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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新时代遣唐使的至暗时刻
“就是那一次,到目前为止,那是唯一一次在中国我觉得自己有可能要在街头被了.”回忆起五年前那场风波,加藤嘉一至今心有余悸.
在涉嫌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言论,沉寂五年多之后,加藤嘉—从美国“回”到中国,并且回到了当时的事件发生地——南京先锋书店,举力、新书发布活动.在南京先锋书店完成讲座的第二天早上,他在微博上写到：“谢谢先锋,昨晚,充满温暖.”并且特意配上了三张以示肃穆的黑白照片,而照片的背景则是南京先锋书店那个标志性的巨大黑色十字架.
在西安万邦书店的活动上,身高1米83的加藤嘉一,一套深灰色西装,搭配白色衬衣,在书店暖色灯光的衬托下显得光彩照人.除去略带口音的普通话和修长的身材,不了解加藤嘉一的人即使旁听完他的讲座,也很难能清晰的识别出加藤嘉—其实是一个的典型日本人. 这位18岁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大学留学7年后,频繁以专栏作家等多种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厶,出版过《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中国的逻辑》等书籍的年轻日本作家,在中国互联网和大众传媒行业中一度被奉为“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是不是新时代“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还有待商榷,但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日本人’,则非“遣唐使”阿倍仲麻吕莫属.当年的“遣唐使”,实际上就是今天的赴中国留学生,而加藤嘉一正是千千万万赴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员.
加藤嘉一羡慕同胞阿倍仲麻吕,羡慕一个日本人能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来到中国,并且在中国位居高位,在加藤嘉一看来,在唐代中国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有人曾问,加藤嘉一能不能成为第二个阿倍仲麻吕？时势造英雄,与其这样问,不如换一种方式：今天的中国是不是有着当年大唐的气魄？
危机
2012年6月,一篇关于“加藤嘉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帖子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开来.一名网友在帖子中记录了自己2012年5月20日在南京先锋书店参加日本作家加藤嘉一讲座的经历.据他记述,当讲座进入自由问答环节后,加藤嘉一在被问及“如何看待在南京发生的事,有哪些渠道可以了解历史真相”时,回答中有类似“这件事,真相很难知道,中国这样讲,日本那样讲,香港那样讲,台湾又那样讲,反正我不明白,我现在也不明白”的语句.一时间,舆论哗然.
针对这段言论的愤怒情绪在网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明白’什么叫不明白,意思是中国和日本说法不一,写在教科书里的历史不一,他不相信、或者不完全承认有大屠杀这回事？…‘感到血液开始往脸上涌”,“这就是一个从18岁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的教育和喂养下站立起来的人的回答？”类似的网络评论很快刷爆丁中文世界的网络.
彼时,事件的当事人加藤嘉一还远在青海参加“西部高校行”的讲座,事件发生时和朋友在西宁塔尔寺游荡的加藤嘉一,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桶了中国舆论的马蜂窝.他以一种极不情愿的方式迅速成为了新闻主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的标签已经牢牢地贴在了他的身上.
青海方面,尽管青海民族大学顶着压力最终让加藤嘉一作了演讲,但在甘肃省教育厅的直接干预下,加藤对甘肃农业大学的访问被“坚决制止”,紧接着,西安翻译学院的访问也被终止,连带的一系列反应,最终导致了加藤嘉一离开中国前的“西部高校行”彻底泡汤.
加藤嘉一本人被迫滞留在西宁的酒店里,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舆论,让他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不敢出门.“我当时就是躲着,害怕被.”
因为滞留在酒店无法出门,加藤嘉一只能给信得过的几个中国朋友打了电话,朋友们统一的意见是：“你要发表声明,看过原视频的人虽然都懂得你没有否认过这件事,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被动.”
随后,加藤嘉一在微博上发表个人声明,表示自己当时表达不严谨,所说的“不明白”是指数字和具体的细节,而非回避历史问题.他愿意提供当天现场视频,希望人们能直接了解当天发生的情况,自己依据真相作出判断.“我写了那个声明,无论如何我当时表达不严谨,可能想问题太简单,结果也忽略甚至伤害了一些朋友们的情感,我也对此表示歉意,当时我也不停地反思自己.”
因为“回”不去西安,所以加藤嘉一只能直飞上海.怀着惴惴不安的心隋,她抵达了上海浦东机场,从坐上地铁2号线,到走回当时任教的复且大学宿舍,这段短短_,M、时的路程,加藤嘉一感觉走过了漫长的一生.
事件平息两个月之后,2012年7月25日,在FT中文网上发表了最后一篇专栏文章《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之后,在中国生活了9年的加藤嘉一,按照计划平静地离开了中国,远赴美国游学.
回归
这一走就是五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相比2012年他更新微博的频率直线下降,偶尔更新也只是涉及跑步和人生感悟.这一次,加藤嘉一则带着他的新书《我所发现的美国》回到了中国,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2012年加藤嘉一离开中国,现在看来,与其说是离开,不如说暂别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我和中国的关系早就注定了’至少我自己是希望是一辈子的,但要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你太远了,看不到,太近了,有可能被淹没,这种距离不仅是指地理上的,也是时间上的.”
飞机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的那一刻,加藤嘉一心情复杂.“每次回来,不管天气有多差,人有多拥挤,我都觉得有种回家了的感觉,是一种既平静又温暖的感觉.”区别于回祖国日本感觉到的安全感,回北京这座被加藤嘉一称为“第二故乡”的城市,加藤嘉一内心的感触—言难尽.“毕竟北京是我奋斗过的地方,所以有各种酸甜苦辣的东西会浮现在心头.”
在他的新书《我所发现的美国》序言中,加藤嘉一回忆他18岁第一次前往北京和28岁奔赴美国时的心境：“那时,父亲开车、与母亲、弟弟、妹妹一起为我送行.寄完包裹,把箱子托运完,拿到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登机牌,在出发厅,与家人告别.坐上飞机,开始读离别时母亲递给我的一封信,我哭了0…‘出境,坐上达美航空公司(DeltaAirline)的航班,父亲已经不在了家人也没来送我.我一个人,心里格外平静,没有信,也没有哭.”
如今,33岁的加藤嘉一明显比以前平和了许多,待人接物成熟稳重,说起话来滴水不漏.他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仅仅满腹“使命感”,立志要为中日关系做“大争隋”的加藤嘉一了.
回忆起那次涉嫌“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加藤嘉一多次反省.“当然,如果没有媒体提供的机会我发表不了文章,但当时的舆论把我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而我当时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既要在复旦讲课,又要写文章,还要到处演讲,所以也感觉自己有点飘起来了．就像泡沫—样,一个人不要太忙,“忙”怎么写,就是心亡了.”
而更重要一的点,加藤嘉一反思了当年自己的局限.“首先我看错了自己,就是说误判了自己,那时候我本身不拥有那种能量和容量去面对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却那么做了,不管有没有恶意,你会忽略很多东西,忽略了细节,忽略了严谨,这个是作为日本人最不应该犯的错误.”
在哈佛大学期间,加藤嘉一一边对来到哈佛讲课的学者进行一些访问,一边参与到校园讨论中去,他也试图曾发挥自己的作用,但随着接触的人越多,加藤嘉一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足.“实际上在美国的话,我才意识到“无用”才是面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我认识到光靠使命感不够,还要有一种‘无用”感,你得信任这个社会,你不做总有人做,所以你不要把自己当回事,这是最大的不同,也是最大的收获,也可以说美国告诉我的一个真理.”
祖国
在美国生活的5年,加上在中国生活的9年．14年的在外“漂泊”,让出生地日本伊豆对于加藤嘉一来说反倒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前不久,妹妹结婚,我回了趟伊豆,家里的地早都荒芜了,但家人现在仍坚持要我回去种地,在他们看来,我现在做的事情属于不务正业.”
加藤嘉一出生在伊豆的农村,这个命运多舛的日本乡下孩子,三岁时遭遇车祸,右脚手术,差点一命呜呼,如今撩起裤腿儿,脚腕上仍布满了累累伤痕.上学时,因为出众的身高,在学校被同学歧视.后来,叉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而不得不过早的承担起家庭责任,—边打工挣钱,一边帮弟弟妹妹抵挡黑社会的骚扰.
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条件和个人能力的限制,无法去往心仪的“外国”留学,“不得不”来到中国.通过掌握的一门学生时代成绩不佳的语言而爱上写作,凭借自己的文字与言谈,经过长达十多年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新时代最勤奋、最多产的“日本中文写作第一人”.
加藤嘉一这次“回”中国,在一定的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好事”的媒体又在微博上称呼加藤嘉一为“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他看到后,立刻转发回复：“太夸大我了,在中国比我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日本人有的是.比如,小姐.”
当记者提问他对日本这种文化的看法时,加藤嘉一回答的十分机智.“首先,我不了解,我也不太看,不少人问过我,你跟加藤鹰是什么关系,我现在澄清一下,我们没有任何关系.”都说日本人没有幽默感,他的回答则显得一点儿都“不正经．’.
但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性的问题,加藤嘉一的回答则毫不避讳,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二战时期的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写的那本《菊与刀》仍然是了解日本人国民性最好的作品.“菊与刀”这一说法实在巧妙,日本人就是喜欢玩儿两个极端.“据说作者也是没来过日本,但我不得不承认那部作品,最有客观性的解刨日本人国民性的一部作品.”
在加藤嘉一看来,日本人—方面很有礼貌,很自律,很勤奋,是很值得信任的,但是在这背后,也可能藏着很多“刺”,甚至是一种“毒”,可能忽然间会做出外界根本理解不了的另类行为和表达,“二战”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人说日本人变态,他—方面不太说话,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在我们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的观念里,能力是要隐藏起来的,这对中国来说是战略,对日本人来说只是活法.”
作为一名日本学者,加藤嘉—小心翼翼,但是却勇敢地踏上雷区,但他的特殊身份和言论在给他带来关注的同时,有时也带来争议.“我是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无论是一些舆论的压力,还是中日关系的一些压力,包括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很多中国人谈到对日本的看法时情绪都会比较复杂,说实话,包括过去那些年甚至到今天,很多时候我说话的尺度还是比较克制,当然这是应该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坚持用普通中国人能瞳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敬佩,而加藤嘉一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给他更大的宽容.“我现在是一个要对公共事物负责任的人,当然我用的是“外语”,可能有日寸候表达不太清楚,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交流时对方使用外语,你的要求就不要太苛刻,这应该是个共识,当然,我—直以来也都在很用心的去磨练我的表达.”
今年33岁的加藤嘉一终于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奋斗,买了房子、结了婚.“我没有挣一分不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挣来的钱,我用我挣的钱给我的家人买了房子,但自己还没买.”他边说话,边向记者展示着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
童年坎坷的人生经历,让加藤嘉一十几岁的时候就萌生了想要‘从政”念头.“日本是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那个社会比较循规蹈矩有秩序,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什么意外,所以也没有什么惊喜可言,如果没来中国,在日本我可能顶多能成为一名基层议员.”
在中国生活多年,加藤嘉一也沾染上了中国人的“坦诚”,多次公开表达想要‘从政”的想法,不过他也承认这只是他的一个念头,但不敢说这是他的目标.“如果我现在有机会,我也想在中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应该好好地重用外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能人党呢？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能作为主人进入中南海呢？”加藤嘉一最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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