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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新诗百年成就，祝福新诗健康第六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综述
为庆祝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周年,祝福新诗下一个百年健康发展,2017年10月27日至30日,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在重庆市西南大学联合主办第六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金强,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岱良,西南大学党委书记舒立春,《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杂志社王秀涛等出席开幕式,重庆市文联名誉主席、论坛主席吕进教授致开幕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熊辉教授主持开幕式.来自美国的王性初,日本的华纯,澳大利亚的西贝,韩国的朴南用,泰国的曾心,新加坡的陈剑、舒然,中国台湾的林于弘、李翠瑛、张期达,中国香港的傅天虹等著名诗人、学者,来自中国大陆的诗学名家朱先树、袁忠岳、古远清、乔延凤、毕福堂、项兆斌、毛翰、王珂、陆正兰、张德明、陈敢、李志元、陈卫、卢桢、钱志富、任毅、梁志宏、赵青山、黄永健、涂鸿、白杰、令狐兆鹏、姚家育,以及来自川渝两地的诗人、诗评家龚学敏、赵晓梦、李永才、王菱、史桢玮、梁上泉、傅天琳、蒲华清、陈川、周晓风、万龙生、师运山、王端诚、蒋登科、向天渊、梁笑梅、张立新、童龙超、魏巍、邱雪松、张中宇、何房子、向阳、周鹏程、胡万俊、李尚朝、杨平、唐林、唐诗、周航、冬婴、向笔群等共八十余人参加本届论坛,提交论文五十余篇.论坛通过主题讲演和大会研讨的方式,围绕百年汉语新诗的创作成就及诗体建设、自由体汉语新诗与格律体汉语新诗的双极发展、各国汉语新诗的现状等主要话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学术交流与讨论.
吕进教授在开幕词《百年的祝福》中指出,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1期刊登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九首诗,应该是公开发表的第一批中国新诗,此前的所谓“新诗”其实只是“尝试”用白话写的古体诗,就是胡适自己也不承认他在1917年2月发表的《白话诗八首》是新诗,新诗和白话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白话诗在中国古已有之,而用白话写成的新诗是有自己的有别于古体诗的美学特征的,所以,2018年1月15日是中国新诗的生日,我们这届论坛就是庆祝新诗百年诞辰的一次盛大聚会；虽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华文新诗理所当然地存在差别,但既然都是用华文写出的新诗,就必然因为华文而拥有某种血缘联系,在主要的诗学领域存在着共同的话题；回顾百年华文新诗,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用只有百年历史的新诗和《诗经》与楚辞相比,和唐诗与宋词相比,是不厚道的,也是不科学的；作为华文诗歌的现代形态,新诗同样需要确立诗之为诗的文体规范,需要推进多样化的诗体建设；推进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双轨发展,破除目前盛行的“绝端自由”的错误观念、创作倾向,是我们的责任；守住诗之为诗的美学边界,守“常”求“变”,推进多样化诗体建设,是当下新诗发展的关键词.吉狄马加在论坛讲话中说,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下,新诗的创作与研究应该注重与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的关系,注重与外国诗歌的交流,在中外诗歌交互影响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自信,同时,诗人创作要具有当下性和世界性眼光,承担起民族诗歌复兴的历史重任.
在主题讲演中,朱先树分析了自由体汉语新诗与格律体汉语新诗的理论依据,认为两者都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应该双向发展,不可偏执一端.袁忠岳通过考察百年新诗及旧体诗词潮起潮落、此消彼长的演进历程,发现二者历史的反转轮回乃时势之必然,顺其自然发展即可,并推想未来两者将互相取长补短,在共存、竞争、融合中并行发展.万龙生发现在纪念新诗百年的众声喧哗中,极少听到格律体新诗的声音,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格律体新诗经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走过极为坎坷的道路,已经在新诗格律建设上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在创作上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就,岂能缺席新诗的百年庆典.林于弘分析了《台湾诗学学刊》自转型以来的内容与特色,且就其既有成就、未来发展的可能,以及对台湾地区和整个华文诗坛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描述与阐释.王性初以中国美国华文诗歌创作的现状为例,阐释世界华文诗歌的双重历史使命：既要继承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又要兼具华文诗歌的世界视野.古远清以双簧形式就余光中的诗歌创作、言行方式及人格魅力等进行了幽默风趣的介绍与评价,以此纪念余光中的九十寿辰.毕福堂则对中国新文学历史上第一家独立建制的新诗研究专门机构——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诗学地位及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评说,他认为,以吕进教授为首的中国新诗研究所的诞生,名副其实地成为了百年新诗的重要事件,吕进教授凭着自己建构的完备体系、“上园派”理论、“新诗二次革命”和“新来者”等诗学主张成为中国及至世界华文诗学界的著名评论家,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在大会研讨中,围绕百年新诗成就及诗体建设这一话题,周晓风认为新诗理想的百年演变已经昭示人们,理想的新诗既是一种永远无法放弃的理想,又是一个永远不可企及的边界,惟其如此,它才如此这般充满迷人的风采,它使我们对于新诗的感受处于一种永不满足的追求状态,这或许正是新诗的理想和理想的新诗的意义所在.李永才认为,历经百年发展,新诗在现代性建构、现代汉语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面向未来,寻找一条重返公共艺术场域的路径,显得尤其重要.乔延凤提出当前中国新诗发展、新诗诗体建设亟待从诗歌音乐性、诗歌语言、诗歌意蕴、诗歌表达等几个方面达成共识,以便于继承传统、回归本心、保持光明的诗心.师运山从韵、行、格律、诗语、节奏等几个方面对中国诗体的标志及其流变进行了梳理.王珂主张用“现代汉诗”取代“新诗”,并就现代汉诗的诗教、治疗两大功能及独创新诗诗体、改良已有诗体、创立新诗体等三大任务给予说明与阐释.蒋登科认为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既一路沧桑也成绩斐然,出现了不少经典的优秀作品,有效地担负起了传承历史、延续文脉的重任,也是当下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熊辉避开从内容维度研究误译现象的陈旧套路,从形式层面对外国诗歌形式的误译与中国新诗形式的建构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相互触动的正面作用以及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阐释.向天渊认为,尽管有关新诗“诗性”特质的论述异常丰富,但迄今尚无百川归海式的一致之论,原因在于作家、批评家和读者之间在话语装置上出现了混乱与错杂,眼下需要从现代汉语言及现代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情智双修”为轴心,建立起新的诗性标准.任毅对微信媒介与新诗写作的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揭示出微信诗歌所具有的广场化、狂欢化特征,寄希望于通过精神及传播方式的重构引导并修订微信诗歌的形式创建.张德明在回眸百年新诗的基础上,提出新诗再出发的理论主张,即从“新时期诗歌”走向“新时代诗歌”,他还就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当代新诗、个人抒情诗的纯熟与提升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张中宇认为新诗体的形成,通常是对普遍性审美心理的有效捕捉和艺术把握,是诗人与读者实现高效融通的心理默契.项兆斌提出了新诗民族化的三条标准：必须属于新诗（自由诗）范畴中的一种；必须是现代中国的诗体；必须易于推广、已经推广,并且作为一种诗体独立存在.钱志富以具体例证对吕进先生“诗言体”的命题进行了深度阐释,将此崭新命题与古已有之的“诗言志”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在“自由体汉语新诗与格律体汉语新诗之双极发展”的议题下,傅天虹从正本清源式的追寻、发掘汉语新诗现代性、汉语新诗与文化推广等几个维度就其提出的“汉语新诗”概念进行了深度思考与阐释,认为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断层,西方诗歌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以及汉语新诗在现今的普及与传播所遭遇的困境,皆彰显了“汉语新诗”对汉语诗歌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王端诚从押韵韵式、音步节奏、对称美学等方面描述了古典诗艺对新诗格律创建的多重启示.赵青山分析了当前新诗格律化所面临的几个问题,比如形式主义的指责、语言艺术的锻造、大中小学的新诗教育等.梁志宏重申现代汉语诗歌“半格律体”的主张,对介于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的一大片新诗领地进行了粗略勾勒,并以具体作品对其审美规范与主要形态给予了详细的说明.曾心、黄永健则分别介绍了自己提倡的六行诗、十三行诗的理论依据及实践状况,配合具体作品的诵读,给与会者带来了非常直观的形式冲击和美的享受.李志元则从格律诗创作及理论建树两个方面,阐发了邹绛先生淡泊高雅的的诗意情怀和人生志趣,表达了对先生的缅怀与敬意,他以诗开头、以诗结尾的学术发言显得别具一格.毛翰通过几首名歌歌词的分析,指出其失之潦草、存在时代局限,难于再唱,但其旋律却相当经典,弃之可惜,需要改换歌词,并以现场播放的方式,展示了自己改编的部分成果,赢得参会人员的阵阵喝彩.陆正兰从音乐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当代歌词的体式特征,并就近二十年来歌词创作叙述转向的问题进行了特别介绍,认为这一转向预示着中国歌词正向全新的阶段演变.童龙超对赵元任《新诗歌集》在音乐化探索方面的特征、贡献及影响进行了个案性的描述与阐释,认为在从诗歌到音乐的跨门类转换中,赵元任运用语言学音韵学知识进行两种艺术间的沟通,同时以歌词对诗歌的改编消除两种艺术间的障碍,最后完成了具有独特诗乐意境的现代艺术歌曲创作.陈卫、王性初、钱志富、乔延凤、师运山、任毅等还就诗歌应该有体还是无体、新诗究竟应该提倡格律还是自由,以及白话诗与新诗、口语诗与口水诗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即兴式的激烈辩论,碰撞出一系列观念与思想的火花.
在各国汉语新诗的现状与发展议题下,华纯从日本俳句与中国汉诗相呼应的审美意趣、现代汉俳是旅居文化的延伸发展两个层面,探讨了中日诗歌及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陈剑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例,论述了意识形态对汉语诗歌发展的影响,剖析了左翼诗歌的爱国情操、崇高理想及伸张正义的时代特质.朴南用在中韩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介绍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在韩国的翻译与研究情况.舒然不仅描述了新加坡华文诗歌的演进历程、语言特色,还简要介绍了相关组织和团体的发展情况.西贝则以澳大利亚华文新诗为例,论述了诗歌意象的纵深走向和多维空间的问题.李翠瑛结合具体作品及作家经历,从戏剧性的角度揭示出管管诗作特殊的语言风格与表演特质.张期达从主题归纳、班底分析两个方面,对台湾地区的《卫生纸诗刊+》的整体情况及标志性意义给予了初步的描绘和阐释.梁笑梅以《我的诗篇》和《摇摇晃晃的人间》为样本,考察从“诗歌文本”到“纪录电影”这一艺术转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连缀与断裂情况.卢桢从域外行旅、异邦体验、本土诗学等几个维度,论析了晚清文人域外出访游学与新诗发生之间的内在关联.此外,陈敢细致分析了“90后”诗歌命名的合法性及叙事策略；姚家育考察了叶公超在1933-1937年新诗形式运动中的创作实践及理论贡献；白杰从《九叶集》出版时所面临的现实主义主潮背景这一独特视角,探讨了九叶诗派自我形塑的演进历程及诗学启示；令狐兆鹏从意象、结构、主题等多个层面对张枣诗歌中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变奏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与评析；张立新借用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文学场域”理论,讨论分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场域的生成特质,尤其对大后方抗战诗歌的大众化探索进行了新的思考与阐释；姚洪伟以《星星》诗刊为对象,从副文本角度考察了十七年诗歌刊物对诗歌创作的规约与训导作用；向笔群以百年新诗历史为背景,梳理了土家族新诗的创作状态与土家族诗人对中国诗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涂鸿通过对重庆市当代土家族诗人冉冉、冉仲景创作情感体验的分析,揭示他们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理解,剖析他们所构建的诗歌艺术世界,阐释他们的诗学观念；魏巍从文学明星的影响、文学空间的开创、文学评奖的机制等多个层面,探讨了文学制度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身份的确认、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文化认同的困境等的内在矛盾与关联.
继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提出以“三大重建”为主的“二次革命”以来,十余年过去了, 传播方式的重建基本完成,精神重建需要跟随时展才能逐步实现,因此,诗体重建成了本届论坛的中心话题.透过在场专家的发言,不难看出,新诗第一个百年是诗体大解放的时代,第二个百年应该成为诗体大建设的时代,这是攸关新诗兴衰甚至存亡的重要命题,值得更加深入地思考与研究.总的说来,本次论坛汇聚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诗人、诗歌评论家、诗学研究者以及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对百年新诗发展的经验、教训与启示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探讨,对新诗的未来发展充满期许并提出了希望与建议,论坛会风严谨而不失活泼,观点充实而且鲜明,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显示出国际化、多层面、对话性、辩论性等多重特征.我们相信,本届论坛必将大力促进新诗创作及批评的发展与繁荣,新诗的下一个百年必将更加灿烂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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