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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面临深度整合
作
为全球经济循环最关键的链条之一,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C）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新一代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不断推动上述特征纵深发展.在区域性贸易与服务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全球不同经济体均选择做出各种改革,试图借助合作融入生产价值链中,促进全球价值链进入新一轮深度整合.
企业成就价值链条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全球价值链’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出现的是‘价值链’的概念,也有学者认为是‘增值价值链’,然后出现‘商品链’,最后,经过完善成为现在的概念.”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价值链的理论逐渐出现在学术界.1988年,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这样形容它：“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几何体.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销售和服务等.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
同一时期的学者科洛特（Bruce Kogut）则认为,价值链的重点在增值部分.
他指出,“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与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在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链条上,单个企业或许仅仅参与了某个环节,或者企业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登记制的体系中.当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条的各个环节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如何配置的时候,企业的竞争能力就决定了企业应该在价值链条上的哪个环节和技术层面上倾其所有,以便确保竞争优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经济学家提出,价值链不仅存在于单个企业之内,多个不同的企业能够在同一个价值链中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于是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概念逐渐形成.美国杜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格里芬（Gereffi）这样形容它.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阶段,围绕着某种商品的生产形成了一种跨国生产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在一个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中,从而形成了全球商品链.”
张建平指出,针对“全球商品链”,很多学者集中关注并研究了这些链条的内部结构关系,特别关注了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是如何形成并控制商品链的发展问题.
21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治理体系,认为价值链的运作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者们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演变和升级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和分析后,建立起它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位置决定附加值
自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成熟以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诸多国际机构均对其开展全方位研究,比如创新和劳工技能与价值链的升级关系、跨国投资与全球价值链的相互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其的参与度等.不过,大众广泛关注且易于理解的话题集中在以下领域：经济体所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及其带来的附加值.
以iPod为例.从生产到市场,它需要经过零部件供应环节—代工生产环节—品牌及设计环节—营销环节.在第一个环节,关键零部件的供应企业主要建立在美国、荷兰、日本和韩国,而一般零部件的供应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该地区同样也是第二个环节的主要发生地.第三个环节由美国苹果公司负责,而营销活动则分配给各级经销商和代理商.
按照中国科学院的数据,若iPod零售价定位299美元,在上述整个过程中,苹果公司大概创造80美元的附加值,其他提供零部件的美国公司大概创造7美元的附加值,商店（销售环节）大概75美元,日本的公司26美元,韩国公司1美元.而中国大陆公司创造的附加值,仅仅体现在螺丝钉、电线等通用零部件中,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能够看到,按照附加值的多少,在上述链条中,中国的企业是处于下游的,韩国和日本的公司在中游,美国苹果公司在上游.笼统地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全球价值链中,多处在中下游,比如服装业,欧美国家掌握着绝对优势,再比如纺织业,日本的优势也很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每一个行业的价值链中,处于中上游,尤其是处于上游,意味着享有“定价权”.定价权指公司对其产品制定拥有主动权,即使改变产品定价,也不会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拥有定价权的公司可以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通过提高产品顺利地将新增成本传导给下游企业,同时不受销量影响.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国家之间.
“掌握了定价权,等于说价值链中,从下游、中游到上游所有环节的都由掌握者来决定.而上述三个环节的一定处于相互影响的动态当中.当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可以对全球某个行业的价值链享有定价权,它在下一步就会实施垄断,成为该产品或者该行业的霸主.”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这样对《经济》记者强调.
决定定价权的因素并非单一.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尤其是市场,当其他国家越需要这个市场的时候,主导市场的这个国家就越有话语权.其次是科技创新的实力,因为先进的自主创新核心技术会带来产品的标准制定权,进而带来在国际市场上制定规则的资本和权利.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
梁海明说：“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把经济和军事问题分开,但越是面对稀缺资源,二者的关系可能越紧密.而这三个因素,几乎缺一不可.如果只是市场规模大,创新能力高,那么,这个国家所处的位置很可能被推翻；如果只有军事力量强大,经济力量不充足,也不会在全球价值链上占据太好的位置,比如俄罗斯.”
不过,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并非不可改变.
东艳告诉记者,尽管整体上看,中国并没有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优势位置,不过分行业看,我国在一些领域已经走到偏上游的位置.从微观角度观察,针对同一款产品,一个国家可以贡献的科学技术、创新比例越高,该国就越有实力向价值链上游转移.
变动标志：中间产品的贸易规模
2017年7月,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多机构联合发布报告指出,从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和地区来看,世界存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生产中心,分别是美国、欧洲的德国、亚洲的中日韩.
“之所以说中国成为生产中心,是因为我们是生产大国,制造业比较强大,但这不等于说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如果我们已经是全球价值链的中心,那我们在各个链条上获得的附加值会很多,事实上并没有.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向全球价值链上游发展的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这样对《经济》记者说.
全球价值链的改变是多维度的.从横向看,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是价值链改变的表现；从纵向看,某个国家的制造业升级、新兴国家的崛起,也代表了价值链的改变.可以说,全球价值链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改变.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中间产品的贸易规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全球价值链最低端时,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产品主要会集中在原材料和基础产品上.此时,该国能够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附加值较低.当该国的对外贸易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即从初级产品加工到提供最终消费经过一系列生产过程中,没有成为最终产品之前处于加工过程的产品的统称）,意味着该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攀升阶段.
曾经一段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以加工为主,即中国企业大量进口中间产品,企业进行加工,然后再对外进行出口.中国企业和工人付出的劳动中“含金量”较少,因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自然也就低.逐渐地,中国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依赖在降低,对中间产品的出口在增加,而自己生产中间产品,意味着中国企业和工人的付出中,技术成本在上升,获得的附加值也随之增加.
因此,张建平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想要继续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就需要加深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实现更多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
“中国过去走的发展道路,主要是依靠自有资源,比如土地、水、矿产等,设立代工企业,我们的加工贸易和组装产业比较发达,赚的都是加工费.也正是这些业态决定了我们在价值链上所处的中低端位置.即使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还是存在很多代工企业.可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在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品牌管理、技术研发、营销等.所以我们要鼓励企业勇敢地创新,鼓励民族品牌,这些东西多了以后,我们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自然会上升.”张建平这样说.
他同时提醒《经济》记者,全球价值链的变动类似一场乒乓球比赛,没有人会永远待在第一名的位置.中下游的企业、国家向上游奋斗的时候,处于上游的企业和国家同样不能懈怠.
他说：“一个企业,永远需要去创新,去开发,不然很可能被打败.以前,雅虎就是IT界响当当的品牌,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可它没有抓住新业态和新模式,逐渐被淘汰.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华为.在智能手机行业,中国的华为最初比较落后,但这个公司一直潜心钻研,现在也是国际上有名的品牌.”
当全球经济体和企业在价值链上实现充分竞争,带动的是全世界科技和贸易的前进.
深度整合,催生新规则
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幅下降.2016年以前的30年,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的两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全球面临需求疲软、成本高升、贸易摩擦增多等多方面难题,贸易增长进入低迷期.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仅为2.8%,远低于2008年之前1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6.7%,也低于同年的全球GDP增速.
“低迷的贸易增长对经济和就业前景都会生产负面影响.要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甚至衰退的根本,就需要提高全球经济体的生产力、提高资本和技术的配置效率,扩大全球创新技术设施投资,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与合作水平.重振全球贸易的发展,需要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深度整合.”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茉楠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各个经济体的技术和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为了追求更加廉价的低成本,跨国公司会把一些不具有竞争优势或者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不同的地区或国家,从而产生了国家之间的水平、垂直分工.一方面,各国的资本回报率出现趋同化,另一方面,全球劳动力的跨境流动却存在很多障碍,不同国家的劳工薪资水平差异巨大.
为解决上述冲突,需要各国协力营造有利于全球价值链拓展的良好环境,推动多边合作.东艳认为,多边协议是实践全球价值链的最佳方式.当有更多国家参与其中,市场就会以多边为基础进行开放,全球价值链就能够促进生产要素更有效率的配置,每个参与者都将获利更多.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关税减免,更高效的服务、资金、技术和人员的跨境流动,我们需要确立新的包含货物、服务、竞争、知识产权、劳工流动等综合性的国际规则,为全球价值链发挥作用创造越来越好的环境.”屠新泉这样表示.
当然,会有一些阻碍出现,比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再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制造业的强制回流要求.不可否认,上述行为短期内会带来全球价值链的改变,而且很可能向着不好的方向.但长期来看,我们不应该夸大这种人为效果.
屠新泉认为,政策带来的影响会存在.比如限制外资、降低税收,会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投资流向产生影响；再比如,特朗普威胁要给宝马公司加税,然后宝马承诺对美投资,未来,在美国生产的宝马汽车很可能比从前多,进而对全球价值链的分布产生短暂影响.
“不过,全球价值链的最终分布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和比较优势决定的,对企业来说,哪里生产成本低哪里就对企业更有利.在国际上,中国的营商环境并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评价,但我们依然吸引大量外资,因为中国的优势原本就体现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上.政府的决策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并非绝对.”
全球价值链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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