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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惊心：汪精卫的惶惶未路
从1938 年底脱离重庆,到1944 年11 月客死东瀛,是汪精卫的最后生涯.这一段在日本与重庆的夹缝中度过的艰难岁月,构筑了其人生悲剧的篇章,也将历史上的“汪精卫”从一个“烈士”的象征,变成了“汉奸”的符号.
逃离重庆,发表“艳电”
1938 年12 月29 日,离渝出走、潜逃河内的汪精卫发出明电,致国民党党部、蒋中正、国民党执监委员等,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对日谈和.此即人们通常所称之“艳电”.汪的“艳电”认为,日本政府12 月22 日的“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主权,且以日人在中国内地自由居住营业为条件,交还租借,废除治外法权,加之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国民政府应以此三点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在公开发出“艳电”的同时,汪精卫又致书国民党中常委和同防最高会议,恳请采纳他的建议.“艳电”与“致常务委员会、同防最高会议书”两书,完整表达了汪精卫对于“议和”的理解和主张.
以两书为标志,汪精卫与重庆公开决裂,从前追随汪精卫的政治派系也产生了分化.当陈公博等将“艳电”与“致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带至香港发表时,一直追随汪精卫的顾孟余坚决反对,与陈发生激烈争执.
不仅顾孟余,在“艳电”发表前后及汪滞留河内期间,许政要人都纷纷电汪,劝其回心转意.
当蒋得知汪出逃的消息后,没有立即作出制裁汪的决定,而是一面对可能支持汪的政治、军事势力展开防范,一面通过各方与汪有渊源之人,劝汪回心转意,最低限度,请其告假游欧,不要发表任何宣言.而徘徊于河内的汪精卫,对于如何进行他的“和平运动”,并没有周到的见解.他在认定求和之后,就表现出与青年时认定刺杀摄政王一样坚决的态度,“屡经同人苦劝而不回”.
特别是,汪精卫发出“艳电”时,还自以为说出了“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的话,只要他振臂一呼,国内主和派就会应者云集.但是,事与愿违,不仅很多人不同意他的主张,也加强了对汪派的拉拢与监控.而在国际方面,就在汪精卫出走之际,国民政府向美国的2500 万美元借款又取得了成功,这使抗战阵营充满了乐观的气氛.
为此,“艳电”公开发表之后,形势就不同了,无论此前是否同情汪精卫,在抗战正在进行之中,汪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公开主和,违背抗战的既定国策,若不予以严厉批判与制裁,势必造成军心动摇,人心混淆.
1939 年1 月1 日,国民党党部在国府礼堂召开中执委员谈话会.到会68 人,64 人举手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会上还有人提出对汪下达通缉令,以彰国法.
此后,国民政府更乘势掀起声势浩大的对汪宣传战,通令全国策动民众举行锄奸讨逆大会.在这场全民“讨汪”运动中,许多省份都修造了汪精卫夫妇跪像.从此,汪精卫由一位革命偶像,彻底变成了“汉奸”的代名词.
步步惊心的行动
国内此起彼伏讨伐“汉奸”的浪潮,使汪精卫陷入空前的孤独和困境之中.特别是,汪精卫从出走的那天起,就不仅只是倡言和议,而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积极展开反蒋、反政府活动.甚至在“艳电”发表的第二天,汪精卫又建议日本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斗争形势下,发生了1939 年3 月21 日的河内杀案.
当时,军统局长戴笠奉的命令,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组员王鲁翘,是戴笠的贴身警卫.余乐醒是军统元老,会讲法语.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18 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到达后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 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经过考察,见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3 月19 日,在谷正鼎( 注：时任国民党候补执委) 赴河内对汪精卫游说无功而返后,陈恭澍受命“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只是,出人意料,行动失败了,陈恭澍阴差阳错,误把曾仲鸣当成汪精卫杀了.
不过,重庆一边加紧对汪的追踪与制裁,一边对越南、香港当局及法殖民部和英大使进行工作,设法促成越南、香港当局“坚决拒绝”对汪提供保护,或劝其离境.汪与重庆的斗争已进入你死我活的境地.
除汪精卫本人外,戴笠还全力展开了对汪派各重要人物的行动,包括高宗武、陈璧君、陈公博、褚民谊、林柏生、沈次高、吴启鼎、汪曼云、丁默邨、汤良礼、万里浪、李士群、陈昌祖( 伪航委会主席)、郑良斌( 伪外交部秘书长) 等大小“汉奸”.戴鼓励特工人员,要“以血的事实,来表扬我们血的历史,发扬我们血的权威”.
承担制裁任务的“行动员”,可以领到数千至上万元国币的“准备金”,事成之后的奖金更高,根据目标的难度和重要性不同,从5000 元到10万元不等.比如,制裁李士群的奖金就高达15 万元.而汪精卫的意义,更超出了金钱的范围.戴笠曾使人转告刺汪的行动员刘英：“英兄赤心为国,万分感佩.照目前中日之情势观察起来,某逆应从速解决……此万世不朽之勋业,万不可让捷足者先登也.”
一个没有价值的傀儡
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终于在日本人的安排、陪护之下,来到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据犬养健( 注：日本首相犬养毅之子) 回忆,在去往上海的途中,汪精卫“很高兴”,对自己的“和平运动”寄予了很高的热情和期望.
然而,现实情况却与汪精卫所表达的“理想”相距甚远.汪来到上海之后,“和平运动”中的人明显分成了两派,以陈璧君、周佛海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成立新政府；而陈公博一派,则力陈“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坚决反对.
不仅如此,当汪精卫孤注一掷地离渝出走,把自己放置在重庆政府和整个中国抗战阵营的对立面上时,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不但成了民族和国家的敌人,也受不到日本人的重视.
1939 年5 月31 日,汪精卫携高宗武、周佛海、梅思平、董道宁等人,从上海搭乘日本海军飞机,飞往横须贺追滨的海军机场,6 月10 日起,汪分别与日本首相和陆海军、外务、大藏等各大臣会面,开始了“日汪密约”的谈判.据日方有关人员的回忆,这场从6 月延续至12 月的谈判,彻底粉碎了汪精卫的“理想”,将他从一国之政治领袖,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的傀儡.
日方向汪精卫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其中“恬不知耻、蛮横无理”之处甚多,“完全强化了占领政策”.如果实行这个提案,华北将从中国独立出去,海南岛也变成了日本海军的地盘.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中,1940 年1 月初,“和平运动”的两个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圣突然脱离汪精卫,秘密逃离上海,来到香港.
1940 年1 月22 日,香港《大公报》全文刊出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汪与日本“梅机关”签订的《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揭露了汪日谈判经过和密约内容.同日,高、陶又联名致电汪精卫夫妇及褚民谊、周佛海诸人,奉劝诸人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
“密约”的公布,使日本的侵略野心与“和平运动”的软弱本质昭然若揭.1940 年1 月6 日,高、陶又曾联名致电汪精卫夫妇,阐明反对成立伪政府的几点原因,其中包括新政权不能解决中日问题,日方对汪政权之成立已不重视等,劝汪悔悟.
然而,汪精卫丝毫没有因高、陶之言行而有所动摇,更坚决地迈出了组织“政府”的步伐.1940 年3 月30 日,汪伪政权终于在南京成立,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集团粉墨登场.
客死东瀛
汪精卫的晚年,心情是悲苦的.褚民谊在他的“自白书”中曾说,汪精卫“有时受日人迫胁,竞至闭门痛哭.”
1944 年1 月,汪精卫走入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43 年12 月19日的一场手术,取出了1935 年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弹片,但诱发了一系列感染.1 月8 日,汪身体忽然发热,背部剧痛,初疑为伤口复发,后又诊断为风湿神经痛.
此后两个月中,汪精卫一直不能站立与行走,精神至为焦虑.3 月4 日,汪再次接受了手术治疗,但自此一病不起.
1944 年11 月10 日下午4 时,汪精卫在新愁旧痛中,客死东瀛,走完了其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生.
( 摘自《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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