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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导制其臣者二柄刑德

怎样贯彻法,运用术,体现势呢?韩非认为,基本的手段就是赏和罚,又称德和刑.韩非把它们叫做君主的二柄: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二柄》)

柄就是把子,手段.做臣子的,都害怕惩罚而喜欢奖赏.君主只要抓住赏和罚这两个把子,运用这两个手段,臣下就会乖乖地为他服务.

为了提高统治者的威势,韩非子主张他们应该“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六反》)

统治者对于百姓,不能心太软,不能讲什么宽容慈爱,只能用威严的气势来吓唬他们.

正所谓“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显学》)

家教严厉的家庭,不会出现无赖汉,母亲太溺爱孩子,就会出现败家子.

韩非由此非常赞赏商鞅的轻罪重罚,他认为罚一要严,二要重,就是一定要严重.严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重就是商鞅说的轻罪重罚.他替商鞅的轻罪重罚辩护:“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内储说上·七术》)

重刑之下,连小过失都没有,更不会犯大罪,这样社会就稳定了.

总之,韩非的政治学,就是极权统治,严刑峻法加特务手段.

谈到韩非倡导的统治术,让人立刻想起西方近代那个大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里颠覆了基督教道德,从人性恶出发提幽了著名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自私自利.行善是伪装,利他还是为了利己.用他自己的话说,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君王需要的是冷酷,而不是慈爱.他应该向动物中的狮子和狐狸学习,象狮子一样残忍,象狐狸一样狡滑.

马基雅维里认为: “一个君王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更为安全些”.惩罚人,应该让下属去干,不可收拾了,就可以嫁祸于人.奖赏人则应该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做好人,慷国家之慨.给人恩惠要一点点来,让他有盼头;给人打击要一下子将其致于死地,以免他报复.君王平时应当不露声色,装傻充愣,决不能让下属了解自己,但自己对下属要了如指掌.为了保住权力,君王绝不可相信任何人;不能对任何人坦诚相待,更不能把命运托付给任何人.必须怀疑一切人,不仅要利用耳目暗中监视,并且想办法让他们自己相互监视、相互牵制,相互告发.总之,为保住君王的地位,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

马基雅维里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我们看,这位马基雅维利的很多看法,好像都是在翻译韩非子的言论,马基雅维利好像就是一个克隆的韩非.

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西方臭得很,政治家沾上它,就会声名狼藉.例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制造“水门事件”,对反对党搞监听,就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结果被列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三个总统之一.

但是马基雅维利说的又是大实话,因此西方的政治家们尽管表面上不敢赞扬他,但是暗地里都如饥似渴地学习他那一套,晚上睡觉都将他的《君王论》放在枕头下面.

政治上的很多事,只能做不能说.

韩非子也是一样,他的实话令秦王击节赞赏.但是秦王、李斯正是遵循着他的政治逻辑,要了他的命.

司马迁谈到韩非,反复感慨,“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可叹韩非那么清醒,那么聪明,对官场无情、人心险恶的分析那样透彻,却还是没有跳出政治的漩涡,身死非命.

整个法家的悲剧命运,更是耐人寻味.春秋战国,凡是用法家的,都能富国强兵.吴起是最典型的例子.说起这个吴起,为了赢得主子的信任,竟然杀掉自己的老婆.但是他从鲁国到魏国再到楚国,哪个国家用他哪个国家就强大,就打胜仗.商鞅对于秦的强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商鞅,就没有秦的繁荣昌盛.李斯更是直接用法家思想协助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天下.但这些大法家多半身死非命.吴起被乱箭射死,商鞅被五牛分尸,李斯被腰斩.就连只搞理论的韩非,也被逼自杀.原因何在?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

法家真的是在玩火.无情的刻薄的不妥协的政治肯定要四面树敌.哪怕你是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历史并不因此厚爱你,历史反倒无情地吞噬你.人对历史无情,历史对人也就无情.

司马迁谈到吴起商鞅韩非李斯这些大法家,说他们之所以都落了个身死非命,下场悲惨,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和实践都太刻暴无情.

儒家心太软,法家心太硬.心太软,仅仅靠谈仁说义来治国,什么问题都自己扛,都靠拍拍良心,未免太迂腐,根本靠不住,因此孔孟生前都只能到处碰钉子;心太硬,专门靠阴谋暴力来治国,未免太厚黑,社会要爆炸,秦代二世而亡,那么强大的帝国只维持了十五年,也不能不令人警醒深思.

晚唐章碣和清初陈恭尹均有诗讽刺秦代暴政导致政权短命.

晚唐章碣诗《焚书坑》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明末清初陈恭尹诗《读秦纪》云:

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

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

于是不能不逼出个阳儒阴法,就是表面上倡导儒家那一套,暗地里还是用法家那一套.中国两千多年古代社会,统治者大都把儒家当羊头,把法家当狗肉.羊头不能不挂,狗肉不能不卖.例如儒家的书呆子通过太子劝汉宣帝专用儒家的一套来治国,汉宣帝断然否决,宣称我汉家自有成熟的国家发展战略,那就是霸道王道都要来点儿.外国叫做兼有牧师的职能和刽子手的职能.统治者都得会唱川戏,黑脸和白脸,不断变脸.

站在今天的高度,法家思想对我们建设现代法治社会仍有重要启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认为法家主张“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司马迁《史记·自序》)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无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者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总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令出必行,秩序井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对法家的这个主张,无论哪家哪派都得承认它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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