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网
此文是一篇欧元刍议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欧元刍议
本世纪初,当欧盟（当时还是欧共体）发布“里斯本战略”和启动欧元时,乐观主义精神弥漫在欧洲大地.人们认为,在未来十年内,欧元区将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活力以及知识导向型的经济体.它将在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情况下保持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以欧元区为核心的欧盟也将迎来一个增长、繁荣的“黄金时代”.然而, 现实与期待相差甚远.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间, 世界经济增长了４３％,欧盟仅增长了１７％, 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率仅为１２％.２００７年夏季,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外溢”到了欧洲.一年后, 欧元区国家滑入了大萧条,大多数南欧成员国陷入严重的困境.如今,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依然缓慢.希腊的公债比例依然高达１８０％,失业率近２４％, 青年人失业率超过４５％.自２００８ 年危机爆发以来, 希腊已有约５０ 万公民移居国外,２０％ 的居民存款下降了近一半.最近放松的资本管制也没有带来国外投资者的热情和资金.如此糟糕的经济状况,人们逐渐失去的信心,使希腊一直处于“退出欧元区”的旋涡之中.意大利自加入欧元区以来,逐渐失去产业竞争力,近２０ 年的经济停滞不前.目前,在欧央行进行的压力测试中, 该国银行业因负债过重,正面临严峻的流动性危机,部分银行处于破产边缘.
更糟糕的是,以反欧元、反欧盟、反移民为宗旨的民粹主义在欧洲各地“风起云涌”,迅速在许多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如在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希腊的左翼联盟等.
欧元、欧元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呈现出如此背离初衷的局面？德国经济学家辛恩在其著作中详细诠释了他对危机的理解和思考.他认为,追根溯源,危机主要是由于欧元的政治属性和欧元体系的先天设计缺陷造成的.
都是欧元惹的祸？
欧元,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眼里并非完全一致：在经济学家看来,欧元是一种普通的流通货币,其主要的经济功能在于稳定汇率和物价.伴随着欧洲共同体的成立,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使各国对货币联盟产生了巨大的渴望.在经济体内使用统一的货币,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易于居民携带.此外,欧元体系的建立,被认为可以有效地抑制内部金融市场因利差、货币的“软硬” 不一、汇率变动等因素引发的混乱.
然而,欧元从伊始就遭到部分经济学家的质疑.早在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末９０年代初, 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还处于讨论阶段时,警告欧元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其中,包括前德国央行行长汉斯提特梅耶（ＨａｎｓＴｉｅｔｍｅｙｅｒ）,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经济顾问理事会前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拉夫达伦道尔（Ｒａｌｐｈ 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 等.拉夫达伦道尔曾直白地表达了对欧元前途的担忧： “货币联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置欧洲于分裂、而非联合的,具有风险、盲目性的错误目标.”１９９９ 年,有至少１５５名德国经济学家签署了反对过早引入欧元的公开信.遗憾的是,１０余年后,这些警告被不幸言中了.
在政治家眼里,欧元和其他国家的货币一样,是谋求国家利益而对他国实施货币强权的战略工具.在这里,主权国家指的是欧元区各成员国.随着冷战结束、贸易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加剧,货币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政治功能：即欧洲可望通过创立一个强势货币和一个强大的区域货币体系安排,来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以谋求欧洲的利益.即使在危机中,欧洲政治家们,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反复强调欧元对欧洲和平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在出台欧元区救助政策后.
欧洲银行（以下简称“欧央行”）是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其主要目标是稳定汇率和保证欧元区物价稳定.欧央行内设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业务.欧央行管理委员会由１９个国家的央行行长和６ 名执行董事会成员组成.为保证欧央行的独立性,相关规定被写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目的是使欧元体系的货币政策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然而,欧元在“孕育、出生、成长” 的过程中离不开政治家的“关爱”.欧央行行长德拉吉“不惜一切代价”救助重债国的豪言壮语便是欧元政治的一个有利证明.
辛恩先生认为,欧元区的这场危机偶然性中有着必然性.首先政治家的过度“热情”,造成欧元的过早引入,使欧元的政治属性被放大,超越经济范畴的理性.成员国即使没有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指标标准,如利率、负债率等,但在欧盟一体化的鼓动下,希腊、意大利等国相继跌跌撞撞地加入欧元区.
其次,欧元体系的设计缺陷造成政治上并不完全独立的欧央行,使其欧元区内采取的某些货币政策成为危机持续发展的必然性因素.在经济学理论中,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实施预算赤字政策对政府持续增长的公共开支具有吸引力.不过,独立货币国家的长期赤字会引发金融市场的相对反应,这种反应可以遏制政府使用长期赤字政策.然而,这种市场调节功能在欧元区却不起作用.这主要是由于欧元带来的利率趋同、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等内部制度设计缺陷造成了资本市场的调节功能在欧盟和成员国层面之间的中断,换句话说,欧元区内利率趋同营造的“无风险”环境极大增强了部分国家政府和私人投资者的信心,资本开始大量涌入相对较低的、赤字较高、公债水平较高的南欧国家.在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７年期间,南欧国家的经济增长迅猛, 平均增幅为３７％, 爱尔兰甚至达到１２９％,希腊和西班牙经济均以５５％的增速扩张.
在辛恩看来,欧元区各国对《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忽视是造成危机在欧元区发生“多米诺反应”的催化剂.在推进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欧元启用时,欧盟就有为成员国过度依赖财政赤字这种顾虑而设计的条款.但随着德、法的相继“撞线”,各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相互默契,使《公约》设定的惩罚机制流于形式.２００５ 年,欧盟通过对《公约》的修改使那些习惯于财政赤字的国家更依赖于“寅吃卯粮”这种方式.
欧央行的政治独立性和机制在应对危机时遭到了质疑.辛恩认为,欧洲银行的过度权力以及对《欧洲联盟基础运行条约》（第１２５ 条） 的误读为欧元体系通过的各项利用财政资金、救助危机国家措施提供了合法的外衣.欧央行被赋予独立制定货币政策权力的本意是在保持其政治立场独立性的前提下,维持欧元区内的稳定,保证货币传导机制的运行正常.但欧央行内部决策程序不仅受到代表所属国家政治立场的左右,而且对重大决策上采取了无法体现欧洲价值的方式.
欧央行在危机期间,欧央行推出的ＳＭＰ计划、ＯＭＴ 计划以及长期运行的ＥＭＳ 机制等政策通过对财政资金的调度,为危机国际提供公共信贷,一起购买危机国家的政府债券等操作,不留痕迹地介入到了欧元区各国的财政政策中.值得一提的是,辛恩通过慕尼黑经济研究所在“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快速转账体系”的研究,对欧元体系存在的内部设计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
作为政治意愿的产物, 欧元成为“载舟亦能覆舟” 的工具,并将欧盟拖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全球竞争力排名分别为第３５、３６、４９ 位, 远远落后于非欧元区的英国、瑞典等国.辛恩教授认为,南欧国家在经济复苏之路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
欧元抑制竞争力？
竞争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中,竞争力被定义为“决定国家生产力水平的一套制度、政策和要素”.欧盟委员会认为,竞争力的根基在于创造商机、保护个体创造力和回报机制的微观经济制度安排.简而言之,竞争力在以生产力和创新为动力的促进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２００８ 年以来的危机, 给欧盟, 尤其是欧元区经济带来了困境.如何维护市场公平、刺激市场活力成为欧盟保持和提高竞争力的关注重点.２０１３ 年５月,欧委会对住友等５家汽车配件供应商在欧元区经济体内锁定市场的卡特尔行为罚款高达１．４ 亿欧元.类似的,同年１２ 月底,欧盟对８ 家银行因衍生产品中的单边或双边卡特尔行为开出１．７亿欧元的罚单.
尽管欧盟机构从共同体层面通过抑制市场扭曲行为等举措来保持竞争力的原有水平,但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依然成为阻碍欧洲竞争力发展的羁绊.辛恩认为,在金融危机下,仍未解决的问题是南部欧洲国家和法国等国家的缺乏竞争力.而南欧国家恢复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对手是来自东欧的新成员国和东南欧候选国以及土耳其.
辛恩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危机国家工业工人的工资比东部欧盟成员国的工资高许多.斯洛文尼亚是唯一的例外,该国工资水平超过塞浦路斯和葡萄牙.如果以每小时工作量为权重计算的话,南欧国家和爱尔兰工业工人的工资比东欧国家高了２４７％.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均拥有大众集团生产线（斯柯达和奥迪）,规模可直接与西班牙拥有的大众集团下属汽车公司相抗衡,而三国工资仅是西班牙工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作为东欧最大的国家, 波兰工人每小时工资仅为７ 欧元,比希腊低一半,是西班牙工人的三分之一.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这些工资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即使不是经济学家也可预见到,南欧将面临长期的艰难岁月,除非东欧成员国们发展到有能力为这些南欧国家提供第二次机会.
南欧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东欧国家的经济规模较大.如果这些国家规模较小、依靠低工资获得竞争力优势,或许不会对南欧国家造成太大的威胁.而事实上,东部欧盟成员国人口总数已达到１．０１亿.比危机中的南欧国家１．３亿人口略少一些,属同等数量级,因此,也大到足以能和南欧国家一起分享欧盟内部的资本再配置.当欧盟与土耳其和塞尔维亚签署联系国协定时,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些潜在竞争对手存在的真实性.土耳其和塞尔维亚的工资水平都很低,更有利于将其产品打入欧盟市场.两国加起来人口总数为８１００万.无疑,对投资者而言,东南欧和土耳其将会带来众多的高利润投资机会,而南部的欧元区国家很难与之抗衡.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退出欧元或许能部分解决欧元区的危机,但同样也会带来一连串的经济负效应,如内需减弱、出口下降和投资减缓等.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欧盟一体化的意义远远大于眼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
为解决欧盟内部日益严重的地区差异,提高欧盟竞争力,２０１３ 年６ 月,欧盟实施了一项新的协调成员国间政府援助的指南政策.该政策主要计划在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２０年期间,通过提供支持附加值项目的政府投资,来消弭欧盟内部的地区差异,尤其是欧盟最不发达的国家.诚然,不合法的政府补贴会在内部市场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并抑制经济的良性增长.但是,好的政府援助则会刺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发展.
２０１６ 年, 诸多迹象表明, 欧洲经济正在复苏.这主要体现在,欧盟层面的政策制定开始显现出信心.但是,欧盟如果想要摆脱危机、重建欧洲经济和政治秩序,它需要走得更远.欧洲需要的是结构调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高生产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智能、低碳、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将成为欧盟政策的核心议程,而提高竞争力则是达到上述目标的至高境界.
欧元带来的危机
在研究中, “委托—代理” 关系静态地描述了制度下选举代表制的授权与控制之间的关系,即选民通过大选,选择议员,监督、制衡政府,体现原则.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在对动态代表制的研究上.麦克·萨沃德提出,代表的动态关系体现在“提出主张” （ｃｌａｉｍｍａｋｉｎｇ） 上.通过“提出主张”,不同行为体接受、拒绝的互动中形成连续的社会对话.在建构主义学者看来,政治的代表性远远超出授权和问责等正式程序.对在选举中,或选举后、对具有相互竞争的政治计划的公共辩论才是代表制的关键.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的互动意味着：前者代表后者,并受其影响做出公共政策的抉择.克里斯托弗·洛德认为,关注代表制在政治系统里代表性的动态视角是议会.弥补议会沦为“聚集政治”这个不足之处的唯一办法是完善议会的代表功能.然而,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研究,西方国家的法宝,在危机中也失去了应有效力.在欧元启动后的短短几年之内, 欧元区遭遇空前的危机.
欧元区危机的主要表现在于：首先,民众以、游行的方式政府出台的应对危机政策.为应对危机,“三驾马车”（指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银行和欧盟委员会组成的救助协调小组） 给出的资金方案、财政紧缩和改革方案在许多国家遭到强烈抵制.每次峰会过后,成员国间都变得更剑拔弩张、充满敌意.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曾表示, “（欧元区内部的）紧张局势已从心理上终结了欧洲”.他担心, “欧元可能演变成为一个终止欧洲的因素”.欧委会主席容克甚至将２０１３年和１９１３年拿来比较,那时几乎无人意识到战争会在第二年爆发.在西班牙,自２０１１年５月起,已有近５０个城市在“现在需要真！” 的口号下举行了游行.仅巴塞罗那一地,就会聚了８ 万民众.在葡萄牙,２０１２ 年有近百万人举行了题为“‘三驾马车’见鬼吧！”的.在希腊, 游行已成为日常活动的一部分,有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希腊公会组织共举行了４次全国性的反紧缩罢工.中时常出现这样的场面：公共交通停运、公共部门关门、医院减少急诊.在意大利,２０１２ 年１０ 月有１０ 万意大利人参加了蒙蒂政府改革的游行.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来自欧洲２３ 个国家的民众同时举行了“行动与团结日” 游行,为此,危机引发的紧张局势达到了高峰.
其次,危机还体现在反建制、反欧元的民粹政党在各地发展壮大,改变着欧洲的政治格局.在意大利, 皮佩·格里洛领导的五星运动党获得了２６％的民众支持率.在２０１６ 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该党获得罗马和都灵两地的胜利,一跃成为意大利第二大政党.在德国,选择党通过反移民、反欧盟的主张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希腊,２０１５年政党联盟再次执政.在法国,马丽娜·勒庞领导的、主张退出欧元区的国民阵线党正迅速地提高其支持度,也许不久之后,该党就会成为法国最强的政党.在葡萄牙和德国,各自的宪法法院均视其为政治系统中的重要机构.葡萄牙宪法法院拒绝了政府取消公共部门雇员和退休者夏季假期奖金的做法.该法院也拒绝了政府计划削减失业人员及病人的社会福利的安排.这些判决迫使政府只能寻找其他缩减开支的办法.德国宪法法院则迫使政府争取将“欧洲稳定机制”加入到欧盟条约中.
引发的紧张局势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紧缩疲劳”与“救助疲劳”相互频繁地碰撞着.南部各国政府反对“三驾马车” 强加给它们的限制.德国因此也成为游行的靶子.作为主要救助资金的提供者,德国受到南部国家的政府攻击, 责备其主推的“财政协议”.他们认为,“协议”中包含的财政紧缩措施是导致高失业率的诱因.北部各国的政府则抱怨南部国家因为缺乏财政约束力而浪费着它们的钱财.它们担心救助因此而成为一个无底洞.
在西欧,德国正面临着自“二战”以来最强的敌意.希腊《万字报》、意大利《日报》均指出,德国正企图建立第四帝国.蒙蒂曾预言,意大利的将致使德国无法帮助意大利降低其主权债务额度.英国《新公民》周刊认为,德国总理默克尔是“自希特勒以来最危险的德国领导人”.２０１６ 年６ 月英国脱欧公投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将成为首个以全民公投方式离开欧盟的国家.
在“欧盟的代表制” 问题上,克里斯托弗·洛德和约翰内斯·珀拉克认为,从政治平等的角度看,尽管欧洲议会“一人一票”制和最小成员国最低席位的现有设计是出于好意,但它仅仅造就了选民们表面上的政治平等.他们强调,“在欧盟去国家化的政治系统里,‘代表与被代表’ 应当建立个体与其代表之间尽可能的平等来进行补偿”.只要成员国将选民作为重要的参考点,欧洲议会一人一票制的设定将阻碍那些小成员国在欧盟事务中平等地发出声音.尽管《里斯本条约》明确地指出了政治平等存在的两个政治主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即个人与国家.但条约并未阐明两者在政治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如在超国家层面或成员国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政治秩序中模棱两可的制度安排可能导致赤字的产生.当下的欧债危机就是一个例子.在成员国,人民和代表人民的政党被排除在政府以外,取而代之的是由技术官僚组成的政府（如意大利和希腊）；在欧盟层面,个别大国主导着欧盟政策（主要指财政协定）的制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等欧盟决策机构几乎都不再相关.在组成“欧盟政府”无望的情况下,反过来,在成员国内,人民通过选举,赶走技术官僚政府, 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同时,也令人担忧地“捧热”了部分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 如意大利和希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是欧洲的选举年,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都将进入换届周期.如果欧洲经济依然复苏乏力,民众只能将愤怒和失望宣泄在选票上的话,或许会加大欧盟解体的可能性,欧元将不复存在的可能性也会加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责任编辑程成）
欧元刍议论文范文结:
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欧元刍议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欧元刍议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