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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贫困到富裕的跨越经济阶段理论进展
眼摘 要演随着统一增长理论的兴起,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又重新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相关研究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向纵深发展, 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在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和内容上, 根据国民经济生产部门、生产技术类型、人口增长模式、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竞争优势的来源等五种标准划分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第二, 在阶段转换动力上, 探讨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国家干预、制度变迁等五种因素对发展阶段转换的推动作用； 第三, 在理论缺陷和实践困境上, 通过对理论缺陷和实践困境的反思揭示了未来经济理论的发展方向和创新基点.系统梳理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提供了理论指引.
眼关键词演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发展阶段划分标准； 发展阶段转换动力；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7）12-0008-08
一、引言
社会经济发展从来不是一个同质、等速的过程, 而是一个不断从量变到质变、呈现出阶段性的过程（李月、邓露,2011）[1].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旨在通过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揭示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特征,为未来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并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进入21 世纪以来, 随着以整个人类历史为研究视阈的统一增长理论的兴起, 沉寂多年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研究又重新焕发活力, 目前正在蓬勃发展.
我国人均GDP 在2015 年达到了8 069.2 美元, 已经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银行数据库）, 正在向高收入国家逐步迈进.然而, 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表明, 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并不是自发产生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由中高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增长低速徘徊, 甚至停滞, 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黄泰岩, 2014）[2].我国目前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差距过大等一系列问题,同样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引（黄泰岩, 2017）[3].为了探索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 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并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较前沿、系统的参照, ①本文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和内容、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动力、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缺陷和实践困境三个方面对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简要评述.
二、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和内容
国内外学者主要依据国民经济生产部门、生产技术类型、人口增长模式、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竞争优势的来源等五种不同的标准将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以具体研究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
(一) 依据国民经济生产部门划分
李斯特（List, 1841） 在古典经济学家对发展阶段划分的基础上, ②依据不同时期国民经济生产部门的消长, 将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4].李斯特已经开始注意到不同发展阶段中主要国民经济生产部门的结构变化, 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各发展阶段的特征, 也没有进行明确的时间界定, 致使他对发展阶段的划分稍显随意, 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鉴于李斯特划分方法的缺陷, 罗斯托（Ros鄄tow, 1991、1993） 提出了一个更为完善的阶段划分理论.他以社会中的主导部门为标准, 将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规模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详细分析了各个阶段的主导部门和典型特征.③传统社会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 农业居于首要地位； 起飞前的准备阶段的主导部门通常是第一产业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是非耐用消费品生产部门和铁路运输业； 趋于技术成熟阶段的主导部门是以钢铁、电力、重型机器制造业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 大众化高消费阶段的主导部门是以汽车业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工业； 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主导部门是服务业[5-6].
相较于李斯特的发展阶段划分理论, 罗斯托的理论有三点突破： 第一, 特别强调主导部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带动和扩散作用, 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定性划分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标准； 第二, 清晰界定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持续时间和投资率, 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准确识别提供了统一的量化标准； 第三, 突出了储蓄率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中的作用, 便于建立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④但是,罗斯托的理论也有以下两点不足： 一是在理论上缺乏对技术进步、吸收能力、资本积累相互关系的探讨, 使得其政策建议多停留在产业选择、提高投资率、建立基础设施等较浅层面； 二是在实践上对于主导产业的识别、不同发展阶段的持续时间缺乏充足的证据支撑, 更难以对未来发展阶段进行科学预测.针对罗斯托理论的第二个缺陷, 我国学者周学（1994） 运用宏观边际效用理论完善了主导产业和非主导产业的判别标准, 并提出了包含低收入阶段、温饱阶段、小康阶段、富裕阶段、高富裕阶段等五个阶段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7].
不同于罗斯托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霍夫曼（Hoffmann, 1931） 重点研究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阶段问题.他依据消费品生产部门增加值对资本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比例关系,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阶段一的比率为5（1）：1；阶段二的比率为2.5（1）：1；阶段三的比率为1（1）：1；阶段四的比率继续降低[6].⑤霍夫曼的研究为判断不同国家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提供了数量标准, 但是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致使其关于第四阶段比例关系的预测与现实并不相符.
(二) 依据生产技术类型划分
经济增长理论以其强大的模型化能力和易于实证检验的特点成为了当今分析增长和发展问题的主流研究范式.然而, 多少令人诧异的是, 直到21 世纪初, 增长经济学家才开始将不同于索洛的经济发展阶段纳入到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 并试图建立一个统一各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汉森和普雷斯科特（Hansen&Prescott, 2002）依据生产技术类型将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马尔萨斯阶段和索洛阶段, 并在统一的理论模型中解释了两阶段的转换.他们假定经济中总是存在生产同一产品的两种不同技术： 马尔萨斯技术和索洛技术.马尔萨斯技术需要使用总量有限的土地、劳动和资本, 索洛技术仅使用劳动和资本.在马尔萨斯阶段, 由于生产技术水平比较低, 只有马尔萨斯技术是经济上有效的.受限于固定的土地总量, 人均收入水平增长非常缓慢, 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 世界经济在1800 年以前都处于这一阶段.在索洛阶段, 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使得索洛技术的使用在经济上是有效的.由于不再受到自然资源（土地） 的限制, 1800 年以后世界人均产出得以长期持续增长, 进入了该阶段[8].
汉森和普雷斯科特以简洁的经济增长模型捕捉了土地对经济增长的限制, 并以生产技术为标准将发展过程分为了马尔萨斯和索洛阶段, 是对长期研究持续稳定经济增长的增长理论的一大突破.然而, 他们对发展阶段的划分过于简单, 也缺乏对生产函数参数的可靠估计, 因此无法对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提供理论指导.
生产工具是生产技术的直接体现, 马克思（1979、2001） 就以生产工具为标准, 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四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特殊的劳动资料和生产工具, 社会发展就是以一种较进步的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生产方式[9-10].
(三) 依据人口增长模式划分
或许因为生产函数参数的设定和估计比较困难, 以至于在实践上无法根据生产函数的不同参数识别经济发展阶段, 一些经济学家转而考虑与生产技术进步相关的其它容易衡量的变量.卢卡斯（Lucas, 2002） 在马尔萨斯和索洛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内生人口变迁因素, 摒弃了汉森和普雷斯科特的生产技术标准, 采用人口增长模式作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 奠定了统一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11].⑥盖勒（Galor, 2011） 以人口增长模式为标准进一步将各国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马尔萨斯阶段、后马尔萨斯阶段和持续增长三个阶段, 并总结了各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发达国家从公元前8000 年的新石器革命到1760 年的工业革命、发展中国家从新石器革命到1900 年都处于马尔萨斯阶段, 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 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速度缓慢, 偶然的技术进步使人口规模扩大, 人口规模的扩大又进一步影响技术进步,人均收入长期围绕维持生存的基本水平波动.发达国家从1760 年到1870 年、发展中国家从1900 年至今都处于后马尔萨斯阶段, 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 技术进步速度加快, 人口增长速度加快, 但技术进步速度大于人口增长速度, 人均收入水平不断上升, 开始出现人力资本积累.发达国家1870 年至今都处于持续增长阶段, 而发展中国家仍未踏入这一阶段, 该阶段的典型特征是： 技术进步速度大幅提升, 人口增长率下降, 人力资本积累加速, 人均收入持续增长[12].蔡昉（2013, 2015） 以人口转变理论为依据, 创造性地将格尔茨内卷化作为二元经济的形成过程纳入经济发展理论, 解决了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与马尔萨斯阶段逻辑相容的问题.他提出了包含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格尔茨内卷化、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索洛新古典增长五个阶段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13-14].然而, 在经济体如何实现由二元经济阶段向索洛阶段转换的问题上, 目前的研究仍属空白.
盖勒等（Galor&Mo,2004；Galor&Mo&Vollrath,200；Galor,2010） 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由后马尔萨斯阶段向索洛阶段转换的过程中应当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受新古典分析范式的影响,他们没有将二元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而是提出了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阶段理论.在他们的模型中,人力资本由选择性积累阶段向普遍性积累阶段的过渡促成了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型, 并进而推动了经济体实现由后马尔萨斯阶段向索洛阶段的转换, 随后经济体进入了无约束性人力资本积累阶段[15-17].基于人口增长模式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因其划分标准易衡量、阶段特征明显、便于模型化处理、能够进行实证检验等优点而受到广泛关注, 目前已经是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
(四) 依据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划分
在统一增长理论中, 人口增长模式是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 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 给定人口增长模式,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成为更合适的划分标准.费景汉和拉尼斯（Fei&Ranis, 1997） 虽然将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农业时代、转型阶段和现代增长时代三个阶段, 但是他们认为转型阶段才体现了发展问题的本质.因此, 他们的研究集中于转型阶段的子阶段划分, 而阶段划分的标准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他们发展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将现代部门不断吸纳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型阶段划分为三个子阶段： 第一阶段, 剩余劳动力在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0； 第二阶段,剩余劳动力在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0 但小于不变的制度工资； 第三阶段, 劳动力在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的制度工资[18].王小兵和皮耶斯（Wang&Piesse, 2013） 通过定义绝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剩余劳动力对费景汉和拉尼斯的阶段划分进行了重新表述： 在第一阶段, 传统部门存在绝对剩余劳动力； 在第二阶段, 传统部门仅存在相对剩余劳动力； 在第三阶段, 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消失, 农业部门完全商业化[19]⑦.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刻画了经济从起飞到走向成熟阶段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 强调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提高农业生产率在促进劳动力转移方面的作用, 为后发国家由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 该模型仍然有两点不足： 第一, 很多国家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时就已经耗尽了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 在这些国家继续赶超发达国家的实践需求面前,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丧失了其理论解释力； 第二,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假定只有传统部门存在剩余劳动, 而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充分就业, 但是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现代部门也存在大量的失业, 因此, 该模型需要进一步修正⑧.
(五) 依据竞争优势的来源划分
部门结构、生产技术、人口（数量和质量）都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规律决定了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波特（Porter, 1998） 以宏大的战略视野构建了整合多个经济发展决定因素的“因素”, ⑨并提出了竞争优势是由“因素” 决定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依据不同时期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波特划分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 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 并详细分析了各阶段的主要特征.从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到创新导向阶段再到富裕导向阶段, “因素” 中各个要素逐渐建立竞争优势并最终走向衰落[20].
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理论指明了不同时期国家建立竞争优势所依赖的关键要素, 并揭示了四种关键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动态演化过程, 是对以单一因素作为阶段划分标准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突破, 为后发国家逐渐建立竞争优势、突破发展瓶颈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 波特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仍然有两点缺陷： 第一, 波特试图用微观层面的企业理论解释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问题, 却没有为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提供理论证明, 致使其理论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张金昌, 2001）[21].与新古典增长理论通过代表性企业的设定实现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的统一相比, 波特理论的逻辑一致性略显不足.第二,波特认为在财富导向阶段, 国家竞争优势开始衰落, 经济走向衰退.然而, 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表明, 财富导向阶段的经济衰退可能只是个别和暂时现象, 很多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如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仍然能够保持国家竞争优势（谢识予等, 2012）[22].
表1 对上文中不同学者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和内容进行了总结.
三、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动力
国内外学者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国家干预、制度变迁等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动力.
(一)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的作用如此重要, 以至于它在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的研究中都占有核心地位（ Fei&Ranis, 1997； Helpman, 2004； Stokey,2015）[19,23-24].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根本动力, 尽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中总是存在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 这些生产要素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边界.因此, 技术进步的意义就在于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突破经济增长的边界, 拓宽经济发展的空间,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
汉森和普雷斯科特（Hansen&Prescott, 2002）模型化了马尔萨斯和索洛两种生产模式.两者都使用技术、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 马尔萨斯生产模式还需要使用固定数量的土地.受限于较低的生产技术水平, 经济体在马尔萨斯阶段使用索洛生产模式是无效率的, 而马尔萨斯生产模式能够充分利用相对丰裕的土地要素.但是, 由于土地供给数量有限,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 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并停留在较低水平.突破这一发展阶段的核心机制就是技术进步.在两种生产模式的生产技术都持续进步且索洛模式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假定下, 经济体最终会突破有限资源的束缚, 转而采用索洛生产模式, 从而进入持续增长阶段.
基于分工理论, 马克思为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阶段转型提供了一个更加“古典” 的解释.马克思在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同时也认识到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 作为生产力发展标志的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重要动力.技术进步改变了生产活动方式, 而这必然引起分工组织形式的变革,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 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分工组织形式的演进（林岗,2007）[25].在马克思的理论中, 技术进步和以分工深化为内容的生产组织创新是生产技术创新这枚硬币的两面, 共同推动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型.
(二) 人力资本积累
在汉森和普雷斯科特的模型中, 外生的技术进步是发展阶段转换的动力.然而, 一旦将技术进步内生化, 将会带来不同的转型机制.盖勒等（ Galor&Weil, 2000;Galor, 2005） 和德普克（Doepke, 2004） 特别关注在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互动机制.在这些模型中, 人力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关键动力.在马尔萨斯阶段, 人均收入仅限于维持生存的水平, 基本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由于缺乏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只能依靠生产活动中积累的少量经验, 技术创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明显突破.当缓慢提高的技术水平达到某个阈值时, 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回报开始上升, 家庭因此逐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又加速了技术进步, 使经济最终得以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进入后马尔萨斯阶段.在后马尔萨斯时代, 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又进一步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预期回报, 从而形成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 并引起了人口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 促使经济实现由后马尔萨斯阶段向持续增长阶段的转型[26-28].
以上这些模型只是隐含地区分了“干中学”形式的人力资本和教育形式的人力资本, 莫基尔（Mokyr, 2005）、鲁尔克等（Rourke et al., 2013）对科学知识的类型和人力资本积累形式进行了更明确地讨论.在马尔萨斯阶段和后马尔萨斯阶段的早期, “干中学” 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在后马尔萨斯阶段晚期和持续增长阶段, 学校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人力资本积累形式由少数工匠的“干中学” 到大众的“干中学” 再到学校教育的变化促成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29-30].
(三) 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常通过产业（部门） 结构升级表现出来.在以部门为划分标准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 ⑩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直接动力.輥輯訛产业结构升级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推动了经济发展阶段转换.
第一,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促进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刘易斯（Lewis, 1954）、罗斯托（Rostow, 1956）、拉尼斯（Ranis, 2004） 等都认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产业结构变迁使得资本和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 从而提高了平均劳动生产率.即使没有技术进步, 这种产业结构的升级也能够提高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促进经济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31-33].然而, 这种产业生产率的结构性差别一直得不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重视（俞剑、方福前, 2015）[34].
第二,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学习效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杨（Young, 1991） 和卢卡斯（Lucas,1993） 在新古典框架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增长效应给出了解释.他们认为, 工人在不同产业中能够积累的经验存在差异, 而这种在特定产业中的“学习效应” 决定了劳动生产率水平.在劳动力由简单商品生产部门向尖端商品生产部门转移的过程中, 劳动力的“学习能力” 不断提升, 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 从而使某些后发国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35-36].与第一种机制不同的是, 卢卡斯实际上把产业之间生产率的差别归因于劳动力经验积累的差别.
总之, 通过以上两种机制, 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突破了原有产业结构对生产力的限制.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完成, 新部门开始成为主导部门, 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四) 国家干预
产业结构升级既需要有效市场又需要有为政府（林毅夫, 2014）[37].因此, 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国家干预在促进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李斯特（List, 1841） 认为,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 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实行国家干预的贸易保护政策是必要的.他指出, 从原始未开化阶段到畜牧业阶段、农业阶段再到工业化发展初期阶段, 通过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能够扩大本国剩余农产品的市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从而为本国工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 当一个国家发展到农工业阶段, 工业已经有了一定基础, 这时就应当通过设置关税壁垒为国内的幼稚产业提供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 保护其发展壮大.这一阶段的国家干预对于后发国家实现由农工业发展阶段向农工商业发展阶段的转换至关重要.当一国顺利进入农工商业发展阶段, 国内工业已经形成较强的竞争力, 这时应当放弃国家干预, 实行自由贸易, 以寻求更大的世界市场.
波特（Porter, 1998） 基于其分析国家竞争优势的“理论” 提出了与李斯特类似的观点.波特认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政府政策的成败效果依赖于“因素” 的发展状态.当一个国家由要素导向阶段进入投资导向阶段后, 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基本生产要素和投资意愿, 政府在这一阶段的产业保护等政策干预能够激发全国民众的投资热情和冒险精神, 从而促进经济实现由投资导向阶段向创新导向阶段的转换.当经济进入创新导向阶段以后, 国家对产业的干预与创新的本质格格不入.这时, 政府要无为而治, 多从事服务性工作[21].
国家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 市场的作用也同样不是万能的,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明, 在经济发展的某些时期, 有效的国家干预能够迅速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林毅夫、任若恩, 2007）[38].
(五) 制度变迁
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观点, 诺思（North, 1973） 认为一国的制度框架是决定其长远经济表现的最重要因素[39].处于任何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制都必须创建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来降低交易成本、刺激经济效率（Yeager, 1999）.当原有体制不能有效运行时,制度变迁是促进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重要动力[40].
琼斯（Jones, 2001） 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中的作用.通过反设事实的数值模拟方法, 他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使工业革命的时间提前了300 多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升了创新的收益, 刺激了新思想的产生, 新思想又通过外部规模效应使更多的人受益.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 新思想的外部规模效应越来越强, 最终使经济体得以跳出马尔萨斯陷阱,进入持续增长阶段[41].
林文夫和普雷斯科特（ Hayashi&Prescott,2008） 探讨了日本经济由二元发展阶段向索洛阶段转型的问题.他们认为, 日本“长子继承” 的非正式土地继承制度限制了很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延缓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进程.二战以后日本民法的修改使这种非正式制度被逐渐废除, 随后日本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并迅速实现了由二元经济阶段向索洛阶段的转换[42].
魏莉华（Ngai, 2004） 构建了一个包含制度壁垒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不同国家向现代持续增长阶段转型的问题.在她的模型里, 降低制度壁垒能够刺激投资和技术进步, 从而促进经济实现由马尔萨斯阶段向索洛阶段的转换.通过比较英国、日本、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历程, 她发现明治维新以后制度壁垒的降低直接推动了日本经济由马尔萨斯阶段向后马尔萨斯阶段转换,而阿根廷在1929 年之后制度壁垒的提高导致其进入了经济减速发展阶段[43].
四、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缺陷和实践困境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通过对低级到高级各发展阶段特征和转换动力的具体分析, 强调了把握各阶段特殊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性, 为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了这些理论.然而, 时至今日,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仍然存在若干缺陷, 在实践上也面临着一些困境.
(一)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缺陷
国内外学者认为,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存在多种不同的划分标准, 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范保群和许庆瑞（2000） 、陈刚和金通（2005） 认为,尽管为人们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视角, 但各种迥然不同的阶段划分理论和标准也给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界定、适宜竞争手段的选择带来了很大困难[44-45].斯诺登和文（Snow鄄don&Vane, 2005） 指出, 大量的研究力图为人类历史从马尔萨斯阶段到现代增长阶段的演化提供一种统一的解释, 但现在仍未形成一个普遍认同的研究框架[46].
第二,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遗漏了人类经济发展史的某些片段.各种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理论只划分了人类发展史中可以明确识别的几个阶段,却忽略了某些重要的过渡阶段.蔡昉（2015） 认为人类历史并非由马尔萨斯阶段直接进入二元经济发展阶段, 而是还要经过一个二元经济形成的过渡阶段, 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恰恰缺少了对二元经济形成阶段的讨论.他试图用农业劳动力不断积累的格尔茨内卷化过程填补这段历史空白[15].黄泰岩（2017） 指出, 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都不能解决我国经济在中高收入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转型问题,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在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出现了理论空白[3]輥輰訛.
第三,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忽视了对农业发展阶段的划分.现有的各种经济发展阶段理论都特别关注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阶段向工业阶段转换的演变过程, 多集中于对工业化进程的探讨, 却忽视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少量对农业发展阶段的研究也都将农业作为现代化的附庸.陈宗胜和黎德福（2004） 特别强调农业的发展在后发国家二元经济阶段的重要作用[47].蔡昉（2016） 指出,农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很大程度上受到一般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影响, 为了现实研究的需要, 应当对农业发展阶段做出相对独立的划分[48].
(二)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实践困境
或许正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种种缺陷,大多数后发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过程中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尽管有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作指导, 却鲜有后发国家成功赶超先进国家的案例.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多依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做出发展阶段的划分, 旨在为后发国家提供经验借鉴,促进其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格申克龙（ Ger鄄schenkron, 1962） 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 通过充分吸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能够实现经济的更快发展[49].然而不幸的是, 绝大多数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后发国家都没有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很多甚至陷入了发展陷阱, 目前世界上1/6 的人口仍然陷于贫困之中（林毅夫, 2012）[50].
第二, 对于成功实现赶超的国家, 其发展实践也并未完全遵循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指导.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Hayami&Godo, 2005） 特别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指出, 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沿袭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这一条, 各国都可以开发一个与其文化传统相适应的独特制度而走上赶超发达经济的轨道.日本的社区制度, 韩国、新加坡的威权政府管理体制, 泰国的松散社会制度都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而这些制度并未被任何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所提及[51].
五、结论性评语
进入21 世纪以来, 国内外学者在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研究上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极大丰富了人们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规律的认识, 为后发国家制定适宜的发展政策、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理论指导, 为“中国梦” 描绘了光明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学界对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动力的探索, 为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制定促进技术创新、鼓励人力资本积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然而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存在着若干缺陷, 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困境,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在目前由中高等收入向高收入转换的关键阶段,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技术瓶颈制约和产业结构落后的双重约束, 而这些约束条件无论在发展阶段理论中还是在各国发展实践中都是未曾出现的.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我国当今发展阶段而言,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能够提供的经验借鉴并不多.但是,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至少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为当前的研究划定了逻辑主线.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我国完全有可能、有条件也有必要实现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构建属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新发展理论体系（黄泰岩, 2016）[52].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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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融经济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