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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殖民文本《海底》李彦的反抗策略
一、李彦和后殖民文本《海底》
作为“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代表作家和一个用双语创作的优秀加拿大华裔作家,李彦自1 987年赴加,迄今已在加拿大生活了30年.根据她身份的特殊性,李彦也是华裔离散作家之一.她的代表作包括英文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和///y in the Snow,中文长篇小说《嫁得西风》《红浮萍》《海底》,作品集《羊群》《吕梁箫声》《尺素天涯》,译作《白宫生活》等.因其杰出的写作才华,李彦在1 996年获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1997年获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2002年获中国台湾颁发的“海外文艺工作奖章”；2016年获第25届上海新闻奖.本文将以根据Lily ln the Snow改编译写的小说、后殖民文本《海底》,分析李彦作为后殖民时期离散作家的几个反抗策略以及作者如何通过文本建构华人新移民的生活经验,如何使华人新移民的社区普通生活从“边缘”走向“中心”.笔者也分析了作品中的“内在殖义”描写和李彦如何通过对教会的的疏离描写表达华人新移民对白人主流文化的怀疑和对文化同化的抵抗.
《海底》一书于2013年在中国大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加拿大华裔双语作家李彦改编译写于自己在加拿大发表的英文长篇小说Lily in the Snow(雪百合).《海底》基于英文原著Lily in the Snow,在内容上作了不少增删和改编,但核心内容还是聚焦少数族裔特别是华裔移民的生活.《海底》聚焦华人社区,书写的主要是华人新移民在加国的悲欢离合,是作者李彦在后殖民的语境中和在另一个占主流地位民族中进行的跨文化跨民族的写作.《海底》能否归属于后殖民文学读本呢 ？“后殖民文学”概念首先在比尔·阿希克洛夫特等1989年出版的开天辟地之著作《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非洲各国、澳大利亚、孟加拉、加拿大、海各国、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国及斯里兰卡文学都属于后殖民文学.这些文学突出与帝国强权的紧张关系,并且强调与帝国中心假想的不同.在后殖民时代,帝国的直接控制当然已经结束,但我们必须清楚一个事实：帝国主义和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后殖民文学创作的实践就是对帝国控制的一种反抗策略,是一种解殖民的具体实践.比尔·阿西克洛夫特等在《逆写帝国>一书中集中分析了四种后殖民文学的批评模式,其中特别提到了“黑人写作模式”.他们认为“‘黑人写作’囊括了所有非洲海外散居者,无论是非裔美国人、非裔人还是非洲各国的作家.所以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所定义的“后殖民文学”涵盖了“离散”人群的文学.“离散”指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散居,还有移植所造成的的身份、记忆和家园的困惑”.比尔·阿西克洛夫特等在后殖民文本的分析中没有特别提到华裔离散作家写作模式,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具有同样离散的经历,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大都表现着华裔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挣扎,以及对故土记忆的复杂感情和“何处是家园”的困惑,北美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同样属于“离散”书写.北美华裔作家的作品一直是国内后殖民批评领域最主要的研究读本,而“后殖义批评”理论形成于对后殖民文学的批评实践.“‘后殖民’、‘后后殖民’的文学探讨的不仅是归来离去的移民题材,更注重社区复兴,以及在新的国家由多重经历研磨出的自我发现.”华裔作家李彦作为少数族裔的一员在白人主流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加拿大生活三十年,是华人“离散”族群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后殖民时代的离散作家,她在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中像大多数移民一样感觉到华裔群体被忽视,被迫沉默及被蔑视.这种离散的经验也是能动的、前进的,李彦对离散经验的回应是用文学创作发出声音来反抗白人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边缘化.对离散作家来说,一个特别的责任就是要代表他们自身的社区,为自己的族群发声.《海底》作为李彦的主要作品,描写的就是普通华人移民的社区生活,他们在移居地追求理想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应该毫无疑义地归属于“后殖民文学”范畴.
二、以被抹去、被忽视和被隐藏在历史之中的人群的视角和语言书写：弃用中心,凸显边缘
“华裔加拿大人”是一个历史的建构名称,在这个名称的建构过程中,“华裔加拿大人”也建构着加拿大的历史.但长时期以来,由于白人主流社会的排挤和压制,华裔新移民在建构加拿大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被忽视,他们建构加拿大历史的重大贡献和主体地位被抹杀.要改变华人新移民生活和文化处在整个社会边缘的现状,需要每一位华人新移民作出努力,文学的作用更不可忽视.但“文学在帝国文化大业的中心位置,就如同政治架构中的帝王君主制.所以,当和边缘的因素对中心的构成威胁时,就会被迅速地吞并.用爱德华·赛义德的话说,这就是在谱系关系掩盖下进行的有意识的同化过程,这种同化是出于被认可而且被接受、被归化的动机,而对中心进行模仿.”‘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作为少数族裔的加拿大华裔作家如果不顺从加拿大的主流文化和以加拿大白人主流社会为“中心”而进行创作,是很难得到认可的,更是很难以笔为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争取到话语权.殖民抵抗的直接反应,首先就是寻找自己的文化,拥有语言也就拥有了武器.以文本为武器,是后殖民时代反抗殖民的一个主要的战场.尽管困难重重,但华裔加拿大作家做着种种努力和尝试,在后殖民时代的文学创作中也收获了一席之地.后殖民文本最大的力量就是颠覆中心,表达被殖民者反抗的意愿和决心.后殖民写作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文本内部帝国中心的废弃”.后殖民写作的主要策略是语言的重置,包括对“标准英语”( Received Standard English)的弃用和挪用.“挪用”就是用帝国语言来“承载”自己的文化经历,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灵历程,从而消解“标准英语”所涵蕴的中心以及帝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李彦英文长篇小说Lily in the Snow首先在加拿大出版,聚焦的是华裔社区的纷繁人生,已经抛弃了白人主流社会为主体的传统.Lily in the Snow获得了可喜的成功,被加拿大多所大学采用为课程教材,作者李彦获得了更多为华人社区发声的话语权.为了让华人新移民的普通生活真正从“边缘”走向“中心”,让华人移民的新生活获得在加拿大历史中的应有地位,作者李彦决定自己译写Lily in the Snow.李彦自己改编译写Lily in the Snow,创作出中文小说《海底》,是一次在后殖民的语境中再创作的过程,她采用的反抗策略之一就是以被抹去、被忽视和被隐藏在历史之中的人群的视角和语言书写,从而达到弃用“中心”,凸显“边缘”的效果.李彦在英文原著Lily in the Snow改译到中文版本《海底》的过程中,用自己的母语中文记录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生活和心路历程,是一个主动掌握话语权的过程,是一个“解殖民”的过程,更是一个颠覆“中心”的过程.“现实中并没有中心,正如没有预设的和不可弥合的现实.如果说语言建构了世界,那么边缘也是中心,它是可以根据不同的习俗、期待和经验模式重构世界”.放弃帝国语言的创作,消除帝国语言蕴涵的帝国价值观、既定的真实性和“中心”,已经成为后殖民创作的呼声.后殖民创作需要表达少数族裔的身份价值,阐明其也可作为主体位置的含义.李彦放弃了把她置于从属地位的帝国语言,用母语建构华人新移民的生活经验以抵抗白人主流社会对华人新移民的边缘化.
在已经获得关注的加拿大华裔文学作品中,有两类主题一再被重复.其中一类作品主题表现的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移民和“CBC”以及加拿大白人主流文化的冲突和融合.“CBC”代表的也是加拿大主流文化,和加拿大白人主流文化一起代表的是“帝国”价值体系,是“中心”,而老一代移民代表的是华裔作家的故国文化.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迎合了“帝国”安抚少数族裔的政治需要.另外一类作品直接把故事的发生地就放在故国,用帝国的语言讲述故国的故事,并且很多华裔作家扭曲夸大故国的现实,为帝国审视华裔作家的故国提供一个所谓的“真实”的视角.通过这样的写作,有些来自第三世界的精英华裔作家为“帝国”提供了一个第三世界的“他者”形象,这也是“帝国”所需要的.而李彦作品《海底》具有独特的颠覆性反抗特质,故事的主角都是来到加拿大的新一代移民,故事的发生地就是虚构的加国枫城.故国偶尔出现,都是在作品中人物的回忆中一闪而过,一系列小故事发生的舞台也大都在华人社区.故事讲述的就是加拿大新移民尤其是华人新移民的平常生活,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对生活所做出的选择,对文化冲突着墨很少.文本用非常平实的笔调讲述华人新移民的悲欢离合,柴米油盐的琐碎人生,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这就是作者李彦的独具匠心之处,也是后殖民文本《海底》的独特之处.对作者李彦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通过后殖民文本《海底》富有创造性和反抗性的书写,来为在白人主流社会的压迫中被迫缺席、被迫沉默、被迫边缘化的华人族裔发声,重现华裔族群为加国历史所作的贡献.文学在使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生活具象化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后殖民文本《海底》,像其他后殖民文学一样,所承载的“文学,通过略为触及的‘搜寻’,塑造其家园.文学因此可以像民族主义一样,作为一个抵抗主流意识形态之场域发挥作用”.华人族裔在白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迫下,被无奈置于一个从属的边缘,甚至在加拿大历史中完全被抹去应有的存在.华裔在加拿大的人口不超过5%,是绝对的少数族裔,但这些华人新移民的庸常底层生活以及抽象化的经验,其实构成了加拿大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华人新移民扎根于加国的土壤中,在这片天空下奋斗,挣扎,追寻心中的理想,也在为这个枫叶国的繁荣和富强作出奉献,却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排除在加拿大历史之外.华人新移民的生活也是加拿大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文化就是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一个分支.在加拿大历史的建构过程中,华人移民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语言是力量的一种形式,由语言构成的文本就是有力的武器.李彦通过后殖民文本《海底》的建构,加拿大主流社会“中心”消失了,而本来作为“边缘性”存在的华人移民生活走向加拿大公众的大舞台,华人普通新移民的生活状态进入白人主流社会的视野,使白人主流社会正视普通华人新移民的真实生活,聆听他们内心的追求和挣扎,认识到普通华人新移民在加拿大这片天空下的生存和生活一样具有主体性.在《海底》文本中,“中心”隐去,“边缘”凸显.“在产生文本过程中,无论是坚决主张还是希望达到现世性,这些作家和文类都确定了言语的价值,把它变成触角,通过它,使原来沉默的文本自身同话语世界密切联系起来”.文本是反抗加拿大白入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颠覆原有“中心”的有力武器.文本虽然是无声地印刷出来的,但确实有自己的声音和巨大的颠覆反抗力量.后殖民语境下作家李彦通过文本表达华人新移民的心声,展示他们的追求和理想以及对殖民者的反抗.李彦通过文本重建华人新移体,表达华人新移民的身份价值,阐明其主体位置的含义.
三、关注一个曾经被忽视的主题：内部殖义( Internal Coloniali)
作为后殖民时代离散作家书写,李彦后殖民文本《海底》表达的另一个显著颠覆反抗策略是关注一个曾经被忽视的主题：“内部殖义”.李彦书中描绘了加拿大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殖义和华人移民内部的殖义,也可以称作“内部殖义”.殖义不仅仅限于外部,不仅仅指的是宗主国对遥远土地上另一个主权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压迫,也同样体现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白人与少数族裔的关系上.“内部殖义”的概念认为“优势的族群乐于位于核心,希望通过机构化和永久化这种现存的分层系统来稳定和垄断这种优势,它主要寻求控制社会角色的分配,将优越的位置留给自己的成员”.加拿大一向倡导多元文化主义,宣传各个族裔机会均等,但实际上无论是在教育方面还是就业方面,少数族裔不可能获得相同的资源与自由.政府也会做出表面上的安抚,显示对各个族裔的平等对待,但少数族裔想要获得和白人主流社会同样的资源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由于在等方面处于劣势,少数族造政策决策权,公共资源方面都容易吃亏”．,“华裔加拿大人”是由加拿大白人主流社会对华人移民的霸权主义话语派生的,而且在消除这些民族间的显著的差异时,它多少含蓄地和亚洲的东方主义具体化具有共性.白人霸权优势是一种命令体系,其目的是将白人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给其自由,在白人社会中居少数的族裔拥有其固定模式.虽然华裔加拿大人不再处于直接的殖民统治之下,但有关华裔加拿大人种种刻板的固定的想象却继续盛行在白人主流社会.所以即使移民和加拿大白人有相同的教育背景,甚至更好的教育背景,都很难找到白人所持有的工作岗位.白入主流社会在排斥华裔加拿大人的运动中占据了先驱位置,他们对华裔加拿大人的固定定位,压制了后者在建构加拿大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多拿了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移民从事着工厂工人、超市售货员、酒店清洁工的工作,这些工作远远低于他们所受的教育相称的工作.在后殖民文本《海底》中,作者描写到一个酒店的清洁工队伍里有来自中国的四个医生和一个中科院的博士研究员.书中另外一个主角红藻的丈夫金强宇,学理工科出身,是高科技公司的白领,兜兜转转到加国之后曾经靠做比萨店送外卖的车夫为生,在一次送外卖的过程中出了车祸,失去了一只眼睛.银嫚的丈夫老蟹,是个理工科的博士后,也无法找到一份和所受教育相称的工作养家糊口．被老婆儿子嫌弃,老婆在他面前公然出轨.取得女性文学研究博士学位的长春女人,却从事开公司领养女婴的生意.这虽然是小说创作,但并非个案,是普通华人移民在加国生存的现实.作者李彦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记录下普通华人移民真实的人生历程,同样具有史学意义.不是华人新移民不能胜任和他们的教育水平相称的工作,而是因为“内部殖义”作怪,是占统治地位的白人主流社会在固化对他们有利的社会分工和现存的分层系统,要垄断社会角色的分配.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统治下,少数族裔移民只能从事远远低于他们所受教育水平的工作.李彦通过在文本中对这一现实的描述,是向加拿大白入主流社会发之声,这种不公平的社会角色分配和资源配置.
《海底》不仅了白入主流社会的隐形的“内部殖义”,还对政府表面上的安抚做了嘲讽.江鸥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人力资源部的官员建议她和本市议员联系寻求帮助.议员如约而至,江鸥向他诉说起自己无法发挥二十多年所学之长的苦恼,“议员认真地倾听着,时而同情地点头,时而陷入思索,丝毫没有显示不耐烦的迹象.江鸥几乎要被打动了.然而,她还是敏感地察觉到,那对深陷的眼睛里,出现过一晃即逝的无奈与怅惘”.忽然,江鸥意识到,议员“每天要面对同样的诉苦,倾听同样令人讨厌的抱怨,若没有职业上的修炼,扮演这种角色,实在勉为其难”.通过这样的描述,作者揭下政府虚假温情的面纱,直面普通华人移民生存的残酷性,揭示普通华人新移民在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殖民下追求美好生活的艰难.华人社区差不多类似于一个加国内部的殖民地,华人新移民在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被主导.
我们都谙熟西方白人蔑视东方人或者黑人的意识,通过阅读《海底》,笔者认为作者李彦还描写了另外一种其他作家鲜有提及的“内部殖义”,即华人移民内部的殖义.意识形态的殖义不仅体现在内部白人对少数族裔的关系上,同样体现在同族移民内部关系中.华人移要来自于三个地方,香港、台湾和大陆.在《海底》一书中,香港人的代表在书中以服装厂老板的身份出现.仗着能够给第三世界新移民女性养家糊口的本钱,为了防止女工夹带小产品出厂,竟然无视工人的人格尊严,每天出厂前要求女工们自动打开手提包接受检查.虽然同是华人移民,但香港老板对待移民工人的态度居高临下,想要掌控她们.台湾人的代表是庞太太和教会的龙牧师,虽然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以为神服务为天职,庞太太却巧妙而且不动声色地安排金强宇做了她的免费司机,又让理工科博士后老蟹为她的女儿免费补课.这一切隐形的“内部殖义”都隐藏在庞太太对大陆新移民的所谓关心之下.庞太太可以晚上十点以调解银嫚和老蟹的关系为借口不打招呼径直去银嫚家,在红藻表示不合适之后,庞太太透露出自己的真正目的.“没有关系的,我今天晚上必须去她家.我大女儿秋天要上大学了,需要给她辅导数学.老蟹是数学博士,反正他失业了,在家闲着,正好可以辅导我女儿.”庞太太表面上的关心其实是为了让老蟹免费辅导她的女儿,她认为这一切合情合理,无视她剥削老蟹的现实.庞太太在女儿成绩提高之后,感谢神,感谢教会,感谢龙牧师,却唯独没有提到帮她女儿补课的老蟹,她在内心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是因为庞太太在心理上对大陆来的移民占有优势.龙牧师更是对华人移民抱有偏见,“他私下里曾说,决不能让大陆移民进入教会的核心层,这些人从小就被洗了脑,与人斗惯了,走到哪儿都要拉帮结派为非作歹.另外,大陆移民也不像港台移民资力雄厚,要是指望他们掏腰包,教堂就该关门歇业了”.龙牧师作为台湾移民,对大陆移民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认为大陆移民不能够进入教会领导层,和白人主流社会认为华人移民不能从事社会要职同出一辙.龙牧师还认为大陆移民小气和看重金钱,在对教会的捐款上贡献微乎其微.大陆移民金强宇在对基督教的理解上和龙牧师有所出入,不止一次和龙牧师当面辩论,龙牧师不去反思自己是否需要改变,而是认为金强宇无视他的权威,是对他的冒犯,因此“对这个黄口小儿的大胆犯上,龙公公狠得牙根痒痒,在长老会上扬言,早晚要收拾这些‘’的后代”.其实无论是香港移民还是台湾移民,他们下意识地认为自己比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优越.在他们的意识形态认知里,中国大陆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依旧是落后的,来自大陆的移民也是低台湾移民和香港移民一等的.所以香港移民和台湾移民有时候无意识中把自己当做救世主来拯救来自大陆的移民,也对他们进行巧妙的剥削,只不过这一切进行得更加隐晦,也是一种变相的“内部殖义”.李彦通过后殖民文本《海底》揭露了白人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内部殖民,也兼涉到了华人移民内部的后殖民倾向,是后殖民文学的颠覆反抗特质的具体体现.
四、《海底》中对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描写表现了基督教教义教条一面和对基督教文化的怀疑
“国民特性在西方往往是最高形式的特征,它来源于多个方面,他通常包括疆域因素,还包括一种或几种归属因素（如人种,民族）、文化因素（如宗教,语言）、政治因素（如国体,意识形态）.”⑩但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包括暂时的和永久性的人口流动,使越来越多的种族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掺和在一起.种族身份是相对固定不变的,这种情况下,对同一种文化的认同就成了拥有同一种国民特性的重要指征.加拿大虽是多民族国家,但主要居民是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法裔加拿大人主要集中在魁北克地区,他们的宗教是罗马天主教.加拿大大部分的白人是英国的后裔,他们信奉基督教新教.无论是法裔加拿大人还是英裔加拿大人,他们都以定居者自居,而对来自其他地区的人称为移民.他们都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前提,希望白人主流社会的文化在加拿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白人主流社会改变不了少数族裔的祖先和皮肤颜色,但能够改变他们的文化.白入主流社会通过教会、学校、工会等社会团体,以文化、宗教、教育等为媒介进行对少数族裔的同化,使少数族裔从一种宗教皈依另一种宗教,学习新的语言,同时接受新的价值观和信念,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少数族裔在初到加拿大的时候,基本都会被神职人员拉到各个教会进行新价值观的改造,华人移民大多选择了基督教教会.对大多数华人移民来说,从初接触教会到决定接受洗礼,是一个价值观和文化归属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初步认同白人主流文化的开端.
李彦是华人移民中的精英学者,担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的加方院长.李彦把推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为己任,在很多场合李彦都不遗余力地宣讲中华文化,倡导多元文化共生.李彦在加国生活三十年,在面对西方白人主流文化的同化和压迫的时候.她选择了批判性的接受.《海底》中对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描写表现了基督教虚伪和教义教条的一面,表达了华人新移民在白人主流文化试图同化他们的过程中对基督教文化的怀疑,也是后殖民时代文本的颠覆特质.《海底》中的女主角江鸥是一个华裔单身母亲,时时面临失业的威胁,身边也没有男人的庇护来遮风挡雨.江鸥承受着来自加拿大白人主流社会、华人社区传统父权观念和身为华人女性压力的三重压迫,举步维艰地在加拿大追求着新生活.但她自愿接受男人缺席的世界,用自己的力量追求幸福的生活,宣示着自我的独立,面对不公平的待遇总是勇敢发声,从不愿意做有损于尊严、玷污自己灵魂的事情.虽然对基督教文化不是彻底地认同,但她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决心接受洗礼,努力接受白人主流文化以适应在新的国家的生活.小说戏剧性的发展,此时却让她遭到了华人教会牧师龙牧师的拒绝,理由是根据基督教教义,主动提出离婚的女人犯下了严重的罪恶,必须承认自己的罪恶并且保证不再犯,才能考虑洗礼.江鸥在自己原来东方的文化思维中并不认为自己有罪,所以龙牧师拒绝为江鸥洗礼.而来自大陆的访问学者河马和温州女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教会受洗.“龙牧师正在跟河马与温州女人谈话,称赞他们是学有专长的杰出人才,考虑要在他们受洗之后,发展这二人作为大陆教徒的代表,加入领导班子‘长老会’,共襄盛举.”温州女人来加拿大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和加拿大人假结婚而获得加拿大国籍,河马又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北京某著名高校的副教授,本来被公派到冰岛做访问学者,却瞒天过海办了旅游签证来到加拿大,混迹在教会中寻找留在加拿大的机会.而河马曾经公开说过想利用教会得到加拿大绿卡,是因为自己的私欲才加入教会的.河马在教会的一次旅游中,试图让带队人把旅游活动的缴费收据改写成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便寄回国内报销.河马曾经当着众人的面追问一个因为自己有同性恋倾向而忏悔的年轻人的性经验,也偷偷问过江鸥有没有婚前性经验.就是这样两个心灵龌龊的人,却通过奉承龙牧师以及和后者套近乎而获得后者的青睐,龙牧师甚至打算让他们加入“长老会”.江鸥接受基督教是经过长期痛苦的反思才决定的,没有任何的私欲,仅仅因为她曾经主动提出离婚而拒绝认罪,就无法在教会受洗.她也可以违心地认罪,但她坚持了自己的原则.江鸥不甘心被拒绝受洗,又专门跑到洋人教会,向洋牧师请教有关离婚者的敏感规定,得到了同样不能受洗的答案.江鸥刨根问底：“请问,您觉得哪种情况下女性更符合受洗的标准,）一个是没有搞过婚外恋却离过婚的女人,而另一个是没有离过婚却一直与多人搞婚外恋的女人.”洋牧师的回答是宁愿选择后者,让江鸥彻底对基督教文化失望.拿江鸥和温州女人及河马对比,不难看出谁是真正的想接受基督教文化,谁是想利用教会达到自己的私欲,而牧师却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拒绝了一位真正想走近基督教文化的人.通过对教会和神职人员以及教会对待河马、温州女人和江鸥不同的态度的刻画,李彦揭露了基督教虚伪和教义教条的一面,同时也表达了少数族裔对基督教文化的失望.
在《海底卜书中,李彦还表达了对基督教文化的怀疑.书中描写枫城最大的洋人教堂为了吸引年轻人,挽救日渐式微的教会组织,已经用摇滚乐代替了传统的唱诗班.洋人牧师的布道类似演员在台上表演,当江鸥想找洋人牧师倾诉时,她发现“从那对笑眯眯的黄眸子里,她捕捉到了一闪而过的敷衍之光,内中隐含的,是酒宴之后的慵懒、倦怠,而远非她孜孜以求的圣洁与骄傲”.而在华人教会,神职人员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很难和圣洁联系在一起.教会里有面对慕道者对自己权威的挑战选择了报复的龙牧师,还有利用布道机会庞太太小女儿的皮包学院“加拿大黄水湾中华文化学院”自封的骗子“终身教授”,更有想利用基督教达到自己私欲的温州女人和访问学者“河马”.教会成为某些神职人员利用来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工具和敛财的工具.龙牧师面对金强宇对自己的建议,不去改进自己的证道方式,反而当成一种挑衅,把金强宇给他的善意提醒当成是对他名声的败坏,最终把金强宇夫妇排挤出教会,反而对花言巧语、口是心非的河马和温州女人大加赞赏.书里还暗示龙牧师采取了电话恐吓这种下三滥手段来打击金强宇,龙牧师的这些行为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所为,更何况他还是一个教会的神职人员.教会的种种乱象和神职人员的鱼龙混杂是基督教日渐衰落的表面现象,在深层次上表明教会也在走向没落,西方文明逐渐走向衰落.即使在曾经是白入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随着世界规模的人口大迁徙流动,移民带来的文化也会对西方主流文化带来挑战.在未来的社会,没有哪一种文化再占据统治地位,文化也不再能分优劣,而将形成多元文化共生的局面.外来移民在加拿大人口中占很大比例,加拿大就成了一个不同种族和不同亚民族的聚合物.少数族裔的文化在加拿大也会生存繁荣下来,不可能人人再共享以基督教丈化为核心的同一种白人主流文化.
结语
通过分析后殖民文本《海底》的颠覆特质,笔者认为李彦通过描写普通华人新移民的平凡生活,解构了白人主流社会中心,让本来作为“边缘性”存在的普通华人新移民生活走向公众的视野,并且以文学的形式定格于历史.李彦也通过作品告诉读者,不仅白人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殖义存在,同一民族移民内部殖义同样存在,大陆新移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异常艰辛.李彦通过对基督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描写表达教会虚伪的 面和华人新移民对基督教文化的怀疑.作品中江鸥母亲对江鸥创作的告诫意味深长：“一个有尊严的作家,绝不会描写有害于自己民族的事情.”这似乎模糊表达了作者李彦对某些为迎合白人主流意识形态而创作的华裔作家的不满,对他们以夸大描写中华民族的丑恶获得西方的认同行为的提醒.另外作品中所有的华人男性几乎都是以“猥琐”的状态出现,例如偷渡的水獭,例如在国内官衔为上校的倪秋,例如理工博士后老蟹,例如来自国内的访问学者河马,表面上舞刀弄的鲍师傅,他们无一不是以阴暗猥琐,毫无阳刚气,缺乏男子汉的气质形象出现.这是李彦自身对男性的认知,还是在西方帝国意识形态下,华人男性被迫以这种形象出现在文学创作中？华人男性是如何被“阉割”的,这更加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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