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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作家对我说2019年我读老舍、赵树理和叶广芩
赵勇
回顾2016 年的阅读历程,我想重点谈谈我重读老舍、赵树理的感受,顺便谈谈我以前没关注过的京味小说家叶广芩.换言之,我向读者报告一下老舍、赵树理和叶广芩,2016 年通过他们的作品向我所说的话.
重读老舍,是因为我的大学同学赵雪芹女士的约请.2016 年是老舍先生去世50 周年,按照版权法,从2017 年开始,老舍的所有作品都转为公版.而由于改编自老舍短篇小说的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也即将上映,赵雪芹所在的出版社就想编一本《老舍短篇小说精选》,以便抓住时机.这样,她就与我商量,看我能否接下这个活儿.
我以前是读过老舍先生的不少长篇的,但他的短篇小说却读得不全.对于我来说,重读老舍,自然是一次很好的补课机会,这个机会需要珍惜.于是,在老舍先生辞世50周年的日子里,我摆开了读老舍的架势：先读电子版——在电脑上读,手机上瞧,kindle上看,后读纸版——干脆买回一套《老舍小说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待七十多个短篇集中读完,已是昏天黑地,眼冒金星,故事和人物都开始串门了.
坦率地说,老舍的短篇小说并非篇篇都好,这与他一开始不拿短篇当回事有关,或者是许多稿子赶得急,他确实来不及仔细推敲.（老舍把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命名为《赶集》,并在序中解释道：“这里的‘赶集’不是逢一四七或二五八到集上去卖两只鸡或买二斗米的意思,不是；这是说这本集子里的十几篇东西都是赶出来的.”）但老舍毕竟是老舍,他的不少短篇写得还是相当有水准的.记得王朔指点江山那阵儿,他把鲁迅、老舍、金庸都“看”了一遍,损了一通.但我读《我看老舍》一文,觉得王朔还算笔下留情.当然,短篇中他只认《断魂》,其余觉得也就那么回事.这个话说得比较满,我怀疑他是否通读过老舍的全部短篇.
与长篇相比,老舍的短篇取材似更广泛：拉车的,耍拳的,卖艺的,当巡警的,做的,想学康小八的,假洋鬼子,小媳妇,富太太,穷学生,小知识分子……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他们大都来自社会底层,挣扎在生计的边缘.老舍也写过济南、青岛、重庆的底层,但似乎只有写到北平城的底层时才心里踏实.一写到这个底层,他就来劲,就左右逢源笔下生风,场景惟妙惟肖,人物活灵活现.于是我就感叹,老北京人的起居、饮食、民俗、悲苦、喜乐或范儿,以及市井百态众生相到哪里找呢？老舍的小说里,《茶馆》里.
老舍很擅长写人物,常常是几笔下去,张三、李四、王麻子就活脱脱地站你面前了.我注意到,但凡重要人物出场,他往往要来几句肖像描写,就像电影里的特写镜头.比如：“陈老先生的脸是红而开展,长眉长须还都很黑,头发可是有些白的了.大眼睛,因为上了年纪,眼皮下松松的搭拉着半圆的肉口袋；口袋上有些灰红的横纹,颇有神威.鼻子不高,可是宽,鼻孔向外撑着,身量高.手脚都很大；手扶着膝在那儿端坐,背还很直,好似座小山儿：庄严、硬朗、高傲.”（《新时代的旧悲剧》）这里描写出来的是陈老先生的威仪.有这个形象垫底,再往下看,就觉得老舍左一笔,右一刀,笔笔发力,刀刀见血,全是贴着人物写,围着人物转.例如,陈老先生应酬了一阵客人后,“又坐了一会儿,用大手连抹几把胡子,唧唧的咂了两下嘴,慢慢的立起来：‘不陪了.陈福,倒茶！’向大家微一躬身,马上挺直,扯开方步,一座牌坊似的走出去.”天哪,一座牌坊！老舍怎么就想到了它？用它来显摆陈老先生的精气神,仿佛是量身,不宽不窄正合适.这个比喻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说到比喻,老舍小说中的好比喻可真是不少,再举一例：“我准知道她每逢交给我个小包,锅里必是连一点粥底儿也看不见了.我们的锅有时干净得像个体面的寡妇.”（《月牙儿》）这个比喻又是神来之笔.初看时,喻体与本体离得很远,但为什么越琢磨越有味道？——够十五个人琢磨半个月的.
老舍还是白描的高手,这一点我觉得深得中国古典小说的真传.《断魂》中,他写王三胜的武艺：“一跺脚,刀横起,大红缨子在肩前摆动.削砍劈拨,蹲越闪转,手起风生,忽忽直响.忽然刀在右手心上旋转,身弯下去,四围鸦雀无声,只有缨铃轻叫.刀顺过来,猛的一个‘跺泥’,身子直挺,比众人高着一头,黑塔似的.”又写孙老者的查拳：“腿快,手飘洒,一个飞脚起去,小辫儿飘在空中,像从天上落下来一个风筝；快之中,每个架子都摆得稳、准,利落；来回六趟,把院子满都打到,走得圆,接得紧,身子在一处,而精神贯串到四面八方.抱拳收势,身儿缩紧,好似满院乱飞的燕子忽然归了巢.”这些都是动作描写,又是精致的白描.读到这里,《水浒传》中那些精彩的白描段落就开始在我眼前晃动了.
老舍被称为语言大师,我这回读,不过是又一次夯实了这一看法.他一写到北平,往往是京味京白,像是脆皮萝卜调出的一道菜,舒心,爽口.但有时候,他又会变换一种语言,像《月牙儿》,就有一种散文诗的味道.看得出来,老舍一路写来,也在不断拿短篇小说做实验：有时叙述者话语滔滔,如大江东去；有时叙述者又换上女主人公的口吻,婉转得如小桥流水.还有时候,读着他的小说,我就像听人说相声,有捧哏的,有逗哏的,末了还抖一包袱.写了一辈子短篇小说的汪曾祺放过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可以说,这个特点早已被老舍操练得炉火纯青了.
就这样,通过这次集中阅读,我选出了老舍先生的22 篇小说,按其发表年代顺序排列如下：《马裤先生》《大悲寺外》《微神》《开市大吉》《有声电影》《柳家大院》《黑白李》《也是三角》《柳屯的》《抓药》《上任》《月牙儿》《老字号》《邻居们》《善人》《断魂》《新时代的旧悲剧》《且说屋里》《哀启》《兔》《不成问题的问题》《八太爷》.需要说明的是,《新时代的旧悲剧》并非短篇,但我实在是觉得这篇写得好,便不管不顾,说服赵雪芹同志,把它编了进去.
读叶广芩的小说也是因为赵雪芹的热情相邀,但背后却也关联着老舍.叶广芩是赵雪芹所在的出版社近年重点推出的作家,而小说的腰封上,每每都要印上这样的赞语：“老舍之后 京味文学的旗手 叶广芩”或“老舍之后最重要的京味文学大家叶广芩倾情力作”.但对于这位作家,我却听说过没读过.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把她名字中的“芩”误看成“苓”,很没文化.
为了改变我这种一穷二白没文化的落后面貌,赵雪芹果断邀请我参加“北京十月文学月·叶广芩京味文学创作研讨会”,并给我寄来了叶广芩的三部小说：《状元媒》（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采桑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和《去年天气旧亭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嘱我认真学习.
学习之后果然收获不小,也让我对叶广芩及其写作产生了许多敬意.老舍与叶广芩都是满族旗人,但前者是正红旗人,后者则是正黄旗的格格.老舍写了一辈子小说,却基本上没敢触及家族问题,等他终于觉悟写《正红旗下》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只好把写过的几章压到箱底.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读全这位文学大家的家族史了.而相比之下,叶广芩则要幸运得多.从《采桑子》到《状元媒》,她写下了一篇篇的家族小说,每一个故事都读得让人感慨万千,那是一个家族在一个时代的命运.当“革命年代”到来之后,曾经的皇亲国戚自然已是封建遗老遗少,于是他们只能被革命的战车碾得七零八落,风流云散：父母双双自杀,金家14 个子女各奔东西.而小说全部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把这些故事讲出来,“我”既是叙述者,也是穿针引线的人物,同时很大程度上又是作者本人的自叙传.这样,这种家族小说就既是一部家史,也是一部作者本人的成长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人物的一笑一颦、举手投足之间,小说承载了诸多文化内容.
最让我感慨的是《状元媒》的最后一章《凤还巢》.这一篇章没有多少故事情节,似乎更像散文而非小说.文中写道,1969 年“我”插队陕西,四十年后却要回北京安家落户——“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亲自跑装修,把它装修出小时候在自家四合院房间里的模样.“我”这次回京,归心似箭,充满了“诗一般的感受”.而“我”以前虽也探亲回京,只是常在街上走动,“捡拾着散落在各处的记忆碎片,总是有些隔膜.虽然步入了文坛,入得也是相当游离,北京把我看作陕西作家,陕西把我看作北京作家……只有家还认可着我”.（P455）而当她这次终于彻底回京坐着公交车回忆往事时,却因没有及时给一位老太太让座,被一个男的和老太太当作外地人挤对了一通.于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笑着对花白头发说,这位大姐,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们家从顺治那会儿就住在北京了.”（P468）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斗嘴斗气的故事,但实际上,我却意识到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作者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向往和期待.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曾引伏尔泰的话说：“‘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我今天的身份很明显是来自我昨天的经历,以及它在我身体和意识中留下的痕迹.大大小小的‘我想起’都是‘我’的建构部分.”（《身份认同的困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第33 页）当作者从父母的《状元媒》写起,一直写到《凤还巢》时,这是记忆之旅也是回忆之旅,“我想起”了许多与自己有关或无关的家族往事,它们把“我”搅在其中,“我”必须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分子,去见证它的繁华和衰败.当回忆之旅结束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要“凤还巢”了,这既是这个长篇结构上的需要,也是作者情感归宿和身份认同的需要.最终,“我”回来了,“我”也完成了对“旗人”或“北京人”的身份认同.尽管老家已被拆迁,北京已无这个大家族的亲人,北京城已今非昔比,物非人亦非,但作者毕竟通过回忆和写作,通过叶落归根的行动,最终走出了身份困境的沼泽,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相比之下,赵树理就没有叶广芩这样的运气和福气,纵观其一生,他一直处于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这也是我重读赵树理的一个重要认识.为什么会重读赵树理呢？简单地说,是因为他是我老家的作家,2016 年是赵树理诞辰110 周年,我需要为他写点东西.而自从1996 年我第一次全面阅读赵树理后,每过十年,我都要重新面对一次他的全集,以此检测下自己是否能有所长进.我手头有两种版本的《赵树理全集》,这一次启用的是2006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六卷本,重点阅读的是后三卷.
从《登记》（1950） 到《卖烟叶》（1964）, 从《对〈金锁〉问题的检讨》（1950）到《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1966）,我把赵树理1949 年之后的所有文本差不多都读了一遍.读过之后,我便有了一个小小的发现：赵树理的小说固然值得分析——事实上,这么多年来研究者感兴趣的无疑还是他的小说；但是,小说之外的各类非文学文本（如创作谈、各类会议的发言或讲话、书信、检讨书等）却更耐人寻味.如果要对赵树理做出全面评价,仅仅面对他的文学创作是远远不够的,更要重视他在文学场域之外的所作所为.因为赵树理不仅是文学中人,更是组织中人和农民中人,许多时候,他的后两种身份在他心中所占的比重都会大大超过前者.假如不能对他的后两种身份做出合理解读,我们就没办法理解赵树理和他的文学.
正是在这种里里外外的阅读和来来回回的打量中,我意识到赵树理上世纪50 年代中后期写出的几封关于农业问题的信非常重要.其中的一封是1956 年写给长治地委的,但在几个版本的《赵树理全集》中,这封信均为《给长治地委×× 的信》.这个××是谁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向赵树理研究专家董大中先生请教,并告诉他我读赵树理的一些困惑：赵树理在向这个×× 写信时,反映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农民普遍吃不饱,但两年之后他写《“锻炼锻炼”》却塑造出一个落后人物李宝珠,人送外号“吃不饱”.于是问题来了：一方面是赵树理敢于对农民的“吃不饱”拍案而起；另一方面,他又对假装“吃不饱”的李宝珠调侃嘲弄.这岂非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裂痕？但董老师却不这么认为.他除告诉我×× 是时任长治地委书记的赵军外,还提醒我好好体会一下《“锻炼锻炼”》.他觉得“赵树理写李宝珠,是正话反说,表面是批评这个人,实际上说的是一种现实情况”.
但遗憾的是,重读这篇小说,我却依然没读出正话反说的意味.而检索资料,实际上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对于这篇小说的解读便已出现了某种逆转,所谓的正话反说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解读者会形成这样一种过度阐释呢？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似也值得提及.陈为人先生的《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是我当年读过的书.这次重读,我一方面感叹作者资料搜集的翔实与完备；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大量的引用难免出错.其中我发现的一处错误是这样的,为了呈现丁玲与赵树理的矛盾,陈书引用了丁玲在《记砖窑湾骡马大会》上的一个说法：“就其本质而言,赵树理不是个艺术家,而是个热心群众事业的老杨式干部.参加革命后,以往种种颠沛流离、求告无门的辛酸遭遇,梦魇般地压在他的心头.作为一个员,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革命战士,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比农民自身还要迫切地希望改变农村落后、贫穷、愚昧的面貌,正是为了又快又好地开展农村工作,他才借助于文学创作的.”接着作者评论说：“文章中,丁玲虽然也写了赵树理所编的戏在农民群众中受到的欢迎程度,也强调说‘我们没有理由去责备他’等等,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丁玲一句‘就其本质而言,赵树理不是个艺术家,而是个热心群众事业的老杨式干部’,一语道破天机,丁玲的话说得话中有话弦外有音,它代表了当年延安文化人对赵树理的不屑和贬抑.”（P78）
丁玲说过这番话吗？我有些好奇.遂查《丁玲全集》,发现《记砖窑湾骡马大会》中并无这段文字.既然丁玲没说过,谁又有可能说过呢？颇费了一番周折之后,我才查到了它的出处.原来,戴光中在《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中先引了丁玲《记砖窑湾骡马大会》中的两段文字,接着便展开了自己的分析（参见该书P246-247）,陈为人在抄录时大概看走了眼,这样就把戴光中的论述抄成了丁玲的说法.
这种错讹已波及了研究者.例如,钱理群先生在《赵树理身份的三重性与暧昧性——赵树理建国后的处境、心境与命运（上）》（《黄河》2015 年第1 期）转引了陈书说法,以此作为其中的一条论据：“这就意味着,赵树理这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就将他们原来信奉的知识分子改造农民的‘五四’启蒙主义,改换为党对农民的改造、思想引导和领导.赵树理也就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这就是丁玲所说的,‘就其本质而言,赵树理不是个艺术家,而是个热心群众事业的老杨式干部（按,老杨是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里的人物）’.”（P78）既然已经以讹传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它指出来,以免继续扩大影响.这也算我重读赵树理过程中的一个额外收获吧,而更重要的收获是我在这里无法展开的,那应该是一篇或几篇长文的内容.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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