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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孔子的幸福范式：德性实践
【摘 要】孔子的幸福范式包含着入世、出世和纯粹德性实践等三个层面；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范式则通过探讨了幸福与善、幸福与德性、幸福与快乐三种关系得出了三种幸福生活：享乐的幸福生活、政治的幸福生活、思辨的幸福生活.显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思辨德性的追求是幸福的终极目的；而对孔子而言,德性的实践性才是幸福的终极目的.
【关键词】孔子 亚里士多德 幸福范式
一、孔子的幸福范式
从关于孔子思想的著作里,孔子并没有给我们详细而明确地论述过幸福.但是详读《论语》,我们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孔子关于幸福的观点,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一)入世
统观《论语》,孔子对于入世改变自己和社会的观点是明显的,也认为人只有在实现其对于社会的意义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其幸福生活.“子张学干禄.子日：‘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1]“《集释》《史记.弟子传》：作问干禄.《读四书大全说》：干禄之学随世而改,于后世为征辟,为科举.《论语补疏》：圣人以事功为重,故不禁人干禄.”[2] 大多数学生到孔子身边学习六艺,多希望获得一种谋生之技艺,尤以做官为主,并非纯粹之为知识而学知识和为道德而习道德,世俗之功利才是大多数学生追随在孔子身边之目的.对于孔子而言,干禄虽然不是其主要目标,但通过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生的一个主要追求.学生通过习得六艺而安身立命,获取世俗之事功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从而体验幸福；孔子则通过游说诸侯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希望得到重用和推广,继而改变当下的社会大势,从而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体验幸福.当然,对于”“小人”之生活追求孔子是不提倡的,“子曰：‘君子不器.’”[3] 也就是说,劳作性的、技术性的工作在孔子的眼里意义是很小的,只有“小人”才会追求,而君子都应该去谋求对整个国家的根本性变革做贡献和努力.但不管如何,人要实现人生价值,获得属身之幸福,入世的事功是不可或缺的.
(二)出世
当把孔子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存在个体看待时,可以感觉到其除了推崇积极入世的生活,努力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外,依然对自我的个体价值剥落于社会价值有很多的向往.学生曾点的志向让孔子颇为认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4]由这可以看出孔子幸福论的另一个方面.在别的学生提出或高或低的政治志向的时候,曾点提出了这个颇为悬殊的答案,却让当时的孔子心生感慨.孔子所经历的,胸怀大志,满腹经纶却不受重用,偶尔内心失落在所难免.而曾点所描述的人生“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出离了世俗生活的种种,在追求人自然之本性的舒展中,获得一种淡然、恬静、愉悦的幸福体会.这何尝不是孔子希望获取的人生幸福？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5] 由此篇可见,对于君子而言,山水、淡然、恬静、愉悦都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而且追求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善的.山水之乐的诉求,相对于孔子一直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和进行的政治实践活动,出离了世俗功利,也超脱了世俗功利,人在这样的追求中得到莫大的释放而实现一种本真的回归.回归本真的生活使人体会到万物一体的无拘无束感、安稳宁和感,还有什么样的生活比这种生活更吸引呢？
(三)纯粹德性的实践
安于贫困和志于求道是纯粹德性实践幸福论两个核心的观点：“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6]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如果为世俗的利益生活所束缚,他不可能获得终极的幸福；只有能够做到自主地摒弃世俗功利幸福而追求纯粹的德性生活,人才算是真正达到最终的幸福境界.纯粹德性实践幸福把精神追求提到了最为突出的地位,强调最高幸福不应该被感性所束缚,进一步凸显了人不同于一般生物的本质特征.在理性对感性的超越中,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价值,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减少感性的束缚不仅是达到纯粹德性实践幸福的途径,而且也是纯粹德性实践幸福的一个方面.相对于约制感性,理性行动上的求道生活对于孔子的德性实践幸福论更为重要,具有更为终极的意义和价值.君子“志于道”可以说是个体人生的终极追求所在,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7],可见道之重要.那么道是什么？按照《论语》所陈,也就是孔子所认为的“为而无所求”的人生理想和实际行动了.所以说个体的终极幸福,是为了行应当之事,竭尽全力,不顾己身.从德性推到其德性的实践性,这也即是孔子幸福范式的终极目的.
二、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范式之异
（一）两者幸福论的主体性倾向不同
孔子关于幸福的论述在主体性倾向上是偏向于情本体,也就是感性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入世的幸福论强调主体感性的满足；而出世的幸福论强调的是主体对感性的超脱,但并不脱离主体的感性体验,只是一种对于幸福生活浅层感性体验的剥离,而回归到身体与自然的融合上来寻求一种内心的宁静与平和来达到超越物质的幸福体验；再次是纯粹德性的实践幸福,看似强调压制感性而回归纯粹德性的实践才能获取最高幸福,但依然认为主体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上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现一种对于自身情感和道德感的满足,也就是为而无所求的情感倾诉.如果是理性主体,不可为而为之是违背其思考原则的,这也就是主体的情本体在主导主体的纯粹道德实践活动,通过这种情感性的纯粹道德实践活动来获得最高幸福.相对比与孔子突出了主体的情本体性,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则更为强调主体的理本体,也即是在寻求幸福生活的主体性倾向上理性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亚里士多德从理性的角度先是明确了主体获取幸福的外在条件——健康的身体和中等的财富；再从理性的角度规定了个体只有参与城邦的建设,投身于政治活动中才能获得更高的幸福.个体在政治活动中实现对感性的制约而逐步训练理性思维的能力,由此而使得主体的社会活动更符合政治德性的要求；最后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是最高的幸福.在德性论上,亚里士多德强调理智德性比伦理德性要高,而沉思就是理智德性在生活上的表现形式,所以按照幸福是至善的观点,那么沉思所彰显的理智德性就是至高的幸福的表象.
（二）两者的幸福论在层次上有所不同
孔子的幸福论有入世幸福论、出世幸福论、纯粹德性实践幸福论等三个层面,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则包含了三种幸福生活：享乐的幸福生活、政治的幸福生活、思辨的幸福生活.孔子的入世幸福论既有一般世俗生活幸福的内涵,也有从事政治生活获取幸福的内涵,所以从内容层次上涵盖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享乐幸福和政治幸福的论述；而孔子的纯粹德性实践幸福论与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幸福论在内容层次上也是相当；显然,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中缺少了孔子所表述的出世幸福论的层次.出世之幸福,强调的是一种介于初级和最高的中间层级,是中国传统哲人所体会到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幸福感.这种天人合一的幸福感并不是超验的,而是可以通过感官感知与体验的,凸显了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社会本性的融合,它相对于简单的感官的满足必然是更高一层的.
（三）两者的幸福论关于“最高幸福的实现路径”的观点不同
孔子把纯粹德性的实践活动作为最高的幸福活动.纯粹德性的实践活动需要个体节制感性,而把更为纯粹的德性生活作为最高的人生诉求,而且这种纯粹德性的习得应该是让主体感到满足和幸福的.纯粹德性的实践活动并不仅仅是停留在理性思维的层面进行转换,实现理性对于感性的超越,而且还得再次回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实现情感对于理性的再次超越才能真正达到最高的幸福状态.这种从克服感性到理性,再通过情绪的力量实现从理性到实践的转变,就是孔子实现最高幸福的路径,也即是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及“为而无所求”的德性实践理念,并通过这个理念实现自身的最高幸福.亚里士多德也把纯粹的德性实践活动作为最高的幸福活动,“既然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我们就必须考察德性的本性.”[8] 纯粹德性的实践主体在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压制感官,把纯粹的德性生活作为最高幸福来追求,但是这种追求不一定能让主体感到满足,却可以让主体理性得到幸福.亚里士多德把纯粹德性区分为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伦理德性对应的是正义、节制、勇敢等实践性的道德品质,而理智德性对应的则是思辨的理性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德性比伦理德性更高级也更自足,所以追求理智德性的思辨生活因其高级性和自足性也就成为主体最高的幸福生活.这种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性到实践,然后又从实践回归理性思辨的路径就是亚里士多德实现最高幸福的路径.显而易见,孔子对于最高幸福的追求是通过实践来获取的,而亚里士多德对于最高幸福的追求则是通过思辨来获取的.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 论语今读[M]. 北京: 三联书店,2008:68.
[2] 李泽厚. 论语今读[M]. 北京: 三联书店,2008:68.
[3] 李泽厚. 论语今读[M]. 北京: 三联书店,2008:61.
[4] 李泽厚. 论语今读[M]. 北京: 三联书店,2008:313.
[5] 李泽厚. 论语今读[M].北京: 三联书店,2008:179.
[6] 李泽厚. 论语今读[M]. 北京: 三联书店,2008:114.
[7] 李泽厚. 论语今读[M]. 北京: 三联书店,2008:113.
[8] 亚里士多德著. 廖申白译.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02:5~6.
（作者单位：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严家强（1980-）,男,广东阳春人,在读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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