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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帆、赵普光：文学史也是人的精神史
丁帆,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普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一、却顾所来径
赵普光（以下简称赵）：从您在《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上发表论文,至今已经四十个年头了,您能否先简略谈谈您是如何开始学术之路？
丁帆（以下简称丁）：那确实是我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也算是我治学之路的开始吧.其实,在学术研究生涯开始之前,我原来更大的兴趣是在创作上.从60年代至70年代,我痴迷于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当然屡遭退稿,1978年曾收到《北京文学》正式发出的“用稿通知”,但终于还是因为稿子“太灰暗”,没有能刊出.渐渐地后来在创作上就意兴阑珊了.1978年的秋天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那时候,我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指导老师是叶子铭先生和董健先生.入校之后,叶先生给我一个详细的进修计划表,上面列满了必读的期刊和书目.拿着这份清单,从1978年的初秋一直到1979年的初秋,整整一年时间,我都泡在南大的期刊室和图书馆里.在积满灰尘的旧刊室里,通过翻阅着发黄变脆的旧籍过刊,我沉浸于历史的气息之中,逐渐触摸到了尘封于历史中的作家的灵魂,进而与他们开始了对话.现在回想起来,严格说真正的学术训练和研究之路,大致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赵：我想,您从创作转到治学,也有一定的必然性,理性的思维、理论的追求、沉潜于历史的兴味还是最终占据了上风.后来您又参与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这对您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丁：那是1981年,我随叶子铭先生参与了《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这段日子,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曾撰文《书海航灯》这样说过：我“甚至常年驻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内,权作他的一名不称职的助手吧.在许许多多不眠之夜里,叶老师可谓手把手地教我去为人为文……和他接触愈来愈密,也就愈来愈感到他的严谨,甚至有时感到他的严谨太过迂腐.但是,在我人生学术的道路上,正是他的严谨学风时时鞭挞着我,使我少走弯路,少出纰漏”.除了叶老师的影响,在编辑工作中,我还有了很多机会与当时学界和文坛的前辈直接接触和请益.这一过程就把此前我沉浸在旧籍中获得的历史认识大大的激活了.历史和现实互相激发,也引发我更多地关注和参与当下文学的现场中来.所以后来我通过批评和随笔来介入文学与文化现场,也就顺理成章了.
赵：据我观察,您从1979至1982这四年间连续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多是作家作品专论,论及茅盾、峻青、贾平凹、刘绍棠等等.而自1983年的《风俗画小说谈片》（《钟山》1983年第2期）起,您开始从具体的文学个案跃入到了理论和关学的建构层面来观照文学史了.
丁：你的观察是有道理的.现在反顾那个时期,这种有意识地转变和提升确实存在.应该说,从我治学生涯看,这种转变也是必然的.你应该能够感觉到,1 983年之前的研究,虽然都属于作家作品论,关注多位不同风格和代际的作家,但是这看似不相关的作家论之间,却有着一个一贯的线索在.那就是,我比较注重不同作家的共性和差异性问题,比如作家的美学风格的形成和变化.也就是说,面对不同的作家,我当时关注重心期望有一贯性.而这关注的重心又是一个极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所以,后来我从具体的作家作品论进入到对文学审美问题的研究层面,就显得得心应手了.举个例子,比如在《新时期风俗画小说纵横谈》 （《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等文中,我从理论的高度对风俗画小说进行分类并概括其美学特色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也大致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我在作家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超越,从“世界文学”的大视野进行中国乡土小说的“三画”等理论的建构.
赵：您的理论概括,为研究乡土文学的关学研究提供了极具阐释力的范式.您一直努力地追寻从现象到本质的研宄进路,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格局.这就让我想到“新写实小说”这个概念的提出了.我看到,这个概念其实是您和徐兆淮先生最早明确提出的.早在《文学评论》杂志1989年第1期专门发表的综述《旋转的文坛（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中,您和徐兆淮的发言就已经明确提出“新写实”的命名.随后《钟山》杂志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该专栏的卷首语对新写实的价值取向和特征有过这样的说明和界定：“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这个新写实联展及卷首语,可视作您和徐兆淮两位对“新写实小说”概念内涵的淆晰思考吧.
丁：你读的比较细.相比这个明确概念的首发权,我更关心的是概念提出和理论总结本身的概括力和有效性.这个口号的提出也基于我们对茅盾早期在对“自然主义”概念中与“写实主义”理论的比较.我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和对现象的理论概括,说到底,一是要基于对毛茸茸的原生态历史真相的真正把握；二是要对这种共性现象出现的背后的原因有正确判断；另外,还要对历史变迁、现实问题及此后的发展趋势能有所镜鉴.这大致也是我对80年代末期包括“新写实”文学在内的文学思潮关注并总结的最重要的原因.
作为“新写实小说”的始作俑者之一,我以为其一开始的目的就是针对“先锋小说”玩形式和“寻根小说”价值错位而生发出的一种策略性口号.为了避免和“旧现实主义”（我这里所说的“旧现实主义”是指从“左联”时期就受到的苏联“拉普”文学理论影响,尔后又经1 949年后几次思潮熏染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混淆,当时我甚至认为可以借用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视为洪水猛兽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来纠正“旧现实主义”的余毒,所以才主张直接描写那种有质感的“毛茸茸的原生态生活”.这次文学思潮对创作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它的生命力证明了它很契合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生存表现与审美情趣.实际上它是借自然主义的外壳,而走民的文学样式,打破了几十年来重大题材写作和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桎梏,使小说创作进入了文体自由的时代.当然,对部分作品进入“鸡毛现实主义”和“照相现实主义”尚需作客观辩证的思考和分析.如何在回到自然人性和底层关怀的叙述层面的同时,而又不远离了现代启蒙的轨迹,走进了自然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泥淖,落入了另一个与启蒙相抵牾的消费文化陷阱,这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到刚才你说的我的研究理论,我在《重回“五四”起跑线》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序言中对此曾有论述,这里我也重新强调一下：从侧重于微观的作家作品论起步,到追求一种建立在微观细察之上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文学本体的更高远更全面的整体观照,我逐步做到了微观批评与宏观批评的合一,并在此基础上才力求立足高远、深入浅出地解析社会人生、文化文学.而具体到研究路径而言,可以这样表述：文学研究也好,其他的人文社科研究也好,创新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角度的更新,更在于高度的提升,如果没有高度的提升,所有的研究不过是在数量上的平面展开而已.高度和格局特别重要,而高度也决定格局.
赵：您讲到高度问题,让我想到您在谈及您的著怍《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与王世诚合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当前的研究删除了这段文学史与当时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关联性,将它与世界文学强势的反差和落差屏蔽起来,这样就很难从一个更新的高度来看清楚这段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只有冷峻地从文化与文学结构层面入手,从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关联性入手,在世界文化的进步趋向进程的格局中细心地考察和体验各种文本与文学现象,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优劣.”我的体会是,这里面有一个学者具备不具备历史意识的问题.
丁：也可以用历史意识具备与否这样的表述.关于历史意识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谈.
一是历史感是否具有,即一个人是否具备有对历史（当然也包括现实和未来,现实和未来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敏感.打个比方,今年是戊戌年,你是否会想到两甲子之前的1 898年,是否会想起一甲子之前的1958年.想到与否,这其实大不一样.很敏感地想起,就说明有历史感,否则就是历史感的缺乏.然后可悲的现实是,很多人对历史是迟钝的,是漠不关心的.他们的生活是混沌一片,甚至是麻木不仁.历史将走向何方,似乎与他们压根不相干.不仅作为一个学者,只要是一个人部应该具有起码的历史感.否则与行尸走肉无异.
二是对历史的觉悟,也就是对过往历史的正确认识.对历史本相进行严谨独立的探究,并得出经得起时间拷问的结论,这是学者的职责与本分.然而很多学者并不具备这样的觉悟,大量认识水平只是停留在教科书的历史知识层面的学者并不在少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对五四启蒙精神的误读,对十七年文学、文学的避开和漠视,这都是丧失了这样的学者本分的表现.
三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意识,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对自己安身立命选择的自觉与坚持.这个问题甚为关键.我在二十年前就曾经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堕落有过激烈的批判.这个判断至今并没有改变.从80年代最后一年至今,在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压下,商业大潮成为很多学人躲避与回旋的借口,要么学而优则仕成为学官,脱离了学者本位,要么即使不脱离本位,也是钻进“术”的故纸堆,搞远离现实的研究,或王顾左右而言他.你无法指望这样的学者教授培养出像样的具有人文思想意识的学生来.从这意义上说,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误人子弟？也正是基于此,我曾不止一次地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问题.我历来认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很快溃败,其主要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还远远没有完成,人们怀念的所谓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也是如此,依靠一批“工农兵文学”乳汁长大的作家去启蒙大众,能够会有什么样的好结果呢？在这个精神压抑、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人们穿越历史的暗陬,能否看到那一抹精神的微曦与犹存的风骨,决定着无声的中国是否还尚存光明的未来,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还是否可能.说到这儿,提一句,我曾经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生态及批评观念与方法考释》对“批评”一词进行详细的考源和辨析,厘清长期以来加诸其上的各种釉彩与误读,希望能重建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文艺批评.
赵：启蒙理念和知识分子批判精神一直是您写作中的价值坚持.大概也是基于此,您写出了《江南悲歌》（岳麓书社1999年初版,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新版）、《寻觅知识分子的良知》（台湾新地出版社2014年版）、《知识分子的幽灵》（东方出版中,c-:2017年版）等随笔集,而且在《读书》《随笔》等刊物上发表过一系列犀利的文字.
丁：是的.我一直强调,文学虽有其自律性,但文学绝对不是自足的,它的意义应与现实社会、道德理想,乃至人类终极关怀密切相关.所以,我的文学批评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直至渗入文化批评领域.不仅是文学批评体现着我的文学史判断和知识分子价值观念,我的学术随笔也是希望同样加此.这种文体不仅是我超越文学之外思考文化、社会问题的途径,也是我介入文化现场、表达知识分子立场的通道.
赵：您在笔耕学院派的学术论文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学术随笔和文化散文的写作.
丁：我以前说过,我的随笔写作和学术研究是互为表里的.不管是述学还是随笔,都是我个人与历史现实保持互动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尊重其他学者对于学术职业化的认知,尊重他们保持纯粹的知识上的兴趣,但我不愿意把学术单纯地视作职业化的操作,当成圈子化的知识生产的封闭体系,而是愿意通过随笔的写作保持学术思考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契合,从而保持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与介入性.
同时,除此之外,随着年岁逐增,慢慢地我对随笔这种文体的兴味又多了一重寄托,那就是随笔散文这种随性放松的写作,也是我保持生命润泽的一种方式,生命的律动尽在其中.随笔的写作能让我在刻板的学术研究的同时,葆有对生命、文学、现实的热情和开放.
赵：所以您不仅曾经编过《江城子——名人笔下的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后以《金陵旧颜》为题由南京出版社2014年重版）,出版《夕阳帆影》（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枕石观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等随笔集,2017年又推出《人问风景》（译林出版社）、《天下关食》（译林出版社）等散文集.您不乏坐看云起的雅趣,但更多是金刚怒目的批判,与很多学者的回避、委婉相比,您的坦荡、直言和犀利一直是鲜明的.您怎么看？
丁：没什么,古今中外学者历来有狐狸型和刺猬型的区别.每个人价值观和个性不同,何能强求一致？但是,人这株芦苇,不仅仅会思想,更是有尊严的.尤其是对于文学学者而言,不仅治学中需要从人性的角度观照文学,而且学者自身安身立命也要基于人性的纬度,在这个基础之上,各言所言,各美其美.必须要说的是,只有在清晰而正确的价值纬度上,才能获得刚才所说的高度,也才能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
赵：这又牵涉到了五四以来的立人与启蒙话题了.丁老师,套用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其实您一直在透过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旧影追寻一种精神.关于这个话题,极为切要,可谈的太多太多.最初这个杂志约我们做访谈的初衷是想请您多谈一谈文学史写作问题.囿于此,当然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不得不暂时打住.我们接下来还是谈这个杂志更希望的文学史话题,如何？
丁：好的.
二、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史研究的体系性建构
赵：那我们下面进入您作为文学史家的著史心路吧.首先,我还是想从您的乡土小说史研究问起.您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是乡土小说研究拓荒之作,也是至今为止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我注意到,从作家作品专论的研究到对风俗画关学风格的抟结,再到您的开山之作《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的动笔,这中间的转换经历了哪些思考？
丁：好的.其实从个案研究再到乡土小说史写作,这中间也并不存在十分刻意的转换,而更多地是一种由点到面、由单面到纵深的过程.
赵：水到渠成？
丁：大致如此.对于一个有着可持续研究能力的学者来说,这应该是必然的.当然,这个话事后说起来容易,可是当时酝酿设计和思考写作的过程就决不那么轻松了.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其实我早在1986年前后就开始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的写作计划,真正动笔是1 988年,最终赶在1992年出版.回想起来,我从个案研究到史著的酝酿,有这样几个必然因素.
首先,如你所看到的,我最初的研究,多属于乡土文学范畴,但仅仅个案研究是我不能满足的.审美眼光和理论兴趣促使自己从更高的角度相更大的视阈去观察乡土小说共性的美学风格.于是,我逐渐凝练出“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的理论概念去观照中国乡土小说.其实这也是必须和必然.因为要为乡土小说作史,那么就必须解决这一文学类型所共有的美学形态和文化内涵,通过这一形态和内涵的界定,再来反观乡土小说,则论域就变得较为清晰,从而其存在之故变迁之由,就能进一步追寻和梳理出来.要进行理论的界定,必须将乡土小说的概念及其相关的所有衍生概念放置于整个世界文学史和世界文学研究的视域中去看待.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不仅要详细考辨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关于乡土文学及其衍生概念的源流,更需借助西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因为工业化的开始、现代化的发展,这本不是中国的独有问题,而是一个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乡土作为一个现实和学术问题才会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交错与冲突中凸现并不断发展和变异.可以说乡土书写是一个世界性的母题,而这一母题的背景则是现代工业文明进程大转折.
在这里我必须要指出的是,任何理论的归纳和概括,必须基于文学史事实本身,也必须是为更好的指向对文学史现象和发展的更准确和更深入的认识,而绝不是相反.文学及其变迁本身足极为复杂、丰富的存在,任何过于清晰的归纳和表述,往往都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在对文学史进行理论的提升和归纳时,必须警惕理论模式和体系的有效性.而这个有效性,反过来说就是理论本身的有限性和适用性问题.我在进行乡土小说史建构的过程中,尤其注意历史的复杂性和悖论性问题,并试图将这些矛盾性的现象做系统化的考量.著史过程当中,如何看待和处理复杂的悖论现象是很重要的,有时它们如陷阱般在你的研究进路上.
还应该注意到,任何宏观的判断,有可能会淹没甚至扼杀个体的特性,文学史建构也同样如此,在乡土小说史写作当中,也需时刻警惕这个问题的存在.比如在论及8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对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某些精神和审美回归的时候,我特别点出：虽有刘绍棠高举“乡土小说”大旗,但这个时期已呈现出多元化格局,那种作为群体性的风格一致的“流派”雇集已然不复存在了.这种论断,并非闲笔,实有远虑在焉.总之,既透视文学史变迁的内在律动,又要时刻注意其变迁背后的丰富状貌与复杂原因,才能使文学史著立得起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赵：在乡土小说史的建构中,除了前述理论的追寻、世界的视域,这部著作更体现了您的历史眼光.
丁：虽然我初涉文学史时,做得并不好,但追求历史眼光的意识还是有的,这对于一部文学史的建构来说尤为重要.前面说到,我从乡土文学个案研究到乡土小说史建构,是一个逐渐发展自然而然的过程,因为在进行研究的开始,我就有意识地将具体的现象和个案放在文学史的纬度来透视.比如我80年代中期写作的系列论文《中国乡土小说创作审美观念的蜕变》 （《当代文坛》1988年第2期）、 《论新时期文学精神的嬗变》 （《钟山》1988年第4期）、 《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命运与前途》（《当代文坛》1988年第6期）等,无不如此.我特别注意研究对象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的纵向考察,追寻各个文学现象和文体类型的嬗变及前景.任何一个现象的出现,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总是与现象的周边及时代有着共振,也与此前的历史有着某种回响,就看研究者能否在这些复杂的历史血脉和文化关联中捕捉蛛丝马迹,并进行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整合.而这捕捉和整合,考验的就是治史者的眼光.
赵：嗯,是的,而且您在1987、1988午左右的文章也已体现出了对生命、价值的深度追问,您此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史建构的人性的纬度形成,在此可以看到端倪.
丁：文学的历史,也是人的精神史,也是人性价值观念的演变史.联系到你刚才说的历史的眼光.正是历史眼光的观照,我在对乡土文学这一类型文学历史的梳理过程中,就特别注重乡土文学自身演变的独特性.比如,文学史的断代问题,就是考验历史眼光的试金石.所以,你可以看到,1992年版的乡土小说史论的断代问题更加切近乡土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特性.乡土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有其自身的变迁特点,我打破了以往一些专题文学史依然依附于现当代文学通史的阶段划分方法,将20年代至80年代的乡土小说发展统而观之,打破以往按照1 949年为断代依据的惯例.具体到乡土小说自身每个阶段的变迁起伏,我也没有按照当时和此前通行的那种一般以十年为一阶段的划分方法,而是将乡土小说变迁大刀阔斧地划分为三期：20至30年代及国统期为开端与发展阶段,从赵树理至浩然为乡土文学的变调,结束之后为第三时期.这种划分既是历史眼光的体现,也是对文学恒定的价值体系——人性的和审美的——坚持.
赵：在1992年版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之后．新世纪以来您又先后出版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这三部文学史著共同形成您的乡土文学史研究的宏大体系建构.《史论》所建构的乡土小说史截至80年代,而后来的两部则将乡土小说史的建构延续到了新世纪之后.我想这一扩展,不仅仅是时间跨度上的延伸,应该更包含着您对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发展历程的新的观察与思考.
丁：是这样的.2007年版的《中国乡土小说史》是对1992年版《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的大幅度修订.有一些新增的章节有赖于李兴阳和黄轶两位弟子的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看中此书的学术价值和教学价值,并由此申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所以我从2005年开始确定了新的提纲对1992年版的《史论》进行重写.除了结构调整外,新版在增加、补充、删减、修订等方面的改动程度达到了百分之四十.而《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则是我们对世纪之交乡土小说转型期的全面考察.对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创作现象进行系统归纳,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新的预测.两部著作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从20世纪初到新世纪初这一百年间的乡土小说史的全景构建.
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土小说是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历史发展链条上的最新环节.这既是世纪的自然更迭交替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不断加速的历史时期,全球化与市场化以不同的速率进击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随之奇异地并置于大致相同的历史阶段,相互冲突、缠绕和交融.在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不仅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迷中走出,形成新的,而且在形、质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和转型.如何认识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转型,分析转型发生的内外成因,审视其精神向度、叙事形态、叙事类型等,同时探究乡土经验与价值理念的恒定性亦即“变”中之“常”,是新世纪乡土文学研究的迫切和重要的课题.
我们观察历史,需要一个正确的具有恒定性的价值体系,而历史本身则是不断向前流动的.这要求文学史家必须回应之.我的这后两部史著,就是一种新的回应和思考.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史本身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和异动的回应,二是对不断推进的乡土文学理论研究的回应,三是对现实的回应.
光说第一个回应.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所依存的整个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大的转型,乡土文学发生了诸多新变.随着中国经济资本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份额,消费文化开始满溢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之时,乡土文学开始了结构性的变化,它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量的祖祖辈辈依托土地生存的农民成为城市的游走者和异乡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农耕文明社会形态结构开始瓦解,乡土文学的阵地空间发生了质的偏移.乡土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包含着大量的“移民文学”内容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文学潮流,它足以使中国乡土小说的内涵发生裂变,也同时给这一创作领域带来无限的生机. “城市异乡者”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因为表现出了不同于既往历史的陌生的体认与感受,正得到愈益广阔而深刻的描摹.他们进入城市,在摆脱物质贫困时,不得不吸附在城市文明这一庞大的工业机器上,而城市文明的这种优势又迫使他们屈从于它的精神统摄,将一切带着丑与恶的伦理强加给人们,从而逐渐消弭掉农耕文明长期积淀下来的传统伦理美德.于是,许多作家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城市文明进步的巨大诱惑；另一方面又是农耕文明美德的深刻眷恋.二是消费文化开贻大行其道,传统的乡土题材连带着它的农耕文明价值理念和创作方法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压迫.还有就是乡土文学作家创作在面对乡土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和主流意识形态指挥棒仍在舞动时,所呈现出的传统乡土经验的失灵而导致的价值游移与失语,成为乡土小说创作内在的巨大悖论.
第二,是对不断推进的乡土文学理论研究的回应.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陆续有许多人表达过这样一种疑虑,那就是随着中国城市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乡土文学必将成为一种消失的文体.他们提出,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形态已经开始转变,农村、农业、农民与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作为其镜像的乡土文学前景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简单来说,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倒流的大移动,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和大都市化进程,农民像候鸟一样的生存状态,已然成为中国乡土文学的新的生长点,这也是中国乡土文学外延和内涵扩展的一个新的命题,看不到这一点,是造成人们误以为乡土文学消亡错觉的根本原因.
我并不否认中国社会结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在逐渐摆脱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向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经济基础转型,但是,由于在中国这块特殊的经济与文化的地理版图上,仍然存在着三种文明形态的文化结构：前现代式的农耕文明社会文化结构仍然存活在中国广袤的中西部的不发达地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仍旧在延续着；现代工业文明的阳光已经普照在中国沿海地区和中原大地,以及部分中西部的腹地,它是促使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发生根本转型的动能；后工业文明的萌芽也已经在中国沿海的大都市与发达的中等城市漫漶.如果说后工业文明在技术层面上的发展是悄然而隐在地进行,不易被人察觉的话,而后现代文明的消费文化特征已经是十分鲜明了——它不仅仅是在上述地区蔓延,且还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默许经媒体文化的传播,大有漫漶全国之势,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波及到整个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在这样一种交错复杂的社会文明形态当中来俯视中国乡土文学的变化与转型,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形态统摄下的乡土文学创作依然存在,虽然它已经成为乡土中国农耕文明社会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但是它仍然成为许多保有农耕文明社会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旧派文人追捧的描写对象；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乡土中国中的中国乡土文学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主流形态,虽然作家们的价值观呈现出的是多元的袼局,但其现代性的渗透却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后现代的乡土文学的创作萌芽虽然还只是大多数停留在形式和技巧借鉴的工具性层面,但是,其表现出的一些前卫性的创作理念是不可小觑的,像乡土文化生态文学的勃兴即可窥见一斑.所以,我们为中国乡土文学的前景担忧,只是一种杞人忧天,它非但没有消亡,而且是以一种犬牙交错的、更加复杂的形态呈现出来,它就更需要我们用更深刻的眼光去剖析它们.对于乡土文学理论研究而言,我们更有必要从历史性的眼光和宏观的高度去俯瞰大动荡下乡土社会变迁给中国乡土小说创作带来的本质转型,从而更清楚地看到文学与社会的双重历史发展趋势.
第三个考虑,是对现实的回应和观照.随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逐渐衰减,也随着中国城市的不断扩张,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流失,农民像候鸟一样游栖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他们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者,他们成为“城市里的异乡人” “大地上的游走者”.几亿农民已经成为“乡村里的都市人” “都市里的乡村人”,而这种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边缘人,都是被排斥的客体.由于这一没有身份认同的庞大“游牧群体”的存在,改变了中国乡土祉会的结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城市社会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他们改变了城市的容颜,城市的风花雪月也同时改变了他们的肉体容颜,更改变着他们的心理容颜；农耕文明的陋习使得城市文明对他们鄙夷不屑,而城市文明的狰狞可怖又衬托出了农耕文明的善良质朴.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他们出卖劳力、出体,甚至出卖灵魂,但是,城市给予他们的却是剩余价值中最微不足道的极小部分,然而,比起在土里刨食、刀耕火种的农耕社会生活来,他们又得到了最大的心灵慰藉；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中是个完全边缘化的“虫豸”,是一个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是被城市妖魔化了的“精神流浪者”,但是,一旦他们返归乡土,就又会变成一个趾高气昂“Q爷”,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统治者”,一个乡村的“精神富足者”……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充满着悖反的现实生活图景与精神心理光谱.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和研究这一庞大“候鸟群”生活的文学存在.对此,文学研究不应该失语.因为,文学是社会的良心,珍视和尊重生命,同情弱者,批判社会不公,呼唤正义,本应是乡土小说叙事的应有之义.从众多的反映这一群体生活的作品来看,我们的作家仅仅站在感性的人性和人道的价值立场上,自上而下地去同情和怜悯农民工群体是远远不够的,还缺乏那种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那种欧洲1 8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清晰的理性批判眼光和锋芒.乡土小说家对平等和公平的价值尺度的来源并不完全一样,导致他们在呼唤和批判的时候的某些价值失范.我曾经有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简单讲只有基于现代人道主义的平等观念才能使得创作更具坚实的价值基础,才能更具情感力量和道义力量.有些具备现实批判精神的乡土作家,虽然还不是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但他们秉承现代启蒙精神,以现代人道主义等为价值尺度进行批判,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学来说意义重大.
三、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拓荒和掘进
赵：您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又是一项巨大的拓荒工程.正如有学者所说：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于2004年出版,西部文学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文学史,而这个时候据不完全统计,各种文学史著作已经超过了2885部.”（赵学勇、孟绍勇：《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版,第4页.）那么,如此具有创新价值和学术方法论意义的史著,其编纂的缘起和考虑是怎样的？
丁：是的,这一论题首先是我的博士生马永强提议的,因为他生活在西部,其感性的认识更为深切.虽然截至2004年我们昀现代文学史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但由于种种原因,现行的文学史无论是在有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都将西部文学边缘化了.换句话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史视角始终停滞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原文学板块和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东南沿海文学板块上,虽然对西部文学的研究和关注也多有局部的设计,但是总觉得不够系统,有一种难隐的拼贴感和隔膜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大量西部文学的文本读得太少；对西部文化生态——以游牧文明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形态不熟悉；对西部风土人情、风俗风景的陌生；对西部作家表达情感的方式,乃至审美观念与文本的书写方式都有着天然的距离感.基于此,我们就考虑,全面系统地勾画西部现代文学史的面貌,将它置于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研究序列,迫切而必要.于是,就有了这部史著.
用新的视角去打捞钩沉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遗忘,乃至被淹没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以新的理念去重新解读和诠释大量文本生成的意义,包括那些没有被发掘的有意味的形式,是这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主导思想.而在具体酝酿设计过程中,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并非是简单地编撰一部区域的文学门类史,它是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的彖征和显现,受制于西部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历史进程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的影响,并一直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脉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多元文明形态的高度,用一种西部文化精神的整体观来统摄西部文学中的每一个文学现象、社团流派和作家作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西部文学史的研究提升到新的理性高度.基于此,我们提出了“文化西部”的理念.
赵：作为首部西部文学史,除了学术创新的锐意、魄力和学术理念的统摄之外,应该还存在着对研究对象的拓荒和占有的困难,这也是一个大挑战吧.
丁：是的,在编纂过程中,与写作以往其他的文学史相比,我们首当其冲的难题就是史料和资料的搜集.除了现有各种资料的匮乏外,我们还必须面对正在进行的“野蛮生长”、杂乱鲜活的文学材料,对此,我们不仅如傅斯年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样寻找各种已有资料,而且为了更全面地竭泽而渔,我们还发出大量的信函向个人征集资料.出乎意料的是我们接到了一捆捆书籍和雪片般的信札.许多作家积极支持并对西部文学史报以热切期待,这种诚意、热望深深打动了我们.他们的支持为此后的撰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赵：那总体撰写思路和研究方法是如何的呢？
丁：对,如何确立撰写的总体思路和方法是成书的关键.首先,西部现代文学史的空间区域的划分和时段上下限是个难点.在空间区域的厘定上,“文化西部”是史著划分西部边界的内在标准.这里的“西部”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是以游牧文明为背景、为主体的文明范畴（另两个中国文化发展的文明范畴是中部农耕文明、沿海都市文明）；在时段划分上,我们本着西部文学的内在逻辑线索,参照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但又持不惟政治标准划分切割的理念,对西部现代文学进行分期,尽力贴近历史的真实和客观.
其次,对作为文学史观照的主体对象的作家作品,我们既要用宏观的文化视野和人文理性的价值观去概括其总体特征,同时也要以微观细致的文学研究的方法去进行工具性的树立.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再到形而上,成为我们内在的撰写视角.在研究中,我们着重强调的是这部文学史的内在的审美逻辑线索和文化精神线索的贯穿.因此,确立了西部文学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和自然色彩、神|生色形、流寓色彩、悲彩的研究纬度,以此获得对西部文学最准确的文学本质的美学把握.
赵：可以看出您对地域文化一直非常关注,和对文化的差序格局有着敏锐的认识,特别是您注意到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互渗下的文化背景.这些对诸多因素的关注,与您开始西部文学史的研究和建构应该有关.
丁：是的,中国文化的差序格局存在是观察和建构西部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我计划编纂西部文学史的内在考量之一.同时,我们也受到了美国西部文化研究的影响,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参照系.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化语境下的地域文化差异问题日益突出,我们的研究视野也拓展至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冲突和地域文化的深层,而自成格局的西部文学的美学价值的发现,使我们产生了建构中国西部文学史的最初冲动.
我以为,从文学地理的图势来看,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描写样式同时出现在中国当下的同一时空之中.即,它形成了三种题材交错浮现的描写景观：农耕文明题材（含游牧文明题材）、工业文明题材和后工业文明题材（商业文明、消费文明）梯度分布于西部、中原和内陆、东部的文学差序格局.西部虽然在经济上处于落后,但是其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破坏相对东部、中原和内陆而吉较小,所以,它的文学地域自然条件优势就愈加明显.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景观还能够见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愈是静态的、原始的、凝固的文明形态,就愈是能够突出文学的美学特征.我个人以为,文学品质的高低绝不是仅仅凭借着外在的形式（所谓先锋性）取胜,而主要是看作家能否在生活中发现美（包括丑）的生活,从而将它用最高的价值理念上升到人性的层面加以表现,当然,能够找到最佳的表现方式则更好.但是,武器并不重要,因为任何武器都能够表演出它最炉火纯青的一面来,就像卖油郎也能够用油壶玩出他的绝活来一样.所以,西部文学的出路并不在于赶潮流、追先锋、玩形式,而是脚踏实地地去发现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生活之美.
金矿就在脚下,我们不必远行！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消灭文化和文学的差异性,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在各个不同地域里已经形成了梯度性的落差,因此,文学的地域色彩的差异性也就会愈加凸显,而我们的作家追求的并非是趋同性,不是追逐文学创作的GDP,而是在经济发展的落差与反差中寻觅到另一种即将失落的文明的最佳表现方式.这就是“差异性”给文学带来的最好契机,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以后,像沈从文那样的作家能够在文坛上有一席之地,而到了80年代又成为受人追捧的“出土文物”呢？而他的学生汪曾祺也成为80年代以来红极一时的所谓“文化小说”作家呢？这都源自于他们利用了文化的“差异性”和文学的“差序格局”,将传统审美经验发挥到极致的结果.殊不知,就文学创作而言,愈是具有差异性的描写就愈加富有异域审美的神秘感和诱惑力！理解了这一文学的普遍规律,我们就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发掘出让世界惊异的作品来.
然而,现实是,忽视了这块土地上的大自然生态的描写,忽视包括留守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生活形态变化的描写,一切向城市文学和所谓的“形式创新”看齐,却成为许多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的追求.这是幸还是不幸呢？固然,其他多样的题材是值得去不断发掘和拓垦的,但是,忽略和舍弃绵长而广袤的西部土地上的金矿开拓,无疑会失去文学的根本,丰沃的文学资源——伟大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品往往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尤其是在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大潮席卷下,中国浪漫主义元素的创作已经濒临消亡,我们在文学的地平线上只能看到少量的浪漫主义的作品闪现,那都是西部作家笔下的最后挣扎,他们的创作对申国文学的意义重大.无论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还是喜剧,都将可能产生于这块丰沃的土地上.我们期待着西部的作家能够用自己的文学智慧和恒定的价值理念创作出无愧于一个大时代的大手笔的鸿篇巨制来！
赵：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c-:2016年6月共同举办了“中国西部文学研讨会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修订会议”,由此开始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修订的工作.据悉《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即将推出,这个消息特别令人期待.那么,修订的原因是什么？新版的《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与初版相比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丁：在2004年版《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序言”的结尾,我们曾这样写道：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所关注的是西部文学的进行时,因此,遗漏和局限也会随着时光流逝毕现,但我们追踪的目光不会停止.”而时过十多年的这次大规模修订和补充成书的《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就是对这一承诺的兑现.来自全国的20多位文学研究者进行了为时三年的修订,将西部文学史的书写时段拓展至当下,增加了三章15节16万字内容,还对通篇文字进行修改和补充,把西部文学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性高度.正如有研究者说的,十多年前,这一部文学史的写作份值远远超越了时代的意义,而今,源自文化自觉的“重新写作”依然如此.
十余年来,西部文学涌现了大量新生代作家,部分西部作家的创作也发生了很多改变和突破.所以,此次重新修订的内容之一就是补充了自2003年至今出现的新晋作家作品、老作家的创新与变化,以及推动西部文学发展的现代文学制度如文学期刊、社群、文学活动对西部文学的影响等.这一次修订,在原文学史1949 1979期间还增加了“西部想象与别具一格的文学书写”一节.比如,井上靖、梁羽生、金庸三人进入西部文学史书写视阈,因为西部是他们写作的重要文化符号和想象空间,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重新修订的另一个深刻原因在于：西部文学本身蕴含着深刻文化象征意味.作为美学精神的内化——西部风骨,已经成为西部文学、西部文化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最大的馈赠和贡献.尤其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掀起的“西部文学热”到新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学一直存在一个显性与潜藏着的“精神上的西进”,向西部寻找精神资源和动力,寻找生命的力和美,寻找诗性浪漫主义和梦想.因为西部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一个精神的高地、是英雄史诗成长和流传的高地,是这个文化消费时代的“存”与“真”.西部蕴藏着最丰富的文学内容,是文学的富矿.从文明史的视角看,西部文学具有“活化石”的意义.长期以来,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理论界对此关注不够.而西部作家深陷其中,由于没有外在文明的参照,创作视野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一现状是“文明差序格局”和中国文学的地域空间造就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呼唤并期待：西部的作家能用自己的文学智慧和恒定的价值理念创作出无愧于一个大时代的鸿篇巨制,不要忽略脚下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描写的重要元素——那个能够创造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富矿——原始的、野性的自然形态和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文化形态所给予的审美观照.
四、《中国新文学史》编纂的价值纬度与现实无奈
赵：上面主要谈的是您的文学史专门史或分类史,其实您主编过更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通史著作.我注意到那些通史多数为团体作战的编写方式,而唯独您主编的这部《中国新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则最能体现您个人的文学史观色彩,别具风格,影响也更大.您能谈谈这部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通史撰写的缘起吗？
丁：要想写一部真正能够表达自己内心世界感受的新文学史真不容易！近四十年来,我参加和主编
文学史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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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国文学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