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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陈松岳的革命之路
陈力红
陈松岳（1908—1970）,原名陈嵩岳,湖南茶陵县思聪岭下村人.1926年1月参加革命.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30年3月加入中国.参加五次反“围剿”战斗,历经长征.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辽沈战役及东北剿匪、湘西剿匪等战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湘潭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兵役局副局长、湖南省体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农林垦殖局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
勋章.
1952年10月1日,首都北京到处都是鲜花的海洋、歌舞的世界.邀请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与首都群众一起欢庆人民共和国的生日.在观礼台上,李贞将军一眼就认出了我父亲陈松岳,她伸出双手,热情地打招呼.老战友相见,格外亲切.我父亲说：“幸亏我挺过来了,如果那时留在百姓家里,今天就不能站在这里与你见面说话了.”女将军感慨地说：“是啊！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父亲革命的征途、战斗的经历仿如昨日历历在目.
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开辟,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参加创建的党领导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茶陵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08年10月的一天,我的父亲陈松岳出生在茶陵虎溪乡（为纪念烈士谭思聪,后改为思聪乡）.
我的爷爷是位本分、勤劳、善良的农民,虽目不识丁但思想非常开明.为了儿子不再像他一样过着常年遭受地主劣绅欺压的日子,硬是从牙缝中省出几斗米送儿子上了几个月私塾.父亲虽个头不高,但生性耿直、不畏强权、爱打抱不平,为此,得到了早年参加革命,后来成为湘赣边界红军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的谭思聪的关注,他常常带我父亲参加一些进步活动,教他看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父亲渐渐接受了不少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1926年,父亲在谭思聪的带领下参加了由进步青年组成的“青年奋斗社”,并在乡农民协会担任了秘书,从此坚定不移地投身到革命中.
爷爷知道儿子是跟着闹革命,为穷人找活路,想方设法帮助儿子,尽一切可能支持革命.有一次,谭思聪急需前往广州农动讲习所讲课,苦于没有盘缠,动不得身.爷爷知道后,把家里积攒多年仅有的两块大洋送给了谭思聪.1926年底,北伐军进入湖南,“火借风势”,全省农村掀起了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风暴.在风起云涌的家乡农动中,父亲积极参加了打土豪、斗恶霸、反贪官污吏和减租减息减押的斗争.当地土豪劣绅对他恨之入骨,到处发布告捉拿他.有一次,父亲正在组织开会策划,不料走漏了风声,地主武装来抓他,乡亲们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及时给他报信,然而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冷静指挥大家先转移,乡亲们见状很是着急,因为敌人悬赏要抓的是我父亲,大家都催他赶快离开.但直到30多位同志全部安全撤离,父亲才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在身后一片声和吼叫声中跑到了山里,化险为夷.
狠毒的反动派没有抓到父亲,他们就用酷刑逼爷爷交人,爷爷不屈不从,刽子手们竟用尺粗的大圆木在爷爷身上反复用力碾压,将爷爷活活折磨致死.
1927年12月,父亲参加了广州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很多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前途产生怀疑,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心中没底,一些意志薄弱者脱离了革命队伍.起义失败后,父亲从广州一路翻山越岭,躲过无数个敌哨追查盘问,一路信念不变寻找革命队伍,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茶陵.在谭思聪的指示下,父亲坚定不移地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在老家秘密组织了工会和纠察队,并担任纠察队队长.1929年12月,纠察队改为游击支队,父亲担任支队长,1930年,这支游击队伍编入湘东独立第一师,父亲在三团七连二排担任排长,同年12月任湘东独立第一师三团八连连长.
在井冈山深入发动群众,重新聚集革命力量,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茶陵是湘赣苏区的重要区域,红军与国民党在这里打过许多仗,将军山战斗就是其中一例.据《红六军团征战记》载,1931年3月上旬,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奉命迎接由广西北上的红七军,两支兄弟部队会合,配合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湘敌军闻知红七军和湘东南独立师汇合于酃县,便调集队伍在茶陵县的湖口圩和沔渡之间防堵我军北返.23日,敌人在严塘、陇上与茶陵游击队遭遇,游击队请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增援.24日清晨,两支兄弟部队在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的指挥下,决定由红七军第五十八团担任正面攻击将军山的任务,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从敌背后夹击将军山之敌.上午战斗开始,由于敌人居高临下,火力猛烈,封锁了前进道路,进攻受阻.面对严峻形势,张军长果断决定从敌后攻击,实施出奇制胜的战法,并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红七军五十八团四连,连长曹振亚和连政委莫文骅从山坡上纵身一跃奔向田坝,抓住时机,机警发出战斗号令,敌人在我军勇猛冲击下慌忙退却,四连乘胜追击.此时,从正面攻击的特务连（连长李天佑）与湘东南独立师三团一齐向敌猛攻,父亲带领三团八连的战士们一鼓作气,抢占了鹪岭主峰,及时赶到将军山后面,对整个将军山形成了三面围攻之势.这时将军山的敌人欲进不得,欲退不能,被我军歼灭.将军山的战斗对茶陵苏区和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父亲参加了五次反“围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斗争,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战斗经验.1932年,父亲在湘赣军区第二十四师（原第八军三师）七十一团任团长,在湘赣军区第一分区指挥部任指挥,政委苏杰；第二分区指挥部指挥先后为苏劳、莫文骅、叶长庚,政委先后为朱洪国、方云胜；第三分区指挥部指挥先后为谭家述、彭辉盟,政委张平化；第四分区指挥部指挥张通,政委覃汉承.
1933年7月,红八军团改编为红六军团十七师,师长萧克,政委陈洪；湘鄂赣独立团改为十八师,师长徐洪,政委
王震.
1934年8月,因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干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六军团作为红军的先遣部队,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同志的领导下,于8月7日从江西遂川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10月红六军团在木黄与第二军团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为配合红军行动,早日创建新的根据地,部队由黔东向湘西挺进,以便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为了迷惑敌人、诱敌深入,我军决定后撤,待机歼敌.敌人果真以为我军怯战,要往湖北方向撤退,我军将计就计,一退再退.11月16日,红二、红六军团在龙家寨会合.部队进入十万坪东北隘口,红二军团隐蔽在西北方向的山上,红六军团在东北方向的山坡背面,形成一个口袋等敌人钻进来歼灭它.经过激战,敌人阵地被攻破,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此时父亲接任第五十一团参谋长,他从一个俘虏营长那里了解到一些重要敌情,即刻向团长郭鹏汇报并遵照王震政委的指示,组织了20余人的追击队追击敌人.当追到一个村子时,父亲立即派出警戒,占领阵地,其余的人向村头的一个大门冲进去.屋内躺满了吸大烟的人,这些俘虏有的软绵绵地站不起来,父亲叫警卫员端来一瓢水给他们喝,这些人才有了点精神,都乖乖地跟着走.沿途又抓了些正在逃窜的俘虏.龙家寨这一战,红二、红六军团歼敌两个旅大部,击溃另两个旅,俘虏敌参谋长以下2000余人,缴获步马2100余支,机10挺,有力打击了湘西“土皇帝”陈渠珍的嚣张气焰,为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龙家寨战斗后,我军势如破竹,收复永顺,进占大庸、桑植.于11月26日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国湘鄂川黔省委员会,以贺龙为主席的湘鄂川黔省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党政军工作.不久接到军委要求红二、红六军团深入湖南中部行动,以配合红军的指示后,省委决定改由任弼时、王震等率领红二军团的十六师和红六军团的四十九、五十三团等部留在根据地消灭地主武装,掩护地方工作,巩固发展根据地.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领红二军团的主力和红六军团的五十一团向沅水流域前进,转入外线寻机歼敌,开展工作,牵制敌人,配合红军的行动.部队由大庸南下,一路战斗,进到常德城下.一日深夜,团长郭鹏接到通讯员报告：“总指挥部的命令,要五十一团立即出发进驻桃源县城.”晚上战士们在宽广而平坦的公路上行军,感到很新鲜,非常兴奋,疲劳瞌睡都忘了,一个劲往前走,走着走着都挤在一起走不
动了.
原来是没有见过汽车的同志围在白天打坏的汽车周围看,以致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在汽车上摸来摸去,问这问那,正在议论时,父亲骑着他在龙家寨缴获的大黄马过来了,他当过北伐军,坐过汽车,对同志们提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大家听了很满意.有些人还站在汽车跟前不愿走,父亲说：“同志们！不要停下！快赶上来……我们要到桃源县去,桃源就是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的地方.”有同志问：“桃源有什么好？”父亲严肃而郑重地回答：“好得很,世外桃源似仙境……那里没有人压迫人、剥削人的现象,人人平等,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他说：“我是给你们讲故事……陶渊明描写的美好社会是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和幻想,在当时封建社会是不存在的……我们要知道美好社会不是现成的,在陶渊明时代不可能存在,到了我们这一代还是要经过革命斗争和流血牺牲才能实现的,我们创建革命根据地牺牲了多少同志,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深信有中国的领导,全国军民的努力奋斗,消灭了为首的反动派,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解放全中国,就一定能够建设一个美满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父亲的一番话使战友们深受教育,增添了知识,知道了历史故事和现实的关系,更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和胜利的信心.
1935年11月19日,是一个令红二、红六军团最难忘的日子.这天由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率领着队伍,告别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桑植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红六军团教导团奉命随同省直机关行动,我父亲担任教导团参谋长.部队强渡澧水,突破乌江天险,进驻贵州毕节.就在这时,我父亲开始“打摆子”,时而全身不停地发冷发抖,呕吐不止,时而转发高烧,全身肿痛,无法行走.李贞见状,婉言劝他留下,并拿出大洋要他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中,我父亲坚决不同意,并对周围的战友说：“我绝不拖累部队,你们走多少里,我就走多少里,如果死了,劳同志们在路边挖个坑,把我埋了便是,能将身躯献给中国革命事业是我陈松岳今生最大的光荣.”父亲说完,随即拖着虚弱的身体,迈着沉重的步子,找来一根树枝当拐杖,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挪动着脚步,为了能跟上队伍,部队休息时,他仍咬紧牙关慢慢前行,身体实在不支时,倒下来休息一下,然后爬起来继续紧跟队伍.长征路上红军不仅遭到敌人围追堵截,还要忍受寒冷、饥饿、缺氧等常人不可想象的恶劣环境的考验和折磨,我父亲凭着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念和员的顽强意志,战胜了病魔,终于和战友们一道渡金沙江,越雪山,过草地,于1936年6月在西康甘孜同第四方面军会合,10月在甘肃的会宁地区与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同年底,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即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1937年8月,根据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以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编为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辖七一七、七一八两个团,父亲任七一七团参谋长.三五九旅奉、朱总司令的命令由陕西东渡黄河,在晋西北、雁北等广大地区与日寇展开殊死战斗.1938年,王震命七一七团夜袭山西岢岚县三井镇,但日军凭借有利地形向我军发起猛烈反击.为争取时间,赶在鬼子后援部队到来之前歼灭敌军,父亲冒死带领战友们杀进日军阵地,不料一颗击中他左臂,顿时血流不断,但他全然不顾,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和拼杀,我军大获全胜.后来,白求恩大夫为他进行手术,遗憾的是由于战时的恶劣环境,严重缺乏医药器械,同时由于在拼杀鬼子中延误了最佳手术时间,最终这块弹片永远留在了他身上,成为他教育后代不能忘却的“纪念”.在无数次对日战斗中,父亲总是身先士卒,英勇抗敌.有一次,日寇仗着武器好、战马壮,气势汹汹地向我军逼近.父亲临危不惧,横刀跃马冲锋在前,与鬼子劈杀,亲手刺死日军指挥官,缴获了东洋战马和军官指挥刀.王震骑上棕色的东洋战马,高兴地说“要得,要得”,亲手将指挥刀奖励给我父亲佩带.
1939年9月,三五九旅奉命调回陕北绥德驻防,担任陕甘宁边区警备任务.
1941年,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1941年2月,我父亲任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副团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2年10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八团团长,他和战友们一道参加生产小组劳动,没有房住就在树林里露营,没有粮就到百里以外去背,没有菜就去挖野菜,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劳动竞赛,相互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开荒进度不断加快,生产年年获丰收,多次得到表扬.
1945年,为了加强南下支队的力量,决定成立南下支队第二梯队,这是一只文武兼备的队伍,共有7000余人.南下支队是党为了开辟湘赣鄂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成立的.三五九旅干部队简称“九干队”,负责人是刘俊秀和我父亲.第二梯队成立后,三五九旅番号改为南下第二支队.6月12日,随着发出出发命令,部队踏上了南征之路.南下支队第二梯队从延安出发后,挥师东进,再次渡过黄河,准备继续南下.两个多月后,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
略者.
1946年,国民党军即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8月下旬,南下支队第二梯队遵命令挥师北上.其间接到命令,三五九旅就地轻装调往东北.命令还指出,组织一批干部,集中全部乘骑,昼夜兼程,抢进东北,解除日伪武装.根据命令,首先集中了80多人,成立了先遣干部队.9月初,父亲随先遣干部队从太行山出发,直插河北平原,踏上北上行程,为了争取时间,先遣干部队几乎是“人不解甲,马不卸鞍”,于10月到达沈阳.
1946年3月,我父亲奉三五九旅首长之命,带领七一八团在勃利县、鸡西县、密山县等地一带剿匪,主要任务就是彻底消灭谢文东、李华堂、张瞎子匪部.在一次剿匪战中,匪军盘踞在一个山头上,修筑了碉堡,备足了粮食、,几挺机关封锁了唯一的上山通道,试图凭借有利地形顽抗到底.父亲不慌不忙地侦察地形,发现碉堡后面悬崖上有一棵碗口粗的榆树,马上指挥战士们搓草绳、备木棍,编成一个软梯.半夜,敌人疲惫地进入梦乡.他抓住这绝好时机,挑选了两名身强力壮的士兵,一人手拿大刀,一人手持机关,将软梯投置在悬崖的树干上,麻利地爬上去,大刀手一刀就结果了哨兵的生命,机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形,部队马上跟上去,把睡梦中的的匪兵全部抓获,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我军无一伤亡.同年9月,七一八团和兄弟部队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该区土匪,俘获了土匪头子谢文东、李华堂、张瞎子,圆满完成了任务.在东北剿匪中,父亲两次受到东北军区首长电报嘉奖,并获一枚银质奖章.1948年父亲参加了辽沈战役,1949年随部队南下,准备参加解放长沙的战斗.长沙和平解放后,随即参加湘西剿匪.
1951年,湖南省湘潭军分区建立,我父亲担任了第一任司令员,他把在家乡工作当作一种荣誉,更当作一种责任,继续保持战争年代那股革命干劲和革命热情,坚决贯彻执行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思想,为湘潭军分区建设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但此时危险也悄悄逼近了父亲,当时国民党特务为达到破坏家乡军事建设的险恶目的,派了一女特务企图他,而他在和平时期仍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责任心,不仅机智地识破了特务的阴谋,而且成功地抓获了特务,再次表现了一位革命军人的大智大勇.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校军衔.一天,父亲的一位老战友来看望他,谈到军衔时,战友突然拍案而起：“老陈呀,没想到你只授了个大校,你那么多下属都授了少将以上的军衔……”听毕,父亲哈哈一笑：“下属的军衔比我高,说明他们进步比我快,功劳比我大,我为他们高兴.我们能活着,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们已经很幸运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理由？”接着,父亲还幽默地说：“领导我们革命,丰功伟绩,但他还没有军衔呢.”父亲的笑声是那么坦然、那么爽朗,让人感受到一位老军人的胸怀.
1959年,父亲担任了湖南省体委副主任；1961年由王震提议周总理任命,父亲担任了湖南省农垦局副局长一职.不论在什么岗位上,我父亲始终谦虚谨慎,凡事多听群众的意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按照他的资历和级别,我们家本来可以住好一点的房子,但为了减轻国家和组织上的负担,他自掏腰包在居民区中居住,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安排了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专门接送他外出开会时使用,但他却说：“不用,不用,人家走得我也走得,和群众在一起更安全.”不论上班还是开会,他都坚持步行.60年代初,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很多人没有饭吃,他把一口一口省下来的粮食用来接济邻居.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他总是闲不住,帮助栽花、种草、运垃圾、打扫街道.下雨之前,谁家外面晒了煤球,他总是第一个帮着搬,尽管他的左手使不上劲,但是他的行动是无声召唤,邻居们很快就会发动起来.
父亲走完了他平凡而又非常的一生,他是儿女们心中永远的偶像,永远的英雄,永远的楷模.他老人家常常告诫我们：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一定要懂得珍惜,好好珍惜,要时刻保持革命的本色,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革命传统.今天可以告慰父亲的是,父亲的思想和品德已如他的血液流入我们的身体,扎根我们心底,子女们都是按照他老人家的要求去做：本分为人,踏实做事.（编辑 王兵）
作者：陈松岳之女,广东易明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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