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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期符牌
马颖
摘 要：蒙元帝国从铁木真称汗（1206 年）到蒙古族再次进入部族分裂、割据的局面（1399 年）经历了近两个世纪,创造了诸多的丰功伟绩.符牌是他们借鉴其他民族的管理制度,结合自身实际应运而生的一种政治管理手段.蒙元时期的符牌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一种历史文化.本文对已经公开发表的实物资料进行比较分析,进行等级排序；并对该时期使用符牌的原因及其编号字头的来源进行考证.
关键词：符牌 等级 原因 编号
符牌在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千百年来对符牌的使用和管理,构成了我国古代国家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元代是使用符牌最频繁的时代,统治者对符牌的青睐和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其种类之丰富、用途之广、影响之大有别于历朝历代,从而构成了蒙古族特有的一种历史文化.
一、公开发表的实物资料
据史料记载蒙元时期的符牌数量多、种类丰富,但遗憾的是截至今日,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蒙元时期符牌仅有17 块：
1. 1881 年,在前苏联托木斯克州巴卡尔斯克出土一枚圆牌,铁质银字.首部雕琢有虎头纹样.牌面有竖排八思巴字五行,正反面文字相同.
2. 1845 年,在第聂伯河畔出土一枚长牌,学界称之为“金账汗长牌”.银质.圆孔式环形纽.首部阴刻有龙、鸟纹饰.牌身正反面阴刻畏兀儿蒙古文四行,文字内容相同.
3. 1846 年,在前俄国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发现一枚长牌,银质金字.首部有圆孔式环形纽,一侧刻有“宿字四十二号”六个汉字.牌身正面阴刻三行八思巴字,反面两行八思巴字.
4. 1853 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色楞河下游的纽其村发现一枚银质金字长牌,称作纽克斯科牌子.该牌与米奴辛斯克牌子形制完全相同,只是其中一个八思巴字与米奴辛斯克牌子的不同,但读音与所表示的意义相同.纽环上编号为“荣（？）字卅四号”.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艾尔密塔什博物馆.
5. 1925 年,在北京发现一枚圆牌,通高12.7、直径11.6 厘米.铜质.正面首部为兽头纹.牌面内铸有方形轮廓两重,内自左至右书写有波斯文、八思巴文、畏兀儿文；反面首部饰叶缔纹,牌面内有一重方形轮廓,内书写一“令”字,左右两侧书写有“关伪仿奸,不许借带,违者之罪”十二个汉字,轮廓雕饰有缠枝纹,圆牌右侧边轮上刻有“地字五十号”五个字.
6. 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下卷5 页的“元国书铜牌”,长条形,下有一圆形系挂孔,正反面各一行八思巴字,按图片尺寸计算,上宽2.7、下宽2.6、长6.6 厘米.
7. 1934 年,在前热河省发现一枚长牌,铜质金字.首部有一圆孔式环形纽.正面书写“天赐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疾”十个汉字,背面契丹文“ ”二字.此牌现藏日本京都大学.
8. 1934 年,在前热河省又发现一枚长牌,牌子的右上角残缺,质地、文字与京都大学所藏长牌相同,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
9. 原满洲国立博物馆收藏一枚长牌残片,铜质金字.仅存首部圆孔式环形纽及部分牌身,正面残存“天赐”二字.
10.《尊古斋金石集·乙》中刊录的圆牌,质地不清.顶部饰叶缔纹纽.正面中行为八思巴字,左边为畏兀儿蒙古文,右边为篆书“省府巡牌”四个汉字.反面居中有一小行八思巴字,右侧为竖排“天字廿六号”五个字,左侧为“至正二十五年月日”八个汉字.
11. 1962 年,在扬州旧城墙下发现一枚圆牌,高17、直径14、厚1 厘米.铜质.首部饰叶缔纹.正面为并列波斯文和八思巴文两行,反面书写汉字,居中为“宣慰使司杜都元帅府”,右侧为“公务急速”四字,左边依次为“持此夜行”、“玄字拾号”八字.
12. 1965 年,甘肃省博物馆征集到一枚圆牌,通高18、直径11.7 厘米.铁质银字.首部雕琢有虎形兽,虎形兽顶部有一椭圆形持环.圆牌正反面雕刻有相同的八思巴字各五行.
13. 西藏日喀则扎什布伦寺收藏一枚圆牌,通高18、直径11.7 厘米.铁质金字.首部雕饰有虎形兽,虎形兽顶部有一椭圆形持环.圆牌正反面阳刻相同的八思巴字各五行.此牌与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圆牌形制相同.
14. 1985 年,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仁杜尔基苏木乌兰花嘎查色音花村村民色吉拉呼发现五体文夜巡牌,现藏于科尔沁右翼中旗博物馆.通高16.3、直径11.3、厚0.6 厘米.圆形,铜质.首部饰莲花式钮,下部有一横额,额上刻有八思巴字“ ”,“ ”上边有一“ ”字符号.圆牌正面雕饰三重圆圈,正中圆圈内一“元”字,小圈圆圈内左侧为藏文,右侧铸汉文“天字十二号夜巡牌”,最外面饰云朵纹一圈.圆牌反面雕饰两重圆圈,里圈内自右至左雕刻有波斯文、八思巴文、畏兀儿蒙古文三行,外圈雕饰缠枝纹（图一、图二）.圆牌上有汉文、八思巴文、波斯文、藏文及畏兀儿蒙古文五种文字,这是迄今发现的蒙元时期各类符牌中使用文字种类最多的一件.
15. 1998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水河县下城湾征集到一枚长牌,现收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长30、宽8、厚0.1 厘米.银质鎏金.圆角长方形.首部有一圆孔式环形纽,环纽一侧面刻有“丁字四十号”五个汉字.长牌两面刻有双勾体八思巴文五行,正面三行,背面两行,据考释,意思为：“皇帝的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尊敬服从的人将会被定罪处死”.
16. 1998 年,河北省廊坊市文物商店征集到一枚长牌,长21.7、宽6、厚0.3 厘米.银质金字.首部有一圆孔是环形纽.牌身正面书写汉字“天赐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疾”十字,背面为契丹文“ ”二字.其形制与前热河省发现的长牌相同.
17. 2000 年,在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镇发现一枚长牌,长25.7、宽8.1、厚1 厘米.金质.金牌系带用的圆孔处有装饰圈（图三）.其中A 面的装饰圈已破损,B 面的装饰圈上刻有“张字九十六号”字样.长牌两面刻有双勾体八思巴文,正面三行,背面两行,译成汉语为：“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名号是神圣的,谁若不从,问罪,致死.”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讲述的圣旨牌内容完全吻合.
二、蒙元时期符牌的类别
（一）从符牌质地上看,有金牌、银牌、铜牌、铁牌四种,每种质地的牌子又有不同的等级.金牌为顶级符牌,为万户、千户或者皇族、钦差佩带使用.以牌面装饰物的差别而有所区分,带有虎头、狮头者为上,无饰物者次之.银质符牌中的银质鎏金是仅次于金牌的符牌,为百户以下官员佩带.铜质符牌又较银质次之,以铜质金字为铜质符牌中的最高级.铁质符牌多为圆牌,一般为军事用牌,即“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从符牌的质地我们大致可以将发现的十六块牌子（逾号无法辨认质地）等级由高到低排序：金质寅银质鎏金寅银质金字寅银质寅铜质金字寅有纹饰铜质寅无纹饰铜质寅铁质金字寅铁质银质.
（二）从符牌的形制上看,蒙元时期的符牌有长牌和圆牌两种.长牌多沿用辽金时期的符牌形制,建元之前一般多使用长牌,建元之后长牌与圆牌并用.长牌与圆牌在用途上有所区别.两种符牌虽然都较多地应用于军务,但是长牌还可以用于政务以及其他事务,甚至用以表明佩带者身份地位.圆牌的用途则比较单纯,几乎完全用于驿站传递军务.长牌呈长条形片状,多锻造或手工打制,首部有一圆孔式环形纽,环纽可以旋转活动,便于系挂.此类牌子根据目前发现的实物,其长度一般在25 厘米至30 厘米之间,宽度在8 厘米左右,环纽孔径在2 厘米左右,厚度在0.1 厘米至1 厘米之间.圆牌是元朝立国之后吸纳了西夏圆牌的形制而增加的新品种.其多为铸造,所以牌身上雕琢的文字较为规整,形制划一.根据圆牌的实物计算,直径在11 厘米左右,加上牌首装饰,通高在18 厘米左右.圆牌质地以铁质为主,也有金牌和银牌.圆牌可以分为海青牌、虎头牌、普通金字牌、普通银字牌和牌五种.牌很少,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相关的实物资料,只有在《元史》中才可觅其芳踪.《元史》卷102 载：“大都、上都诸城门,夜有急务须出人者,遣官以夜行圆符及织成圣旨启门”.
（三）从符牌的功能上看,蒙元时期的符牌有身份牌、令牌和驿牌三种.身份牌,即史书所记的“做官底牌子”.不同等级的官职,佩带有不同质地、装饰的牌子,上书写其行使的职权内容,以标示其身份、地位,以及赋予的权力.至元二十一年元政府曾规定,上、中、下不同等级的万户府、千户所和上下百户均授以符牌,三品者虎头金牌,四品、五品素金牌,六品、七品银牌.在一些具体军政事务上,身份牌对所赋予的职权范围以文字形式书写得非常清楚.令牌,皇帝颁发圣旨或传达皇帝口谕及其他政令的牌子.此类牌子上所书写的文字内容基本相同,一般为：“依靠长生天的力量,皇帝的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尊敬服从的人,将会被定罪致死.”令牌与高层官员的身份牌有时是通用的.驿牌,即遣使用的符牌,为驿使的明.蒙元帝国疆域辽阔,全国各地分布众多的驿站（站赤）、急递铺,用来沟通各大汗国、行省、郡县,构成了元朝庞大的通讯、交通网络.站赤,是驿站的蒙古语的译音.元朝的驿传制度参照宋制,除以马匹递送为主体的驿站网外,还有一套以步递为主体的急递铺网.驿牌多为圆牌,其文字书写内容与令牌内容基本相通,或标示出驿走的时间段.驿使频繁往来于各大驿站、急递铺之间,凭此牌获得各类祗应,即所谓的“佩以金字圆符给驿”或“佩以银字圆符给驿”.
三、蒙元时期使用符牌的原因
（一）受到辽代符牌制度的影响.
蒙古族是一个勇于开拓进取的民族,更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民族,其君主亦是勇于接受其他国家、民族的先进文化、管理制度洗礼的开明君主.由于符牌的特殊使命,使其成为蒙元统治者有效政治手段之一.符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牌”又叫“符”,或合称“符牌”.虽然古代符牌的实物并不多见,但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颇多.《史记·五帝》：“轩辕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周礼·春官·典瑞》云：“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郑玄注引郑司农曰：“牙璋琢以为牙.牙齿、兵象,故以牙璋发兵,若今时以铜虎符发兵”；《战国策·秦策》中道：“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裂诸侯,剖符于天下,征敌伐国,莫敢不听”；汉刘熙《释名》：“符,付也,书所敕命于书上,付使传行之也”；汉许慎《说文解字》：“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声”等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仅凭以上史籍记载,我们可知以下内容：在我国有关“符”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期；其前身为夏商时代玉制的“牙璋”；功能为信物凭证,等同于皇帝圣旨,执符者可以凭借此物调兵遣将.我国符牌制度完善于唐,宋、辽、金、元各代相袭沿用,成为国家重要典章制度之一.而我们现在所述的符牌,大多数人认为是辽代契丹人所发明.辽代之前虽有“符”、“牌”两字在古籍中出现,也有符和节并用,但却一直没有发现有“符牌”二字合称的情况.契丹人根据自身特点以及习惯改符和节为符和牌,并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和使命.符用于军事,调兵遣将之用；牌则有任命官员、传达圣旨、赏赐功臣、身份象征、授命凭证等多种用途.目前发现的辽代符牌实物资料很少.最早发现的是1972 年河北承德深水河老阳坡金牌和银牌两块.两牌除质地不同外,大小、形制,及牌面上的文字均同.牌面上的文字为契丹文,由三字单文组成,前一字是单文,后两字为复字.经与辽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对比,确定为契丹小字,应释读为“敕宜速”.这和《辽史·仪卫志》谓银牌“文曰‘宜速’”及《燕北录》称辽代符牌“上是番书‘敕走马’字”的记载是符合的.由于辽代的牌符制度较为特殊,宋人的一些札记及记传中常有涉猎.《张舜民使北记》载：“银牌形如方响,刻番书‘易速’二字,使者执牌驰马,日行数百里,牌所至,如国主亲到,需索更易,无敢违者.”王易《燕北录》对契丹人牌符的种类数量及用法记述的更为详细,契丹“银牌有三道,用金镀银成,见在内侍左承宣宋璘收掌,用黑漆匣盛,每日于戎主前呈封一遍,或有紧急事宜用此牌,带在项上,走马于南北大王处,抽发兵马,余事即不用也.”“长牌有七十二道,上是番书敕走马字用金镀银成,见在南内司收掌,每遇下五京诸处,取索物色,及进南朝野味鹿茸果子,用此牌信,带在腰间,左边走马.”由上述史料可以得知,辽代符牌,其形制为长条形片状；质地为金、银或银鎏金；书写文字多为契丹字,意为“宜速”或“敕走马”；其功能为传达皇帝旨令,调发兵马或代表皇帝行驶职权,即集使牌、信牌、令牌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契丹人的符牌制度影响到了同时期的西夏人,以及后来的女真人、蒙古人等.承其先制,是蒙元王朝使用符牌的外在原因.
（二）辽阔的版图是符牌使用的客观要求.
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元代版图最为辽阔.1279 年元世祖在建立元朝后灭南宋,一统南宋地区.当时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部,越过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及包括库页岛在内,总面积超过1300 多万平方千米.1310 年元武宗时期,元朝取得窝阔台汗国东部部分领土,领土达1400 万平方公里.蒙元统一后的疆域是：北到北冰洋沿岸（包括西伯利亚大部）,南达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中西伯利亚,东北至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鄂霍次克海.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载,当时边境的具体情形,大概是今天的内地、满洲、新疆、西藏、内蒙古、外蒙古、澎湖、济州岛及南海诸岛,都在蒙元统治范围之内,还包括东西伯利亚大部分,中西伯利亚,东到白令海、锡金、不丹、库页岛、克什米尔东半部、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朝鲜半岛北部.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统治者在满足扩张野心的同时,也出现了鞭长莫及的无力感.对于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命令无法做到凡事都事必躬亲,却又要体现其权威性和重要性的时候,符牌无疑就成了最有效的工具,即如尚方宝剑,见剑如见皇上之功能.每遇重要的事情就派人执牌前往,如大汗亲临.元王朝建立了水陆通道、驿站、递铺、关卡等庞大的交通网络,有效地治理空前辽阔的国域,并辅以符牌检验制度,否则使者无凭证,文书难核实,也就谈不到军国要务的保密性和神圣性.除了通常的玺印凭证形式外,元朝统治者逐渐创设、完善了一套独特的符牌制度.
(三)彰显身份、地位的心理需求.
蒙元帝国国域内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为了更加方便、有效地统治各族人民,蒙古族统治者将其辖区内的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人为蒙古人,包括大漠南北诸部；第二等人为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包括唐兀、畏兀儿、回回、钦察等；第三等人为汉人,大体指金朝统治下的各族,包括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第四等人为南人,基本上指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蒙古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方面对四等人给予不同的待遇,并且极力扩大其间的差别.蒙古人和色目人可以得到信任和宠遇,汉人和南人则在猜防与歧视之列.即便是一等人中的蒙古人也有等级之分,黄金家族居于一等人之首.“黄金家族”指的是纯洁出身的蒙古人,通俗地讲就是以成吉思汗为首的孛儿只斤家族.可见,蒙古人已经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等级观念.为了彰显其独特的身份、地位,身份牌便应运而生.
四、符牌编号字头的来源
关于元代符牌上的编号问题目前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百家姓》天干地支说；另一种是《千字文》说.而笔者更加赞同《千字文》说.
首先,《千字文》,古人多简称为《千文》,成书时间最早,也是唯一确切知道成书时间和作者的一部书.根据史书记载,《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在位时期（502—549 年）编成的.全书共250 句.每四字一句,四句一组,两组一韵,用韵数字是7 个.通篇用韵,前后贯通.全文以儒学理论为纲,穿插诸多常识,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农工、园艺、饮食起居、修身养性及封建纲常礼教等各个方面.最大优点在于融知识性、可读性和教化性为一炉,文采斐然,合辙押韵,易诵易记.《千字文》不仅成为当时乃至此后许多朝代儿童的启蒙读物,甚至还远传至日本.《千字文》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最成功的启蒙教材,也是历代各流派书法家进行书法创作的重要载体.隋唐以后,凡著名书法家均有不同版本.文中除“洁”字重复使用一次外,再没有重叠使用的字.故该文被广泛用来对事物进行编号.比如明、清用于科举考试的贡院中每间号舍都用千字文编号.由此推断,元代符牌上的编号字头采用《千字文》进行编号亦不是不可能的.
蒙古族开始并没有文字,结草或刻木是他们的记事方法.在频繁的对外战争中,方接触到了契丹族、女真族、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开始学习,并使用契丹文、汉文等文字.对于从未学习过汉文的蒙古人来讲,学习汉文的过程是艰难乏味的.用什么办法让他们对汉文产生有兴趣、学习效率更高,在诸多教材之中,《千字文》以其文字优美、内容丰富、合辙押韵、易诵易记之特点,无疑成为他们的上上之选.而《百家姓》虽也算押韵,但内容单一,缺乏文理,内在知识匮乏,更谈不上趣味性,对于初学汉文的蒙古人而言学习起来艰难晦涩,除识字之外再无其他价值.所以《百家姓》绝非蒙古人的识字的首选教材.
其次,在目前公开发表的17 块元代符牌中带有编号的共有八块,其编号分别是譻訛“宿字四十二号”,榆“荣（？）字卅四号”,譽訛“地字五十号”,輥輮訛“天字廿六号”,輥輯訛“玄字拾号”,輥輲訛“天字十二号夜巡牌”,輥輳訛“丁字四十号”,輥輵訛“张字九十六号”,其中譻訛与譼訛完全相同.而每个编号的字头在《千字文》中都可以找到.其原文分别是“天地玄黄”、“荣业所基”、“说感武丁”、“辰宿列张”.同时,本人也查阅了《百家姓》全文以及天干、地支对照表,在目前发现的带有七种编号字头的符牌中,只有“丁”、“张”、“荣”三字字头的在其中可以找到,其他皆无可考证.
第三,蒙古族在20 世纪之前并未使用汉姓.20 世纪之后中国蒙古族逐渐取汉译姓氏,蒙古国则于1997 年制定了“取姓法”,规定:蒙古国民要选取历史人物或祖先的名号作为姓氏.蒙古族的汉姓来源有本部落的名称,本氏族的名称,祖先的名字,还有直接以汉姓为姓的四种.
综合以上原因,本人认为元代符牌上的编号字头来源于《千字文》的说法更为合理.
符牌的使用对于疆域辽阔的蒙元帝国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物极必反”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元朝后期,符牌无可节制的滥给,最终成为蒙元王朝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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