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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理性的行为源自思想的品质
犯跸之案
先看故事.《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西汉名臣张释之,受汉文帝赏识,时任廷尉（最高司法长官）.汉文帝某日出行,途经中渭桥,突然有人从桥下窜出,导致皇帝乘舆马匹受惊,危及汉文帝安全.皇帝怒,急令尽速捕获该人,并移交廷尉府处置.张释之亲自查明,肇事者是长安县乡民,当听到道路管制消息后,就急忙躲在桥下,过了许久,自以为皇帝乘舆车驾已过,便跑了出来,万没料到恰恰冲撞了皇舆；因为非常害怕,逃逸后被捕.时为“犯跸”案.
张释之查明案情后提出处理意见：“一人犯跸,当罚金”.汉文帝听到该处理方案后非常生气,怒道：“那人惊我车马,亏我马儿驯良,否则,岂不致我受伤？廷尉你怎能对其罚钱了事呢？”言下之意在于,乡民冲撞皇舆车驾,是为大不敬,且有损伤圣体之虞,动摇国本,怎可如此轻罚？
张释之回答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这番话共有五层意思：第一,廷尉府处理意见的依据是当朝时用法律,而法律是皇帝与臣民共治天下的基础；第二,如果随意违反法律规定而加重处罚,势必导致法不能取信于民,造成民众举措失范,从而危及政基；第三,如果在案发当时,皇帝您直接下令诛杀肇事者,当属皇权敕令,不失为处理方式之一；第四,既然已经移交廷尉府,廷尉就只能依法处理,不能随意加重或减轻处罚,否则,天下臣民将无法可依,造成举止无措,行为混乱；第五,上述意见仅供参考,最终还请皇帝陛下您酌断.汉文帝听了这番话,沉思良久（真不知此时汉文帝内心经历了多么纠葛的挣扎）,答复：“廷尉当是也”.
后世争议
故事讲到这里,好像结局圆满,皆大欢喜：犯罪之人受到应有惩罚（罪刑相当）；名臣依法办事,维护法律权威,也保护了弱势群体；贤君胸怀宽广,善纳谏言.但是,偏偏有人提出了另外的看法.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出了不同意见.他首先肯定了张释之对案件的处理主要部分是恰当的,“可谓善矣”.但是,他认为张释之说“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是非常错误的,“无乃启人主径杀人之端乎！”也就是说,洪迈认为,张释之的话有助长皇帝随意裁决,不守规则的恶劣导向,因而并不完美.唐代杜佑（《通典》主要编撰者）也曾经提出,班固著《汉书》之时,应当将“方其时,帝使诛之则已”此话删去不载,以免误导后世帝王.明代理学家丘浚在编撰《大学衍义补》时指出：“既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则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论之,安得越法而擅诛乎？”意思是说,张释之既然明白“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那么凡是触犯法律的人,都必须一概交给法司依法裁断,岂可容许天子“越法而擅诛”？换言之,天子是没有权力越过司法程序.
南宋理学家陆九渊对张释之的批评更加深刻,直接对张廷尉的裁判逻辑提出质疑.张释之处理犯跸案的前提是“今法如此”,所以处理结果必然是只能处以罚金,不能加重.这是典型的“三段论”,也是法典法适用的常规逻辑.但是,陆夫子提出,假设西汉法律规定“犯跸者杀无赦”,那么,依据张廷尉的办案风格,很可能坚定地按照法律规定,判处肇事者死刑；但如果这么做,则是非常错误的.
陆九渊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搬出了《尚书?康诰》中记载的一条古老司法原则：“……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尚书》言多古义,晦涩难懂,需要进行解释.这条司法原则的主要意思是：“谨慎明察后才可以判罚.如果犯小罪,是故意犯罪,不思悔改,属于故意违背法典,如此,即使是犯小罪,也不可不杀.如果犯大罪,但能够悔过,是过失犯罪,偶犯,如果能够及时坦白罪行,就不应杀.”
我们惊奇地发现,古代《尚书?康诰》所提司法规则中,早已经渗透了现代刑法分析中区分犯罪情节轻重、区分社会危害大小,区分主观故意和过失,区分惯犯和偶犯,区分悔罪表现等裁判规则.根据上述规则,犯跸案中乡民属于偶有过失,不存在犯罪故意,且危害后果轻微,因此,即便汉律规定“犯跸者杀无赦”,张廷尉也不能机械适用“今法如此”的裁判逻辑,判处乡民死刑.
陆九渊拿出《尚书》中的古典司法原则,将犯跸案假设情形推向极端,其用意在于说明,张释之在处理案件时,不应简单以“今法如此”作为裁判逻辑,而是应该向汉文帝阐明清楚裁判的具体原理,即上述刑事司法中的区分原则,“以去文帝之惑”；甚至,“苟法有不善”时,作为廷尉,张释之还有义务提请修订法律,以确保法律规定符合正义价值,符合自然法理.
无独有偶,上引丘浚《大学衍义补》曾讲述过一个典故：唐代太宗朝,一度出现“刑网日密”的趋势,法官断案,宁可“失入”,也不“失出”,宁枉毋纵.唐太宗问大理寺卿（相当于首席大法官）刘德威：“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刘德威答道：“个中原故在主上,不在君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陛下倘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唐太宗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从之,由是断狱平允”.但丘浚却对刘德威的见解很不以为然.他说,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这不是司法之道.“为刑官者,执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岂容视上人宽急而为之轻重哉？”“刑狱之事,实关于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由此看来,丘浚与陆九渊的思想完全一致,更看重对自然法理的遵循,而非帝王之好恶.
科学思维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故事中所隐藏的思想才刚刚浮现.
或许有人赞叹张释之能够顶住皇帝雷霆之怒,坚持从职分出发,按规则办事的勇气和智慧,或许有人感慨皇帝胸怀宽广,善于采纳贤言的品格,或许有人惊叹于中国古代刑事司法思想的严谨和缜密,或许有人愿意体悟和玩味思辨考问与回应互动的乐趣.这些都是典故所包涵丰富信息的多侧面多层次反映.
从企业管理角度来看,两点启示是非常深刻的.首先,上述故事中,最有意义的启发恐怕还是在于,提示任何组织的管理者,一定要注意时刻思考其决策是否有据可循,是否遵循逻辑规则,所遵循的逻辑规则是否恰当等,即决策背后应该有科学的决策思维.用句通俗的话说,即“领导干部要讲逻辑”.其次,在组织决策和组织行动的交互过程中,在领导与下属的“博弈”现实中,各自又该如何自处,才能共同实现对逻辑的遵循呢？这里涉及职业操守和职业品德问题.如果领导干部不讲逻辑,而下属也都是“跟屁虫”,不讲原则地贯彻领导意图,不顾实际地执行领导指示,无疑对领导干部构成另外一种“背叛”和“出卖”.
理性的行为源自思想的品质,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其下属,如果没有高品质的思维和坚持,很难想象其能够做出理性的行为.组织体内群体性顺从,固然有利于快速行动,但是,如果这种顺从背后并无可靠的思维逻辑和规则遵循,不惟领导“权威”无法保全,恐怕最可怕的后果还在于,当组织集体走向崩溃的“悬崖”时,多数当事人却还“乐在其中”（“羊群效应”）.
思维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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