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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寿阳阳摩山石窟东区调查和
一、调查缘起
阳摩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寿阳县西北端羊摩寺村南约1公里的羊摩寺山山腰.地理位置为北纬34°4′28″,东经113°7′7″,海拔1733米（图一）.由于该石窟位于寿阳、盂县、阳曲三县交界,山峦连绵,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被“遗忘”的状态,只在《山右石刻丛编》[1]《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2]《寿阳碑碣》[3]等书中对部分碑刻、题记做过收录.
在寿阳县文物管理局的协助下,我们于2014年6月和2016年12月三次前往该地调查.通过对现存题记的识读,得知该石窟古称灵嵩寺,虽在古代屡有修建,但目前除窟龛及造像外,附属的土木建筑已荡然无存.只在石窟下方的山脚处保留了一口水井,至今水量充沛,可能是当时僧俗信众取水的地方.
该石窟依山而建,在长达500多米半环形的崖面上由东向西分布着不同时期的窟龛20余处,大致可分为东、中、西三区,保存状况较好.据石窟中现存题记的纪年可知,阳摩山石窟最迟开凿于东魏武定四年（546）,到北汉天会四年（960）一直都有修建,时间跨度达414年.该石窟处于连接大同、洛阳、邺城、太原等地数条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其造像西承云冈,东衔龙门,融合了邺城、太原等地造像的特点,雕刻精美,线条流畅,艺术价值较高,对研究中国佛教史、中国石窟寺的发展演变以及石窟造像艺术的传播路线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对该石窟进行了详细的测绘、摄影和文字记录.因其内容较多,本文只报告石窟东区的考察结果.
二、东区窟龛的现状
阳摩山石窟东区,位于石窟东部西高东低的平台之上,东西长约300米,从西向东排列,有1窟、7龛,共8个较大的窟龛（图二）.第1窟位于平台最西侧,为三壁三龛式,仅正壁雕二弟子像.7个龛分布于平台东侧四处相对独立的人工雕凿的崖面上,从西往东可分为4组.第1组包括第1号、第2号龛,龛内均刻坐佛；第2组包括第3号、第4号龛,造像题材为千佛及二佛并坐；第3组包括第5号、第6号龛,造像题材为沙门形地藏菩萨、阿弥陀佛等；第4组为7号龛,龛内雕一坐佛.因崖面呈弧形,第7龛与第1窟可对望.
8个窟龛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1窟：窟口西南向,方位北偏东32°.窟前凿出前廊,面宽2.5米,进深0.21米,高2.1米.立面上方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方形梁眼,说明窟前原来有木构窟檐.外立面正中开重形窟门,外门为圆拱形,高1.64米,宽1.18米,厚0.14米,两侧有方形门柱,柱头施卷云,上有尖拱门楣.内门为长方形,高0.95米,宽0.76米,厚0.15米,门槛高0.1米.两重门之间刻有三重门框.第一重门框为长方形,高1.12米,宽1.07米,厚0.03米,上方有一高0.21米、宽0.44米的无字匾额.第二重门框为长方形,高1.08米,宽0.98米,厚0.04米.第三重门框为长方形,高1.03米,宽0.95米,厚0.03米.门框上方现存一尊坐佛,佛像高0.06米,结跏趺坐,有项光、背光,面部及衣纹风化严重,残泐不清（图三）.
主室平面略呈方形,单室,三壁三龛,平顶,顶部略呈后高前低的倾斜状（图四）.北壁宽2.12米,南壁宽2.12米,进深1.67米,高1.96～1.75米.北壁（正壁）壁面开一尖拱形浅龛,龛高1米,宽0.7米,深0.2米.无龛柱和龛楣.龛上方近窟顶处有三个方形椽孔,呈“品”字形排列.龛内无造像.龛下壁面雕刻基座,座高0.3米,宽0.87米,进深0.45～0.55米.龛两侧雕二弟子像.西侧弟子高0.85米,面部残损,残痕高0.15米,五官不清.内着僧■支,外披袒右式袈裟,双手合十,跣足立于仰莲座上.东侧弟子高0.9米,面部残损严重,残痕高0.13米,五官不清.内着僧■支,外着偏衫,双手合十,跣足立于仰莲座上（图五）.西壁壁面开一尖拱形龛,龛高0.76米,宽0.4米,距地面0.4米,龛内无造像.东壁壁面开一尖拱形龛,龛高0.9米,距地面0.23米,左右两侧被凿出一条宽0.8米的石槽,龛内无造像.南壁（前壁）的窟门上方近顶处有三个椽孔,呈“品”字形排列.窟门两侧地面上各凿出一圆形门臼.门臼直径6厘米,内部光滑,呈黑色,应为长时间使用的痕迹.
7龛按崖面位置分为4组.
第1组：包括1、2号龛,位于第1窟东50米经人工雕凿的崖面上.崖面略呈长方形,高0.93米,宽2.2米,在1、2号龛上方有三个一字排列的椽孔（图六）.第1龛位于崖面的左侧,为圆拱形敞口浅龛,高0.61米,宽0.6米,内雕三尊坐佛.佛像高0.25米,均风化严重,形象不清,似结跏趺坐于方形佛座上.第2龛位于崖面的右侧,为方形敞口龛,高0.37米,宽0.3米,内雕一尊坐佛.佛高0.21米,头部残损严重,内着僧■支,外着交领袈裟,下着裙,裙裾覆于座上,衣纹细密,紧贴佛身,左手置于双腿之上,掌心向上,右手施触地印,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图七）.
第2组：包括3、4号龛,位于1、2号龛东约70米的一块人工雕凿的崖面上（图八）.崖面略呈长方形,高1.71米,宽3.12米,四角各有一椽孔,上方凿出一条石槽.第3龛为三排小龛,占据了崖面的大部分位置.上面第一排共15个小龛,均为圆拱形,高0.2米,宽0.12米,内各雕一尊坐佛.像均高0.19米,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花座上.第二排15个小龛,高0.2米,宽0.12米,龛中佛像与上排龛中造像相同.崖面的右下方为第三排,共有三个小龛：左侧小龛内雕一尊坐佛,与上面两排龛中的造像相同；第二小龛为一长方形龛,高0.29米,宽0.93米,龛中现存8尊菩萨像,两两并坐分为4组,均高0.76米,由于风化严重,菩萨衣饰、五官等均不清晰,似结善跏趺坐于方形佛座上,裙裾覆于座上——该龛应为后世在东魏造像基础上补刻而成；第三小龛内雕释迦、多宝并坐像,像高0.78米,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花座上,一像残损严重,一像较为完整.
第4号龛位于此块崖面的左下方,应是后世补刻.为方形浅龛,龛高0.52米,宽0.75米.方形龛楣上有两方题记：“本寺东」庄李文」为亡父」造像一」区”“本寺」东庄李」信为父」母造佛」像一区”.龛中阴刻二尊佛像.左边佛像高0.22米,上部有残存的尖龛楣.光头,面相丰圆,眉眼细长,颈刻三道纹,内着僧■支,外着交领袈裟,双手为袈裟所遮,结跏趺坐于方形佛座上,双腿前放一枝莲蕾.左侧镌刻纪年题记：“天会四年”.右侧佛像高0.24米,光头,颈刻三道纹,面部残损严重,内着僧■支,外着袒右袈裟,袈裟于左肩前打结,胸部以下岩石脱落（图九）.
第3组：包括第5、6号龛,位于第3、4号龛东55米一处人工雕凿的崖面上.崖面略呈长方形,高2.17米,宽2.9米,距地面1.23米.崖面左右两侧各有两个椽孔,分两层排列（图一○）.
第5龛为方形尖楣龛,高0.64米,宽0.61米.龛右上方雕有一身飞天像.龛内雕沙门形地藏菩萨像.像高0.56米,光头,双耳垂肩,面部残损不清,颈刻三道纹,戴桃尖形项圈,饰璎珞,璎珞于腹部穿璧而过.内着僧■支,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下着裙,裙摆覆于座.双臂放于腿上,双手残损,倚坐于叠涩须弥座上.地藏像左下方有一供养人像,头部凿毁,身着交领衣衫,单腿跪于地藏菩萨旁.供养人左侧崖面上有一方题记（图一三）：“维大唐开元九年四月」卅日,佛弟子孙元庆」妻中玉,敬造阿弥」陀一区,为」亡过父母但」成正觉.”地藏菩萨龛下方崖面亦刻有题记：“维大唐开元八年」岁次庚申」七月壬子朔」廿九日庚辰」佛威敬」造大沙门像」地藏像一区,上为」师僧父母」又一切众生成佛.”
第5号龛的左上方有并列的两个小龛.第1个小龛为方形摩崖浅龛,高0.23米,宽0.1米,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高0.2米.二佛头部缺损,内着僧■支,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下着裙,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花座上.第2个小龛为圆拱形龛,高0.25米,宽0.15米,内雕一佛.佛高0.2米,头部凿毁,身着袒右袈裟,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图一一）.
第6号龛为长方形尖拱龛,高0.61米,宽1.46米,内雕三佛二弟子四菩萨像.主尊佛高0.5米,馒头状高肉髻,面相长圆,五官凿毁,有桃尖形项光,颈刻三道纹.内着僧■支,腹部系带,外着袒右肩袈裟,裙裾从座上自然下垂.双手残,似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右侧弟子高0.33米,头凿毁,内着僧■支,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合十举于胸前,下着裤,跣足立于仰莲台上.左侧弟子高0.36米,头凿毁,内着僧■支,外着交领袈裟,双手抱于腹部,下着裤,跣足立于仰莲台上.右侧菩萨高0.35米,头凿毁,五官不清,有桃尖形项光,戴项圈、璎珞,上身袒露,下着长裙,左臂举于胸前,手已残毁,右臂戴镯下垂,手持巾带,身体呈“S”形,跣足立于仰莲座上.左侧菩萨高0.37米,头凿毁,五官不清,带项圈、璎珞,下着长裙,左臂下垂,右臂上举,双手残毁,身体呈“S”形,跣足立于仰莲座上.右侧供养菩萨高0.32米,头凿毁,身体风化严重,五官及衣纹均不清,双臂相交举于胸前,立于方形台上,身体向右侧坐佛的方向倾斜,做供养状.左侧供养菩萨高0.3米,头部凿毁,衣纹不清,左臂置于腹部,右臂上举,手皆残毁,下着裙,跣足立于方形台上.右侧坐佛高0.18米,头凿毁,身体风化严重,五官及衣纹均不清,下着裙,节波育从座上自然下垂,双手施禅定印,结迦趺坐于方形佛座上.左侧坐佛高0.19米,头部风化严重,五官不清,上身着袒右肩袈裟,下着裙,裙裾从座上自然下垂,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方形佛座上（图一二）.
该龛的龛楣上方雕四尊坐佛,均高约0.18米,皆面部丰圆,上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下着裤,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龛下方崖面上刻有两方题记,自右向左为：“惟大唐开元八」年岁次庚申」七月壬子朔」廿九日庚辰,」骑都尉孙阿子」为向大军」发敬造像一」铺,为七世先亡」生父母合家」大小俱证正觉.”（图一四）“佛弟子孙阿」子」万思九敬」造阿弥陀.”
6号龛左侧上方还有一方形龛,高0.25米,宽0.28米,内雕释迦、多宝并坐像.右侧佛像高0.2米,头凿毁,上身着袒右肩袈裟,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左侧佛像高0.2米,头凿毁,衣纹不清,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
第4组：第7号龛,位于平台最东端,为圆拱形浅龛.龛高0.34米,宽0.13米,距地面1.9米.内雕一尊佛像.佛高0.25米,风化严重,依稀可辨,面相长圆,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图一五）.
三、相关问题研究
阳摩山石窟东区虽仅为阳摩山石窟的一部分,但是部分造像的风格新颖,在晋中、晋东南地区石窟中较为少见.下面就该区窟龛年代、造像题材及造像思想略作分析.
1.窟龛年代
根据纪年题记记载,阳摩山石窟的开凿经历了东魏、唐、北汉三朝.就东区而言,第4龛有北汉天会四年（960）的题记,第5、6龛有唐开元八年（720）、九年（721）的题记,故此三龛的开凿时间确切.而其它窟龛从形制及造像风格来看,应早于两处题记所显示的时间.
首先,从窟龛形制来看,第1窟为平顶方形,三壁三龛式,这种形制是北魏以来晋中地区流行的主要窟形之一,太原市天龙山东魏洞窟第2、3窟和北齐洞窟第1、10、16窟,太原市姑姑洞中窟、上窟,太原市瓦窑村北齐诸窟均为这种窟形[4].第1号龛为圆拱形龛,第2号龛为方形龛,其龛形与天龙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石窟及阳摩山石窟中、西区的北朝窟龛的龛形相同.其次,就造像风格而言,东区第1号窟中现存的二弟子像所着衣饰与山西高平市高庙山石窟右侧北朝时期的弟子像的服饰相似[5],第1、2、3、7龛的造像风格及衣纹与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及沁县南涅水石刻等处的北朝造像类似.
综上,我们可以推断,阳摩山石窟东区窟龛最早开凿于东魏时期,其后在唐开元八年（720）、九年（721）及北汉天会四年（960）陆续进行过扩建和补刻.
2.造像题材及造像思想
与其它艺术形式不同,佛教石窟造像中“工匠对造像题材没有过多的选择,石窟寺中的造像是洞窟修建者在僧侣们的指导下完成的,也是供养礼拜或禅观的最重要的对象,代表了功德主所表现的愿望和思想” [6],所以石窟寺中造像题材不仅是当时佛教艺术风格的展示,也是我们了解当时佛教信众思想内容的重要依据.从现存的阳摩山石窟东区造像来看,题材主要有释迦牟尼、释迦多宝并坐、三世佛、千佛、沙门形地藏等.这些题材一般不是单独出现,而是相互组合,反映了阳摩山石窟乃至北朝、唐代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
（1）阳摩山石窟东区东魏时期的洞窟、造像表现了浓厚的禅观思想.
关于禅观,一般的定义是：坐禅而观念真理.“在佛教的全部修持中,禅是极为重要和极富特色的一环,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禅观是坐禅以修行的种种观法,如观照真理,否定一切分别的相对性,又如观佛的相好、功德,观心的现象、本质等.” [7]可见,禅观是一种思维的修持方法.要进行禅观,需要安静的环境,《坐禅三昧经》中就称“闲静修寂志,结跏坐林间”,故远离闹市、环境幽静的山区成为禅僧修行的理想区域.禅僧在居山坐禅时,为了遮风挡雨,特别是躲避野兽的侵扰,多开凿石窟以助修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界形成了南义北禅的格局,开凿石窟和重禅是北方佛教信仰同时存在的两个重要特点[5],而这些特点在太行山以西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阳摩山石窟位于羊摩寺山山腰,据该石窟现存的《灵嵩寺功德窟记》记载：该山“□五峰皆□□□幽岩栖道泉石嵩□□雨川□抱龙宫□流八水沥山”,环境幽静,靠近水源,是适宜修禅的理想之地.纵观阳摩山石窟现存洞窟,就其功能而言,大致可分为佛殿窟、僧房窟及禅窟三种,其中东区第1窟可能为禅窟.该窟前壁及后壁靠近窟顶位置均有三个方形椽孔,呈“品”字形排列,故可推测石窟上方曾搭建有顶棚.顶棚一方面具有保温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在阳磨山石窟调查时发现,由于该石窟背风朝阳,所以冬季较为温暖,多有瓢虫、蜘蛛等昆虫于洞窟中过冬,顶棚的搭建也有利于僧人在禅修的过程中免受昆虫的侵扰.此外,在该窟内前壁窟门左下方的地面有门臼痕迹,可能是当时在此修行的僧人为了遮蔽风雨、防御野兽的伤害而安装过窟门.可见,该窟的顶棚及窟门都是为了方便僧人禅修设置的.而石窟外立面门框上的禅定僧像大概就是当时僧人在此窟中观想坐禅的真实写照.
据禅经记载,修禅先观像,《坐禅三昧经》中称：“若初习行人,将至佛像所,或教令自往谛观佛像相好.”禅僧所观之像大致为释迦牟尼、释迦多宝并坐、三世佛、千佛等数种 [8],这些佛教形象正是阳摩山石窟东区东魏时期造像的主要题材.由于该区地形呈弧形,故第1窟门正对这些造像,为满足僧人禅修的需求提供了条件.如第3龛中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与千佛像的组合在禅经中被称为“法华三昧观”,不仅释迦、多宝二佛并坐是此种禅观的重要内容,而且二佛并坐像周围的千佛像则可能是释迦牟尼分身十方的化佛,也可能是多宝佛毛孔中流出的百千亿化佛,同样是禅观的重要对象[9].据笔者观察,坐在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造像,当时在窟中坐禅的僧人可能就是以这些造像为禅观对象的.凿石窟,窟中修禅,并雕凿适合禅观的一系列造像,共同构成了早期阳摩山石窟的禅观体系.
（2）阳摩山石窟东区唐代地藏、阿弥陀造像表现出唐代地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合流的趋势.
阳摩山石窟东区唐代造像主要集中在第5、6号龛.这两龛位于同一人工雕凿的崖面上,龛内造像分别为沙门形地藏像和一铺三佛二弟子四菩萨造像.由于题记记载清楚,所以造像的年代及名称都较为确定.其中第5龛造像题记为“大沙门像地藏像”,即沙门形地藏像.与同一时期的其它沙门形地藏像相比,该像带璎珞,所着服饰为菩萨装束,可能是地藏形象从菩萨形向沙门形转变时的产物.虽然地藏名号在3世纪中叶就已经传入中国[10],但直到隋唐时期地藏信仰才最终形成.地藏菩萨被赋予了佛教中幽冥世界的主要救赎者和主宰者的身份,并相应地发展出读诵与地藏相关的经典、称念地藏名号、礼拜地藏图像的修行实践活动,成为一种完整的菩萨信仰体系,为当时及后世的佛教信众所推崇.第6龛的主尊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像的出现是阿弥陀佛信仰的一种表现,该信仰宣称只要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就能在梦幻状态中见到阿弥陀佛,以至达到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目的.由于修行方法简单易行,阿弥陀佛信仰吸引了众多信众,在我国影响很大.具体来说,该信仰萌芽于东汉、西晋时期,形成于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对社会各个阶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民间有“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之说.
本来地藏信仰与阿弥陀佛信仰是两种不同的佛教信仰体系,二者关系并不密切.隋唐时期随着地藏信仰的兴起,部分佛教信众受末法思想的影响,意欲得到地藏菩萨的救渡以脱离五浊诸恶的末法世界和亡者在幽冥世界的种种苦难,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从而为地藏信仰与阿弥陀佛信仰的逐渐融合提供了契机.正如《佛说地藏菩萨经》中所记载的：“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造地藏菩萨像,写地藏菩萨经,念地藏菩萨经及名者,此人定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前,莲华化生,不可思议,具六神通,经历十方.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从一天堂至一天堂.此人昔是造地藏菩萨像,念地藏菩萨经,我舍命之日,地藏菩萨亲自来迎,常得与地藏菩萨共处一处.”[8]该经是一部流行于唐代、由中土人士撰述的篇幅非常短小的经典,虽然被称为伪经,但却反映了当时民众认为只要“造地藏菩萨像、写地藏菩萨经、念地藏菩萨经及名者”,临终之日地藏菩萨会亲自来迎至阿弥陀佛净土的情形,此时的地藏菩萨已具有西方净土接引者的身份.地藏菩萨信仰与阿弥陀佛信仰融合,成为阿弥陀佛净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地藏菩萨在很多造像中取代大势至菩萨,与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组成了新的造像组合.与大足等地阿弥陀、地藏、观音同龛出现的情况不同,阳摩山石窟东区第5、6龛地藏菩萨、阿弥陀佛像既单独存在,又互有联系,可能是阿弥陀佛、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组合完全形成前的一种反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阳摩山石窟虽然规模较小,但其内涵丰富,仅东区窟龛的功能和造像题材就反映出北朝和唐代佛教的很多内容,特别是沙门形地藏像、地藏菩萨和阿弥陀像组合,既与同类造像有相同的地方,又有自己的特点,所以该石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附记：该报告的完成过程中,寿阳县文物局段培斌、庞利军等工作人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摄影：石文嘉、许栋
绘图：石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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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成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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