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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型大学可望又可即（2002年第7期；原刊2002年第2期）
摘 要：大学发展研究功能,至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当“研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可被认为是“研究型大学”,所以建设研究型大学主要是实践的问题.本文主要从某些方面在实践上讨论今天在中国如何创建“研究型大学”.这是一个很具体的而且现时应该很认真对待的工作.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实践；质量；指标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 (2002) 02 - 0020 - 04
在美国,人们可以确切地指出那些学校是“研究型大学”.只不过,年代不同,这个名单可能会有微小的变化,但绝大多数变化不大,因为“研究型大学”的两个实证性指标是有关学校在长期发展中逐步达到的.
这两个美国指标是：
①能提供从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的多个学科的课程计划,每年要授出至少50个博士学位；②科学研究实力较强,每年从联邦政府至少能争取得到155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如能达到或超过4000万美元,则“研究性”更强.[1]
研究型大学首先是大学,是教育机构,能培养人才,特别是能培养从事学术研究、发展科学技术的人才；其次它又要是科学研究机构,能产生出水平和质量都较高的科研成果.
说“研究型大学”是具有明显美国特色的词汇,是因为美国人发明了它.别的国家,包括非古典大学兴起的历史比美国早得多,高等教育也很发达的英国、德国、法国,此外还有日本、加拿大等,都没有或很少使用这个概念.据说,日本学者也有研究,但笔者还没有见到他们有自己的指标.
但是,强调大学的研究功能,并且要培养研究人才,却不是美国人的首创.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者们几乎都会反复引述德国人洪堡（Wilhem Von Humboldt）的创造.1810年,时任普鲁士教育大臣的洪堡,奉命创建了柏林洪堡大学.他一反过去的大学只从事教育和知识传授的惯例,首开大学从事研究的先例.我们现在都认为,在高教史上,他是大学两功能论的先驱.他的名言：“大学教师,不仅仅是为学生而存在,他们都是为科学而共处.”这句话足以完全充分地刻画他的主张,并且确实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成果.这种思想,过了半个多世纪后,才传到了美国.这就是众所周知的1876年创立的、主要培养研究生和从事研究的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不过,美国人对“研究”的视野、“研究”的风格、“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提出“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和标准,只不过是这种创造性发挥的一种新的具体表现而已.
即使在中国,在最近的50年来,讲大学的研究功能也是从未间断的.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由于、李岚清等领导人的归纳和倡导,较有基础的大学,都已纷纷开展了科学研究.再早,复旦大学已过世的校长陈望道先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曾提出过大学发育的三阶段论：办总务的阶段、办教学的阶段、办科学研究的阶段.完整的理解是,到了能“办科学研究”（但不能理解为“总务”和“教学”就不办了）的阶段,大学就发育成熟了.据笔者考查,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复旦已开始“办科学研究”了.所以扩展学校的功能,在实施教育的同时,还进行科学研究,增加“研究性”,至少对复旦大学来说,不是新问题.当然,对国内其他许多著名大学来说,也不是新问题.
所以,“研究型大学”,是由大学的既有研究功能演绎而来的.美国人的创造在于：尽其所能,充分发挥大学的研究功能；提出两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指标,用以测量“研究型”的程度.这是求实、实证、归纳的成果,不是从名家、领袖、文件出发,推演出来的成果.要是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对我们有启发,则最重要的启发应该在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研究型大学”与我们前些年经常讨论的“一流大学”的关联问题.
美国人排出的美国最好或顶尖大学中,无一例外的都是研究型大学.但研究型大学并不都是它们的顶尖大学或最好的大学.一流大学的指标体系中,也有“实证性”的或写实的部份,但多半是“演绎性”或“意向性”的指标,而且体系庞大、复杂、富有弹性,要在和指定“范围”里的“左邻右舍”相比较中才能确定.研究型大学的指标显然要少得多,而且前面已指出,都是“实证性”的、内在的,只需要纯客观的两把尺子量测一下便可得知.
我们看到的,根据卡内基指标分类的美国研究型大学,1996年共有126所.它们理所当然包括了：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弗吉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西北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等美国经常名列前茅的那些顶尖大学或最好大学.
但是这126所研究型大学中,就有例如土伦大学、圣·路易斯大学、俄勒冈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南卡罗莱纳大学、圣克鲁斯加州大学、路易斯维尔大学、西弗吉尼亚大学、莱斯大学等几十所大学,还不能算是美国最好或顶尖的大学.
如果沿用美国的标准,中国应该已有相应的研究型大学,虽然这些大学还远不是一流的.总之,按照美国人的思考方法,“研究型大学”（或“研究性大学”）是较容易判别的,相对来说也是较容易建成的；但是一流大学却要难评判得多,当然,要建成这样的大学更加要艰苦和困难得多,因为这方面的指标更要综合或全面得多,必须要进行旷日持久的奋斗.想限时限刻、某朝某日达到一流大学的目标,特别是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只在我们的某些炒作性文章或规划中看得到,大学或高教史籍中尚无记录.
那么,我们如何向“研究型大学”前进呢？
一般说来,对我们的许多大学来说,或许还只能是为建成“研究型大学”创造条件,以便逐步逼近“研究型大学”（乃至中国一流大学,或极少数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大目标.为此,我们应该把这一大目标进行分解或细化,通过对许多具体目标的达成或对过程的改进来展开我们的工作.
在具体的教育目标方面,本文不拟多论,总体上我们已有许多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在讲教育和教学.在教育规模上我们“扩招”了,许多高校还在努力争取,争取研究生与本科生在校人数之比为1：1.只是,我们应明白,经验也告诉我们,数量没有质量的保证,有时实际上是一种灾难.当前,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保证博士学位的学术含量,实际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但这可以另文讨论.
这里,主要是提一点科学研究方面的具体目标.
笔者还要反复强调,这些具体目标在用语上,不能太过原则、太富弹性、太重花俏,应该实在一些.
笔者还认为,这些目标在其现实可能性上是经过努力就可以达到的.为此必须考虑我们目前的校情、国情,必须考虑我们的条件和所有基础.
(1)如果承认不拘形式、不分资历、不讲尊卑、没有压力的自由交流和恳谈,是一种启发教育和研究灵感的方式,我建议：有心创建研究型大学的学校,应开辟几间茶室,为各学科特别是不同学科的师生交流和协磋,提供一个安静、幽雅但不是豪华的场所.视需要,学校各研究所、各中心、各系都可设这样的茶室.
科学研究,首先当然要沉思、要到实验室做试验、要到资料室查文献、要埋头苦读,甚至“两耳不闻窗外事”.但自由的、随意的交流,无疑也是一种启发灵感、激励创造性的重要办法.我们不能轻视这一面,甚至应该提倡.实现“低级”的目标,可能产生“高级”的结果,何乐而不为？
(2)如果承认,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兴趣也可以培养,我建议：有心创建研究型大学的学校,应对本校的教师进行这方面的培养,不能任其自生自灭.可以采取自我教育和进修的形式,也可以由校内有经验、也有成就的教师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培养,甚至也可以到国内或国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修.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应以被培养人的研究兴趣和能力有明显提高为目标.
(3)如果承认,拔尖人才需要“拔”,如果承认讲效率就不能平均用力,我建议：有心创建研究型大学的学校,在各个系科、专业,一般都要建立自己的拨尖计划,例如,要在每一个研究室、教研室选拔出1-2名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压任务、给条件、使他们能取得预期的进步或作出预期的成果.这个拔尖的计划,在理想的状况下,可以扩展到研究生,但以不打破当事人接受计划中的教育为宜.
1-2名拔尖人才的指标当然很重要,但实际上这一“拔”的过程更重要.我们应重视这个过程.
(4)如果承认,学术带头人是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关键因素,我建议：有心创建研究型大学的学校,要在自己的奋斗日程之内引进1-2名世界级的学术带头人,多几名更好.行动幅度大一点,可以在网上向全世界发布我们的要求和承诺,例如,学科要求、成果要求.当然,要同时非常重视我们自己拔尖人才群中的那些已成长起来的学术带头人.如果他们也有相应的成果在影响着外界,也在起着世界级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引进”的待遇.
(5)如果承认,我国两院院士的选拔是正直的、确实代表了中国科技人才的最高品质,我建议：有心创建研究型大学的学校,应当在未来若干年内,通过新的货真价实的成果展示,使自己学校的院士数保持在3—5名以上,多一些则更好.为此,必须用优惠的政策聚集一批高水平人才,包括通过(2)的长期培养,自己造就人才.引进现成院士,必须进行认真考核,以保证他有真才实学和合格公民的道德水准.
(6)如果承认,登入SCI的论文数及其排名,表示了一种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科研水平和能力（应允许一些人士对其持保留态度,并认真研讨其理由）,那末,有心学校应努力使这个论文数每年在600-800篇以上.如有可能,应更多些,再多一些,争取处于国内大学的领先地位.对于名列本校前茅的作者,应实施奖励；对于名列国内各大学前茅的作者,应重奖.
(7)如果承认,我国各省（市）、部级科技进步奖、发明奖确能反映这一范围内真实的科技进步和发明创造,则有心的学校在每届的相关奖项中,应保持有比如说至少1项一或二等奖的成绩；相应的省、部级的人文、社科奖的奖项（如上海市的哲学社会科学奖）也应有类似的具体目标.对于得奖者,学校同样应当给以奖励.
(8)如果承认,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确是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相关奖项,则有心创建研究型大学的学校,在每届评奖中,应保持有各级别的奖项总数在2项以上.并且,在每2届或3届的评奖中,应有1项或以上的一等奖.对所有得奖项目的相关人员,同样应实施相应的重奖.
(9)如果承认,当今世界,诺贝尔奖是我们可以接受的,特别是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与生理学奖等,是我们应该追求的,那么,我们的大学院校,就应该奋起直追,争取在若干年内（最好是在8-10年内）,在这些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零的突破,在争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文学奖方面,我们也应当标新立异,通过我们的独特成果发起挑战.
(10)如果承认,世面上的有些奖项和评奖,水平很低,而且太滥,我建议：有心的学校应当守好门坎,拒绝某些评奖,以便集中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于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上.
以上的许多数字,都是根据笔者的直觉提出的,有些是根据一些统计资料推想的.如果这些目标被接受并且不断被实现,或以更新的更好的目标来取代它们,那都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笔者庆幸的.
至于具体的策略原则,可以包括：
(1)校准目标.学校各系科专业、各研究院所、各教研组室乃至个别的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员都要校准自己的研究目标.校准的原则是：实现目标,就有创新或创造,坚决避免重复与平庸.
(2)团结合作.学校全体师生员工,要持续的研讨,要持续的鼓劲,持续的强调团结合作,同心协力、相互支持、各就各位,持续的为确认的目标去奋斗.
(3)保护竞争.在科研的体系构建或选题上,在拓展新的研究方向方面,一定要保护青年人探索的积极性,而对权威的垄断要加以恰到好处的限制,以清除科技和学术进步中的迷信和盲从,为实现目标扫除障碍.
(4)条件保障.当然,准确的目标是条件,合作共事的群体及组织结构是条件,奋发的精神状态是条件,但这里强调的是充足的经费和合格的核心设备这个物质条件.学校有关部门应当花大力气开拓经费渠道来源,并形成正反馈的态势,以保证目标的实现.
(5)加强领导.但是,不要太多的以加官的方式给有研究才能和成果的人做奖励.加官奖励,从领导来讲,虽然可以团结人、笼络人,但在许多情况下却消解了人的科学追求和创造意识.所以总的说来,这是我们的科学研究很难上水平的文化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原因之一.看来,加强领导,还要有更开阔的视野.
(6)国际合作.在学术领域的国际合作,有利于开拓视野、接近前沿.有一批学科带头人活跃在国际科技舞台上,这既是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也是一流研究型大学成功的标志.特别应多邀诺贝尔奖得主来学校从事学术活动.
(7)参与.这是现代社会,也是现代大学取得成就的重要机制.我们应当认真研讨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MIT的经验：教授不仅仅是执行某种政策的工具,而且是制订教育政策的资源.[2]
(8)全神贯注.最好不要身兼数职,特别不要用行政头衔去占据一个学术职位,更不要私而忘公.要努力优化学术氛围和学术品质,抵制学术腐败,清除学术领域的假冒伪劣.应当有适当的政策和规章制度, “安置”那些精力很不集中的所谓“人才”.
(9)追求质量.这也是指的一种精神状态：必须有高质量的工作才算实现了具体目标,才算在为建设研究型大学、创一流大学尽力.我们也可以叫做“追求卓越”,意思更豪迈,但笔者更愿意首先追求质量.
如果不是存心故弄玄虚或存心要把浅显的问题复杂化,“研究型大学”确实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大道理,不必使用那些非常的豪迈、非常的形而上、也非常不着边际的话语,而应当使用人们都听得懂、理解得了的意思问：我们究竟能在什么时候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具体目标和水平？特别重要的是“如何”达到那样的目标和水平？这是一个“实践论”的问题.
这里,笔者想推荐一个爱因斯坦的公式：成功等于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我国的许多大学的科学工作者、研究人员、党政领导、学者教授,如果想建“研究型大学”,这个公式肯定有用,而且非用不可.
总而言之,“研究型大学”既是可以理解的,又是可以建设的.在我国,虽然建成“研究型大学”并非易事,但我们仍旧可以让它可望又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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