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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其明交响组曲《使命》创作谈
据电视专题片《使命》的音乐改编的交响组曲《使命》先后在北京、上海演出,作曲家吕其明的这部“封笔”之作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吕其明的革命经历以及他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坚持为人民创作的艺术方向,坚持使用为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具有中国特色音乐语言的创作理念,在一代成长于革命队伍中的作曲家当中具有普遍性；而他在音乐创作当中坚持创新,不断尝试运用各种新的技法,在86岁的高龄仍保持着强劲“后劲”和创作活力又让他在同时代的艺术家中独树一帜.为此,笔者访问了这位86岁的老作曲家,话题从电视专题片《使命》音乐的创作开始.
许凤：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创作电视专题片《使命》音乐的情况.
吕其明：2001年为纪念中国建立80周年,组织部、政策研究室、文献研究室、《人民日报》社、电视台联合摄制大型文献专题片《使命》.联合摄制单位因为我曾经写作过《红旗颂》,便邀请我为这部电视专题片作曲.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创作任务,20天完成创作.按摄制组导演的要求,音乐用《红旗颂》的主题贯穿,但同时我也写了离开《红旗颂》的大部分音乐.音乐是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杨洋指挥,影片播出后受到热烈欢迎,引起了强烈反响.
许凤：请您谈一下这部交响组曲的创作过程吧？
吕其明：我在写作之处曾查阅了大量的党史以及相关的历史资料,这使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以至到2008年我开始整理电视专题片《使命》音乐的时候,当年的震撼又涌现到我的眼前,于是决定把《使命》的音乐写成独立的音乐作品,构思这部作品我花了整整四年时间.
2012年七八月份,党的十八大要召开了.一方面,作为一个老党员,我要向党的十八大献礼；另一方面,我的作品从整体的布局到一些比较细微的部分都构思得接近成熟了,于是我找到上海爱乐乐团团长吴孝明,向他报告我要为党的十八大写一部作品.同时也向他提出,由于我年事已高（当时我82岁了）,希望他能同意请与我多次合作的作曲家陈新光与我合作.这样,这部构思了四年多的作品,用了29天的时间就写出来了,在党的十八大期间搬上了上海艺术节的舞台.
首演之后我们并不满足,作品的最后一个乐章第四乐章是庆贺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基调是欢庆和昂扬的,但是光庆贺还是不够的,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不能陶醉,还要继续革命,所以决定要加写一个尾声.2016年到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已经有了尾声乐章.
朱天纬：我听交响组曲《使命》,感到这是一首形象非常鲜明的用交响音乐书写的中国人胸怀伟大使命感,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民族解放和建设富强国家伟大历程的光辉颂歌,同时也表达了您对于中国革命历程的一往情深和深切的感受.
吕其明：首先,这部作品是一个老员给党的十八大献上的一份薄礼.因为党的80年历程中,有将近七十年我是参加了的,这当中有家人离去的悲痛,有战争幸存者的切肤之痛,有长期受压迫的苦痛,也有国家和民族获得解放的幸福,我们党走过的曲折道路的艰辛.我所要考虑的是如何表现这个重大的主题.
第一乐章表现的是中国人民在苦难中倾诉、抗争.由全体弦乐声部演奏的深沉的旋律引出了二胡独奏以及与高音木管乐器和高音弦乐声部的对答,二胡的旋律是悲痛的,但又是强烈的,充满戏剧性的塑造力,并最后引领整个乐队推向全乐章的.
第二乐章表现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展开的武装斗争.音乐的主题来自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湖南民歌《秋收》,具有动感,苍劲有力.这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民歌让人马上联想到由湘赣大地开始燃起的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
歌曲采用中国五声音阶的羽调式,与七声音阶的小调调性非常接近.音乐主题从木管乐器的呈示开始,弦乐器的持续进行曲节奏型和拨弦伴奏（后来又转为打击乐器的持续节奏型的敲击）,使音乐的性格具有很强的动感,不断推动音乐向前发展.我在这里借鉴了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的曲式,音乐主题基本上是固定的单一主题不断反复,在配器和调性上力度上不断改变,从而在情绪上不断增长.
朱天纬：在乐队全奏后,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人民的革命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时,颂歌主题第一次呈示.颂歌的主题具有鲜明的“吕其明风格”,它的性格充满了高昂的气势和胜利者的自豪,而且主要由弦乐队来演奏的这个主题,色彩是非常温暖的金.
吕其明：是的,我的音乐主题,特别是这种颂歌式的主题,通常具有鲜明的中国音乐风格,虽然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地区或民族的音乐风格,但是中国的,是能够为中国的老百姓,中国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能够接受和理解的.
第三乐章的开头仍然是这个颂歌的主题,但是由铜管乐器来演奏,更具有磅礴的气势和强大的号召力.第三乐章,乐曲展现人们奋发图强,建设伟大祖国的信心和决心,采用了交响性思维和写法.第四乐章描绘的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用的是带有一个引子的回旋曲式,主题节奏短促、情绪欢快.
这个乐章没有任何铺垫地以唢呐独奏开始,好像是一首热烈的民间吹打乐.唢呐独奏、民间鼓乐的各种节奏的敲击,特别是完整呈现的颂歌主题,虽然在作品当中是作为插部呈现的,但是无论是渲染改革开放热气腾腾的生活,还是展示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世界,显然所起的作用并不一定比乐章的主题小.其中,中国打击乐器用了一些固定的节奏型,并且给了他们一些单独的篇幅,充分的展示民族鼓乐的色彩和演奏技巧,对于原来这个乐章曾经作为结尾乐章,显然是很有分量的.
朱天纬：在这个乐章里,颂歌主题又一个完整的呈示,成为全曲的点,这好像是您的一个特点,就是最主要的音乐形象一定是由最富有特点的旋律来担任的.
吕其明：是的,强调旋律,尊重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是我信奉的一个重要的创作信条.
许凤：您曾经讲过,现在的尾声是这次新写作的.
吕其明：这部作品2012年首演的时候是续加上四个乐章,但是我们经过反复的讨论,觉得还不够完满.原来的第四乐章是庆贺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但是,仅仅庆贺就行了吗？还不行！面临当前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不能陶醉.我们还有巨大的困难,巨大的阻力要克服、要战胜,这将是一场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我们的改革开放还需要继续深入,我们的党还要继续革命.从一部音乐作品的结构来说,也需要有这样一个乐章来升华和总结全曲.
现在演出的版本是我们经过修改五稿之后的版本.但是我感到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恳请同行们听众朋友们给予指正.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长四十多分钟,感到长了一点,是否还能精炼.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地方需要调整.一个作品要留存下来,就是要经过不断地加工修改.
朱天纬：我后来听了汤沐海指挥的版本,36分钟多一点.
吕其明：是的,后来5月9日由汤沐海指挥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演出.国家艺术发展基金拨款120万元,要求上海爱乐乐团演出十场,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
许凤：我们再回到刚刚谈到的旋律问题.
吕其明：这是音乐界非常关心的问题,中国几代作曲家在交响乐的创作道路上进行着不断的探索.音乐界有着多元的创作理念、创作技法和创作风格,并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是非常可喜的.条条道路通罗马,而我对于百花齐放有着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一部好的音乐作品应该能够做到“听得懂,传得开,留得下”.我力求自己的音乐作品能够做到雅俗共赏,一定要让普通群众能够听得懂,一定要民族性格鲜明.交响乐是外来的东西,但是进入中国,必须要与我们民族的语言,与老百姓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融合起来.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听旋律听惯了,我们应该尊重群众的欣赏习惯,所以我的作品就是注重旋律.
我们中国有上千种地方戏,有那么多优美的民歌,多好听啊！我当年写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旋律,在山东找不到原型,我因为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在山东渡过的,学习了大量的山东民歌,对山东的民间音乐很熟悉,就把那些民间音乐素材变成自己的作品,让人们相信这首歌是不识字的农民出身的游击队员们唱的.《红旗颂》也是把许多中国各地民歌的因素消化以后变成了我自己的东西.广泛地积累民族音乐,从中提炼出中国风格的东西,而不仅仅局限于哪一个省,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所有的东西都来自民间,来自民族音乐的宝库,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功,也是我的作品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有了这个基础还远远不够,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的东西,不断充实自己,提高创作水平.我在确定从事作曲工作后,组织上曾经想派我到苏联留学,但是因缘际会没能实现,后来我带职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了作曲和指挥,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的专业学习是我能够驾驭管弦乐作品创作的基础,这一点对于我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我都默默地感谢母校“上音”和尊敬的老师们.
许凤：您曾经表示,由于年事已高,可能以后不会再写这样的大型作品,所以,《使命》很可能是您的“封笔之作”.我们当然希望您今后还会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不过,我们还是想听听在这样的时刻,您如何总结自己的创作道路和已经取得的成就.
吕其明：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标题音乐者,所写的音乐都是普及型的标题音乐.标题音乐作品和无标题音乐作品并没有高下之分.一部作品是否成功,不在它是不是标题音乐或无标题音乐.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标题音乐作品,像我们非常熟悉的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每个乐章是描绘一幅图画,音乐形象非常生动,还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些无标题的音乐作品只是作曲家不说而已,它还是要表达哲理的内容和作曲家的喜怒哀乐.
我一直写标题音乐与我的职业有很大的关系.我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创作,电影音乐本身就是标题音乐,你为一部电影写音乐,必须严格地按照影片主题思想内容的要求来写作,所以一定要有特定的形象,鲜明的风格和饱满的.几十年的工作形成的习惯使我写音乐时心里必须有形象,离开标题我不能写东西.
对于我亲密的合作者上海爱乐乐团作曲家陈新光,我也要说几句话,没有他的合作,就没有《使命》这部作品.他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对于乐队也很熟悉,我们的创作思想、理念、风格都很一致.通过这次《使命》的创作,我们的创作友谊进一步加深,我也要特别感谢他.
陈新光：我近些年与吕老师已经合作过多次,他很信任我.这次吕老师请吴团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也对他讲：“没问题,你叫我,我没有话讲的,完全听你的！不过,你为什么选择我？”他说：“几十年的合作和观察,从人品到业务能力,你是最恰当的.”于是紧接下来的二十几天中,我们基本上的做法是以吕老师的指导思想为中心,因为他已经有了完整的构思,他要求要让群众听得懂,所以以传统的手法为主,但是在和声和配器上,又下了很多功夫,做到有所突破.用他的话来说,我们俩的合作是“一加一大于二”.在以后的五年中间,我们边演边改,一共修改了五稿,演出的时候,经常是一个乐章结束,观众就会热烈地鼓掌,这说明他们确实听懂了,确实被感动了.
2016年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版本,加上了后来写作的尾声是一个定稿的版本.这部作品表现了吕老师对中国革命的真情,当时国家艺术基金在上海召开了座谈会,专家们对这部作品是认可的,认为音乐形象鲜明,非常朴实.上海歌剧院的指挥林友声讲,我们太缺少这种作品了,应该出版总谱,这样我们也可以演奏.
朱天纬：最后一个问题,您的革命经历众所周知,这是您的“红色基因”与“初心”,作为一个从革命队伍中走出来的作曲家,您如何看待您的“红色基因”与“初心”？
吕其明：长期以来,我不断努力学习,提高创作水平,可我从不认为我的作品是完美无缺的,包括《红旗颂》等,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前进.但是,对我所走的道路,从未后悔过.
我的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主旋律作品,这是我作为一个员,一个有血性的军人,一个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任务.你不写谁来写？！我别无选择.所以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满腔热情地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
同时,这是我的人生道路决定的,可以说是我身上的“红色基因”决定的.我10岁参加新四军,在红旗下成长,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经历了我的父亲吕惠生烈士的牺牲.我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深切地体验到革命先烈献身的英雄情怀,这种人生体验比积累知识更加宝贵.新中国成立后,我成为一个电影音乐作曲家,我去过治淮工地,去过大庆,去过焦裕禄同志战斗过的兰考县,与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一起我感到如鱼得水,使我不忘“初心”.我的人生道路决定了我的创作内容和方向.
我对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创作理念有一个定位——一个写标题音乐,写普及音乐,接地气的电影音乐作曲家.这个定位对我非常重要,希望音乐界和社会这样看我.
（本文系2016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吕其明音乐创作及其艺术思想研究”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AHSKY2016D84）
（责任编辑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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