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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的记忆
[回族]方 芒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歌曲,最早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西南边疆唱出来的,它是当时少数民族同胞重获新生的生动写照.我不是歌中呼唤的远方的客人,因为我的故乡就是云南,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我生之晚矣,虽然并没有赶上那个时代,但是翻开史料,那个时代的亲历者,留给我们的家乡记忆,还是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的目光.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在这次举世瞩目,全国各界共商建国方略的大会上,以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高瞻远瞩,把民族问题放在建国大计的重要位置上.在建国大典的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级民族自治机关.”
当我们把追溯的目光聚焦在这一历史节点上时,一个细节引起我的关注：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两位资历最老的少数民族革命家出席了会议.他们分别是来自蒙古族的乌兰夫和来自回族的刘格平（1904—1992）.我还特别注意到,在会议代表团的安排上,还专门组成了少数民族代表团,总计十二人,其中回族代表就占四人.刘格平是这个团的首席代表.当时各民族代表纷纷称赞中国有关“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把这视为“自古未有的大事”.有的代表生动地说：“把各兄弟民族从水里救出来,坐在一条船上,我们很感激.从前光是汉族划船,船走得慢.现在给我们掌舵,各民族联合划船,船就一定会走得快了.”
1950年,新中国建立还不满一年,当时党和国家对我国广泛分布的各少数民族具体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为了改善民族关系,实施新的民族政策,国务院先后向全国派出了几个民族访问团,其中西南访问团是成立最早、历时最长、涉足地方最多的一个访问团.这个访问团的团长就是刘格平.1950年6月14日,全国政协二次会议召开期间,曾作为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在全国政协首届一次会议上发言的刘格平（时任新中国第一任统战部副部长、民委副主任）与相遇.握着他的手风趣、关切地说：“首席代表先生,这次有劳你了,准备得如何呀？”询问的是西南民族访问团的准备情况.刘格平回答：“大家情绪高涨,精神饱满,信心十足.一切都准备得很充分,一定圆满地做好这项工作,不辜负党、的嘱托.”
几天后,听取了民委的工作汇报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他们与我们有隔阂,对我们有误解,加上西南残余的国民党匪帮的捣乱和破坏,你们不可掉以轻心.你们又是光荣的,因为你们是代表人民政府对各族人民做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是以加强各民族团结为使命的.希望你们能帮助人民政府在这一方面做一个良好的开端.访问团一是要坚持依靠当地党政军领导；二是一切工作要坚决遵循《共同纲领》中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方针,不要做少数民族不喜欢不愿意的事情；三是过去的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犯下的罪恶,要赔礼道歉,要说对不起.
最后,问刘格平：“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还需要做什么事？”说到这里,刘格平看着慈祥的神态,犹豫了一下.看着刘格平欲言又止的样子,亲切地说：“有什么话,尽管讲！”刘格平马上说：“大家都有一个愿望,想请主席给各民族同胞题个词.”笑了笑说：“这个要求不高嘛！”主席问刘格平：“你说写什么好？”刘格平说：“主席写什么都好.”风趣地说：“那不一定吧,我又不是王羲之,我的字值不了几个钱.”当时在场的赛福鼎也向主席请求.说：“那好吧,我写一个,就算我给你们访问团的礼物,也是给少数民族同胞的礼物.”挥笔为各民族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此后在周恩来安排下,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一并题词,几天后由周恩来亲自带到访问团驻地.刘格平的这一请求在访问团实地访问时起了关键作用,这些题词作为礼物送到各民族手中,直接传递了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态度.
今天查阅西南访问团成员名单,我发现除了团长刘格平之外,还有两位回族人物.他们和刘格平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共同点,都是出生于河北沧州地区.他们就是时任西南访问团二分团副团长的王连芳（1920—2000）和成员刘树生（1926—2014）.这三位回族人物伴随着西南民族访问团的脚步,成为了代表党和国家最早的一批从事民族工作的拓荒者和践行者.而且王连芳和刘树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始,就一同扎根云岭大地,为云南的民族工作奉献终身.
在西南访问团出发前不久的见面会上,周恩来对访问团强调“慎重缓进”的方针,提出四条原则：“准备受冷淡,决心赔不是,一人家的,先作自我检讨.”
心直口快的王连芳没忍住插了句话：
“过去压迫少数民族的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国民党,我们怎么能替他们赔不是？”总理耐心而风趣地说：“我们既然接收了整个国家这个‘家业’,还能不接收他们欠下的‘历史债务’吗？”总理这一说,大家都笑了.
——《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周总理的四条指示》
1950年7月21日,访问团抵达重庆,受到西南局第一书记的热烈欢迎.对出身回民支队的王连芳和刘树生来说,“刘邓大军”仿佛一座高山,而站在他们面前的身材不高,平易近人,更是让他们大吃一惊,对他的敬佩更甚了.小平同志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快请坐！”随后,小平同志向刘格平询问了访问团一路的情况,然后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你们是党、派来慰问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是根据的安排,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做少数民族工作的.你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派出的第一支由百人组成的民族工作访问团,从规模上就足以证明党和对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视,你们身上的担子不轻啊！”最后小平同志还嘱咐道：“同志们,你们马上就要投入工作了,我希望你们记住,新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大国,民族工作绝无小事！”
的话给王连芳和刘树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一年后,王连芳在访问团工作的基础上,向省委提出“云南边疆民族工作建议”,并受委托连夜起草了具有重要战略影响的《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坚决剿匪,巩固国防的公告》.《公告》针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现状提出民族区域自治,保留边疆各民族地区现行政治制度及土司头人现有地位和职权；民族地区改革事宜按照人民的意志进行协商解决,尊重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等十条重要公告.《公告》基于协商的态度团结各族人民,特别是在云南多民族仍然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和坚固的土司制度的现状下,团结上层土司头人尤为关键.
访问团所到之地,时有数万民众夹道欢迎,也时常吃闭门羹,敌对甚至武装冲突也不稀奇.冲突一般发生在边疆封闭民族地区,包括分团长夏康农在内的很多成员没有战斗经验,既要尽可能避免人员伤亡,又要保证工作成效.迪庆中甸的藏族上层人士汪学鼎曾经袭击过贺龙的红二方面军,残忍杀害过不少红军战士和谈判代表.访问团到来后,汪学鼎看到大势所趋,意图放弃抵抗.王连芳与地委领导决定冒险赴会,不带一兵一卒.汪学鼎却让精锐骑兵持列队并鸣,但终究还是在大势面前俯首；也感动于王连芳等人的言行,承诺痛改前非,不再敌对.之后汪学鼎又三番两次反悔并袭击解放军,被擒后解放军既往不咎,终使他彻底折服.
彼此的不了解,加上谣言的蛊惑,随时会有激烈的武装冲突：
1950年5月,我军一个连途经盏西大幕文景颇山寨.当地头人、群众误信敌特“解放军要杀绝山头（解放前对景颇族的蔑称）”的谣言,伏击该连.部队死伤二十多人,四面被围.解放军始终只是警告式地对天鸣,不突围出击,一直等待救援部队到达才撤离.事后,山寨害怕报复,十分恐慌.为打消顾虑,部队首长三次写信给山官,说明这是误会.最后,大幕文寨头人、群众深受感动,热情欢迎解放军进驻盏西.
——《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使命不凡的访问团》
在刘树生的回忆录里,访问团遭遇的危难绝不在少数,有一则简短的记录：
（1951年）3月3日我们到正在召开农民代表大会的磨黑访问.大家沉浸在兴奋的欢乐中,失去警觉,敌人趁机在食物里投毒,农民代表和访问团的同志四十多人受到伤害,幸好随团的卫生组及时抢救,全部脱险.
——《脚步的回声：植根云岭定终身》）
民族访问团在执行民族政策上不打折扣,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中说：“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访问团所到之地,除了宣传新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进行实地调研外,是真正用行动来体现的：
群众仍不吭声,出现令人尴尬的冷场.然而,队员们毫不气馁,坚持每天做两三件好事来感召群众.开始,老百姓对工作队做好事也不理解.盈江县南算的一个工作队员帮一位老人挑水,他一走开,老人就赶紧把桶里的水倒掉.队员不领会老人的行为含义,一连好几天坚持给老人挑水.挑了倒,倒了又挑.直到与老人交上朋友后才明白：这里祖辈传下来的说法是,汉人没有好的,怕工作队在水里放……盈江县莫空景颇族寨的工作组,一大早把住地附近的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白天随群众到田间犁地,工作队员严格遵守纪律.歇晌吃饭时,便吃自己带的饭,喝自己带的水.时间一久,群众感动了：“天下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人！光干活不要钱,还不吃我们的饭.”后来到吃饭时,就硬把队员们的冷饭抢去,端来热汤热饭.
——《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真情化解千年怨》
1950年访问团邀请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本意是建立民族感情.但由于长期形成的民族隔阂,少数民族对汉人缺乏信任,加上各类谣言从中作梗.顾虑重重的少数民族头人们,要么闭门不见,要么推脱搪塞.有的甚至提出要留下人质作为安全担保,更极端的甚至准备好棺材、立下遗嘱.一副破釜沉舟的态势：
特别是那些对新中国、对汉人抱有疑虑的上层.如：孟连宣抚司四大头人之一的刀焕贞、西盟班箐佤族大头人拉猛,在反复邀请下,仍然顾虑重重.甚至提出要我们的干部留下来做人质,担保安全才肯出山.有的少数民族上层虽然有进步和靠拢我们的一面,但也有顾虑的一面.如：临沧的佤族上层胡忠华,在动员他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时,就以年纪大为借口,派了自己的子女作为代表去参加.由于民国初年德宏干崖土司刀安仁曾被骗至北京,关进监狱,所以芒市土司方克光在接到参加北京国庆一周年庆典邀请时,坚持不去.后经保山地区专员王以中和驻军师长查玉生反复工作,才勉强答应.
——《王连芳传》
少数民族头人表达情绪的方式很直白.有次访问团团长夏康农和王连芳带着几位访问团成员在一间大屋子拜访一位头人,这位头人表达情绪的方式便是当面搓臭脚,一边搓一边讲,让访问团很尴尬,访问团也只能耐心地听他说话.如果不是当时云南省委派出加入访问团担任副团长的省政府副主席张冲（彝族）突然出现,访问团也只能狼狈而归了.张冲看到此情怒发冲冠,在少数民族头人中颇有威望的他训斥了这位头人,吓得这位头人连连道歉.
那些做出种种“奇怪”举动的头人们,在彻底明白民族访问团的良苦用心后,很多人都立下誓言,要一心一意拥护新中国.他们从民族访问团所说所做中体会到了不同于以往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新局面.特别是他们中很多人都经历过民族压迫,经历过被统治和歧视的岁月,一时还缓不过神来.缓过神来时只有一种感觉——变天了！
尽管艰难,但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效.比如：一度很排斥到北京的佤族代表拉猛等人从首都回来后态度大转变.经过多次协商,在1950年年底的群众大会上,拉猛被推选为剽牛仪式的执剽者.剽牛仪式后,在《民族团结誓词》上签名,刘树生见证了这一时刻.少数民族从对抗、敌视、不信任到歃血为盟,在刘树生心中升起阵阵暖意.短短七十字的誓词,正是他们奋斗的方向：
我们二十六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
阿佤山因两件事被撼动了：
1951年5月国民党军李弥残部窜扰阿佤山,收买民族头人.佤族小伙子岩火龙用北京参观的见闻劝导其父岩顶（中课佤族头人）不要听国民党的话,要跟走.在反复规劝无效的情况下,岩火龙毅然饮弹自戕,以死来表明自己“绝不背叛”的志向.西盟的赴京代表李保拒绝了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利诱,誓死不背叛自己曾经的誓言,最后被蒋匪残忍地活埋了.这两件事震动了整个阿佤山,极大地孤立了部分反动和骑墙观望的佤族上层.
——《王连芳传》
民族访问团从1950年8月6日进入云南首府昆明至1951年6月9日结束,行程两万多公里.在交通工具匮乏、高原山区道路险峻的情况下,俨然又走了一次长征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访问团立足于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平等,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在两万多公里的行程中,对各少数民族深入调研,统计了大大小小的区域性民族有百余种,后经过识别归类认定为二十五个少数民族,通过民族工作稳住了边疆不甚牢固的边防阵地.作为材料负责人,刘树生执笔撰写了《冒水洞村民族关系及一般情况调查》《保山土司简况》《大理专区的民族关系》等一系列调研报告,是访问团的重要成果之一.
1951年6月10日送别访问团,其中王连芳、刘树生、施泽旱、胡鸿章四人留在云南工作.他们是各民族访问团中唯一留在地方工作的成员,他们留下来后,很快投入云南民族学院——当时是区别于一般大学,专门培养各民族干部——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1日云南民族学院正式成立,王连芳任常务副院长兼教育长,刘树生任组织教育处副处长兼三部主任.那时的工作人员中,有后来享誉国内外的翻译家、《一千零一夜》的译者纳训.早期的云南民族学院,学员组成复杂,年龄语言差异大,文化程度差异大,宗教信仰差异大,身份地位差异大.在等人的关心下,通过王连芳、刘树生等人的努力,培养了一大批民族工作骨干.王连芳有句名言：“汉族干部和外来干部,要把当地民族干部从自己的下级培养成自己的上级.”他确实做到了,在以民族学院、民族工作队为载体的培养模式下,很多少数民族代表最终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其中有多人成为省部级领导.
1952年4月,云南省委组织了第一支民族工作队,由时任云南省民委副主任的王连芳和马曜（白族）带领到德宏边疆地区调查.半年后刘树生作为第二民族工作队副队长,赴西双版纳参与西双版纳自治州成立.王连芳敏锐地察觉到,少数民族上层之所以不欢迎工作队,是害怕工作队改革后失去地位,甚至被革了命.王连芳深知,要维持边疆稳定,必须依靠上层人士支持.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做工作,并一再强调工作队只是去帮助搞生产、医疗.关于改不改革的问题,王连芳在组织德宏上层会谈时打了个比喻：“需要改革的事到处都会有,就像冬天穿棉袄,夏天就改穿薄衣服,否则不把你热死才怪呢？”政策是明确的,改革是大势所趋,但前提是民族上层、干部、群众都同意.首先是上层同意,经过反复解释保证,上层人士才让步.
1953年1月15日,在王连芳的主持下,云南省第一个地级民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刘树生作为第二民族工作队的副队长,参与了自治州筹建的全过程,其后,云南民族区域自治的果实在云岭大地上遍地开花.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日益融洽起来.
1952年9月,云南省委组建边疆委员会,王连芳任副书记并兼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委副主任.与内地不同的是,云南提出了开创性的“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和“直接过渡”政策,并得到领导的批准.
“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即不发动群众斗地主,通过上层人士、干部、群众之间协商进行土地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对上层人士保留一些优待.这一“慎重缓进”的策略正是秉持访问团出发时、周恩来、等人的指示,避免冲突.此外,处于原始社会过渡中的景颇族、佤族、傈僳族、布朗族、基诺族、怒族、独龙族等,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压迫和剥削很少.这些地区不必要土改,推行“直接过渡”,目标是提高生产力和改变文化落后的局面.1955年3月,刘树生奉命到澜沧县大桥头乡搞少数民族山区的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试点.1955年,经批准,确定在云南六十万生产较落后的山区民族中推行“直接过渡”政策,1956年10月开始试点工作.
“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和“直接过渡”,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元朝起便延续下来的土司制度失去了施展的土壤,王连芳作为政府代表与土司头人签署了废除土司制度的协议.一切都在好转,土司头人能接受这样的改变,人民群众也得了实惠,不用再受制于土司头人,民族隔阂逐步消解.有了自己土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种下属于自己的种子,迎接属于自己的丰收.
与王连芳在民族工作战线上共事了半个世纪的马曜,在为《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所写的序言中,赞赏了王连芳敢于坚持真理的气魄：
总的说来,我们在长期合作共事中,对做好工作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一致的.50年代前期,我们在德宏边疆共同工作,对采取“和平协商改革”和“直接过渡”政策合作无间.60年代初对调整所有制、解散一步登天办起来的大部分合作社也完全一致.但是,其间我却同意边疆土改后紧接办社,1958年搞公社化,与连芳同志的正确主张相对立,说明我对边疆民族实际和政策的理解不如连芳同志深透.
1960年刘树生到澜沧任县委书记,等待他的是大饥荒的残酷现实.他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饥荒问题,浮夸风潮粉饰下的生产奇迹食不果腹.刘树生带着他一如既往的真挚情感,以心换心,与民同苦乐.在澜沧这块土地上,栽下的树苗后来变成了大树,也将他栽到了老百姓的心窝里.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是王连芳的行为准则.正是这股子拧巴劲,让他遭遇了很多困境,也让他突破了时代的局限,以宏大的视野和有预见性的嗅觉看到了民族工作中“”带来的危害性.1985年10月,王连芳不按常理出牌,突然写信给总书记.在八千多字的长信中,他率性直言：“我们理直气壮地提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相结合,却不能提热爱自己的民族与热爱祖国相结合,维护本民族利益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相结合,这是不符合少数民族思想觉悟发展规律的.”这封信受到了的高度重视,用红笔勾画出了信件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并转习仲勋等领导传阅,随后在全国民族干部中传抄,引发热议.
王连芳、刘树生爱着各族人民,王连芳曾以“大禹治水”比喻过民族工作,应选择“疏”而非“堵”；作为回族人,他们也爱着自己的母族,他们竭尽所能地推动回族与整个中华民族融合.与他们有着深厚感情的马玉柱老人曾多次协助王连芳调解民族冲突,他对王连芳与他说过的一席话至今记忆犹新,他也数十年致力于实践这一席话的精神：
回回民族是来自阿拉伯、伊朗和其他中西亚国家的老祖公来中国做生意,娶了中国妻子,生了后代留下来后形成的.哪一个回回身上没有汉民的血？回汉一家亲是血缘的亲,血永远比水浓.汉民是我们老祖婆的后人,对汉民不公平,怎么向老祖婆交待？回汉一家亲、五十六个民族一家亲的思想,这对国家长治久安是特别有用的……
王连芳和刘树生直到退休后仍然活跃在民族工作领域,发挥着他们的余热.更庆幸的是,两位老人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专著及回忆录,在民族工作领域影响巨大.王连芳撰写的《云南民族工作的实践和理论讨论》《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民族问题论文集》等大部头著作在民族工作领域影响很大；刘树生撰写的《云岭躬耕录》《脚步的回声》等数百万字的论述和回忆,在云南民族工作领域也引起不小关注.
2005年,王连芳逝世五周年之际,刘树生写下了《以王连芳同志为楷模,为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的纪念文.此时已年近八十的刘树生,仍然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和王连芳共事了半个多世纪,有着相似的履历和共同的情怀.王连芳的离去让他久久不能释怀——“对他的思念无时不萦绕在我的心间”.大半辈子的民族工作使得他们与云南各族人民结下了真挚的情感,王连芳逝世的消息传到边疆山区后,很多人流下了眼泪.他曾被傣族人亲切地称为“波涛比老王”（胖大爹老王）.
2014年3月16日,将使我永生难忘.这天上午十时许,我接完亲回到家准备念“尼卡哈”（结婚证词）时,传来沉重的消息——刘树生老人3月14日逝世,他的殡礼将在3月16日举行.预备为我主持证婚的老师傅得到消息后,对我表示歉意.虽然素未谋面,他和其他几位朋友还是急忙赶往昆明市顺城清真寺,送刘树生最后一程.我的“尼卡哈”转由别人主持,那一刻,我才切身体会到百姓的情谊——“这棵大树留得住,是栽在拉祜寨的心窝窝；那个刘代表留不住,却常住拉祜人的心窝窝.阿树栽呢哟,哎哎,喜树栽呢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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