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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解构和城市印象:清代杭州城的街区市场和经济变迁

摘 要: 从空间、时间的视角审视城市变迁,是城市史研究中较为基本的思路.清代杭城的街区市场在区域分布、数量、类别上反映出街区经济变迁的些许面相.市场的聚散程度体现出街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即上城、中城的市场较为集中,经济优先发展.东街市、菜市等专业性市场的形成是经济变迁的突出表现,前者的形成与发展深受手工业生产的影响,又体现了城、郊之间的经济互通.清末,菜市场的建立标志着城内市场由分散到集中、由游离到固定的重大转变,是市政规划与街区经济管理的有机结合.闹市、通江桥市、司前市反映出政治、军事因素对街区经济的重要影响.羊市街的变化体现了近代交通变革对市场发展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杭州城；街区市场；经济变迁；清代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8) 12\|0607\|06

城市史研究中,空间视角下的街区市场逐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点.作为江南名城的杭州城（简称“杭城”）,其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关于清代杭城街区市场的研究,陈学文［12］在综述明清杭城丝绸业、米粮业、旅游等商业经济形态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夜市、香市、书市三大特殊的商业市场.蔡禹龙［3］以清末杭城的考市为中心,深度挖掘了经济现象背后隐含的文化意义.汪利平等［4］探讨清末杭城空间结构的变化与旅游业发展的密切关系,认为新市场的建立适应并促进了杭城商业、旅游业的发展.可见,古代街区市场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议题,极具专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街区市场的空间布局如何？这种布局与城市的经济形态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这是学界有待深入分析的重要议题.位于杭城的各类街区市场,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类型,以市场的街区空间分布为基础,对其进行深度解读,可以透视出经济变迁的些许状况,有助于深度挖掘杭城的文化内涵,展示其文化品味.

一、时空解构：杭城街区市场的统计与分布①

“民人屯聚之所,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5］从文献的表述可知,村、市、镇分别代表民居之所、交易之所、防御之所,各自的功能不言而喻.关于市与镇的演变,有学者专门做了探讨：州县以外的“草市”演变为集市,集市进一步发展为市镇.［6］在村、市、镇之中,对市的关注度甚高,与其相关的指称众多,如“市井”“市廛”“市肆”等.市为商品交易的地点,“近城则曰‘市场’,在乡则曰‘墟场’,又曰‘集场’.”［7］在中国城乡社会,民众多用“市”来表述“市场”之意.因地域之不同,市的称谓亦有差异,在两湖、华东和北方地区称之为“集”,在两广称之为“圩”,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处则称之为“场”.［8］农村集市曾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在内的施坚雅模式集此方面研究之大成.［9］

在城市的空间构成中,市场仍有其特殊的存在价值,其意义不亚于农村的集市.城市既是资源生产与分配的系统,也是集体消费的单位.城市所承载的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以市为场域依托的商贸行为.市场是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物品的供应之地,也是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工业物资交换的场域承载.严格意义上讲,一个功能完善的城市街区应有市场的存在.市场的类型与区域分布是城市生态的直接体现,其时空演变勾勒出经济变迁的历程与面相.

对城市变迁的审视需从空间与时间的双维视角加以勾勒,“人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理解,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可以帮助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以及社会和时代变迁的轨迹.”［10］在时间更迭的基础上对街区市场的空间分布进行统计与分析,有助于深层次的时空解构.

清代杭城的市场多由南宋临安的城内市场延续而来,在数量及繁华程度上却远不及南宋时期的临安城.晚清著名学者俞樾言：“杭自唐以来即称最胜之区,南宋偏安于此,尤极湖山歌舞之盛.城中坊市,半犹其旧；而阗城溢郭,尘合云连,故蹊新衢,辄不可辨.”［11］35（嘉靖）《仁和县志》载：“自宋南渡,六君驻跸,世渐承平,且值地产之盛,故在当时乃有市镇.”南宋时临安城的主要市场有：菜市、米市、布市、肉市、药市、马市、花市、珠子市等诸市,鱼行、蠏行、猪行、羊行、鸡鹅行、果行等诸行,青果团、柑子团、花团等诸团.还有南瓦、大瓦、中瓦、下瓦、菜市瓦等以“瓦”为名的市.有文本记录的市场总计50余个.至明朝嘉靖年间,杭城中各市数量较南宋时锐减,“人民物货,迨今五六百年来,其存无几.”［12］8586当时的主要市场有：官巷的寿安坊市、花市,众安桥的灯市,庆春桥的菜市,惠济桥的惠济桥市,炭桥的药市,夹城巷的南米市,北关门（武林门）外黑桥的北米市,候潮门外的鲜鱼行、南猪行、靑果团,打猪巷的北猪行,衙湾的蟹行,北瓦等市.［12］8587

据文献记载,当时人将“瓦”“行”“团”归为“市”之列.“瓦”之名源于南宋,义取“取聚则瓦合,散则瓦解”,本为娱乐之所,后演变为贸易兼娱乐之处.后因战争之故,娱乐功能渐失.《诸行》载：市肆谓之“行”,又名“团”,如“后市街之柑子团是也.”［11］422作为南宋都城的临安,其繁华程度为世人共睹.此后,朝代更迭带来的政治动乱以及战争破坏,让临安城的经济发展日趋衰落.明朝时,瓦、行、团、市皆不及宋朝时繁荣,各瓦之中,“惟北瓦犹有酒肆一二存焉”.［12］87又如寿安坊市,旧名花市街,宋朝时,百工技艺、蔬果鱼肉,百姓食用之物,皆聚于此,“夜则燃灯秉烛以货”,明朝时,交易之所“仅存二三,不及宋之盛”.［12］86

由宋朝至明朝,杭城市场的数量与繁华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这种颓势到了清初更为明显.受战乱之影响,清初杭城的城内市场只有寿安坊市、众安桥市、清河坊市、塔儿头市、众安桥市、褚堂市、菜市、北瓦等主要市场.它们多是明朝各市之延续,数量虽少,但其经济功能确实得到了当时人们的认可.（康熙）《杭州府志》载：“杭郡纳山海之藏,通鱼盐之利,百货奔赴,最称沃区.然今之为商贾者,折阅不复行,岂可较昔日哉？夫国家所重在农,而金粟生死操其权者则在市.善观国者,于此可察盛衰矣.”［13］可见,市已成为衡量当时国政的一个重要标准.

乾隆朝始,社会经济渐次恢复,杭城内市场之增减亦随之变化.“圣世恬熙,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户口日滋,化迁日广,市镇亦以殷庶焉”.［14］232据（乾隆）《杭州府志》的描述,主要市场有清河坊市、众安桥市、寿安坊市、羊坝头市、褚堂市、塔儿头市、东花园市、盐桥市、布市.此外,菜市仍是主要的城内市场,旧有米市已无记载,但增记了闹市、通江桥市、司前市及荐桥市.［14］232234至光绪年间,城内新增了羊市街市、东街市.［15］316318根据笔者掌握的史料情况来看,康熙、乾隆、光绪三朝关于杭城空间结构、市场分布、经济形态之记载的史料较为丰富,另外,康熙、乾隆时期是清朝有名的盛世时期,光绪朝又是清末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变期,所以,选择此三朝为时间节点,极具代表性.三朝期间,杭城（城内）主要街区市场的分布情况见图1本图绘制的主要依据：（康熙）杭州府志:卷2［Z］.清康熙25年（1686）,刻本：32；（乾隆）杭州府志:卷5［Z］.《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32；（民国）杭州府志:卷6［Z］.《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316318；浙江省城图（1910年）［C］//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古旧地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160161.

对城市地理空间的解构不能孤立,也不能静止.空间背后隐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意义,也就是人们理解的社会空间.就市场的形成而言,区域性的空间场域是城市经济功能的主要承载与直接体现,市场的分布特征最能反映出城市的经济变迁.

二、城市印象：街区市场反映出的经济变迁

市场的类型与分布是生产方式的体现,是人类经济活动作用的结果,其时空演变勾勒出城市经济变迁的历程.图1是对清代杭城各市的统计及空间定位,把静态的空间切面进行时间上的排列与对比,便会体察出经济变迁的些许面相.

（一）杭城街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区域性的不平衡

有清以来,杭城被分为上城区、中城区、下城区三个城区.上城区,即杭城南部区域,南宋时,皇城建于此,遂称南方为上,区名由此而来.“杭州向有上、中、下三城之称,其时之划分：大致清河坊以南至凤山门,从西河坊巷至清波门、涌金门一带为上城；清泰门至艮山门,再自小粉墙以下至艮山门,众安桥以下至武林门一带为下城；清河坊经羊坝头、三元坊至众安桥,一面由东河坊巷绕新宫桥至清泰门,此一圈为中城.”［16］

从时间的发展顺序来看,上城、中城地区优先发展.依据文本的记载统计,康熙、乾隆、光绪三朝,杭州城内市场的数量各有增减,康熙朝时,杭城有14个市,因江涨桥市处于郊外的湖墅,不在城内,所以城内市实为13个.乾隆朝时,杭城有16个城内市；光绪朝时,杭城有13个城内市.将各市在杭城地图上标注后,便会发现20个市中的19个市分布在上城、中城地区,只有东街市在下城区.清河坊市、众安桥市、菜市桥市、盐桥市、褚堂市、寿安坊市、东花园市始终存在于清代的杭城,它们集中分布在中城区.该处一直都是杭城经济较为繁荣的地区,成为城市经济功能的巨大承载者.同在中城的北瓦,明末清初甚为萧条,至乾隆朝,已不复存在.相反,与其毗邻的众安桥市,一直都很兴旺.此外,章家桥市、花市、布市、塔儿头市、洋坝头市,皆分布在上城、中城地区,直到乾隆朝仍然存在.

影响街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众多,如地理区位、人口分布、军事防御、政治统治等,其中,军事防御与政治统治体现着城市的原始功能,也是影响街区布局的重要因素.乾隆朝,杭城增加了闹市、通江桥市、司前市.闹市的形成便是军事防御使然.顺治七年（1650年）春,浙江巡抚萧志元在杭城建筑旗营,以供八旗兵丁居住,形成了人口极为稠密的城内区域.随着旗人（包括兵丁和一般居民）的增多,涌金门处形成一个闹市,成为旗人贩卖牛肉的场所.清初,禁止民间任意宰杀耕牛.《大清律例》规定：“凡宰杀耕牛,私开圈店及贩卖与宰杀之人,初犯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再犯,发附近充军.杀自己牛者,枷号一个月,杖八十.故杀他人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17］此政策之实施致使牛肉成为珍品.然而,八旗子弟不顾律令,多在闹市宰杀耕牛,于兵丁之间相互买卖,供其自食.有诗描述此现象,曰：“私宰耕牛例有禁,闹市口屋一椽赁.入旗子弟气食牛,可惜惟知口腹谋.公然营里私相买,屠牛一顾迎刃解.”［18］闹市虽因八旗兵丁而兴,成为兵丁及其眷属与杭城汉族居民进行经济交易乃至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通江桥市位于通江桥西大街,地处杭城最南端,其产生与发展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通江桥以西过袁井弄便是浙江省当时最高的行政机构——巡抚署.在此驱动下,经济日渐活跃,通江桥市由此形成.志载：“地近抚署,往来冲要,市易百货麕集于此.”［15］316与通江桥市类似,司前市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杭州府署的影响.

（二）专业性街区市场的形成是杭城经济变迁的突出表现

图1所列的20个市中,除了康熙年间的北瓦外,杭城的菜市有3个,即菜市桥市、章家桥市、熙春桥菜市,花市和布市各有1个,这些都是专业性的经营市场.菜市以贩菜为主,光绪年间,菜市桥市的贸易范围逐渐扩大,将褚堂市囊括其中；花市以经营花、木等园艺品为主；布市以绵、纱等布匹交易为主.清末,由于城乡经济的融通,某些城内专业性市场的规模逐渐增大,所以转移到城外,花市便移至武林门外.该处的“花坞及花园根等处居民,均以种花为业.玫瑰花一项销场极盛,向由肩贩包销,预先议定花户,不准私售与人.贩花者共一百七十二人,立有行规,在武林门外度地建一公所,未入行者不得过而问鼎.”［19］此外,专营丝织业的东街市已发展成为丝绸贸易大街,且为杭城贸易第一街.

东街市是杭城最具特色的街市,它的形成是丝织手工业发展的结果.清光绪年间,杭城增加了熙春桥菜市、东街市、羊市街市.已有文本文献对东街市、羊市街市作了重点介绍.东街市是杭城下城区当时唯一的市.清初,该处多是水荡,甚显荒凉.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及经济的发展,清中叶起,城东一带的蚕桑业及与其相关的丝织业兴盛起来,机工、机户逐渐聚集于此,以他们为居住主体的巷、弄随之增多,莫衙弄、张家弄、听松弄、成衙弄、油石头弄、定香寺巷、大树巷等多于此时产生.至清末,上城、中城地区空间发展的有限性进一步凸现出来,东城一带的丝织业却异常兴盛,形成了以丝织贸易为主的特色商业街——东街.

清末,随着城市管理的近代转型,新式菜场纷纷建立.清朝中前期,杭城东城一带多为菜园、水荡,虽是空旷,却盛产瓜果蔬菜.据《东城杂记》载,杭城为东南美味所聚之处,蔬菜种类主要有芋区、蒌篙、芹根、因陈、紫蕨、青羞、盘莼、韭畦、茭菊、叶首、藤花、荐莒、姜辛、莽甘、薤谈、荼苦等.杭谚云：“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推断,“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园”.［20］东园俨然成为当时杭城的蔬菜供应基地.

传统的江南社会,城乡居民的自发交易促成了市场的发展,集、市多以自行摆设的摊位为主,并无统一而固定的场所.杭城的菜贩、菜农多集中在章家桥、菜市桥等处的露天菜市从事经营活动.也有零散的菜贩、菜农肩挑菜担,穿行于街巷之中,或吆喝着散游,或停留于某处售卖.

各式菜摊及担菜散户分布于各处,不利于街区秩序的维护,也不利于城市建设.清末,巡警局对城中的菜市场进行了合理规划与统一管理.在此背景下,清河坊的熙春桥菜场得以兴建.1908年初,巡警局会同商会在熙春桥勘验基地,10月5日,“子时破土开工,届时,官绅商莅场,颇不乏人.官界有上城局长刘少尹、宗濂,上二区副官王君联辉,见习员高君廷耀诸人.绅商二界有鼎记钱庄经理潘君赤文、孔凤春香粉店经理徐君子琳诸人,齐举行开工礼式,以伸诚敬而示郑重.”［21］1909年2月,清河坊菜场竣工.2月6日,“将各摊实行迁徙”［22］.

清河坊菜场的建立体现出清末市肆交易及市场管理的规范化,是城市近代化的一个体现.清末杭城新式菜场的建立,是代表的巡警局与商会及地方士绅规划的结果,又与商贩及菜农们的配合密切相关.清河坊素为居民聚居之所,对于街区经济的发展而言,菜场的兴建更是锦上添花.对于政府而言,建立统一市场便于市政管理,有利于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市场租金的始收,变相开启了近代市场的税收制度,有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23］总之,杭城内菜场的建立标志着城内市场由散市、小市到有固定地点的大市场的转变,是市政规划与街区经济管理的有机结合.

（三）街区市场反映出经济变迁中城、郊的互联互通

城市经济体系的运作深受城乡经济一体化的驱动,更离不开郊区经济的支撑.在此,仍以经营、交易丝织品的东街市为例.清初,杭城大量丝行多分布在城外四乡.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丝行开始移聚于下城东街、坝子桥、新桥、武林门及胭脂桥一带.先有徐茂顺兄弟开设的瑞云公绸庄,后有悦昌文、春源馥、蒋广昌等绸庄的相继开设,东街一带的丝行达到70余家.［24］450至光绪年间,丝行倍增,《申报》载：“杭州自艮山门内至庆春门东街,一路丝行林立,每新丝上市时,乡人之往来者以数百计.”［25］“凡妇女之络、丝、经者,每将所余分两,至彼易钱,藉资津贴.”［26］

东街市成为丝织业运营的中心区域,是杭城特色经济的主要标志.与丝织业相关的其它行业也乘机而兴,铁工、竹器、车木等手工作坊不可计数.街路两边店铺紧挨,茶楼酒店、点心面馆、鱼行、米店、官酱园、轿埠、缥作行、照相馆、南北货店,百姓衣食住行之所用,应有尽有.此外,五行八作的群体给东街市场增添了活力.杭谚曰：“东街上(机坊)豆儿老板多,机坊师傅多,湖丝阿姐多,挑担力夫多,黄包车夫多,泥水木匠多.”［27］东街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就业岗位,城东乡民借此机会,涌入城内务工.［28］

（四）交通变革促成了个别街区市场的兴起

近代以来,铁路的兴办促进了交通变革,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契机.羊市街,地处望江门、清泰门之间,宋朝时已经存在,地本僻静,因羊线加工而得名.1906年,杭沪铁路动工,铺设铁轨,穿过下羊市街,并在附近建成车站、马路,该处由此商旅云集,遂成市场.［15］3161909年,该段铁路通车,一些投资者开始在城站一带兴建旅馆,接待往返的商旅.1910年3月至5月,浙江旅馆连续在《申报》上刊登了宣传广告,自沪杭铁路通轨以来,往来于杭垣之商贾、旅客日渐增多.遂在杭城清泰门内的羊市街、紫荆桥与车站河埠附近之附近,创设一所最上等之旅馆,房屋一百余间,内有花圃、亭廊、游览与车马停顿之处,“所有规模之宏大,房屋之宽敞,设备之完备,器具之精良,以及饮食之清洁,应酬之周到,为杭州旅馆客栈从来所未有.”［29］1910年,清泰第二旅馆建于城站板儿巷,成为杭城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旅馆.［24］590近代交通的变革加强了杭城与外界的互通,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的旅游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羊市街市便受惠于此.

三、结语

市场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其形成与发展具有延续性.它们虽是简单的交易场所,却承载着重要的经济功能.以宏观视角观察市场的分布,把时间与空间相结合,便能解析出街区经济的部分形态.通过对清代杭城的时空解构,不难发现,农、工、商各业以及政治、军事等要素影响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发展之中又蕴含着差异性,进而能勾勒出街区经济变迁的些许面相.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是居民日常生活行为作用的结果,区域特色的形成突出了人类行为的重要作用.

城市的空间结构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组成,以街区为空间坐标,能促进分析的微观化.本文努力让清代杭城的街区市场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形态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复原,不仅着笔于对空间布局的描述,更试图勾勒出经济变迁的些许面相,由此牵引出对城市记忆的珍视.

致谢：本文承蒙浙江大学汪林茂教授指导,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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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杭州零墨［N］.申报,18990520（23）

［20］ 厉鹗.东城杂记:卷上［G］//丁丙.武林掌故丛编:第3册.北京：京华书局,1967：1728.

［21］ 举行小菜场开工礼［N］.浙江日报,19081006（3）.

［22］ 菜摊罢市要挟［N］.申报,19090214（4）.

［23］ 小菜场难办三志［N］.浙江日报,19080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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