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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温故
《忆昔》
杜甫（712～770）出生的那一年,正是新皇帝李隆基登基之时；在这位明君的领导下,大唐帝国达到了全盛,晚年杜甫在《忆昔》其二诗的前半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该诗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高调歌颂开元年间（713～741）的盛况.杜甫一生的前一半,正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此后的天宝年间（742～755）开始还好,但官场日趋腐败,各种矛盾已在慢慢积累之中,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形势巨变,从此战乱频仍,生产凋敝,民生疾苦,天子蒙尘,杜甫本人也经历了十多年的痛苦,不到六十岁就死于孤舟漂泊之中.唯其如此,平定战乱,关心民生,复兴国家,就成了他诗歌中最强烈的主题.《忆昔》其二后半写道：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关于此诗写道：“古今极盛之世不能数见,自汉文景、唐贞观后,惟开元盛时称民熙物阜.考柳芳《唐历》,开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京师米价斛不盈二百,绢亦如之.东由汴宋,西历岐凤,夹路列店,陈酒馔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呜呼,可谓盛矣！明皇当丰亨豫大时,忽盈虚消息之理,致开元变为天宝,流祸两朝,而乱犹未已.此章于理乱兴亡之故反复痛陈,盖亟望代宗拨乱反治,复见开元之盛焉.”玄宗前一大半是明君,后一小半是昏君.
继承太宗开创的伟业,拨乱反治、复兴国家,是后期杜甫诗中反复高唱的主题：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北征》
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
——《凤凰台》
大诗人总是有他远远超出个人欲求的高远之梦,屈原念念不忘他的“美政”理想,陶渊明神往于人人劳作、平等和谐的桃花源；而杜甫则更能着眼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局,呼唤国家的全面复兴.
升迁得意的愿望,风云月露的景色,登临饮酒的情调,叹老嗟贫的牢骚,经过发酵升华,都可以化而为诗,甚至很可读的诗——杜甫也写过这些题材的作品；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而缺少理想之光的照耀,那就只能是一位普通诗人,不可能感动千百万读者并产生久远巨大的影响.
“黄粱”
杜甫诗《赠卫八处士》有“新炊间黄粱”句,旧注已引《招魂》“稻粢穱麦,挐黄粱些”为词语出处,按王逸《楚辞章句》云：“言饭则……择新麦糅以黄粱,和而柔嬬,且香滑也.”洪兴祖《补注》曰：“《本草》：黄粱出蜀汉,商、浙间亦种之,香美逾于诸粱,号为竹根黄.”在普通的小米（稷）里面掺上些高级的黄粱来煮二米饭,效果特别好——卫八处士招待客人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人们熟悉“黄粱”一词,同成语“黄粱美梦”、“一枕黄粱”关系很大.唐人沈既济在小说《枕中记》里写一姓卢的青年在邯郸道中的旅馆里遇到一位有神仙术的吕翁,借给他一个两头有空的瓷枕头,卢生睡下去很快入梦,出将入相,富贵荣华,封燕国公,五个儿子都大有出息.其间也倒过霉,后来匆匆死去.俄顷梦醒,“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旅馆里粘糕还没有蒸熟,卢生已经飞黄腾达历尽沉浮了.“蒸黍”的“黍”正是黄粱.所以后来宋朝人郭印有诗曰：“荣华路上黄粱梦,英俊丛中白发翁”；戏剧中则有《邯郸道省悟黄粱梦》、《邯郸记》等等.
黄粱现在口语中称为黄米子或黄小米,亦简称黍,一般不用来煮饭,而是磨成粉做糕点.
冰水之辨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段有云：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崒兀.
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
行李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群水”一作“群冰”.首先提出应作“群冰”的大约是王嗣奭,他说：“‘群冰从西下’,旧误作‘水’,今改正.谓冰澌崒兀,从西顺流而下,疑推崆峒而来,犹恐其折,而犹幸河梁之未坼也.”王氏没有交代他这样改有什么版本上的根据,这个“冰”字很可能出于他的意校.以意校改古书历来是大有风险的.后来为杜甫诗作详细注释的仇兆鳌就不赞成改水作冰,理由是“此时正冬,冰凌未解也”.言之虽简,却很有力量——冬天不可能有被河水冲下来的群冰.仇注认为仍应作“群水”.
两说似乎言各有当,而从近年来的趋势看,赞成“冰”的一派明显地占据上风,举两个例子来看：其一,《唐诗鉴赏辞典》中关于《五百字》的鉴赏文章是俞平伯先生根据他的一篇旧作（《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改写而成的,其中特别指出仇注不妥,“此诗或作于十月下旬,正不必泥定仲冬.作群冰,诗意自惬.虽冬寒,高水激湍,故冰犹未合耳.观下文‘高崒兀’、‘声窸窣’,作冰为胜.这八句,句句写实,只‘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两句,用共工氏怒触不周山的典故,暗示时事的严重.”《唐诗鉴赏辞典》是率先出版的一部鉴赏辞典,文章多出于名家之手,印数极多,影响很大.其二,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此中选录杜甫的作品以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为底本,但有关字句却作“群冰从西下”,注释说：“天柱折……这里借以形容冰河汹涌,使人有天崩地塌之感.冰,原作‘水’,据校文改.按：作‘水’虽亦可通,但下云‘触’‘坼’,究以作‘冰’更为确切”.这部作品选多年来被许多高校用作教材,影响极大,而且深远.
可是问题在于,在冬天的陕北,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冰河”,有没有可能“虽冬寒,高水激湍,故冰犹未合”而形成凌灾.按照常识来推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
何况神话中本来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另一则说在共工把秩序完全搞乱之后,是女娲出来,“练五石以补苍天,断鼇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曾经造成灾害的正是洪水,而非冰河.天宝末年长安一带连年大雨成灾,河水暴涨,《五百字》中“群水从西下”正是说的这种情形.水也可以讲“触”；至于“坼”,乃是指桥梁被冲垮,更不是非得有流冰不可.所以,诗句仍当作“群水从西下”；至于“高崒兀”,无非是形容水势浩大,波涌如山,与冰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戏为六绝句》
以诗论诗的办法虽然古已有之,但总要到杜甫才完全自觉,才成为气候.他那一组《戏为六绝句》,标题中着一“戏”字,实际上暗示了某种开创性.
这六首构成一组重要的文学史观.其后四首云：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从这里看去,杜甫评价最高的是“风雅”即《诗经》,其次是汉魏,卢（照邻）、王（勃）等初唐大作家之所以不及汉魏,是未能像汉魏那样近于风雅,而今人又赶不上卢、王他们了.
这种看法颇有点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所以说“未及前贤更勿疑”,但他又说自己也“不薄今人”,各有各的长处,须转益多师.这一补充说明至关重要,减少以至消解了片面性；只是在“不薄今人”与“爱古人”之间,分寸颇不同.
杜甫又说“恐与齐梁作后尘”.齐梁的作家自是古人,却不在被爱的范围之内.但杜甫又有一个补充说明,即“别裁伪体”,齐梁也可以一分为二.
事实上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正是从齐梁来,隋至初唐的文风基本上沿袭六朝,尤其是从庾信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肯定四杰和庾信,是《戏为六绝句》的核心思想.试看组诗的前两首：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老更成”、“当时体”这六个字.杜甫主要推崇庾信晚年的作品,“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也是这个意思；至于其早先的作品,虽略近于“伪体”,但其人不应一笔抹杀.初唐人令狐德棻批评庾信的作品说：“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杜甫显然不同意这样简单化的否定.至于四杰的作品,杜甫认为乃是当时流行的文体,自有一定的价值,也不宜作简单的否定,“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杜甫主张兼采众长,转益多师,所以能集其大成,而不至于偏枯.
屈原、宋玉虽然也在杜甫肯定的范围之内,但与主要的经典《诗经》相比,仍然在“多师”之列；他另有两句诗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着一“亦”字,这里自有分寸.
总起来看,杜甫最尊“风雅”,兼采其他,其文学思想颇近于刘勰——其《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主,兼采纬和骚,既坚持儒家经典的正宗地位,又博采众长.这样的方针比较全面,而少弊端.
先前,为了纠正齐梁绮靡的文风,不少人高举儒家正道的旗帜,将六朝一举扳倒,一直到陈子昂、李白也还是如此,这种虽有力度而其实比较简单化的办法是杜甫不赞成的.他主张更有弹性,更讲策略,以更宽广的胸怀对待前代的文学.
对于前代诗人,例如李陵、苏武、曹植、刘桢、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何逊、阴铿、庾信等等,杜甫大加称颂.对于本朝诗人,例如初唐四杰、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等等,亦复大加揄扬；对于当代诗人,例如李白、高适、岑参、孟浩然、王维、元结、孟云卿以及若干后辈诗人,也都表现出谦虚的学习态度——他确实做到了“不薄今人爱古人”,毫无文人相轻的习气.
唯其如此,杜甫就能成为集大成的伟大诗人,正如元稹所以说的那样：“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专矣.”
《喜雨》
杜甫《喜雨》诗云：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
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
榖根少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
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根据几份旧注及仇兆鳌的研究,这首诗作于宝应元年（762）.其年八月,“台州贼袁晁陷台州,连陷浙东州县”；到第二年广德元年（763）四月,李光弼讨平之.据此,诗应作于宝应元年（762）的夏天.这时巴蜀一带久旱逢甘雨,庄稼稍得滋润（“榖根少苏息”）,诗人非常高兴,遂作此诗.结末两句比较突兀,与前文似乎脱节,幸而其下有自注说“时闻浙右多盗贼”,仇兆鳌指出：“此诗末自注语,正指袁晁也.”
“沴气”就是现在之所谓“戾气”,指不祥和不稳定的气氛；这种气攒多了,就表明社会矛盾激化,随时有可能爆发或大或小的意外事件.在专制集权的古代,官民之间缺少平和沟通的渠道,彼此都不懂得磋商和妥协,而习惯于以暴力相见,于是造反,镇压,流血,杀人……杜甫认为,这一场好雨让旱情有所缓和,但大的问题没有解决,“沴气终不灭”,非常可虑.“浙右多盗贼”就是戾气的一个突出表现,杜甫指出要赶紧把它解决.稍后李光弼“生擒袁晁,浙东州县尽平”,这正是所谓“滂沱洗吴越”.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对于民间的疾苦非常同情,希望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让他们能好好过日子,这样的诗很多,如《宿花石戍》诗云：“系舟盘藤轮,杖策古樵路.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山东逆气残,吴楚守王度.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杜甫对政府有希望有批评,而他对民众也有要求有希望,那就是“守王度”,应交租税,不能造反.所以他对“盗贼”是不同情的,赞成或呼吁采取严厉的整肃手段.
一场及时雨是好的,但这解决不了社会“沴气”的问题,必要时仍然需要雷霆般的手段.在这一方面,杜甫同政府是一致的.有些专家把杜甫形容成完全站在民间立场上,甚至同情造反者,那怎么可能呢.杜甫不可能完全超越当时的体制和的观念,不可能认可“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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