能上报？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褒是贬,周人正的报道在温州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无论是务农的务林的,无论是务工的经商的,都敢于大胆地承包和雇请人员,为温州模式的基础一一家庭经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前提.支持专业户不受雇工多少限制,就是支持专业户向企业主和企业家发展,支持家庭丁业和联户工业向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发展,回答了温州农村改革的一个大问题,也解决了温州模式孕育的一个人问题.因而在报道后的第三天,也即全市专业户重点户大会结束的第二天,时任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袁芳烈就带人到永嘉张溪乡深固坑村山上实地看望周人正,并要求在全市推广周人正的做法.到了第二年,有关文件明确决定,一个专业户可以雇请二三个帮手带三五个徒弟,从事开发性生产的可以雇请更多一些人.人们得知这些消息后,又都为《温州日报》看准了一个问题而高兴.
人们钦佩蔡育麟的气魄,钦佩丁春霖的胆识.如果说蔡育麟是周人正这个典型报道的主要拍板者,那么丁春霖就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没有人拍板不行,没有人支持更不行.如果当时丁春霖不支持,不同意报道,那是完全可以把报道撤下来的,也是完全有时间撤下来的.这个情况,并不为外界所知悉.
“柳市八大王”平反的最早呼吁者
丁春霖对温州模式的贡献,还有就是发出了应为被错误打击处理的柳市“八人王”平反的第一声.
时间：1983年2月.
丁春霖对打击“柳市八人土”从开始就抱有不同的看法.柳市“八大王”是1982年全省全固有名的严打典型,过了一年多又被公开平反,是温州农村改革的一起标志性事件.
所谓“柳市八人土”,其实就是当年8个早期发展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典型、8个依靠政策依靠劳动先富起来的工商专业户典型.因为打击“柳市八人土”是省里来的严打工作组亲自抓的,是当时温州市委主要领导人明确表态的,因而在严打之后——定性为严币的投机倒把罪,判了几个,关了几个,通缉了几个——尽管不少干部群众有不同看法,社会上各种议论纷纷.但人家一时都只能私下议之而不敢公开言之.丁春霖则不一样,有言又有行,而且是敢言敢行.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丁春霖在当年严打期间,曾扣压打击“柳市八大王”的稿件不发.有关部门曾给温州日报打来电话,要求报纸给予详细报道,配合严打“柳市八大王”行动.同时,也有一些通讯员主动给编辑部来稿.丁春霖和编委会多数人认为,打击“柳市八大工”的做法,政策界限不清,不利于改革开放.为此,不仅不派记者到柳市采访,还交代编辑部把通讯员来稿也扣压下来不了刊登,只是把所有来稿综合刊登在报社《内参》上,送市委领导参阅.就此,丁春霖还曾对笔者谈过,当记者当编辑要有自己的头脑,办报更要有自己的头脑,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也不能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在当年空前高压气氛下的严打期问,是极为难得极为不易的.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柳市八大工被公开打击不久,时任温州日报副总编辑的丁春霖就带人到柳市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对把他们打成投机倒把罪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于1983年2月11日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内参,全文1000多字,反映对“翻砂大王”吴师濂的处罚政策界限不清.一是雇工情况不符合事实,甚至把他自己的儿子也列为雇工人数.二是罪名不对,挂户“集体厂的名义解决原料及银行账户”是正常的经济活动,而不是什么投机倒把.三是罚款不对.总之,不能作为处理对象,不能作为打击对象,应予平反.
在内参里,丁春霖以自己调查的确凿事实,一一回答了对吴师濂定性不当打击-处理有错的主要问题,也就是鲜明地为“八大工”喊冤,正式发出了要为“八大工”平反的第一声.这个内参,据丁春霖透露,是直接送给当时温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包括时任省委常委、市委第一书记袁芳烈.尽管作者并不清楚市委市政府领导看了这个内参后有否批示,但市委机关报领导为被打击的“八大工”申诉和辩护所带来的影响之大,是不能不看到的.
丁春霖生前在接受作者采访时说,他当时之所以要为“八大王”案件的受难者喊冤,是因为觉得这样的做法有很大问题.他说自己曾以温州同报副总编的名义,专门到乐清县工商局,要求对方把“八大王”的案卷拿出来看一看.不料对方找了半天,也找不出“八大王”里任何一个人的案卷,而每个人都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纸,简简单单如同一个人的简历似的,根本称不上是任何犯罪的案底材料.丁春霖还告诉说,市委第一书记袁芳烈在看到他发的这个内参之后,也感到对“八大王”的打击有问题.为此,他还曾当而向袁芳烈建议,在当年年底要召开的全市专业户、重点户大会上,公开宣布为柳市“八大王”平反.
市委机关报副总编辑向市委反映要为“柳市八大王”平反,这在我国历次运动中应该是不多见的.何况这并不是几’『‘年前的历史案件,而是不到一年刚刚处理的现实案件,这就更加不容易,也就更难能可贵.可以说,丁春霖的这个内参,是温州干部中为“八大王”正式平反的第一声,也是颇具政治风险的第一声.我曾问他不担心有风险吗,他的回答是,只要实事求是,就不应怕有风险.他还说,柳市八大工应不应平反,能不能平反,事关温州农村改革能否前行,事关温州民营经济能否勃兴,不能不尽力而为,不能不斗胆直言.
幸运的是,丁春霖的这个内参,袁芳烈等时任温州市主要领导都看到了,不仅没有责备丁春霖,反而都引起了重视,经市委常委会研究,没有多久就为“柳市八大王”平反了.从被“严打”到被彻底平反, “柳市八大王”山此名闻全国,丁春霖也为其尽了一份力而感到欣慰.
丁春霖为改革开放鼓和呼的事,为温州模式的孕育、问世和发展所做的事,还有许许多多.诸如在1984年2月18日,他以温州日报的名义,邀请全市小大农村商品基地和专业市场的区、公社负责人,到苍南县宜山区举办交流推广座谈会,推广宜山“一乡一品”经验,交流各个商品基地和专业市场的成功做法,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年之前,在纪念《温州日报》创办70周年时,我曾写了一篇题为《温州模式最给力的催生者——温州日报为改革开放鼓与呼若干纪事》的文章,列举了温州日报当年众多的“第一声”,众多的“鼓”和“呼”.这些都与当年担任温州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1980年-1986年）的丁春霖有关,或者是他自己带头呼喊而出,或者是他组织人员呼喊而出,或者是他支持记者呼喊而出.如果说温州日报是温州模式最给力的催生者,那么,丁春霖就是这个催生的强大推动力,为温州模式问世立了大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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