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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学术的难点
马克思曾说,科学研究的入口就是地狱之门.这是千真万确的.它有两重意思：一是科学探索和研究必然会千辛万苦,耗费毕生的精力、年华、健康、金钱乃至所有,还不一定能成功.二是研究成功后不仅难以得到承认,还可能遭到无情的打击,甚至惹来灾祸.
在人类历史上,有益于人类发展的、推陈出新的科学发现、理论发明,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欢迎、肯定和应用,反而遭到冷漠、反对,乃至禁止和迫害.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牛顿的三大定律统治人们三百多年,当时被公认为是绝对的终极真理.当超越它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诞生时,便遭到否定和抨击.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当职员,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在没有条件和环境,没有关心和支持,没有科研经费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从事研究.相对论文章发表后,他想到大学任教,以便进一步搞科研,但都遭闭门羹,只好四处奔波求职,但也没人用他.
由于旧理论已深入人心,誉满天下,旧的理论权威们头上罩着闪亮的光环,而新理论的提出者往往是无名小卒,身份低微,甚至是所谓的“外行”、“民间科研”.在世俗的判断标准下,有光环的是神,无光环的是凡夫俗子,维护“神圣”的既有理论,反对和打击人单力薄的新科学理论就似乎顺理成章,也容易得到附和.那些早就丧失了创造能力（他们之中很多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创造能力）的“权威”们,最忌怕的就是被别人瞧不起,怕被别人超越.有些人与旧的认识和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新科学发现、发明和理论被公认和普及,那么他们的既得利益如地位、名誉、事业、成就等等就可能丧失,所以其中一些人便极力地反对和歪曲新的科学发现、发明和理论.学术界的“打出头鸟”、“武大郎开店”、“红眼病”等等并不鲜见,它们都是阻碍思想创新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生产的思想没有走上世界学术舞台,但制造的一批学术贵族却盘根错节地生长起来,“学术权贵”固位之后,在学术领域里,其身份与学术功用又有个异化过程.一方面,他们是学术资源的主导者、学术规则的制定者、学术成果的审查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学术资金的老板、学术江湖的大佬、学术管理的CEO（首席执行官）.集此两面于一体, 强势学术人物和学术利益群体的出现,就自然而然了.与此相对,那些为职称与薪资奋斗与苦恼的青年学人,也被迫成为弱势的“学术贫民”.这个异化的恶果直接显现为：阻滞了青年学人成为知识精英的步伐,在削弱整个知识载体独立性的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依附性.终而,整个真知系统的更新会变得更为艰难,这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明显.当下中国的学术论文数量与质量已经严重失衡,某一课程有几十种版本的教材,某一浅显主题有数以千计的论文.尤为荒谬的是,这些教材的主编者,几乎都由学术权贵担任.此类问题在教育层面的恶果是：学海之中垃圾横流,嗷嗷待哺的学子们将缺乏真知的滋养,迷失前行的方向.真理性认识的缺乏也导致社会层面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低下,其恶果体现为：谣言飞舞却难以甄别,问题丛生而答案难寻,社会人因此变得焦虑与惶惑,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也因此而弥漫着不和谐与肤浅的气息.
有人把当下的学术称为“后学术”,当下的学者称为“后学者”,并在调侃中道出了一些令人感叹的现状：后学术时代的首要特征是,学术不再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成为服务于某个特定利益集团的活动；成功的文人不再是那种皓首穷经,以一篇文章或一本专著一鸣惊人,在某个学术领域中做出贡献的学者,而是那些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资本,奔走于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之间,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一类人,对于这些介于学者、商人和官僚之间,或者集三者于一身、难以定义的文人,暂且名之为“后学者”,以与后学术时代接规、配套.
后学者们不做传统意义上的“坐板凳的”的学问.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这种费时费力而又费脑的活动,自有他手下的低职称或无职称的学者或准学者（博士生或硕士生等）去完成.后学者们做的工作主要是通市面,抓信息,奔走于朝野之间,周旋于资本与权力的夹缝中.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争项目,争学位点,进而从后现代资本中分得一杯羹.后学者们对学术项目的操作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分工原则和流程进行,他们能根据欲申请的项目的缓急程度和论证的难易程度,在数天或数月之内迅速拼凑起一个课题小组或写作班子,并能按照项目设定的时间,完成从设计论证到实际操作的全部过程.后学术时代的后学者实际上就是学术包工头,其包工项目的重要性及规模的大小,则视其所掌握的文化权力资本的大小而定.
后学术时代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结果并不重要,项目就是一切.只要别做得太烂,不要出现低级错误,最终成果大多都能通过,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得奖.这是因为,项目的审批人和最终成果的评价人基本上是同一批人.评审、评奖活动本来就是后学术时代文化权力博弈的场所,权力的博弈最终自会取得某种平衡.结果自然是心照不宣、皆大欢喜,比如,这次项目给你上了,下次奖就归我得了.这样,后学术时代的“写”书或得奖,不再具有任何真正的学术意义,而成了一种显示其“作者”掌握文化权力的表征行为,和增加其文化权力的砝码,以便在下一轮博弈中获得更多利益的工具.
国际文化资本的加入是后学术时代一个相当重要的参数.生活于全球化时代的后学者们深谙“个中三昧”：没有国际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不能算真正的学术会议,没有国际学者参与的项目很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没有国际影响的学者不算真正的学者.因此,后学者们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与国际知名学者或海外后学者们的结交上.尽管为数不少的国内后学者基本上不懂外语或只懂一点点外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自己的博士生的协助下,出席各种国际性学术会议,进而利用自己手中拥有的文化权力资本,组织几场上规格上档次的国际会议,邀请一些过气的国际知名学者或海外后学者,在五星级饭店里做几场学术报告,就一些论题开几场圆桌会议,最后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于是一本装帧漂亮、合于国际学术潮流的学术论文集就此诞生.主编者往往是国内后学者和国际后学者联合署名,借以显示国际性和世界性.借此,国内后学者们就从国内知名学者一跃成为国际知名学者,而来自第一世界的国际后学者也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输入了第三世界.
也有网友分析学术腐败和院士制度存在的问题：20 世纪90 年代之前,尽管学术界是由二、三流的学者控制,但政治标准控制了他们的私欲,而国家对学术水平也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再加上学术界是清水衙门,即使是想腐败,也没有门路.进入90 年代,学术界改由三、四流学者（也就是那些没有水平留学,没有勇气下海,又没有能力从政的学者）控制,但此时却什么标准都没有了,而“科教兴国”的金钱如同洪水般涌入学术界.此时学术界的当权派,通过建立了那些科研经费分配“制度”,那些科研成果评估审核“制度”,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学位职称等级“制度”,把中国的学术界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欺骗人民和政府的丑剧.一些学术水平极低的人在当上院士之后,有了国家授予的“副部长”级别,有了国家认定的“中国最高”权威,于是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学霸.目前在中国社会刮起了院士热潮,如果自己单位没有院士,就花高价请外面的.因此,现在许多院士都在好几个单位挂名兼差,美其名曰“”,实际就是拿干饷,不劳而获.目前的学术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系统.它既不对政府负责,也不对社会和人民负责.更重要的是,它对自己也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对它们的当权派来说,学术界的学术水平是高还是低,学术腐败是深还是浅,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然而,社会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团体,都应该受到这个社会其他阶层、团体和系统的监督和制约.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时间·辩证法：中国道路的哲学基础探原》 作者：陈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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