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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丢失大陆:失败者怎样书写历史兼谈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操作
文史哲·2017年第3期
“西安事变”与“丢失大陆”：失败者怎样书写历史——兼谈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操作
文史哲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2017年第3期（总第360期）No3,2017(SerialNo.360)
“西安事变”与“丢失大陆”：失败者怎样书写历史
——兼谈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操作
刘晓艺
摘 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事件,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最终溃败的远因之一.国民党作为一个“失败的政府”,在播迁台湾后需要对民众和友邦作出一个有关“丢失大陆”的历史交代,于是其文宣系统运作出台了《苏俄在中国》一书.在其成书过程中,由于西安事变不能绕过,亲笔写下了有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八页意见.将蒋氏手稿与成书后的《苏俄在中国》进行比较,结合蒋氏希图用文字彰道、明德的成贤作圣心态,我们可以鉴知,当面对以蒋氏第一人称来落笔的文本时,为何国民党文宣尤需用“曲释”操作.探研陈布雷、陶希圣等蒋氏文胆的个人生平,我们亦可窥见他们身为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文宣“曲释”生涯面前的选择困境.对照德国文化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所构建的有关失败文化的范式,我们在此以蒋氏及其政府文宣系统的历史书写——既包括“丢失大陆”这样的致命失败,亦包括西安事变这样的重大失败——为例,揭橥失败者在生产历史纪录过程中的种种复杂诉求.
关键词：曲释；；陈布雷；西安事变；失败者
世人皆知,西安事变后,令其文胆陈布雷为他撰写了一部《西安半月记》,又名《西安蒙难记》.这部书（以下称《半月记》）的写作形式,蒋氏已经在“引言”中承认,乃是“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托其概以代口述”①.而捉刀人陈布雷也尝在他本人的日记中记录,《半月记》乃是他于1937年阴历元旦,在杭州“辟室新新旅馆”,并且由其妹夫兼秘书翁祖望②前来“助余缮写”方告完成③,这个写作过程对于陈布雷来说是无比痛苦的④.陈布雷为蒋氏打造的《半月记》不能被当作信史,但我们不能说它是无价值的史料,其价值在于它折射出蒋本人对西安事变演进过程的视角、价值判断及国民党文宣系统对此一事件的重构重叙的需要.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Historyiswrittenbythevictors）”这一表述,一般认为出诸英国“二战”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之口,专门收集名人格言的“思在网”就把它列为丘吉尔名言之一⑤.但这个表述出处之不明晰也是历史学界所共知的事实除了丘吉尔之外,马基雅维利（Machielli）和威廉·华莱士（WilliamWallace）也被指为可能的原创人.MalcolmPritchard,“Languagesincompetitionandconflict:mechanisoflinguisticevolution,”TheInternationalSchoolsJournalvol.34,no.1(2014)..丘吉尔此言的灵感被认为是来自纳粹“盖世太保”首领赫尔曼·戈林（HermannGring）的“我们要么在历史上被当作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要么被当作最可耻的恶棍”戈林原话为：“Wewillgodowninhistoryeitherastheworldsgreateststateenoritsworstvillains.”出自他1937年的一次讲话.引自GerrySimpson,GreatPowersandOutlawStates:UnequalSovereignsintheInternationalLegalOrde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291.,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该格言就以极为吊诡的方式自证其非了.失败者当然参与历史书写,这是毋庸置疑的.有的时候,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下,人类流传下来的历史,反而是以失败者的叙述为主流的、甚至是仅存的版本.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拜占庭帝国的一批希腊学者出逃到了西方,留下了大批有关奥托曼帝国残暴史的记录.“奥托曼残暴论”时至19世纪二三十年代希腊独立战争前,还被“希腊启蒙运动”（GreekEnlightenment）的知识分子使用作推翻土耳其人统治的宣传工具RaphaelDemos,“TheNeoHellenicEnlightenment(17501821),”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vol.19,no.4(1958):523541;PaschalisM.Kitromilides,EnlightenmentandRevolution:TheMakingofModernGreec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3)..
失败者的历史书写,分为个体的（Individual）、集体的（Collective）和政府的（Governmental）三种.个体的如前面所提及的戈林,他在临自杀前曾写给丘吉尔一封信,但直到很久之后才被披露维基说“Retrieved28072009”,但其他的引用网站说此信最早发表在TheAmericanMercury杂志1977年秋季刊,但不幸该杂志已经停刊.http://www.vanguardnewsnetwork.com/2006/05/goeringslettertochurchill/；又如明清鼎革后大批反清汉族知识分子写下的回忆录《扬州十日录》、《明季南略》、《江阴城守纪》、《扬州城守纪略》等,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清末排满运动兴起时才重见天日.集体的情况比较复杂.美国南北内战后,原属南部邦联（Confederacy）的南方白人——不仅仅是前奴隶主阶层——普遍感到一种失败情绪和对战前“旧日南方”（antebellumSouth）世风和光景的怀念,这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心态被表达为“败局命定”（LostCause）,它在南方人身上的具体外在表现为：对南方价值的固守,对南方精英人物的赞美,将蓄奴导致战争的起因尽量轻描淡写,希望其子孙后代能够阅读到与联邦版本不同的南方史和内战史等等.在这样的集体社会心态下,美国南方兴起了一场“败局命定”内战史写作运动.“南方历史学会”（SouthernHistoricalSociety）由原南军少将DabneyH.Maury于1868年赞助成立,它的刊物专门发表从南方民众、士兵、政治家视角出发的历史回忆文章,事实上,就连“LostCause”这个名词,最早虽是由历史学家EdwardA.Pollard研究南方战后社会的同名书籍提出的EdwardA.Pollard,TheLostCause:ANewSouthernHistoryoftheWaroftheConfederates(EBTreat&Company,1867).,却是被南军将军JubalA.Early发表在“南方历史学会”上的数篇回忆文章叫响,并最终被铸造成切中几代南方人集体心理的一个风行词汇.而1889年成立的“邦联退伍老兵联合会”（UnitedConfederateVeterans）也在几年后开始拥有自己的月刊《邦联退伍兵》（ConfederateVeteran）,它的发行量和刊物质量都非常高.这两则例子可以代表失败者历史书写的“集体”模式.
失败政府的历史书写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失败的政府可以存在有多种形态和模式.粗略划分一下的话,它们可归为三种：一、失败后换届的政府,如在林登·约翰逊任上,越战败局已定,但彻底的停战和撤军要到尼克松任上才发生；中国历史上在不更替朝代的前提下产生的皇权易手,不管是由于皇族内部的杀戮如唐太宗之代唐高祖、朱棣之代建文,还是外族入侵如宋高宗之重续宋祚于临安、晋元帝之重续晋祚于建康,都可归入这一类.二、失败后更换政体/政权的政府,如普法战争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登场；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导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魏玛共和国成立；如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改朝换代的情形.三、失败后不更换国家首领和政体的政府,如
英国在疯王乔治三世手里“失去美洲”《乔治三世：美洲最后的国王》一书的作者认为,尽管他在美国饱受憎恨,尽管国内的辉格党和激进派都在努力涂黑他,但乔治三世因为他的勤勉和虔诚,即使在他统治的后半段亦即“丢失美洲”之后,仍然受到英国人民的广泛爱戴.JeremyBlack,“ReputationsandComparisons,”GeorgeIII:AmericasLastKing(NewHen:YaleUniversityPress,2006),411438.,日本在昭和天皇手里打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国体并未改变普利策获得主、MIT教授约翰·道尔的《拥抱失败》一书,其第九到第十一章都是阐述天皇的角色定位和日本天皇制的营建的.作者总的观点认为,正是由于麦克·阿瑟的庇护和东条英机、重光葵、木户幸一等人甘当“盾牌”,致使天皇在二战中的侵略角色未被认真追究.JohnW.Dower,EmbracingDefeat:JapanintheWakeofWorldWarII(NewYork:W.W.Norton,2000).,故此国家首领仍然为原来的君主.无论是换届还是更换政体/政权,新的当权者/胜利者/既得利益者不会、也不需要为过去政权的失败而背负历史包袱,通常的情况下,现政权正好可以藉历史书写把此前造成本国积弱的大灾难或大失败都归罪于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情况比较特殊,以大陆易手的性质而论,它应该被归为第二类；以它自身在播迁台湾后仍保持有政体的完整性和政府首领统治的持续性而论,它又可以被归入第三类.
在现实政治的运作中,政治家们总是需要使用职业公关人员来帮助他们推出自己的观点、政策,有时候,他们会求助于公关业为他们刻意打造亲民的形象LaurieOakes,OntheRecord:Politics,PoliticiansandPower(Sydney:HachetteAustralia,2010),191..在西方语境中所称为“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s）者,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往往称为“宣传”（Propaganda）.无论在大陆阶段还是在台湾阶段,都一向会在宣传领域启用素有人文修养和文字能力的高级幕僚为他撰写重要的文告、自传、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论著.借用今天在人文体系内已经成为一门学科研究的“公共关系学”的专业术语,我们不妨说,蒋氏的文胆们颇类于今日欧美政坛专门应对公关信息发布的一类政治顾问,贬义的英文叫法为SpinDoctors.Spin原义为“纺纱”或“旋转”,但用作棒球术语时,专指投球手掷出意图骗过对方击球手的曲线球.在美国俚语中,Spin有欺骗的意思.用在以文字发布为主的政府公关领域上,Spin这个词的中文可以译作“曲释”.
以一个长期政权的失败经历而言,它在致命失败之前往往还会有若干重大失败,这些重大失败又往往是导致它致命失败的远因.对国民党政府来说,“丢失大陆”是它的致命失败,“西安事变”是它的重大失败之一,则它在进行历史书写的时候,这两大事件是无论如何不能绕开的.
那么,可曾在《半月记》付梓之后,再次对西安事变有过深刻反思？在他的心目中,是谁挑起了这场举世震惊的事件？事件背后有无中国或共产国际的精心策划？如能够诿过的话,张的过错占几分,其他人的过错又占几分？除了张、杨与方面的力量,他是怎样看待其他卷入了这场事变的势力？他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是否曾随着时间的推移起过变化？
笔者因个人机缘,得见一份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有关西安事变问题的手稿,共八页.以其长度和周详程度论,这八页手稿可以相当全面地代表在事隔多年后对西安事变的再思考.而这八页的内容,又经过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操作,被编入了以名义写作的《苏俄在中国》一书.本文的目的,除了披露蒋氏这份原始手稿,给西安事变这个“罗门生”事件再添一块来自蒋氏个人视角的拼图板之外,更想藉互参该手稿与成书后的《苏俄在中国》的“西安事变”部分来作具体的考量,当面对“西安事变”、“丢失大陆”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时,国民党文宣系统是怎样使用“曲释”的具体手段来进行自我辩解（Selfjustification）的.
随着《日记》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解密,史学界迎来了一面可以用来检视中国近代史的新视窗.特别是2007年4月2日以后,日记中1931年到1945年的手稿得到公开,由于学者们的传抄,我们得以看到“手稿本”中有关西安事变部分的全貌台湾学者刘维开2003年于《近代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他所整理的蒋氏西安事变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度在斯坦福手抄了蒋西安事变日记1936年12月10日至12月31日段,共22天,与其同事整理后发表（见周天度、孙彩霞：《〈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7年第10期）.但周之所见仍不是原件,而是从缩微胶片还原的复印件,有些字句被油墨遮盖,无法辨认,遂以“□”替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在编辑《家书日记文墨选录》时,核校了两个版本并尽量补足了脱漏,本文所使用的蒋氏日记即来自曾景忠：《西安事变日记》,《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年..对照《半月记》来看,我们发现,“手稿本”中存有《半月记》中所没有的某些重要内容例如,《半月记》中始终否认蒋曾对张、杨作出过任何允诺或让步,更无调停、介入的记录,但《日记》则有关于与周恩来在西安会晤的情况,12月25日记有与周恩来的第二次会面,周提出希望要蒋表态“以后不剿共”,又表示愿意答应的要求,让红军接受指挥.则明确表示,以后对红军不但不再进剿,且可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等等..
胡佛图书馆所藏之《日记》,学界称“手稿本”或“原稿本”,其珍贵的历史价值,与“仿抄本”（抗战期间,令秘书俞国华按原样抄录,目前大陆有少量保存）和“类抄本”（的老师毛思诚按《曾文正公日记类抄》体例分十类摘抄而成,字句有润色、美化之处,现存大陆）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日记有手稿本、仿抄本和类抄本、引录本等几种类型.胡佛研究院开放的日记绝大部分由亲笔书写,可以称为手稿本或原稿本.蒋从早年起已陆续命手下照日记原样抄录副本.抗战时期,离开重庆出巡,为了防止遗失,有部分日记由秘书俞国华抄存.由于这两种本子从内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一模一样,因此可以称为仿抄本.这种仿抄本,大陆保存少数,胡佛研究院保存多数,自1920年至1970年,中缺1924年、1948年、1949年.杨天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日记解读：找寻真实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作个横向类比的话,蒋氏日记的“手稿本”,有类于《半月记》的底本,而“类抄本”则类于《半月记》.在此文中,笔者亦希望能够藉互参原始日记与《半月记》的文本,来解析探讨取用第一人称书写历史时的心态问题.笔者提出,蒋氏在有关他本人的自传类写作中——无论是他自己亲自执笔还是令他人——心理上都持有“彰道、明德”的理学圣贤诉求.接着,笔者将以陈布雷和陶希圣为例,来探讨文宣“曲释”生涯在思想、情感、人格方面带给蒋氏高级文胆的多重折磨,并分析他们之所以会产生弃世之举和严重精神衰弱的原因.最后,笔者打算对照德国文化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WolfgangSchivelbusch）在他的《失败文化：关于国家的重创、悲悼和复兴》WolfgangSchivelbusch,TheCultureofDefeat:OnNationalTrauma,Mourning,andRecovery(NewYork:HenryHolt,2003).一书中所构建的有关失败文化的范式,来探讨及国民党文宣人员作为历史的失败者,在书写“丢失大陆”时的复杂心理机制及更多的现实原因.
一、有关西安事变意见的八页手稿
1955年冬,已经退守台湾的嘱其御用文胆陶希圣再撰书,以辩明国民党在国共之争中失败的底因是由于苏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侵染.这部原定名为《和平共存》的书稿,于1955年底开写,写到四万字时送呈,蒋氏读后,心潮起伏澎湃,不断提出新的建议和指示,陶于是奉示补写,加入约三万字,的其他文胆后又补入约三万字,这一稿遂扩充至十一万字.再后来,自己亲自投入批阅增订的工作,凡四个月不舍昼夜,而陶氏与众文胆日夜随侍左右,每闻天听,即忙揣上意进行文字上的添改,故此书最后完稿时,已膨胀至十八万字.而此书于1956年底推出时,书名也改作《苏俄在中国》了.
以上就是陶希圣参与《苏俄在中国》一书的写作的始末.业师陶晋生、鲍家麟教授是陶希圣诸多子媳中专治史学的两位,陶氏身后将他的很多资料留给了他们,因此笔者也有缘见到陶氏档案的一部分陶、鲍二师均为笔者在亚利桑那大学读书时的导师,遗憾的是他们的婚姻经过四十年而仳离..在陶氏档案中,有一种“极密”件,乃是一种打有红戳“极密”二字、来自1950年代“总统府”的机要文件,它们是在《苏俄在中国》成书过程中,由蒋“总统府”秘书们综合其他文胆有关此书二稿的意见,再添加上“外交部”人员的建议,录下来以备陶希圣继续修改写作之用的.笔者作为鲍家麟教授的助手和博士生,曾帮她梳理过若干陶氏档案,并曾合撰《陶希圣与“极密”件》一文,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第95期.
陶氏档案中有整整八页纸的手稿,写在左下方印有“总统府”三个小字的竖格五行专用便笺上,都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意见,之所以大费周章,亲自写作有关西安事变的意见,应该是由于在《苏俄在中国》的写作过程中,他对于人陶希圣隔靴搔痒式的文字实在无法感到满意,因此决定亲自下笔,从记忆深处再次发掘、追忆这场震惊世界的军事政变（CoupDetat）.
我们都知道,批阅公文,终生都使用毛笔,不以写作字数之长短而易；他的书法风格,一般情况下是清正、劲敛的,但他这八页手稿却有不少潦草涂抹处,尤以第二、三页为多.先成其文,凡有自视为措辞不妥处,则涂抹之,有时涂抹之后,又用三角形的“△”记号再标画回来,往往一句之中,同时有反复涂抹和恢复.其添加之文,则多写在稿纸右侧,那五行便笺纸的边格空白本已不裕,故他将字体缩小挤入,而有时,这些添加文字又需被添入内容,于是那些作为“添加的添加”的文字就写得更小、更草、更不可辨了.幸得业师鲍教授本擅书法,对草体极熟稔,经她的慧眼辨认,这份蒋氏手稿才得以不缺一字地还原出来.
按页排列,这八页手稿的内容如下：
手稿（第1页）
［不知何人笔迹］我们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毛笔笔迹开始］但是这件轰动世界事变的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瞭.此事的主动者仍是张学良的本身,而并不是策动的,且在事前可说与共党并无直接关系.不过当时共党勾结张学良已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其与张之关系自然到了相当的［以上第1页］程度.因为他们在西安,恐被发觉,故张与共党商谈,多在陕北的延安.而其在西安为共党作宣传、反动煽惑军心的,是共党组织,而其中最主要的关键,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议,他以中立主义者名义在西安对张学良及其左右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发动攻心战术,时时予张学良以不断的刺激.到了最后,张乃以其剿共与抗日的矛盾心理之弱点,［以上第2页］竟被其攻心战术所突破,就情不自禁的发动叛变了.据张自述,其当时处境,因为事变以及对我
手稿（第2页）
八项要求自知无法实现,而重新用胁制手段已无法得售,又以南京下令讨伐,更觉情势一发不可收拾,乃于第三日接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其所谓东北军、西北军杨虎城与共产军三位一体的委员会,于是至此,西安事变乃完全变质.而至此亦才开始利用这个良机了.［以上第3页］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记者张季鸾来华清池见我,谈及陕北共党与东北军勾结的消息,又谈到社会上“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弥漫着整个西安,感觉这个问题甚为严重,问我意见如何.我对他说,一致抗日是中［以上第4页］央一贯的目的,但是大家应知,共党乃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日的问题.
我又对他说,你是陕北人,又是记者,你亦必得到陕北消息,［以上第5页］张学良与在延安,面商一致抗日、停止剿匪的消息.他突现惊骇之色,反问我,“你真已得到这个情报么？”“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意思明告在西安［以上第6页］的一般将领呢？”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应该要使他们警觉才行.而且我亦就要在西安召集一般将领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了.”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大公报》亦就将我上述的意思警告了张杨.这是在西安事变二星［以上第7页］期以前的事.现在回忆,更增感慨.至于事变以前,在西安作反动宣传,进行策反工作的,亦并不是共党,而完全是共党的组织.［以上第8页］
在的批注之上,又附有陶希圣的一则短注,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陶注从内容看,似为他聆听了蒋氏关于改写西安事变的指示后写下的心得笔记.其内容为：
张之叛变乃受中立主义的影响及共党之渗透与攻心战术.此点极为重要.
唯共党采取两面作法,以胁取政府及委员长之诺言,此一意思,似须表达出来.两面作法亦中立战术之作法也.——希圣谨注
今日披露的这份写作于1956年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手稿（以下简称“1956稿”）,其珍贵之处在于：如拼图游戏一般,多了这块拼图板,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历史全貌就会看得更清楚了.当然,此意见是比《半月记》更为“后见”的一种“后见之明”,又与《半月记》一样,同样有着为满足国民党文宣需求而生的性质.所不同者,蒋氏在心潮起伏的情况下——由手迹中的反复涂抹、修改可证——长篇写成此段指示,尚未经捉刀人的削伐增益,故其反映蒋氏思想和心态,应较成书后的《苏俄在中国》更具完整性（intactness）.此一写作,发生于西安事变二十年之后的1956年,蒋氏对这一历史转折之于中国、国民党和他本人命运的思考,又应该比他托嘱陈布雷写作《半月记》时更为成熟然则手稿虽云珍贵,过度强调其重要性则不必.写作《天下得失：的人生》一书的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民国史学者,针对目前研究中过度依赖胡佛图书馆馆藏的日记手稿本的风气提出看法,认为“仅靠日记,远远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从1927年,蒋的地位巩固以后,他写日记很明确的一点是要给后人看的”.对于他们的一个表述——“只能说日记还原了心目中的自己”,笔者不仅仅是赞同的,而且在此也要借用来说,“从陶希圣档案中发现的这部分有关西安事变的手稿,只能说是它们还原了心目中的西安事变”.参见对三位学者的采访.田波澜：《仅靠日记,远远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东方早报》2012年9月21日,B04版..
比较“1956稿”与《半月记》,我们发现如下要点：第一,《半月记》中尚为张学良讳言,以“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患在不明国策”蒋中正：《西安半月记》,第1页.等言语来为张学良卸肩发动军事政变的责任,而1956稿则直说西安事变的罪魁祸首就是张学良,淡化了直接煽动张反叛的色彩.第二,蒋明确说出了张学良是在八项主张受拒于蒋、南京方面下令讨伐的情势下,才决定软化态度、采取三方会议的.至于原来出自《半月记》的、所谓张学良态度转变乃因看了的日记的说法《半月记》12月14日记有如下内容：“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已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蒋中正：《西安半月记》,第26页.,蒋本人已经不再提起.第三,张发动西安事变,是“情不自禁”的,亦即不是老谋深算的.第四,张受中立势力、或“第三党”派别的攻心,甚于本身的影响.第五,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中所担任的角色值得注意.
西安事变自有它的远因、近因、内因、外因,但它的爆发是突然的、意气的.看了唐德刚口述历史里的张学良回忆后,不少读者甚至会认同“真实的西安事变是两个男人（张和蒋）情绪失控的产物”这个网络用语化的说法.目前史学界基本认可的是：西安事变最直接的导火索,应为给邵力子秘嘱,让其令《大公报》驻陕记者发布消息,意图在间接告诉张、杨：你不剿共,我换人来剿.
蒋氏的密嘱,是他于12月9日写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全文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引自蒋中正：《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文物供应社,1956年.
此密嘱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局）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档案史料”的馆藏中缪平均：《密信是西安事变的导火索吗》,《名人传记》2012年第2期.致邵力子密嘱及《大公报》1936年12月12日的图片,则可参看阎愈新：《的密嘱与西安事变》,《百年潮》2001年第11期..有关此密嘱究竟是发现于华清池的蒋氏卧室桌上,还是邵力子办公室,各处文献说法不同.有人认为此一密嘱始终未曾发出,这是不确的,因为“双十二”当日,《大公报》以大字号发布了“蒋鼎文负责剿共”的消息,显然在这三日之间,《大公报》已经将蒋给予他们的散布消息、制造舆论的任务承担了起来.蒋鼎文曾在非正式场合威胁张学良交出兵权的说法,亦见于张学良心腹谋士黎天才的自传未刊稿.
有关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大公报》总编王芸生之子王芝琛以及很多学者如方汉奇、王鹏等均做过研究,王泽润写《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的时候就此作了一个综述王泽润：《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182页..以往常约张季鸾会谈,通过《大公报》的社评把蒋的设想透露出去,借以探测民意,为其施行政策铺路.因此,不仅一般的读者,甚至连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官员也常要从《大公报》的社评中探悉的意向,以便预作准备.12月9日写给邵力子的密嘱,显然是蒋氏打算使用同一手法.9日,《大公报》驻陕西特派员李天炽李天炽又名李天织,西安事变后曾写《西安一月记》,录其事甚详,载《国闻周报》.李天炽实为亲历西安事变的新闻业第一人,其时正在张季鸾麾下,而且与西安事变的最终发作有莫大的渊源,惜笔者尚未看到更为详尽的史料（参见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1979年,第176186页）.李天炽又曾被张季鸾派往新疆迪化,遭军阀盛世才一年.见周雨：《大公报史：19021949》,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获悉密嘱内容,立即向已经返回上海的张季鸾告知,张季鸾本与张学良交谊匪浅,又早得要他去向军政大员“放风”之微旨,于是晓谕李天炽可以“很委婉地”将密嘱大意告诉张学良,而密嘱内容将晚一两天见报——事实上也确实在“双十二”那天见报了.通常的看法,认为张学良就是在得知“密嘱”内容后召集各方人士开会,遂决定在12日晨动手,扣押.
西安事件爆发之后,遂获得了它自行发展的动能,无论蒋、张、杨、、苏联、舆论、宋氏兄妹、还是国民党,都只能在间中使力,起到部分作用,而其和平解决则是多方运作达成的结果.说“多方”而不是“各方”,是因为“和平解决”并非为每一方都愿意看到的结果.
二、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手法
的这些原始回忆,经由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打磨（polishing）之后,就成文为《苏俄在中国》的西安事变部分.笔者在此,将对这段文本的评注和分析逐一加在方括号里,以阐析蒋氏文宣的曲释手法之巧.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瞭.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为张学良的本身［忠实表述蒋的观点］,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添加,但观点为国民党历史家所固有］.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忠实表述蒋的观点］.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程度,又因为他们在西安,恐易被我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守军还是张的所部）［基本忠实的表述,其添加的信息是准确的］.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报馆主笔,亦是我们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张季鸾,来华清池见我［张季鸾见蒋发生于12月5日,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蒋自云见张季鸾为西安事变“两个星期以前的事”,这是他的记忆错误或故意混淆不得而知,但已为下文所纠正.张季鸾所代表的《大公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形成的舆论力量举世瞩目,已经毋庸赘言事变发生后,张季鸾彻夜吸烟未眠,殚精竭虑写出了有关西安事变善后的意见,在“电讯不通,莫知详情”的情况下,张季鸾顶着来自左右两方的压力,本着避免分崩、维护国家统一的公心,首先提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因为是经过十年风雨考验形成的领袖,故必须以恢复蒋之自由为第一义.可以说,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张季鸾与他属下的《大公报》的宣传之力,功莫大焉.王泽润：《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第8288页.］,谈及陕北共党勾结东北军的不稳消息,他认为这恐是使用反间的一种手段,须加注意［有关“张学良与在延安,面商一致抗日、停止剿匪的消息”,在蒋原手稿中是他本人先提请张季鸾注意的,在此处已经被置换为张季鸾先提请蒋注意.使用“他认为”、“恐”等文辞,则使信息传达的精确性减弱］.我就对他说：“你是陕北人,关于你家乡问题,自必格外关切,请问你们在延安的记者,最近有什么重要消息么？”［蒋对于张杨有叛相的凿说（statement）,此处变成了一个提问（question）］他说,谣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其他就吞吐其辞,欲说复止,他只说这些谎言,不要说他,自然会止息的.我乃自动的问他说,“你所谓谣言,是否亦听到了张汉卿与在延安面商拥护,一致抗日的消息么？”［将“一致抗日、停止剿匪”置换为“拥护,一致抗日”,从张学良的立场来表述,会让国共的对抗性显得减弱］他忽现惊骇之色［忠实表述］,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张季鸾的反问句“你真已得到这个情报么？”被删除］接着他又说,他不相信这个消息会是真的,他且对我分析的说：如其他们是真是拥护,一致抗日的话,那张汉卿必会坦率的报告,决不会越过了,与共党私自勾结.所以他认为这个谣言,至少亦是共党的反间阴谋作用,然而最近谣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范.我听到他这番话,更觉此事严重了.他乃又继续的谈下去说：目前倒是另有一种情势,不能不特别注意的.就是西安社会上弥漫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他此次来西安视察已有十日,感觉这个问题严重,比其他一切问题更为紧要［添加的此段,意在让张季鸾自己提出西安谣言遍地、人心惶惶的前提,遂引发其后蒋对张季鸾提出的、由《大公报》向社会进行澄清阐明政府意图之请］.他就问我对于这个“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如何？我对他说：“一致抗日,是一贯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以后,既定的方针.但是大家应知共党的用意,其目的并不在‘一致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日的问题.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的意思,先告诉他在西安的一般朋友呢？［蒋原稿中张季鸾问句中的“在西安的一般将领”被置换为“在西安的一般朋友”,置换虽仅两字,但意思就大为不同了.张季鸾并不是一位普通的民国新闻人,他曾于民国元年事孙中山为总统府秘书,蒋一向待之以“布衣国士”之礼.事实上,1936年10月底,蒋到北方避寿兼布置反共军事行动,张季鸾到西安采访时,就分别拜会过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蒋鼎文、晏道刚、胡宗南、关麟征等军事要员王泽润：《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第101页.,而这些人均在两个星期后的西安事变中有重要角色上演.］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蒋需要通过《大公报》散布的,乃是“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的信息,此一密嘱的意图为对张、杨敲山震虎.］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所散发劝告张杨与东北军的传单,其大意就是当时我在华清池与张季鸾谈话的要领.［在西安上空被散发的,不是传单,而是载有“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社论的12月18日《大公报》.散发者也不是《大公报》报社,而是南京政府.《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是张季鸾西安事变后四篇社评中最著名的一篇,一面深切表达对东北军将士的同情,一面劝叛方向蒋“谢罪”收场,“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文章字字血泪,极富煽情力,表达的是西安事变后国情民心的激震强响,而不是事变前华清池晤谈中蒋、张间心领神会的那些内容.在西安上空对军民空投数万份《大公报》,这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是一次奇观王泽润：《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第8588页..当时,张、杨并没有阻止空投或收缴报纸,应当说,大部分西安市民和东北军将士都看到了张季鸾的这篇公开信.但《大公报》本身并不掌握飞机空投的资源,以一家非官营的民间报纸,也不能在战事一触即发的叛区做此动作,其理甚明也.国民党文宣以混淆主语的手段,将“南京政府散发《大公报》”改头换面为“《大公报》散发传单”,真可谓既不惮民口之滔滔于前,又不避史笔之昭昭于后了.］这是在西安事变约一星期以前的事［订正蒋手稿中的“两个星期以前”之误］.现在回忆,更增感慨……至于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作反动宣传,进行策反工作的,亦并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分子［忠实表述］.可是这些中立分子,确实不是员,而亦不要他们加入其组织,取得党籍,只要他们采取中立态度,或以第三党名义发言就够了.正因为他们不是,所以都能够明目张胆的在西安散播谣诼,煽惑军民,并对张学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的伎俩,发动其攻心战术,时时予张以不断的刺激,最后张学良卒以其“剿共”与“抗日”的矛盾心理弱点,竟被他们攻心战术所突破……［基本等同于国民党系统当时认为张学良是如何被“攻心”和“洗脑”的忠实表述,但真实的情况百倍复杂于此有关张学良与及的互动,可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仅在被张学良称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老实人”张学良认为晏道刚“并没事前发现我的事情,那事儿他没留心,他虽然在这儿也不知道,换句话说,他也没有那么注意,他没那么多心,就说,他是老实人么”（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的晏道刚的回忆记录中,有关当时张学良的动向,就纵横着多条与共方打交道的线索.而张学良既不是在消极被动地等待共方或第三党去“攻心”,更不是对蒋以行政、军事、特务、舆论对他形成的包围无所察觉.他也是没那么“老实”的.对于蒋往他的势力范围内“掺沙子”的做法,他也能亦刚亦柔地去对付,置换掉有敌意者,争取对他有同情者张学良于7月20日致晏道刚亲笔函：“句樵我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劳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亦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弟张学良,7月20日于王曲军官训练团.”这是张氏懂得化敌为友的神功.见晏道刚：《张学良扣留的前前后后》,《文史春秋》1996年第12期.］.最后据张学良又自述其在事变期间的心境,最初发生事变之后二日内,与我数次谈话所得的结果,及见我的态度与决心,无法转移,自知其预定的计画已无实现希望,其内部亦发生问题,并不如其在事前所想像那样容易；而当时特别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讨伐的电报,更觉情势险恶,已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乃于第三日决心派机接共党代表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他们所谓东北军、西北军（杨虎成）与共产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1955年,因为有写作《苏俄在中国》的需要,张学良在看管他的刘光乙的授意下,以致书信的形式写过一个千字左右的文本,外界称《西安事变反省录》,但其前半部分经由蒋经国改动,并于1964年7月以《西安事变忏悔录》的名目刊于台湾《希望》杂志,引起张学良和不满,该刊又很快被国民党收回,故流传不广.张学良晚年对唐德刚作口述历史的时候已经对此进行澄清,但彼时张已经垂垂老矣,口齿缠绕不清,而唐又严恪口述历史的规范,完全以录音记录来整理文字,且唐对张的采访受到多重因素干扰,会面时间根本不充足,故此留下的记录,偏于散漫的口语化叙述,读者也只能在其中看个大概而已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第132134页..总之,张学良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是一件复杂的公案杨奎松认为,在西安事变过去若干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的张学良表示悔过的文字只有一件,这就是《西安事变忏悔录》.但是,这毕竟是在张学良失去自由期间的文字,而且又是经过外人整理后的文字.从张恢复自由之后屡次发表谈话,强调自己对发动西安事变“没什么后悔的”这一情祝看,可知张学良当年的这次“忏悔”看来未必尽是由衷之言.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关系之研究》,第440页.］.至此西安事变就完全变了质,而其本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其组织的中立主义活动,互相策应,乃构成其所谓“一面联合,一面斗争”的作战方式,来达到其对张杨所预期的目的.
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政治科学的词语构建中,“宣传”一词并不如后来的普通西方民众所诋恶之深者.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外甥、奥地利裔美国学者爱德华·伯尼斯（EdwardBernays）被视为西方公共关系学的祖师爷,他又有个别名叫“曲释之父”（TheFatherofSpin）.他就认为,对公众意见的操纵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EdwardBernays,Propaganda(NewYork:Routledge,1928),10..伯尼斯对威尔逊总统很有影响力,他参与了威尔逊政府激发美国民众支持和参加一战的舆论制造过程.正是因为他深谙美国民众已经厌恶了“宣传”这一源出于一战时期的德国词汇,才在战后推出“公共关系”一词作为其替代StuartEwen,PR！:ASocialHistoryofSpin(NewYork:BasicBooks,2008)..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特别是互联网兴起后的西方政治科学理论家已经逐渐摒弃了“政治曲释”（PoliticalSpin）,他们不仅质疑其合理性,更质疑其可操作性,认为互联网的普及可以即时曝SpinDoctor的每一动作于日光之下,使作法者得不偿失,反噬其身HelenWilkinson,“SpinisDead！LongLiveSpin,”PoliticalInsightvol.1,no.2(2010)..
无论是西方的所谓“公关”,还是东方政治的所谓“宣传”,Spin的精髓在于处理信息时,对文本或信息的发布以“曲”力操作,具体方式大略如下：1.“捡拾樱桃”（CherryPicking）：有选择性地推出事实,以支持己方的理想定位.伯尼斯尝言：“很大程度上,真相就是被定义为在听众那里有销路的东西”（Truthislargelydefinedasthatwhichwillselltoanaudience）Ewen,PR！:ASocialHistoryofSpin,26..2.“不否认的否认”（NondenialDenial）,在表述的时候,对不能证明的于对方不利的事实进行暗示假定,或于己方不利的事实语焉不详,用含混之词将民众注意力从真正要点上引开.3.“非道歉的道歉”（NonapologyApology）：道歉,非因应道歉的事实,而仅因听众/受方显得受伤害、要求道歉,而给予道歉.4.使用“反正错误已经铸成”式的表述,使受众产生“堕甑不顾”、“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的慷慨感.5.使用非经证实的事实指向有利己方的结论,或干脆承认问题但不予给出回答.6.将坏消息埋起来.
伯尼斯生于1891年,比生于1887年的仅仅小四岁.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蒋氏或他的资深文胆们受到过这位“曲释之父”的直接影响,但观乎蒋氏文宣系统半个多世纪的运作传统,我们不妨说,他们已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地得到了“曲释”之三昧.是否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说,国民党文宣系统之所以能够如此稔熟于“曲释”的运作,根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政治,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自外于过Spin的理论和操作呢？那些本来就深植于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庄子·胠箧》）,“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第六十五章》）,“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大雅·皇矣》）的治国之术——借用一句流行歌曲的表达——本就是我们的有国者“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三、彰道、明德：的理学圣贤诉求
对于一生视为道德楷模的晚清重臣曾国藩,钱穆评价谓“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32页..曾国藩潜研性道,宗尚闽洛,他的秉自唐鉴、倭仁的“省身功夫”,以日记为载体,以自我反省为日课曾国藩尝至唐鉴处,蒙后者告知：“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见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92页.,而这些做法又被忠实地继承了下来.从这层意义上说,蒋氏的手稿应该具有一定的不吝自曝其短、不为自己文过饰非的价值.而与此同时,曾国藩的好诲后人、欲传万世圣贤师则的理学名家的心态,也被蒋氏继承了.
汪荣祖分析的思想渊源,认为其“必然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学时所感受到的一点武士道意识,在戴季陶、陈立夫灌输下的一点儒家权威主义,在德国顾问影响下的一点普鲁士军国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以及在妻子宋美龄叮咛下的一点基督教伦理.此一大杂烩思想渊源是浮浅的,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也难以补救三义之不足.”他并且批评芮玛丽（MaryWright）的看法,举为治史者诫.芮玛丽治“同治中兴”有专著《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MaryWright,TheLastStandofChineseConservati:theTungchihRestoration,18611874(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57).,治国民党思想史则有长文《从革命到革新：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变形》MaryWright,“FromRevolutiontoRestoration:TheTranormationofKuomintangIdeology,”TheFarEasternQuarterlyvol.14,no.4(1955)..至少我们可以判断,她并不是一个会泛论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西方学者.芮玛丽因见钦慕曾国藩、胡林翼之为人,便将蒋与这些同治中兴的理学名臣相比,汪荣祖以为“失之于偏”汪荣祖、李敖：《评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第267268页..
《半月记》中,以12月14日,即事变发生两日后,蒋、张二人的思想言论对峙活动记录为最密,其中有一段为张学良上思想政治课的描写,与12月12日事变发生时蒋所自期的“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心理活动相呼应.蒋、张之辩,起源于张抱怨说蒋“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则旁征博引,解释何为“成功”、“成仁”及生死与国家的意义,内中不乏有孟夫子式的辩才、理学家式的意气和大英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意图蒋中正：《西安半月记》,第2534页..而在《日记》“手稿本”中,只见如下一段：
1936年12月14日.雪耻.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无自负.住新城.我迁住张宅.端纳来见,邀余移住张宅.学良表示悔悟之意,似甚诚.彼实恐余住新城与杨（虎城）接近,为杨操纵,故急求余离新城.及至其宅,彼乃提出八条件,并明言此时有共党参加其间.余痛斥而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端纳乃余妻托其来营救.而于昨日自知此事不了,亦电彼与余妻来陕设法调处也.张上下午来见共三次,向余连泣三次,然余知其为泣也.张持端纳电文示余,首见“蒋夫人转电已悉”句,余泪下如雨,泣不成声,而张亦假泣,其人之投机与无耻至此.其实彼亦明知余为见“蒋夫人”三字而泣,而非为彼泣,而余亦与之对泣也.曾景忠：《西安事变日记》,第216217页.
汪荣祖曾经拿《半月记》与捉蒋经手人孙铭九所写的《西安事变亲历记》作了一番对比,发现孙的记录“朴实无华,口口声声委员长,并无故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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