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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底色
金庸的底色
文/张恒
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火车缓缓爬过巨龙一般的钱塘江大铁桥,26岁的查良镛闻到了空气中的花香.他看着车厢外,西湖边的灯火、月光下的钱塘江以及矗立在江边的六和塔不断被甩到身后.
那一刻,他有些难过.不只是离开故乡愁绪,他同样也对巨变中的这个国家充满忧虑.他把视线放得更远,陷入夜色里的还有萧山和余姚,那是大哲学家王守仁和黄宗羲的故乡.他想着,新政权治下的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传统中的大师还会受到人们尊敬么？
这是1950年的一个初春的晚上,查良镛离开内地,坐着火车经广州到香港去.这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此后三十余年,他都成为祖国的一个旁观者.
在香港,查良镛把名字里的“镛”字拆开,以“金庸”为笔名,写起武侠小说.同时,他还以查良镛的身份写社评.家国,成为他绕不过去的心结以及笔下最常出现的主题.日后,他获得的巨大声誉和不断遭受的批评、攻击,也都与此有关.
武侠
10月30日下午,94岁的金庸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消息传出,各界纷纷哀悼,朋友圈成刷屏之势,不分长幼,无论男女,有华人处皆怀念金庸.
很多年前,金庸就想过自己的后事问题.
那是2003年的7月,当时金庸79岁.央视记者问他,去世后,碑文会写什么.金庸当即回道：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这是事实.自从1955年他开始在报纸连载《书剑恩仇录》,到1972年《鹿鼎记》连载结束,他一共写了15部武侠小说.2008年,曾有人做过统计,金庸的小说发行已经超过5亿册,这还不包括几乎与之匹敌的盗版数量.
金庸曾说,对于历史,他笃信罗素的一套观点：历史的改变,并非必然,而是因为诸多偶然事件.而他之所以能踏进武侠小说圈,也是出于偶然.
1954年,香港发生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比武事件,太极门和白鹤门因武功高下之争,先是打了一场笔仗,接着,争论越来越激烈,双方终于约定比武较量.不过,这场引起各界关注的武林对决,最后几乎算是以闹剧收场,比武只进行了几分钟,最终被评判团队认为不胜、不败、不和.但比武风波在香港掀起的热潮,让报界看到了一个机会.
金庸供职的《今晚报》当即向读者宣布,推出武侠小说连载,作者为梁羽生.
第一部《京华》,以及第二部《草莽龙蛇传》都引起了香港社会极大关注.第二年,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快要连载结束,但他顾不上写新的小说,编辑找到金庸,想要其顶上.
从没写过武侠的金庸,迟迟不敢答应.答应后也一直拖延没能下笔,直到要上版的当天,编辑派人到金庸处坐等,并表示,拿不到稿子,第二天报纸将要“开天窗”.金庸这才被迫写了一千来字,这就是《书剑恩仇录》的开端.
金庸的很多小说,都是这样被逼出来的.1959年,他创立《明报》时,已经写完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了,《飞狐外传》也在其他报纸连载中.为了促进报纸销量,他又同时开写《神雕侠侣》.
创办《明报》前,金庸一度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写剧本才是本行,武侠小说不过是副业.他创作的剧本,大都属于纯娱乐性质,追求戏剧化效果,迎合普通市民口味.这种风格,后来也被他带入小说中.金庸小说易于改编为影视剧,也有这个原因.
金庸写《神雕侠侣》时,曾考虑过以悲剧结尾,但最后还是让杨过与小龙女幸福生活在一起.“《神雕侠侣》以喜剧收场,绝对可以谅解”,金庸好友倪匡曾解释道,当时正值《明报》初创期,“若是小龙女忽然从此不见,杨过凄凄凉凉郁郁终生,寂寞人世,只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
由于长城电影公司立场上偏向于左派,经常强调电影中的教育意义,而金庸则希望能多拍一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提高卖座率,这在当时很难获得支持,他甚至还曾因“资产阶级思想”遭到过批评.眼看立场不和,自己发展也受到诸多限制,金庸离开电影圈,和朋友共同出资10万港币,创办了《明报》.
为了报纸能够活下去,金庸不得不把武侠小说写得更勤奋些,有时候甚至每天要构思两部小说的内容.即便这样,人们仍不看好他的选择.老朋友、旧同事皆言：“小查（金庸）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
冒险
金庸不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
好友倪匡曾回忆,两人去赌钱打牌,“他可以连续半小时不跟牌,一点也不松动.”倪匡说,金庸性格过于谨慎,修改小说是另一个例子,一遍一遍改,而且还征求读者意见.按照倪匡的态度,“小说作者是上帝,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倪匡听说,曾有青城派道长向金庸问罪,问他为什么每次都把青城派写成坏人.金庸就道歉,“他说,是是是,我改”,倪匡说到这里笑着回应,如果是自己,一定怼回去：“我喜欢青城派当坏人,青城派完全没有坏人吗？”
以此来看,创办《明报》,绝对算是金庸人生中很大的一场冒险.他不但押上了身家,而且,在一些关键时刻,不得不与往日的朋友们决裂.
与今日内地人人皆可开公号有点相像,1950年代的香港,只要投入点资金,人人都可办报.据统计,光是上世纪50年代,香港新创办的报纸就有85家,平均一年8.5家.当然,大部分报纸都支持不了多久.
《明报》初创期,很少有政治新闻,人们爱看的只是金庸的小说.这种局面在1962年发生了改变.
自1950年代末,内地不断有人通过非法途径逃往香港,1962年,这种现象达到一个顶峰,出现规模巨大的“逃港潮”.据当时广东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民众无法生存,只得逃亡香港.宝安县一条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另据港英政府声明,1962年5月最初的11天里,就有上万人因非法入境被捕.
一边携家带口想进来,一边的政府出动要把这些人挡住,双方冲突下,血泪故事时有发生.
原本一直远离内地新闻的《明报》编辑部面临着一个抉择,到底要不要如实刊登来自内地民众的这些苦难？金庸曾在《大公报》工作,深知如果把矛头指向内地,相当于和昔日同仁站到了对立面,甚至可能会受到他们的攻击.
就像打牌一样,金庸攥着手里的报纸犹豫不决.过了几日,他才决定,必须得参与到这次新闻事件中.他不但派出编辑部所有记者奔赴现场,自己也开始在报纸上连续撰写社论.一些社论观点,也对内地政策持批评态度.
这场风波,开启了《明报》转向的道路,从以武侠小说为主的娱乐小报,向严肃新闻报纸转变.金庸的人生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只是一个小说作者,左手写武侠,右手写社评的经历由此开始.
1967年,香港五月风暴期间,因为反对工人以激烈手段与政府斗争,批评少数激烈分子采取的恐怖手段,《明报》受到巨大压力.金庸最早出道连载武侠的《今晚报》,刊登文章称金庸为“豺狼镛”、“汉奸狼”.一份地下印刷的小报登出一份6人名单,“查良镛”的名字就在其中.遭遇死亡威胁的金庸,不得不一度暂停手头的工作,带家人到新加坡避险.
家国
1981年7月18日,金庸早早就起床了.虽然那是一个非常热的夏天,他仍然一丝不苟地穿上了西装.很快,有人到住处来接他.窗外,不再是香港那种狭窄的街道和林立的高楼,宽阔的街道两旁是稀疏的楼房.
这里是北京.
金庸上一次来北京,还是1950年.当时,正在香港工作的他,接到政务院外交顾问梅汝璈的电报,邀请他北上试一试外交部的工作机会.他接到消息,非常激动,带着当外交官的梦想,辞掉《大公报》的职位,赶到北京.
结果,这趟行程变成空欢喜.当时外交部负责人认为他出身地主家庭,政治成分有问题,尚不能进入外交部工作.金庸又带着失落,坐上开头提到的那趟列车回到香港.
与30年前相比,这次进京情况大为不同.金庸提出要见.收到报告后,很快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金庸在哲学观上,受老庄影响,喜欢道家的清静无为.金庸小说研究者刘国重曾称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道家思想的‘同路人’”.在与的交谈中,金庸也流露出了类似的观点.
据《纵横》杂志披露,在谈到自己不做国家主席的原因时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金庸答：“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
“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回应道,“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与金庸的这次会面,不但打开了金庸与内地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向外界展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态度.金庸向坦言,外界希望中国目前的政策能够持续,不要改变.当即回复他,“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
见前,金庸对内地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批评减少,语调也温和很多.他还因此受到香港及海外人士的攻击,批评他以前支持台湾国民政府,现在又支持北京政府,是跟风派、墙头草.
“（金庸说）不是因为金庸他本人改变了,而是大陆做得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骂他呢”,香港媒体人张圭阳回忆道,金庸认为,内地“”结束后,政府多了些温情,多了点中国文化,这是他喜闻乐见的.
几十年里,金庸对内地政局无论是批评还是肯定,都是基于他当年的“家国观念”的底色.1989年6月11日,金庸曾在一篇社论里写道：“我们希望能带进外界的讯息,帮助能影响中国前途的人士多了解世界真相,把中国带上富强康乐的道路.尽管我们的作用很小,总觉得是努力在为国家民族尽一己之力.”这些观念,不止在政治上流露出来,在小说里,也随处可见.
虽然从一开始,金庸走的就是通俗,甚至迎合读者的路数,但他在武侠世界里,仍然注入了自己理解的那个传统的、文化的中国,而他熟悉的江南风物,更是屡屡成为小说中的重要场景.今日香港的精英,很多都是看他的作品长大,也深受那些无形的中华文化气质所陶冶.
政治
1984年3月24日,香港市民拿到《明报》,发现社评位置,用加黑宋体印着几个大字：就算怕老婆,也不怕政府.
金庸写的这篇社评,针对的是中国收回香港主权这一问题.金庸支持香港回归中国,此前见时,谈及这个问题,金庸说：“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一心一意想要中国收回香港”.在他看来,收回香港,天经地义,“就算牺牲性命,也不要紧”.
但在这篇《就算怕老婆,也不怕政府》的社论中,金庸谈到了香港人的态度,“香港人怕变,绝不是对英国殖民政府有什么特殊的喜爱,而是对‘不必怕政府’的制度有特殊的喜爱……‘三个不变’是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三者不变,‘不必怕政府’是这三者的骨干.”
因为金庸对香港未来问题的长期关切,以及他的影响力,有关方面邀请他参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中来.
委员会共有5个小组,金庸是政治体制小组港方召集人.这个小组是争论最大的小组之一,尤其是涉及到行政长官和议会产生办法的问题,不同团体间分歧巨大.后来,金庸在平衡几方的态度上,联合他人,推出了一个“主流方案”.
“主流方案”刚一推出,就遭到香港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和批评,他们认为方案太过保守.金庸除了在社论版做出解释外,还组织其他编辑记者,刊登支持这个方案的观点和文章.
据张圭阳的《金庸与明报》一书记载,为了金庸的方案,香港大学生甚至在报社门外焚烧《明报》,报社一些高级编务人员也不认同金庸利用《明报》宣传自己主张的做法.
“一时间金庸大有孤身作战之感.（这极可能是引起以后金庸出售《明报》的主要动机）.”张圭阳在书中记载,金庸曾写诗记录自己当时的心境：叫号长街烧草案,苦心太息少人知.最后一句,“不单是指社会人士,还具体指出自己在报社内的孤独境况”.
1999年,香港回归两年后,金庸对此事仍不忘怀.张圭阳记得,他曾对自己谈起这段往事：“现在香港回归已两年半,香港人可以公平判断：到底当年是我对还是党对？”
回头来看,很多观察者认为,金庸此次具体参与到政治工作中,确实展现出更务实的态度.
江湖
“基本法草案”经过全国人大通过后,金庸并没有从政治话题旋涡中撤出,香港人开始讨论,金庸是不是可以做首任特区行政长官？
“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金庸的名与利相信都不会差过港督.今日全世界知道金庸的,会多过知道不论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之后,恐怕相差更远吧？”金庸明确回绝了这些建议.此时的金庸,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人物,并不需要那些名利机会.中国的领导人,都是他的读者,两岸三地政府,都把他奉为座上宾.英国政治家到香港来,也会征求他对香港问题的看法,他写的社论,连美国国务院都会认真阅读.
那些武侠小说、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在各家媒体的富豪榜单上,他曾是唯一的作家.
虽然《鹿鼎记》是金庸最后收笔的武侠小说,但他最后开始写的却是《越女剑》,只是因为篇幅短,更早收尾.这部短篇小说,写的是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定计灭吴后与西施归隐的故事.
这个故事,几乎可以视为金庸的人生理想.“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敬仰”,金庸曾言,他最羡慕这些人能功成身退.而他写的很多武侠角色,袁承志、杨过、张无忌、令狐冲……也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
金庸也曾想退出江湖.他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卖掉了《明报》,也不再写社论,“基本法草案”之后,他基本不再参与具体政治事务,甚至还跑到英国牛津去做访问学者.
没想到的是,“退休”之后的金庸,反而更忙碌了.他从笔下的江湖抽身,却陷入更大的一个江湖里：浙江大学把他请去做院长；杭州政府在西湖边划了一块地要给他建房子；各个大学争相给他发名誉博士的证书；2003年,79岁的金庸又被人抬上华山,搞了一场华山论剑；85岁的时候,他又加入作协,成为“名誉主席”……
每一次事情,都给他带来了争议,人们质疑金庸追名逐利.80岁时,曾有人问他,这么大年纪了,为何还非要如此劳顿,飞来飞去,是觉得不够有名,还是觉得钱财不够？金庸的回答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一句话,道出了金庸的纠结.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集合体,内心深处被不同的观念、力量所束缚、所撕扯.如同他曾经写过的社论,心念家国,却又不得不对它提出严厉批评；崇尚自由,却又不得不在一些政治观点、政策建议中妥协折中；他崇尚佛学,却又承认“名利不要,也做不到”；他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自己希望以武侠小说家的身份死去,为人们记住,但他也曾后悔,“当时去办报纸,去写小说有什么意思？把这个时间拿去学德文、学日文、学希腊文、学拉丁文不是好得多吗？”
一如他笔下的那些英雄,纵然拥有至高武功,也仍然经常陷入风暴眼难以挣脱；纵然名满天下,仍然“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有时会得到意料不到的赞扬,有时会遭到过于苛求的诋毁）.金庸在回应一场指责时说道,“那是人生中的常事,不足为奇”.
到如今,金庸终于脱离了这个纷扰的江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直到去世前,他和那个看着故乡在夜色中逐渐远去的青年一样,对家国始终怀着很深的温情.
金庸去世前几天,他的朋友,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到医院探访他.金庸的太太请他说几句上海话,“他现在老了,想听家乡话”.陶杰于是俯下身,用上海话讲病房外面纷扰的世界局势,讲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的事情,“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像一个纯真的小孩”.
（万黎荐自《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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