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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边缘：黔西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建构和表述
摘 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处贵州省西南地区,位于云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处,与地方的权力互动于宏观上制约着黔西南教育发展的规模以及走向,同时也建构着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将中心与边缘,作为地方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视角,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以往的少数民族研究强调对策性研究,而历史和空间的视角则是一种全新的路径,即从与边缘的权力建构来看待前西南少数民族教育的特征,归纳其发展和变迁过程.
关键词：中心； 边缘； 少数民族教育； 建构与表述
中图分类号：G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5-0117-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5.024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西南地区,是云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处,可见,在地理区位上交界处意味着属于三省边缘的外化之地.明朝以前,王朝对贵州的经略的重视其军事地位更甚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考量.史料载,“上古属于盘瓠国,周属于越,春秋时期古称牂牁国,秦汉时期属于夜郎,唐时归西平州、于矢部,宋时属于自杞国及罗甸国,元代分属于云南省曲靖宣慰司的普定路、普安路和湖广行省八番顺元宣慰司的泗城洲,明代分属于贵州安顺军民府的普安卫、安南卫和广西布政司的泗城州安隆长官司,清时属于贵州南隆厅、南笼府,嘉庆二年改称为兴义府,民国3年撤兴义府设贵西道,民国9年裁道设立直隶省,解放前为贵州第三行政督察区,解放后设立贵州省兴仁专区,后改为兴义专区,至1982年5月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州府所在地驻兴义市.”由于贵州的行政建置较晚,元代以前的黔西南尚无建学的记载,明初,随着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移民浪潮又见汹涌,对地方加强统治的策略主要以教育为主,推行官学教育,官学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明民间学塾、社学、义学的发展,各地书院相继举办,历史上,书院的始于唐而兴盛于明朝,贵州期间建立3200多所书院,而黔西南州便有笔山书院、珠泉书院等,阳明心学在贵州发生,理学的思想不曾想却在这边缘之地蓬勃绽放.由此可见,与地方的权力互动于宏观上制约着黔西南教育发展的规模以及走向,而黔西南教育的发展变迁在历史进程中亦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一、黔西南少数民族教育特色概述
自古以来黔地远离的权控范围,古时以羁縻之策束之,与其说是统治,不如说是与地方协同管理,共同维系帝国表面的统一,此后各朝各代不断收拢权力,加强对边地的统治,根据不同边疆属地特征,先后设立了羁縻州、经制州、藩国,形成三个层级的行政管理圈,经制州设立户籍、纳税、办学、地方与直隶属地的行政建置相同,羁縻州游离于管控,而藩国更像是帝国的权力无法触及也无意触及的边缘地带,越往圈层的中心,的治理力度越强,越往边缘,帝国的影响力就越弱,相反藩国的势力更强,勉强与帝国达成认同的协议,而实际上,的权控的力道越弱,地方所处边缘的民族性则越强.羁縻之策,说到底是文化的制约,主要通过教育手段达到制衡边疆的策略,帝国往往通过对少数民族实施的教育政策来实现少数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同时少数民族政权同样通过教育来实现对中原地区的治理,纵观整个贵州古代教育史,始终贯穿着这两个特点,其一是汉文化为主的教育政策是如何影响少数民族地区达成统一,其二是少数民族政权如何通过教育政策适应中原地区的文化格局达到政治治理的目的,黔西南地处于贵州西南边陲,少数民族的教育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却又因为其边缘性的地缘特征在不断发展中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色.
春秋时期贵州的教育缺乏史料,但仍能从国家的政治文化走向判断,春秋时期由于战乱社会动荡,官学走向式微,私学兴起,“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学兴起的影响首先使得教师作为一种独立的专业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二是教育向社会下层扩展的同时也在不同区域内进行扩展.南方以楚、齐、宋成为中国三大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楚国独特的教育文化随着楚国势力向西南的扩张进入今贵州地区,而当时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当时已经的贵州已经在夜郎的统治下,直至楚国征服夜郎,作为边地的贵州与得联系比起过去才更加紧密,定居生活使得教育得以发展.
贵州的教育,直至明朝时有了显著发展,学校教育兴起于土司辖区和卫所地区,随着改土归流的边疆政策逐步向少数民族扩展,尤其是贵州宣慰司儒学的兴起使得土司辖区崇儒兴学的政策得以大力推行,从民众层面,社学的兴起是以提高地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又一途径,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地方教育逐渐庶民化、以基础教育为主的社学不断完善、教育发展促进人才辈出的繁盛局面是古时贵州教育发展的基本面貌.
(一)厚重磅礴的书院文化
贵州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发展,不仅在于官学的兴盛,也在私塾的补益效应,以藏书校勘、祭祀圣贤、讲学读书为主要功能的书院教育始于唐而精于明代,明代是书院文化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贵州的书院从“明弘治开始发展,到嘉庆、万历走向大盛”贵州在明代共建书院38所,其迅速发展的原因,首先因为其政治历史背景,许多政治斗争失势被贬谪、流放至贵州的文人大夫.比如：王守仁、陈灿等入黔以后大力兴办书院,主张自由讲学、针砭时弊；其次是通过对明中后期理学和八股教育式微的反思,振兴理学教育,特别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反对空谈,重视实践的教育理念,培养治术人才、挽救明中期的政治危机；第三是科举在贵州设立考场解决了地方人才长途跋涉的赴考问题的教育政策,有力推动了书院的发展.在贵州众多书院只中,偏安一隅的黔西南也有着一座声名赫赫的书院名曰笔山书院,从这座书院中,走出了一群抓住命运咽喉、成就一番事业、名震省内外的人物,从这所书院里走出了一代军政人物刘显世、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等、也培育了地方文化的娇子如王文华、熊凤阶等人,自由、务实、学术独立精神的书院文化在这里复苏和传承、而这种精神更值得黔西南的现代教育反思.
笔山书院兴建于清,距离书院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相距好几百年,倡办书院的刘官礼并非本地人,而是祖籍湖南邵阳,作为荆楚文化故地的后人,血液里侵润着传统文化,有着中原儒学的厚重根基.自21岁随父血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成就‘武功’事业之后便着手‘文教’兴办教育,他“厘清削租、筹集教育经费”、“取得地方知府孙清彦的大力支持”并“向省外重金聘请高人名师”、“会同地方同仁赵天如、林子亨等”重新选址修建了更大规模的笔山书院,更斥巨资“购置图书、标本、仪器……及各种教学设施.”,刘官礼兴新学、为地方培养了一批名师,对地方教育的重视固然有着培养家族子弟、巩固自身势力的一面,客观上也促进了黔西南地方教育的发展,因此当地的少数民族甚至女性在当时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实属不易.
(二)卧虎藏龙的人才谱系
教育的本质在于知识的传承,教育的目的在于人才的培养,在对黔西南的地方教育文化文献梳理过程中,有几个人物不得不提,他们有的为弘扬地方教育文化贡献卓越,有的人受益于地方教育的发展,成就一番伟业,有的人通过地方教育投身新时代革命的浪潮,彰显了民族气节,充分展现了作为读书人的傲骨.
张瑛,他作为清末革新名臣张之洞的父亲,曾经在偏安一隅的兴义府也就是现今的安龙县做过知府,张之洞的童年时代就是在安龙度过的,当时的安龙远离战乱纷争,为幼年时期的张之洞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治学风气,张瑛不仅在这里培养出了优秀的张之洞,为地方重建兴义府试院、兴办基础教育、数年坚持为读书人添灯油、对积重难返的科举应试教育的革新思想,使他不仅成为造福一方、有口皆碑的风云人物,更成为少年张之洞最直观、最好的教育榜样.
功成名就的张之洞作为一代名臣、洋务运动的践行者、教育家并没有忘记安龙给予他的一切,1907年,张之洞成就他事业的高峰,晋升至体仁阁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臣,他听闻兴义府知府陈鸿年要将文峰书院改造为兴义府中学堂,他立刻捐出一笔资金并捐赠了一起和图书、并考虑到地区偏远人才难求的现状,选送了10余名优秀青年至两户书院培养,所有费用由他全部捐赠.
贞丰这个地方,历史上因贞丰白层厘金总办吴嘉瑞创办“仁学会”和贵州自治学社贞丰分社的创立而在贵州教育史上熠熠生辉,仁学会的创立背景源自维新变法这一历史节点,外强入侵、民族矛盾十分激烈,国内变法呼声强烈,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护国运动失败,民族国家危难之时,地处贵州西南偏辟之地的贞丰,一群读书人没有掩耳盗铃,反而揭竿而起,响应革新的号召,创立了具有维新求变新思想的仁学会,创立人吴嘉瑞,是当地白层渡口政府设立厘金局的一位总办,出身翰林,却受到新思想的洗礼,成立仁学会后,主要活动是在地方针对时局展开讨论,并进行新知识的教育,吴嘉瑞主讲维新思想,而他的幕僚样希绍讲授西方传输过来的数理化等新知识,这在当时,不仅为教育革新奠定了基础,为以后办新学储备人才,而且对当时偏远、边缘的黔西南来说无疑是开启民智、传递新风的几年,而仁学会以及后来的贞丰自治学会的核心人物均是贞丰人,如孔陶安、尹哲卿、陈思敬、胡刚等人,武昌起义之后,胡刚作为贵州自治学社的核心成员积极筹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为贵州呼应武昌起义的工作作出重大贡献,1949年贵州解放前夕,胡刚、卢焘等组成治安维持会,迎接解放军和平解放贵州使得贵阳免受战火.
刘氏家族在兴义甚至贵州的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家人才济济,与其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刘官礼兴办教育,重建笔山书院,重金聘请名师如著名的经史学家雷廷珍、我国南方著名书画大师姚华等15人先后进入笔山书院执教,重金投资学校设备、藏书等使得当时书院的藏书超过万卷,为全省县级书院藏书之冠.顺应时局变化,该书院为兴义高等小学堂,还先后创办师范传习所、女子小学,开设教育讲习会,并迅速在全县办起了21所初等小学堂,客观上促进了黔西南地方教育的蓬勃发展.
刘显世,刘官礼的长子,位至贵州督军、贵州省长之职,清光绪二十三年,他继承父业接受兴义总办团练,同时倡导兴办教育,主张发展贵州经济,振兴各项事业,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培育人才,具体举措有：“顺应时代潮流,提倡新学的同时对全县70余所小学进行了革新,同时为推动妇女解放运动,还创办了女子学校、帮助成立了废止裹足协会、开办师范学堂、军事学校、建立地方公众阅报室、派遣并资助刘遂昌、何应钦等30多名家乡学子出国留学、延揽卢焘、吴传声等一批云南讲武堂毕业学生来黔建设军队、授意王文华取用何应钦、谷正伦、朱绍良等人开办贵州讲武堂以及模范营”,既有培植自身势力、巩固自身权力的目的,客观上也推动了黔西南、甚至贵州基础教育、军事教育的发展.刘显潜,刘官箴之次子,官至贵州省代理省长之职,他在教育上创办了兴义乡村女子师范学校,为兴义的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合格的教师,“为解决办学经费问题还清理各乡公款用以充实教育,经常巡视学校,帮助解决办学中的难题.”
除此之外,刘氏家族还有许多走出贵州名动全国的人物,有的人与刘氏家族关系紧密如王伯群、何应钦、王文华等,这些人对于地方民族教育的发展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三）互为补益的传统少数民族教育
从秦汉至明清,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入黔对贵州多民族的成分体系影响深远,人口分布对于贵州教育文化的影响究竟多大呢？数据表明,贵州在过去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而现今作为多民族成分的省份,现有54个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全国第四,比重第五,2011年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总量为11379万人,其中黔西南就有114万少数民族.
人口迁徙伴随着农耕技术和儒学教育的传入和普及,中原文化至此深入黔疆腹地,自秦汉时期,黔疆经由“五尺道”贯通,开始了对西南边地的开发治理,中原儒学与学校教育输入至黔地,历史上著名的“汉三贤”应运而生,成为贵州古代教育的开拓者,黔西南地区被董、尹等牂牁大姓家族占据,到唐宋时期入黔移民均以军事移民为主,以军事力量统治地方使得以亭目制为特征的军事封建领土制对当地布依族先民的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明清两代,随着逐渐改变了汉少夷多的原有民族成分面貌,夷汉杂居、汉多夷少或许更加符合贵州省的民族现状,五尺道的开发其实并没有对当时的贵州产生多大的影响,至多是通道的开辟,而儒学教育随着通道的深入更多是在黔疆交通沿线与汉移民聚居区传播,或是在大小土司的领地中,形成自上而下的传播特点,历史上鲜有牂牁、夜郎等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儒学影响,少数民族的传统家庭教育、民族习俗教育、民族宗教教育作为官学的补充,成为黔西南少数民族教育传承的特点.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形容世居牂牁流域也就是现在的红水河,南北盘江流域的世居少数民族“俗妖巫、或禁忌、多神祠”在漫长的与中原地区的权力互动进程中,“创造、承袭了形式多样的原生形态的教育……家庭、族群、村寨社区是实施这些教育形式的主要课堂.”生产技艺教育是少数民族家庭教育生存技能传递的一环,民族传统工艺通过家庭教育的身教言传得以延绵至今；以血缘为纽带聚居一处是地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组织形式,宗族教育是一套将家族成员聚合于一处而建构的秩序与规范,包括了对成员价值规范、行为规范、习俗禁忌等诸多行为的教育,如苗族的“鼓社”、侗族的“竖岩”、布依族的“家庭议事会”等,村寨社区教育伴随着民族混杂迁徙,以地缘为纽带的各类社会组织自发成立,并以约定俗成的习惯法为村寨组织建构规范的准则加以约束本地和外来的人群,起到凝聚民族力量、规范村寨公序良俗的教育作用.如苗族的“构榔”、侗族的“侗款”、水族的“议榔”、布依族的“议个习”等等.
综上所述,历史上黔西南少数民族教育特色其地缘和区域特色明显,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历代与地方的权力互动背景下,民族融合带来的文化交融,通道式行政区划的渐进开发模式下教育发展的面貌呈现出官学、私学、少数民族传统教育的相互补益的混融模式,而通过对黔西南历代教育的梳理不难看出,边缘化形塑着黔西南地方教育的生态面貌,而少数民族教育并非被独立分离出地方教育体系的,而是积极在地方教育的发展中展现着自身的特点,并通过地方教育完成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向往.
二、黔西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变迁
少数民族教育,“在单一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教育即是国民教育,而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教育主要是指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少数民族指的是一种跨文化教育……而狭义的少数民族教育则是指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对少数民族教育者实施的一种教育.”
由定义所知,少数民族教育有着特定的教育背景和教育模式,黔西南的少数民族教育大致可分为民族教育教育体系、教学内容、教育学术研究与教师队伍建设、发展以及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四个方面考察其发展与变迁.
黔西南自古以来身处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教育发展较晚,学校教育始于明朝,教育即作为作为巩固边疆,治理边疆的手段亦是目的,教育的对象以土司之子弟伊始,逐渐地向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进行儒学、理学以及其他经世致用的跨文化教育,一边使得边疆稳固,一边也在客观上为黔地培养了众多的少数民族人才,至清朝废除科举制度兴新学之前的教育,主要是以政府筹办的官学和私学内进行,而少数民族教育则是以言传身教的家庭教育和宗族教育甚至民族民间信仰的传教方式进行生产生活方式的学习和传承,直至民国时期,贵州的民族教育仍然成为边疆教育、边胞教育、苗民教育或苗夷教育,此刻的教育发展及其缓慢,国家遭遇政治变故和经济受挫,官学教育难以为继,新中国成立,黔西南的民族教育根据新形势下的政策方针,即194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新主义的文教政策对民族教育的方针、政策、任务、学制、课程、经费等都做了详细规定从而推动了州内新办了20所民族小学、1所民族中学、在部分全日制中学增设民族班等,至十一届三全会以后,黔西南民族教育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教学内容以双语教育和跨文化课程为主要特点,从《黔西南州教育志》涉及协会内容、教育学术研究体现几个方面来看,双语教育遍及许多县份的民族教学,政治、地理、历史、化学、外语、生物、音乐、小学语文、数学作为少数民族教育的主要课程内容不仅融入到学校教育正规课程中去,结合双语教育推动了黔西南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培养,黔西南的教师队伍发展变迁可追溯至明清时期的教师可分为三类：官学教师、书院教师、学塾教师,教师短缺是历史以来的痼疾,解放后以黔西南学校数量最大的民族小学为例,师资队伍在50-70年代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而且教师队伍存在业务素质低下,教师缺编情况较为严重,时至今日,情况也依旧存在.
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州一级的教育行政机构从明清时期的学署发展至明朝设第三专区公署教育课辖管教育文化体育事项,解放后设教育科局委、县市一级的地方行政建置始于清代,按清代官制设置学政署、教育署、训导署.历经裁撤兼并,行政管理机构经历数次变革,至清末县以下按自然方位设置东南西北四个学区,在县以下推进农村兴办学堂,成为农村教育行政机构的开端,教学行政机构的不断深入,使得行政权力不断延伸至基层的行政区划范畴,各类委员会、学校党群组织、教育工会等组织形成黔西南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组织架构,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
三、黔西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建构与表述
中心与边缘,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表述,也是一种空间的建构,作为地方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视角,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以往的少数民族研究是一种对策性的研究,而历史和空间的视野则是一种全新的路径,从与边缘的权力建构来看待前西南少数民族教育史的发展和变迁得知,首先,黔西南教育的发展变迁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黔西南教育发展的规模以及走向主要受到与地方的权力互动于宏观上的制约；第二,通过地缘特征和历史视角看待历代帝国对少数民族实施的教育政策始终贯穿着这两个特点,其一是汉文化为主的教育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影响深远,其二则是少数民族政权通过教育政策适应中原地区的文化格局达到政治治理的目的,正因黔西南地处于贵州西南边陲,少数民族的教育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教育的根基在于认同教育；最后,通过对黔西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变迁的梳理不难看出,边缘化形塑了黔西南地方少数民族教育形貌,通常意义被认为是边缘落后,而边缘性也给予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自身特点的空间和时间,使得其呈现出教育主体以及教育体系积极地在地方发展中不断建构着自身的特点,并通过地方教育完成对中原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双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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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广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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