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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网络群体传播中的社会关系变迁以两类网络群组为个案考察
摘 要：互联网带来了新的社群组织方式.本研究对两个亲身参与的个案进行详细考察,观察到,在传统社会网络化再造的过程中,网络群体在技术上获得了平权的同时,也面临着人际距离带来的压力和潜移默化的商业收编.在群体成员的经济独立和主体自觉的引领下,进行着现实的和仪式化的抗争.
关键词：互联网群体传播 社会关系 网络群组
虚构文学作品《鲁滨逊漂流记》为读者建构起孤筏重洋的文学想象.在作者笛福笔下,主人公鲁滨逊独自在荒岛上生存了24年,驯化山羊和猫做伴,以勇气和毅力创造出崭新的生活.然而在现实中,一个人的顺利成长并成为社会的一员,却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量感觉剥夺实验表明：长期的与世隔绝会带来活动的严重失调,隔离生活对于普通人而言,意味着严酷的考验.
人类生活处处需要大规模的群体成员进行合作.群体是构成人类正常活动的基本要素,也是人类走向社会生活的重要通道.然而,“邓巴数字”指出：通过直接的人际传播维持的社会关系最多只有148人,村落、班级的规模多以此为上限,大量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与社会的快速创新更需要通过中介.在这个过程中,各类媒介实际上承担了社会组织和信息分享的作用.
人性并不会因为技术的变化有太大改变,但是技术却实实在在改变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互动性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媒体诞生也在潜移默化中带来了一场社会变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扩散,“地球村”的寓言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实,而互联网也创造出了崭新的生活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艾文森所谓的“人的回归”.以群体为切入口,有助于从人类行为本身近距离观察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在此背景下,笔者试图立土个案,结合亲身参与,考察在互联网群体传播的背景下的网络群体社会组织、沟通方式的特征.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质化的个案研究法和参与观察法,对具体个案涉及的文本内容,则进行了适当的话语分析.对于网络群体互动过程而言,个案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掌握细致的线索,进而发现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而参与观察的方法“尤其适合在自然情境下研究态度和行为”,笔者选择的样本均源于熟悉的生活,但个人并没有过度卷入.
笔者在考察互联网群体传播中社会关系变化时,选择了“G学会”“Q教师群”“F小区业主总群”三个群,以及“G学会”“R会员群”两个微信群,对其近半年的聊天记录进行追踪,并对其线上线下活动进行参与式观察.
之所以选择这些个案,是由于对大多数人而言,工作、生活构成了其发展社会关系的重要空间,因而以工作、社区网络为切入口,有助于更为真实全面地把握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具体特征；二是新技术、新生活方式的扩散,更多是潜移默化式的,因而笔者希望能够以真实的社会生活为语境,从日常点滴发出声音；三是在这些社交网络中发生的事件能够在不同层面体现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多元性,这是笔者选择其作为个案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四是这些个案中的一部分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甚至具有某些组织特征,在此也一并说明.
二、网络群体传播的特征与价值
1．以工作群组为个案考察.在传统的社会里,个体被紧紧束缚在地缘与亲缘之中,近代商业出现后,社会团体作为一股重要的、独立的力量展开活动,赋予个人多重身份,这股力量伴随着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扩大.
首先列入观察对象的是“G学会”及由其组织建立的群和微信群.G学会由成立于2008年的某专业协会发起,成员为本专业领域的教师,学会群成立于2013年,目前共273人.主要成员构成为地方高校教师,群主为协会负责人和相关出版社编辑.在G学会的群中,讨论的内容大致涵盖如下方面：围绕工作业务进行的求助、讨论、广告,以及成员个人的求助信息、节日祝福与吟诵.该群的信息以单向发布为主,即使有互动,也大都限于熟人之间,但某些具体业务问题却能够引起大范围的讨论.该学会的微信群“G学会”中同样汇聚了大量地方院校教师,但也有不少名刊编辑、主流院校的教师加入,共计317人.与群相比,微信群内的讨论热烈得多,质量也高得多.除了群所涵盖的内容之外,多了老师、编辑们的原创内容推介、时事热点,以及围绕这些问题的探讨.
学会组织的两个群都是现实社会结构的映射和拓展,群内成员几乎全部实名,并且大都源自于学会成员,其内部结构呈现与现实相似.但在群中,群主并未投入管理,参与者所属机构的级别相对较低,彼此关系疏离,讨论空间长期被各类掮客所占据.微信群则恰恰相反,群主经常进行话题引导,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群内讨论的走向；另有不少活跃分子,不仅乐于在群内分享成果,且彼此多有旧谊,是维护活跃度的主干力量,群主、学会负责人和意见领袖在群内依然承担着在重要问题上发声的责任,与现实中的学术讨论类似,围绕着学术内容的不同理解,群内经常出现分化和站队,有时争论还相当激烈.但吊诡的是,几乎无人主动退群,而其中与工作无关的冗余信息,也多与节日、祭祀有关,呈现出仪式化特征.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区隔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准入机制.群成员不必相互认识就可以加入,微信群必须熟人推荐,群体成员的相关度较高,群体压力较大,沉默的螺旋和组织文化得到了复兴.
另一个观察对象是“Q教师群”.该群由某大学出版社发起,成立于2012年,人数为997人.成员多为参加其暑期课程的教师.事实上,由该出版社发起的网络群组不止一个,但其成员、内容多有重叠,笔者在分析时主要选取了其中最活跃且与学会同属一个学科的“Q教师群”群,其他群组的内容则作为抽象概括的材料.
通过对半年聊天记录的追踪,笔者发现,该群呈现出更多组织化特征,几乎所有的重要讨论都由出版社工作人员围绕其业务展开,讨论主要集中在样书寄送、会议组织和安排；专业讨论和自我推介依然存在,但与学会群相比而言少了很多,也有不少成员分享休闲娱乐信息.
群本为相对自治的领域,但当一位老师分享了一本绝版图书并由此展开热烈讨论时,群主却罕见地实施了管理行为：“为了群的长久存在,请不要分享敏感话题.”再来看事情的另外一面,在该出版社举办的暑期班上,对“敏感信息”的处理方式很耐人寻味.该暑期班涉及两个学科,一共邀请了数十位嘉宾,分为线上直播、传统会议两种形式,两种形式的费用差距很大.从课程内容上来看,仅有的区别在于,两位“敏感”的主讲教师没有参与直播.“敏感”“学术勇气”在这里成为稀缺而昂贵的商品.
教师与大众传媒之间关系微妙.教师的活动范围虽然有限,但其知识生产工作却能够在传媒领域释放出更大的价值；而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上,大众传媒也仰仗优秀的作者、嘉宾提供优质内容、并以其人际影响促进销售.管理者的自我审查来源于严格的外部审查,规避政治风险是成熟商人的必备素质,而人文学者的价值却更多在于其公共性和思想锐度.这种共识和文化掮客的信息处理方式对普通学者带来了考验：以主动边缘化的姿态去获取自主空间显然是一种逃避主义,但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不丧失其正直、独立和批判性,其实是一条异常艰难、需要勇气和智慧的道路.事实上,在群体成员的经济关系互利过程中,资源不对称使得传播的过程从组织者的预谋走向参与者的合谋,资源聚合和意志贯彻以一种潜移默化和对话的方式得以贯彻.
2．以生活群组为个案考察.笔者以参与式观察和聊天记录为基础,考察现代居民社区日常生活的领域,以此进一步揭示网络群体传播的特征与价值.
社区研究是透视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可以考察“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本部分样本来自笔者所生活的小区,由其业主组建的“F小区业主总群”（以下简称“总群”）成立于2016年2月,共697人,人员主要是业主、部分商贩和物业管理人员.
在总群成立之前,地产类垂直门户所附属的业主论坛（BBS）一度是业主们的主要交流空间.但这些论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制约：首先是论坛依附于主站提供的二级页面,进入和寻贴都比较繁琐；其次,缺乏准入制度使得所有信息几乎都是匿名的、谣言和广告.因此,在总群成立后,业主论坛很快完成了用户的迁移,总群承担了社区内绝大部分沟通功能.其涉及议题涵盖了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如子女入学、房产租售、日用品买卖、运动娱乐等.与学会群中的激烈对峙、教师群中的读者服务不同,社区群并没有明显的议题引导者和讨论中心,更多的是群成员之间围绕不同议题进行合作、协商.群组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性既来源于在群中“不论高矮胖瘦”,更源于大家“都交了物业费”（源自群内发言）.
在该群半年长达99页A4纸的聊天记录当中,历次维权行动占据了最多的篇幅,而在其中两次重要抗争活动当中,参与者均引用了新闻报道.比如,在家长为孩子争取合理的入托权时,他们援引了《郑州晚报》关于分区入学的新闻,并对河南卫视相关报道进行了截屏；而在车位涨价的行动中,则援引了南京地区的相关判例.援引报道的题材都是消息,这样的新闻使用方式,呈现了信息使用者主动的一面：他们不是新闻启蒙的对象,也不需要借助报刊组织论坛；“新闻”的价值主要在于为业主和物业公司、招生部门进行现实斗争提供事实依据和参考资料,至于记者提供了哪些观点,以何种方式讲述,业主们似乎并不关心；而公共论坛的功能,也早已从中心化的大众媒体迁移到网络群组当中.由此可见,就社会动员而言,新闻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事实,而非凯瑞等学者所强调的仪式或叙事.
群里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出现了分级传播.拉扎斯菲尔德团队在著名的“人民的选择”研究中发现了二级传播：大众传播只有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作用才能发挥影响,在社区网络自治的过程当中,类似的现象依然存在,但这种分级传播的主要表现为,当某个话题在群中得不到相应反馈或者需要进行细节讨论的时候,就会成立新的群聊.群聊“在开辟公共空间的同时,也同样在切割公共空间”.如在家长为孩子争取入托权的过程中,相关人士在总群中宣布成立了“F幼儿园家长群”,并在新的群聊中进行专题讨论.半年时间里,总群中还以类似方式诞生了三四个生活服务类子群.从子群的聊天记录的呈现看,每个人都在调动自己的社会资源,并最终服务于群体.在这里并没有什么意见领袖,沉默的个体也并非漠不关心,而是无能为力.由此可见,在社区的自治体系当中,互联网群体传播的扁平化实际上调动了每个群成员的力量,并最终撼动了大众传媒和“意见领袖”原先的舆论中心地位.正如喻国明老师所言,“关系赋权最大程度激活了个体及其关系资源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格局和游戏规则”.
三、共性与反思
以上两部分,笔者深描了在工作与生活场域之中的互联网群体传播现象,并总结出各自特征.这些个案之中也隐含了某些明显的共性.
1．匿名的消亡.“个人数据的增多与开放,也意味着个性的明晰,虚荣最终会战胜隐私.”在列入观察的两类群组当中,个体虽然名义上是匿名的,但实际上每一个网络账号的历史踪迹中都隐含着大量易于获取的真实信息.个人网络声誉的建立和责任的承担不可分割,对于匿名网络中舆论的理性和信任回归,笔者抱谨慎乐观态度.
2．商业的隐线.在工作和生活的领域当中,用户的每一次互联网群体传播行为都是在特定机构的看顾下实现的,传统的二次售卖理论再次显灵,用户持续不断的内容生产、社交行为伴随着无所不在的信息推广活动,这一切早在媒介机构进行顶层设计时已经完成,用户在不自觉中沦为打工仔.与此同时,“”和“掮客”之类的角色在每个列入观察的网络结构中都普遍存在,但他们的存在往往招致排斥,似乎网络群体对于明显偏倚信息和商业信息有天然的反感,即使某些商业信息对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明显有益.
3．互联网群体传播虽然不是现实社会的映射,但它的组织形态却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延伸.纵然我们共享同一套技术语言,但高度结构化的网络与个人主义的分权网络在同一个地球村当中并行不悖,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用户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运营者的设定.一方面,网络社会所具有的强大空间聚合力使个人能力有机会不依附特定组织得以变现；另一方面,个体的真实生活却与网络多重空间之间依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隔离,这给个人的时间管理带来了挑战.这些问题的存在状态和突破方式都需要更为细致的实证研究予以解答.
总之,在这个信息海量却“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时代,没有具体指向信息扑面而来,社交网络上的成员和内容不停地变动,受众成为各类信息产品的试验场.但在阿伦特看来,劳动生产之外的公共领域可以是自由的,而自由的实现取决于行动主体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自动形成,并具备了开创群体生活全新世界的能力,这既是自我救赎之路,也是幸福所在.
作者系中原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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