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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政治学中的比较共产主义
摘 要：比较共产主义研究是20世纪中叶以来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发展出来的研究分支,主要以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来研究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精英政治、大众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等.本文追溯了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源起和发展脉络,按分析框架和主要范式将其分为四个时段；从学术资源分布、学术期刊概况和主要议题三方面分析了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学科特征及研究议题；总结了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基本特征,即把握好为现实政策服务的紧迫性与严谨的科学性、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研究成果的时效性与经典性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发展脉络；学科特征；研究议题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依据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不同,分成了对立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随着美苏两大国之间在全球战略布局上的冲突日趋激烈,两大阵营间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不仅影响了各国的内政外交,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方法和手段.为全面掌握盟友和敌人的相关信息,美国的政治学者探索创建了比较政治这一分支学科,它与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即美国政治）、国际关系共同构成了政治学的学科体系.美国学者们将研究对象区分为三个世界：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构成第一世界,苏联领导的东方国家构成第二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些许不同于的“三个世界” 理论）.针对第一世界国家的研究构成工业化国家比较政治学研究,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构成比较发展研究,而针对第二世界国家的研究构成比较共产主义研究.本文将介绍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发展脉络、学科特征和基本议题,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作为一门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 的一般性规律.
一、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源起及发展脉络
比较共产主义这一研究领域是伴随着美国对领导的社会主义各国基本信息的急切需求而诞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实际政治考量的驱动而被催生,而非像其他人文社科领域那样单纯为追求真理和知识①.虽然比较共产主义研究是为服务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而生,但其强烈的实践导向性并未在后来的发展中影响该领域的理论性和科学性,这无疑得益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们大都能够兼顾服务现实政治需要和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从20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学者哈罗德·戈登·斯齐林发表《苏维埃和共产主义政治：一种比较研究路径》② 和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克发表《运动式政体的比较政治研究》③ 算起,该领域至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见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后半叶的鼎盛和挫折.其沿革脉络大致可分为创建、发展、鼎盛和转型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大约持续十余年.
（一） 创建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的主导分析框架为极权主义模型,主要源于对苏联的研究.冷战伊始,东西方世界之间在人员、物资、信息、文化等层面的交往和沟通几乎完全阻断,研究者无法得到一手资料,只能从有限的报纸杂志报道和历史档案中对除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世界现行制度安排、政策模式和行为策略进行推断式研究.由于苏联在东欧各人民国家结束战争、建立人民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等过程中都发挥了程度不等的作用,因此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大多采纳了斯大林模式,即经济上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政治上的领导一切事务.研究者认为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 设计的,也理应是铁板一块,没有差异性.同时,伴随着冷战过程中美苏两国在局部地区利益争夺的白热化趋势,美国国内出现了一股“恐共—拒共—反共” 思潮.在媒体和教育领域培育并利用“恐怖的政治学” 对共产主义进行“黑化” 宣传④,极力描述其恐怖之处,就成了美国对内和对外策略之一.于是,曾被用以描述希特勒统治下德意志第三帝国体制特征的“极权主义模型” 就被引入到共产主义研究中①.在这一时期的研究者看来,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都是极权主义体制的典型样本,有如下特征：政党主导国家体制创设、领导并执行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政策；社会包含在国家中；社会成员是一个设计精良的国家机器上的零件；有一整套指向彼岸世界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各项工作的原则②.而作为斯大林体制复制版本的东欧各国自然也就都是极权主义体制的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中的“比较” 意味就相对较淡,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关注极权主义体制本身作为一种政体类型的特征.
（二） 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的主导分析框架是多元主义模型.多元主义之所以能够取代极权主义成为第二时期的主要分析工具,首先是因为国际局势发生了纷繁复杂的变化,东欧各国从成立到经济起步尽管得益于苏联的大力援助,但毕竟都是按照民族国家标准来建立的,而且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亦各不相同,因此不可能也不会按照铁板一块的模式去发展.其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科学界也兴起了一股多元主义的浪潮,对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产生了影响③.
持多元主义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就每个共产主义国家内部而言,尽管由一个一元化的列宁主义政党来领导,但国家不再统辖一切、无所不能；国家政权好似一个舞台,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精英力量处于竞争状态,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登上这个舞台,获取国家政权,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当时西方各国治理体系的一个真实写照,而熟知这一现象和制度安排的研究者们也就假设东方各国也存在类似的安排,于是引出了利益集团的概念④.不同的精英组成利益集团,围绕着最高领导权、政策制定权、政策执行权展开竞争,这种竞争表现在一元化的领导体系里即所谓的派系政治格局①.就领导的整个东方世界而言,理念上的一元性并不能掩盖现实中的多元性,同一阵营内的各民族国家间的利益争端也会使得国家间经常产生龃龉.这也从侧面论证了比较共产主义成为一个研究领域乃至一个分支学科的现实可行性和必要性.
（三） 鼎盛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成为主导的分析工具.现实层面,20世纪70年代末,领导下的各国已经在僵化的斯大林体制下走过了三十年,该体制的边际优势已经开始出现递减趋势.政党—国家体制领导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已经不能再像刚起步时那样调动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资源,经济的投入和产出比率严重不平衡,国民经济中的积累和消费所占比重也严重失衡,人民群众在直观上并未感受到该体制的优势和益处.于是,在国家权力覆盖不到的基层社会和边缘地区,以基层民众自发经济行为为代表的社会主动性逐渐开始出现,社会力量逐渐成长起来.80年代,各国政府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在政策取向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松绑.政府从曾经无孔不入地触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层面改为有计划有取舍的收回,留下来的空间自然会由社会力量占据.在一退一进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以前不成比例的状态逐渐变成了可相互制衡的状态②.学理层面,比较共产主义领域的研究者们也已经历自然代际的转换,更多在二战后出生的学者逐渐成长为中坚力量,他们较少受到前辈学者那种对共产主义思想和体制的恐惧的影响,以较为客观和非敌视的视野来观察东方世界.另外,他们受到更为规范、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有更强的学科归属意识,更强调以科学方法来研究东方共产主义世界,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建立在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科学化趋势之上.
如果说多元主义是在精英层面体现出来的去一元化特征,那么逐渐活跃起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就是在大众层面的去一元化趋势.然而,两者仍有明显的不同.多元主义学者并未过多关注经济等问题,也并没有对多元和一元的政治格局进行过多价值评判,只是试图以某种模型来认识和理解领导的国家的政治运作模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者们则更进一步,不仅探讨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之相互关系,而且论及经历长久的国家主导之后新出现的社会力量在推动经济起步、自发形成市场机制、进而构成能与政党—国家体制抗衡的力量的功能和作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者的成果或多或少附着上了一种价值判断,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东欧各国出现的、以对抗领导的主体政治秩序为目标的社会运动之勃兴不无干系①.最终,这些指向性明确的社会运动和其他因素一起合力,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而比较共产主义学者在这段时期最为集中研究的议题便是东欧各国政体变迁的具体进程和不同成因,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精英与大众各自的行为模式.
（四） 转型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如果说前一时期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变量是社会力量,那么这一时期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再次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现实政治中,虽然领导的政权在很多地区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它们进入到后共产主义时期,但是学理上对这种政体变迁、制度转型的讨论却方兴未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中,社会力量或许是推动转型和变迁的主要动力,然而在持“找回国家”② 观点的学者看来,国家层面的问题更值得关注.以社会抗争为例,比较共产主义研究者们在分析特定国家的抗争性政治现象时,往往仅从组织、动员、参与、互动等（即社会力量） 角度来切入,而忽略了抗争对象（即国家权力） 的反应,而不同国家类型甚至不同层级的政府对抗争事件的应对策略显然是有区别的.因此,研究者们逐渐找回了“国家” 这一变量,而这一时期的主导分析视角则可被称之为国家中心视角③.这一时期中国成功领导中国度过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研究者认识到,要理解中国的成功完全不能脱离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提出了“找回政党” 的呼吁,认为“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不仅是一句宣传口号,更是对当前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准确描述,只有准确把握好对中国的研究,才能充分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④.
20世纪最后十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低潮期,苏东剧变后,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中国、越南、老挝、古巴、朝鲜,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也一度因为未能准确预测出苏联解体的时间而失去了政府的各项资源支持.研究客体
的锐减也使得一线学者纷纷转向国际问题研究或转而从事实务型政策性研究工作.然而,经历苏东剧变后的休克疗法后,这一地区的民族国家似乎未能随着国旗国徽国名的转换而顺利完成转型,原有体制的阴影仍然笼罩在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加上新一轮全球化的波及效应,使得它们面临重重困难.于是,后共产主义的转型问题遂成为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同时也是比较政治） 的中心议题之一.不仅如此,与冷战刚结束后学者们动辄谈及共产主义体制的脆弱及走向终结的命运相反,当前该领域的前沿主要关注并解释现存几个仍在领导的国家的体质特征与政策模式,从而提出了“共产主义并未失败” 的命题,进而考察共产主义体制为何并未完全从世界消失①.事实证明,一如资本主义体制不是铁板一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制度也不应该（更不可能） 只有一种形式.制度、道路和理论的多样性既为现实政策探索提供平台,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丰富的实证材料.
二、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学科特征
（一） 学术资源分布概况
本文虽以学科（至少是分支学科） 来定义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但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并不存在类似中国这种由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严格学科体系（即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实际上,学科是人类知识分工逐渐细化基础上稍加人为归纳而形成的,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对某一类问题进行持续研究,争取到或非的资助,培养了人才、形成了梯队、组建了平台,一个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 就逐渐形成.本部分就将沿着上述学科成型逻辑展开.
美国国会1950年批准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是在国家层面向各科研领域（包括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在内的社会与经济科学） 提供资金和资源的最主要来源,此外,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欧亚及东欧研究全国理事会等非机构也大力投入人力、财力、物力,来专门促进美国学界对世界各区域历史文化及政治现状的研究②.目前,斯拉夫、东欧及欧亚研究学会是本领域主要的专业学术团体,它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成员单位,为研究者们提供资金、平台、渠道来共享研究成果①.在统一的斯拉夫研究学术团体成立以前,研究者们主要在美国历史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中的区域小组内活动,这主要和斯拉夫研究领域人才培养的历史机制有着密切联系.
二战结束后,面临苏联在东欧中亚地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的局面,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 的决策者们认为要迅速加大对该地区的研究,包括培养语言人才、外交人才、熟知该地区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体制的专家学者,以备决策者参考.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最早接受与非资助,开设斯拉夫问题、俄罗斯和东欧研究项目并持续培养研究生.从这些机构毕业的学生迅速成长为该领域的中坚力量,扩散至其他高校.在之后相继开设此类项目进行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高校包括：匹兹堡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奈尔大学、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通常在政治学系（政府系）、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问题研究所、斯拉夫研究所、东亚研究所等机构中展开.比较共产主义研究虽发端于斯拉夫问题等区域研究,但是伴随着知识分工细化与知识生产的科学化,迅速在政治学的比较政治学专业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统一标准的分支学科.不过它本身毕竟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涉及到的专业方向来自各个方面,除政治学外,还吸引了诸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化史等其他学科的学者来开展各类研究.
（二） 学术期刊概况
虽然该领域的出现有着浓重的现实政策驱动导向特征,但众多学者依然按照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按部就班做项目,其产生的实践性成果除了写成政策报告递交给相关决策机构以外,其余大量的学术性成果则需要发表平台, 《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斯拉夫评论》《欧亚研究》《共产主义问题》等区域研究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当然,学者们对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政治变迁的研究成果也经常出现在政治学的专业期刊上,包括《世界政治》《政治与政治科学》《美国政治学评论》,而有关转型后的研究成果则出现在如《后共产主义问题》《后苏维埃事务》《东欧政治》《共产主义》《化：后苏维埃时期化研究》《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国际发展比较研究》《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等关注转型、发展、社会变迁等议题的期刊上.由于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也涉及有关当代中国政治、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及其与相关国家地区的比较研究,这些成果除了在上述期刊发表外,还见于《中国季刊》《中国研究》《当代中国研究》《中国评论》《亚洲研究》等刊物.
（二） 主要研究议题
比较共产主义领域自形成体系以来,覆盖了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研究议题极为广泛,现择其精要进行介绍.
政治体制与政策模式问题.苏联及东欧各国基于马列主义原则建立的政治体制与欧美各国的体制是不同的.西方政治家要想和这个体制打交道,就需要了解其权力分配和运行机制、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谁掌握权力、如何维持这种权力的支配性影响、谁制定政策、谁执行政策等就成了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首要问题①.这反映了政治学关注权力这一永恒话题的学科特征,同时也反映了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现实导向性.多数学者研究共产主义体制时,仍不可避免地戴着有色眼镜,认为该体制最终将难逃走向终结之命运,这也是福山等学者在冷战刚结束就抛出所谓“历史终结论” 的深层原因.有关共产主义世界的权力机制和政策模式,学界经历了从极权主义模式到多元主义模式的发展,后来逐渐认识到,不管哪一位政治人物担任领导,这一体制中党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党的组织和干部问题.欧美各国体制中,政党是国家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和组织,但仅仅是利益搜集、整合、表达的平台.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则完全不同,它是革命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也是新型政治体制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因此,认识和理解党（包括党的组织和干部） 就成了理解共产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关键.一部分学者们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组织和干部问题发现了相似和不同之处①.除此之外, “干部名录”也是主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学者们通过对这一独特制度安排的考察,初步认清了在领导下,作为精英的干部们是如何产生、培养、晋升以及更替的②.
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问题.共产主义体制下,党既承担着领导国家各项建设的功能,也承担着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提供政治参与渠道的功能.虽然在欧美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政党都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但二者有一定区别.前者更倾向于一种由下自上的自发参与,而后者更侧重于由上而下的动员和引导.后一种由政党进行社会动员而引导的政治参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社会利益、重构了社会结构、加强了社会凝聚力,使得短时期内能够集中大量资源以供国家各项建设之所需.不管这种体制是否为西方社会所认同,其在一定时期内发挥出来的制度优势仍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参与直接与体制合法性密切相关③.
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问题.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从革命的动员到革命成功后的新政权巩固再到大规模的政治参与,都可以见到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整合力量、凝聚人心的功能.作为有形制度的重要补充成分,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体制中可以说是一种无形制度,它不仅规范着有形制度的运行、精英和大众的行为模式,同时也塑造着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当20世纪60年代美国比较政治学界掀起一股对西方政治文化进行实证科学研究的潮流时,类似的研究趋向和方法也被比较共产主义研究者应用于东方世界①.值得关注的是,在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是共存共生状态,前者不希冀影响和引导后者,后者也得以在一个多元的状态中按照自身逻辑运行.
冷战结束之前,由于东西方世界正常交流和沟通被阻隔,学者们对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大多是依赖于二手的文本资料分析和对脱离原体制进入西方世界的人士的访谈,研究方法上更多采取的是类似个案分析和历史脉络考察这样的质性研究法.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行为主义革命之风横扫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比较共产主义所在的比较政治学科也开始涌现大批量化实证研究.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原共产主义世界纷纷建立了政体后,这种用大规模调查获取数据、以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逐渐成为该领域的主流.
三、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基本特征
上文从历史沿革、学科特征、基本议题等角度分析了比较共产主义研究这一领域的一些基本特征,下面简要总结该分支学科研究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把握好服务现实政策的紧迫性与严谨的科学性之间的平衡.当代各国的知识生产过程大都可以分为现实政策导向与真理追寻导向两大类,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就是现实政策导向类的典型代表.其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实证材料的离散性又使得大规模资金和资源变得不可或缺,提供资金和资源的既可能是政府等公营机构,也可能是民营团体,但众多直接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们仍然能够在服务现实和寻求真理之间保持平衡,既保质保量完成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又在研究中遵循科学的一般原理.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丁教授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② 一书便是把握好这一平衡的代表作,该著作乃是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资助下完成的,以严谨科学的方法和视野审视改革开放头十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各种变化.
其次,把握好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之间的平衡.毋庸讳言,关于某一主题的几乎所有研究都应该是串联在一个文献体系之上,每一项单独的研究课题都应该参与到一定的理论探讨中,或以新材料佐证或以新案例证伪.因此每一项单独的个案或数个案例的比较,其目的应该是为形成某种类型奠定基础.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始于学者们对每个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深入的个案分析,既有对其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解析,也有对其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的介绍,更有对其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评论,这些无疑都是建立在大量个案研究基础之上.但他们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继续往前推进,形成了可供后续研究使用的类型性概念工具和模型框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谢淑丽教授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① 一书便是把握好这一平衡的代表作,该书从中苏两国改革的路径和方法的比较切入主题,以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和方法比较了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再次,把握好研究成果的时效性与经典性之间的平衡.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大多数成果都是为服务现实而作,因此必定要和当时当地所需政策的时效性相适应,然而回顾这短短半个世纪的历程,我们也不难发现该领域产生了众多经典作品,不论就话题的热度而言还是就研究的水平而言都是后人进行相关研究时无法绕过的.换言之,应景之作也能够成为具有长久示范效应的经典作品,外部的限制不能成为产生不了好作品的理由,经典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就在于其通过某个个案分析揭示了普遍性、历久性的问题,能够促使人类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上文所提及的加州大学舒尔曼教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便是把握好这一平衡的佳作,该书面世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作者对中国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之关系的分析,至今仍在学界产生着重要影响.
尽管比较共产主义研究这一领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重要的启发,然而在将其运用到研究中时,学者们尚需谨慎对其进行批判和甄别,既要借鉴其思路、框架、概念、范式,又不忽略自身的研究特性.
（责任编辑：金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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