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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到先秦系列民国，马一浮先生
此间有马处士一浮,其人无书不读,不慧曾两次相见,谈论娓娓,令人忘饥也.
一苏曼殊
1950-1967年,杭州·蒋庄,此间居着马一浮先生和最后的复性书院.当时除却弟子蒋苏庵外,来往的还有谢无量、李叔同、周恩来等一些名士.不拘是僧俗,是弟子,还是政要,先生均以礼待之,谈论娓娓,令人忘饥.
五十年后的秋天,我们二三人,坐在西湖边这两株繁茂的玉兰树下,对着当年书案当年窗,憾不能亲垂其教.日影偏斜,盈盈波光中,我们所有的触动与感言,一浮先生早已替我们说了：
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然古人往矣,千载之下,犹得因言以窥其志,如见其人,则记录亦何可绝也.人不可遇,则遇之在言矣.
避喧人浣桃花水,闻道僧留贝叶书.人不可遇,遇之在言.千岁万岁,旦暮一遇.
《复性书院讲录》的开篇即是： “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唯知常而后能应变,语变乃所以显常.”又引《易经》言“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夫雷风动荡,是变也.立不易方,是恒也.事殊日变,理一日常.处变之时,不失其常道.
仿若鹅湖会讲之世,名儒相坐,士子千里奔赴,只为同参其间.读其书,观其言,千岁不隔,旦暮一遇.我们在某—个瞬间会忘记,然而时代却无处不提醒着：这有多不合时宜,又有多孤独而奋勇.
一个世纪前的1906年,也就是清朝一纸昭文废除科举取士,办学堂,重实学的那一年,在杭州的文澜阁前,有一个24岁其貌不扬的青年人,吱呀一声推开了古旧的大门.伴随着的日读经史,夜宿山寺的生活,他整个人生与时代彻底地背道而驰开.
也不是井蛙语冰,也不是因循守旧.他曾是时代的先驱与骄子,每一次的际遇,他都能很好的跟上,并且走在前端——
他幼年出生在诗礼簪缨之家,在几乎没有跟随老师的情况下,十六岁时参加县试一举夺魁；时为浙江名绅汤寿潜看中,择为东床快婿；翌年,他与友人谢无量在上海改学西学,又很快学有所成；精通数门外语,办报宣传西方思想；数年后,他因成绩优异,被政府聘为驻美使馆职员,兼任万国博览会秘书,这期间他足迹遍及欧美,于西学典籍无所不窥,甚至是最早将马克思《资本论》引进国内者.
这一切都完成时,他才二十三岁.时代的变革仍在发生,他正当其中.却不再跟随任何一种,他寄居陋巷中,不为古,不为今；不为中,不为西；不参与任何思潮与党派,不鼓动自由恋爱,也不卷入政治漩涡.只是静默地,一地,与自己为伴,为书籍为伴.返本归真,任世风如何,时人怎样,虽千万人,吾往矣.
从二十四岁到四十八岁,他几乎什么也没做.除却民国初年,他曾短暂地出现在公众视线,这二十多年,对于世界而言,他几乎是不存的.那一年辛亥革命刚成功,蔡元培任教育部部长,任命先生为秘书长.相谈不契,先生辞而不任.
1930年,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北大校长陈百年先生分别几次邀请先生人大学任教,先生均未允.尽管他无比清楚,时下的大学注重实用,于穷理致知已近荒废,急需有人做此提点.他还是拒绝了.
又过了八年,时正日寇攻陷,先生避难至泰和.浙江大学师生因为同样的原因迁至泰和城西的上田村,竺可桢校长再次邀请,并许诺不以教员名,不纳于学制之中,先生允诺,设立“特约讲座”.
讲课其间,包括校长竺可桢先生在内,均执弟子礼,申明“国学”之意.
时人与后世学者或觉迂腐：免不得是要讲,何故偏多繁文缛节？自由、平等为主流中,缘何以师道压人一头.
如有此问者,岂不闻“名不正言不顺”之语？国难有终时,文化劫难却兀终日.师门非门户之私,合志同方,营造同术则有共同气象,否则终陷入漫漶.师兀师位,弟子无弟子礼,虽日为学,学亦徒有其名,难指其质.
先生几次拒绝大学任教,辞任教育部秘书长均是此故.
打开国门百年以来,学校之设遍于各地.出国留学,女子教育,艺术教育也逐渐铺展开来.人知务学之重,而不知官学、私学相表里,尤为人才之本.
官学、私学不在办学,还是私人办学上区分,而是为功用有效之学,还是为学达性天而学.
同年,马一浮先生在江西泰和为学生做了十一讲,后因战火迁至宜山又继续做了九讲.这两部分讲课稿,后经理,分别形成了《泰和会语》与《宜山会语》的集子.
很多对近代教育影响至要的提点,均出自此处.
诸如“国学正名”“横渠四句教”“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先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间于世风已有颇大影响.
这次讲学作为一个开端,翌年,在抗战后方的一处山水圣地,紧随先生的几个弟子请先生继续为其讲学.再不久后,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奉之命,请先生去四川讲学.先生首次提出办复性书院.很快国民政府拨了一笔款项,由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电报到宜山请马一浮入川主持书院.先生言：
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以深造自得为归.譬之佛家有教外别传,应超然于学制系统之外,不受任何制限.
书院之制,古已有之,曾经举国学子读四书五经,书院也读四书五经,并未见文本上有何不同之处.然如“复其学术本原,深造自得为归”之一点,则将书院与学校彻底区分开.也是因为这个原因,1898年,光绪帝一纸昭文废除书院.
复性书院是随后将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唯一的一个书院.
1938年9月,复性书院创立前一年,马一浮弟子寿毅成等人已在重庆筹备书院事,马一浮先生时在广西桂林,对创办书院尚有疑虑,态度并不积极.熊十力则在重庆壁山,寿毅成等人便请熊为书院第一创议人.熊欣然应允,并于九月底先发一电,再寄一书,劝马接受教育部邀请,主持书院,勿坚卧.马立即复电回信,详细申谈了自己的想法.
在1939年8月上旬,熊十力赴马一浮之约至乐山复性书院之前,二人已就书院事宜作了推心置腹的商讨与论争.但熊马二人有关书院的论争,并未随熊的乐山之行而磨合平息,相反却因熊在书院的公开讲学而变得白热化.
在那一场被后世称作“现代新儒家的“二圣”之争”中,主要分歧点在于：
在熊十力看来,书院应该由国家包下来,扩大招生,资金充足,学生的出路也有着落；马一浮却坚持书院的独立性,不受政府机关的支配,学生宁缺毋滥,出路问题自己解决,书院不是谋出路的工具.
显然,分歧是根本性的.二人一个狂傲,一个狷介,各执己见,互不让步,一怒之下,熊十力拂袖而去,此时离书院开办还不到两个月…………二位先生之间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那种亲密无间的程度.
此后十年,战火交织、朝代更迭,二位先生均不肯离故土去台湾或海外.1968年,熊十力先生没；1967年,马一浮先生没.但此番交臂而过,终生不复相通.
我的老师连山先生曾问我：古之改朝,皆以复尧为光明.值民国断崖,新旧不可共天下.马先生不惜与熊先生交恶,他坚守的是什么？有何深虑？
这个问题,我在当时语焉不详,如今,亦不能明确说出.
但影影绰绰有一点知道,古之大人君子,同一心,同一理.唯学达信天之大觉者,不在世风之轮回中.有一人存,则有一灯在.
而循着这一点光亮走过去,直至天光大开.我要见到的不在马一浮先生,不在北宋五子,不在孔孟老庄.是我自己.
我最终要见到的是自己,然而长长的路,循着一个个的古人走过去,也是必经之处.
这一篇并没有完,留下的问题带着我继续往前.从民国一直到先秦,是以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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