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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革命生涯
我是浙江省吴兴县人,生在河南省灵宝县.抗战前在河南郑州读小学和初中,抗战爆发后全家搬到西安.1939年1月参加革命,到陕北公学学习,由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奔赴陕北
1938年夏,我在西安考入武功农学院附属高中.入学后,意外遇见了初中同学冯百城、金成钧、王家楷三人.校友重逢分外亲热,我们几个经常聚在一起传阅革命书刊,商量着如何到陕北去.不料,引起了三青团的注意.1939年1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在同宿舍一个孙姓三青团员的床头上,偶然发现一封告密信,内中有我们几人的名字.大家顿感情况不妙,经商量决定乘他未返之际,立即奔赴陕北.我们商定次日动身,这一天我正好满17岁.
星期天一早,我们向校方请了假,佯称是去西安报考军校.扛上行李赶到火车站,正碰上一列往东开的货车,就爬上一节空车皮.一路上,躲开了军警特务的盘查.1月13日,来到旬邑看花宫.遥见密林深处影影绰绰露出一个村庄,当快步走近时,传来阵阵嘹亮的歌声：“风在吼,马在叫……”终于到达目的地了.随着歌声此起彼落,心中澎湃的油然而生.走过村边时,树丛中突然闪出几个手持红缨的儿童团员,用怀疑的眼光前来盘查,问有没有路条.说明来意后,他们半信半疑,把我们带到村公所.我们打电话找到了刘继昌同学.不久,继昌来了,领我们到了校部,由他介绍,填写了入学登记表.次日,便投入紧张愉快的学习和劳动生活,我的革命生涯也从此开启.
当时,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不顾沿途军警阻拦扣留,纷纷奔向延安,进入抗大、陕公学习.1938年7月,鉴于陕北地区土地贫瘠,粮食供给困难,党决定在关中旬邑看花宫开办分校.关中地区在陕甘宁边区的南端,从延安经富县向南延伸约200里到达旬邑,形成一个狭长地带.相传看花宫是唐代武则天观花之处,距西安比较近,只有三四天路程,可以减少军警特务的阻拦.
1939年1月,党决定把陕公总校迁到看花宫和分校合并.校长仍为成仿吾,教务部长是江隆基,教员为当代著名学者,有何定华、尹达、陈唯实、艾思奇、李凡夫等.课程主要有《社会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每周上大课一到两次,课堂设在村外打谷场上,每次听课有六七个队约800余人,每队学员按四列纵队并排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上课.
学习生活紧张而有规律.早晨6点钟吹起床号,大家爬起来迅速打好背包,洗漱完毕后,6点半集合点名出早操,7点早餐,上午3小时是学习时间,开讨论会、复习功课、整理笔记,一直忙到午餐.下午有时学习,有时参加劳动,如砍柴、修操场、修道路、开荒种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优越的生活转入艰苦的环境,经过半年紧张的学习和劳动,我经受住艰苦的考验.这是我在今后漫长的革命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抗战期间,我在留守兵团卫生部医政科任文书科员,后来又到野战医院工作近两年.1943年3月,奉调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直属政治部任巡视工作.一年后,终于等来了成为一名真正战士的机会.1944年12月,指示：鼓励适合条件的青年报考炮兵学校.我眼睛豁然一亮,立即报了名.我知道,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很可能爆发.到那时,作战形式就会转变为大规模的运动战,而炮兵将会发挥巨大威力.我心忖：当一名炮兵战士,到战斗部队去,这也是多年来的夙愿.于是经过简单的测试,我很快就被批准入学.
炮兵学校在南泥湾桃宝峪,是在八路军原炮兵团基础上扩建的.1945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训练开始了.我们学习的是山炮,它和野炮是各国广泛使用的火炮.抗战期间,日军对我根据地扫荡时,常携带一门山炮或步兵炮,深入我山区腹地,大摇大摆、横行一时.我军成立炮兵团时,拥有十几门山炮.一门山炮重540公斤,绝大部分是钢铁制成,其中一个炮身就有百多斤重.把它抬上马（骡）背时,要两个人协同,先抬到腰间,再齐声喊：“一、二、三！”彼此使尽全力才能抬上去.一个上午反反复复操练几次,当时天气已渐炎热,每次操练都是满身大汗,衣裤全都湿透.但是大家只有一个念头,为了早日完成学业,再苦再累也不怕.
转眼间到了7月,胜利捷报频频传来,美军已快打到日本本土,同志们的心情特别欢畅.8月1日,炮兵学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朱德、林彪、叶剑英、萧劲光等领导从延安赶来参加大会.那时没有麦克风、扩音器,我又坐在后排,听得不太清楚,依稀听得林彪讲话,开始时声音很小,台下许多人喊：“听不见,听不见！”林彪突然声音大起来,说：“我才开始讲嘛！”几位领导讲话的大意是：抗日战争很快就要胜利,希望同学们抓紧时间完成学业,赶赴前线,大显身手,为建立我军强大的炮兵而奋斗.
学习正在紧张时刻,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抗战终于胜利了.那一天,到处是欢呼声、歌声,同学们一见面就高兴地拥抱.9月初,炮兵学校学习进入尾声.9月23日,军委向炮校发出命令：向东北开进.
由陕北到东北
1945年9月28日上午,我们整队出发.到延安后,第二天一早开始行军.这次行军是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再经过河北转往东北.到了平绥铁路线上的宣化城后,我们登上开往北平的火车.火车开到居庸关以北的延庆车站停了下来.原来,日寇已向国民党投降,不准我军通过.上级决定,部队立即绕道步行到承德,再转赴东北.
为了和我争夺东北,已由美国海空军从缅甸、云南陆续运送其主力新1军等部到东北.52军(美械装备)已在塘沽登陆.还下令傅作义抢占张家口和承德.因此我们必须争分夺秒越过承德,如这条通路被敌切断,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在延庆筹足干粮后就出发了.从延庆到承德有五六百里,多为平北山区,山峦起伏,山势陡峭,道路崎岖不平,据说日寇曾在这一地区进行多次扫荡,到处荒无人烟,有时走了一天路也不见人家.我们背着沉重的背包和十几斤的干粮袋,走了8天终于赶到了承德,这时已是11月初了.
过了3天,我们登上了开往锦州的一列火车,同车还有干部团同志.火车开到承德以东的平泉车站就停了下来——机车的煤烧完了.我们下车活动身体,一眼看到站台上有两名手持转盘冲锋的苏联红军,对着站长大声训斥.据铁路员工说：“他们一两个人就有权向我们要火车,态度很粗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苏联红军,留下了初次印象.
校部通知：“离车站两里路处,有一座油坊,存有大量豆饼,可代替煤做燃料,现在已和老板谈妥,大家快去搬运.”我们一溜小跑到作坊去搬豆饼,不到两个小时就把车头存放煤炭处装满,司机立即升火开车.车行一夜,到了锦州市停了下来.校部通知晚上才能开车,于是我们纷纷下车到站外散步.我和几个同学沿着站前大路信步走去,看到人心惶惶——市民听说要打仗,纷纷搬往乡下避难.锦州是关内外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已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统率新1军等6个军,在塘沽、秦皇岛一带登陆.其先头部队已迫近山海关,准备向我大举进攻.
当晚10时,我们又登上东行的火车,下半夜经过沈阳东北的马三家子时,车又停了.队长令全队整装下车,告诉大家：苏联红军不准我军通过沈阳,校部决定从北面绕过沈阳,徒步走到抚顺.事后才听说,苏联红军根据和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令我东北局撤出沈阳,否则将用武力驱除.
沈阳到抚顺不到100里路,第二天傍晚就走到了.我们住在旅店中,等待分配工作.抚顺是辽宁省一座中等城市,处于我军控制的南满地区最前沿,是我不久前才占领的城市,社会秩序比较乱,谋生的小商贩在街道旁摆满了小摊,时而看到苏联红军士兵三三两两在街上晃荡.我在街上看到两个红军士兵在小摊上拿了几盒纸烟,当小贩要钱时,挨了他们一场骂.
同学们离别前,纷纷到照相馆照了单人相,买了小本子,互相赠送和签名留念.我被分配到辽东军区当排长,第二天又改当参谋.炮兵干部都被分配到各地,在很短时间内,我们这批学员发展了十个炮兵团和近百个炮兵连,到辽沈战役前,发展到16个团兵力,为解放东北和全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2月下旬,我们分配到安东组建炮兵二团的同学,登上了南开的列车.军区指示我们到桓仁县组建炮兵团.桓仁县位于辽东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中,东邻吉林通化,是个练兵的好地方,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炮可练.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后,将各工厂、矿山的机械设备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同时把日军的火炮器材大批运走,有的被丢弃在深山沟和江中.根据这一情况,干部们分散搜索武器,我先到凤城灌水一带去收集火炮.灌水仓库是日本关东军留下的一座大型军用仓库.赶到那里时,该库一位负责人向我介绍：“库内存放的各种机械设备早已被苏联红军运回国去了,各种大炮也被运走了！”我不甘就此罢休,坚持请他领我到各仓库走一趟.结果转了两个多小时,一无所获,连一支和都未见到.他知道我是从延安来的炮兵干部,见我一脸失望,沉闷不语,就悄悄地对我说：“还有一个小仓库存放几挺高射机,你要不要？”我立即请他带我去看看.在一个偏僻角落的小仓库中,看到了四挺高射机和十几箱.我心想：先用它搞射击训练,有总比没有好,何况还可以当重机自卫用.于是就装车拉了回去.
自从进入东北以来,几乎每天听到对苏联红军的议论,总之,贬多褒少.一个受人敬仰的国际共产主义英雄部队,怎么是这个样子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经过所见所闻,以后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苏德战役爆发后,德军大举向苏联进犯,占领了大片领土,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妇女,无恶不作.待1944年苏联红军大反攻,进入德国境内,也以牙还牙,进行了报复.当时红军发展很快,而兵员严重不足,曾从监狱中放出一批刑事犯补入部队,致使部队素质有所下降.苏联红军一向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进军东北前,又没有进行深入动员教育,加上对部队约束不严,以致士兵违纪行为不断发生.应该指出,苏联红军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然而,一个拥有160万人的大军,即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犯军纪,数量也是很大的,也会造成严重和恶劣的影响.
另一方面,有些苏军误把中国妇女当成日本女人了.可是,任何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军队,都不应该把一般日本人民、特别是日本妇女和儿童,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替罪羊,尤其不能把日本妇女当作“战利品”.抗战时,我晋察冀军区部队攻打日军占据的井陉煤矿,一对日本夫妇死于战火,他们的两个小女儿被我军救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抚养了几天之后,又派夫人将两名孤女送交占据石家庄的日军.那名尚在哺乳期的不久后死亡,4岁的姐姐被送回日本.40年后,这位名叫美惠子的日本女孩,从一篇报纸文章中得知她在中国的经历,专程赶到中国,见到聂荣臻元帅,长跪不起；甚至又到石家庄一带曾救助过她俩姐妹的人家,一一谢恩.此后,她曾携带家人多次来访,为中日人民友好奔走.这件事感动、教育了不少日本人,加深了他们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
苏军各级指挥员对我军是友好的,他们了解彼此都是领导的部队,在各方面给我军方便和支持,将缴获日军仓库中的武器和物资,交我军接收.但是苏联和国民党不久前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协定》,规定由国民党接管东北主权,并受国际监督.他们只能在暗地里给我们支持,当国民党发觉后提出时,苏军就对我严格一些,形成了忽冷忽热、若明若暗的现象.但是,从总体上讲,苏军对我是友好的,对我提前解放东北是有利的.
在东北,我参加了辽南敌后斗争,夏季、冬季攻势,攻克鞍山,攻占营口,经过辽沈战役,迎来了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底,我在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第13师任宣传科科长,随大部队进关,参加平津战役.
亲历平津战役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但和平解放不等于没打仗.在解放军穿插包围北平的过程中,还是打了不少仗,付出了一定代价.
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东北野战军休整了不到10天,军委就下达了“停止休整,立即进关”的指示.我们进关后,马上被敌人发现.野战军司令部命令部队干脆改成白天行军.如此一来,行军速度明显加快,但时常遭到空袭.敌机少则两三架,多时十几架,专门找开阔地方俯冲扫射、投弹,官兵有些伤亡.好在部队进行过防空训练,每个连队都有防空小组,射手用轻机把一梭梭打上去,敌机立刻拉升盘旋,扫射和投弹的精度都下降了.
野司来电要求我师不要休息,连续向南经过圆明园奔袭丰台.第37团第3营副营长马振国带领尖兵排第3排前进,看见路边有几栋洋房和一个大院.向导说这里叫铁文山,日本人盖的洋房,现改叫“新北京”,常有一些国民党高官进出.马振国一听,立即带领战士们踹开院门,冲进大院,看到洋房前面停着一溜汽车和坦克,发动机“嘟嘟”作响.战士们就用机和把汽车打坏了.双方混战时,一个班的战士被坦克碾死了.营长让战士把几个捆起来塞进履带,把坦克给炸了.对俘虏审问后,得知这里是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前进指挥所.马振国带着战士冲进房里,桌子上的茶还是热的,一盘饺子也在冒着热气,敌人刚刚撤走——我们差点活捉了傅作义.
第5纵队占领了丰台,军委指示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守住,不能丢掉.丰台位于平汉、北宁铁路线的交叉点上,是北平的战略要地,也是北平守敌向南撤退的必经之路,丰台以北还有一个大型军用仓库.我师占领丰台,不仅断了敌人的退路,还断绝了其军需供应.北平城内20多万官兵为了吃饭穿衣,集中优势兵力试图拼命夺回来.我师官兵与反扑之敌浴血苦战,连续击退了敌人的三轮进攻.打退敌人反扑后,第5纵队奉命进行攻城的准备工作.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名胜古迹,上级决定攻城和进行巷战时尽量不使用火炮,而主要采用爆破手段.为此,我师在宛平城作了试验.宛平的城墙和北平的城墙一样,都是9米多高,顶宽6米,用火砖修筑,非常坚固.我们选点,先由爆破手夹着上去,靠在墙上炸开一个洞,然后一个小组上去,再上去一个班、一个排,就这样用了800多公斤,炸开了一个10多米宽的豁口,部队一下子就冲了上去.
就这样,我军对攻取北平做了充分准备,而北平最终获得和平解放.1949年3月24日,等书记处五大书记率机关及人民解放部人员,由西柏坡乘车前往北平时经过涿县,住到我军军部.晚饭后,、周恩来等首长听取吴瑞林军长的汇报.对汇报很感兴趣,最后周恩来对第42军抢占和坚守丰台之战给予高度评价.
2006年夏,我途经北京,住在丰台,乘车沿途所见,过去那些农田和菜地没有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在这块土地上,曾洒下了无数烈士的鲜血.北平和平解放,来之不易.
（作者系广州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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