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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文坛五十年：他们和书
周扬书橱中的一本书
1998年,在周扬同志逝世8年之后,王蒙、袁鹰主编出版了《忆周扬》一书,编前分别送了我一本.断断续续读完了五六十篇关于周扬这位党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诸多方面的回忆,增加了我对周扬同志的敬重与了解,同时,也引起了我与周扬同志有限接触中的一些回忆.特别是五十年代末周扬着手修订1944年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直至1984年才得以出版一事,至今不曾被人忆起,有关他的著作年谱中也不曾提及,作为参与此事全过程者之一,几位同志劝我应该记下这段史实.
1959年,北大中文系55级同学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稿》等书将完成时,系主任杨晦教授有天突然布置陈素琰和我、赖林嵩等同学一项任务,协助周扬同志修订1944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
周扬同志当时是主管文化的副部长,离我们很远,至少我没有和他有过单独接触,只在1958年他来北大作“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报告时曾目睹过他的风采,那天他从上午一直讲到下午,中饭我们都没吃,所以印象极深.《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是一部较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观点的选本,对我国开展普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研究,有开创意义,是我们“文艺概论”课程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我读过,反复读过.杨晦老师交代,这项任务要认真完成,抓紧安排,有事与周扬同志秘书谭小邢直接联系.
不久,周扬同志在沙滩他的办公室约见了我们.他详细谈了修订此书的设想.据回忆,有几点是很明确的：一、全书五辑,即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作家、批评家.在选辑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有关论述之前,每个辑写个千把字的提要.他当时举例谈了提要如何写.二、译文和原文从编译局、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版本.三、译文方面有问题,可找编译局姜椿芳、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陈冰夷、叶水夫同志.
回来,由陈素琰负责,我们分写提要,查找替换新版译文和新版文字.到60年春天,我们即将毕业分配前夕,大体弄好,将稿子送交给周扬同志秘书.毕业分配后,原先参与此事的几位,除陈素琰和我留校,其余的都离开学校了,陈素琰从王瑶教授做现代文学史研究生,我从杨晦教授做文艺理论研究生,这样有关这本书稿的事被指定由我来承担了.记得谭小邢同志在1960年冬天曾约我去,叫我们把提要再斟酌修改,译文再补充些最新出版的,何时送来等通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大约是1962年夏天,中文系办公室突然通知我,下午3时将书稿送到周扬同志处.书稿送出后,我们原以为经周扬同志看后,很快会出书.岂知,从此没有下文,至今我尚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再见到周扬同志是在1977年12月25日.人民文学杂志社决定28日召开“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主旨是向“”的“文艺黑线论”开火.编辑部派我去向周扬同志汇报此次座谈会的筹备情况,并请他出席讲话.我去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他的住处看望他.他显然有些衰老,谈吐持重,不像1958年初次见到他时那般神采奕奕,口若悬河.他逐一问了请了哪些人出席.当得知有一百多位,他笑着说,哪是个座谈会,是个大会.听说会议要开几天,他表示开幕式他不出席.中间安排个时间去,讲不讲再定.30日上午,会议进行第三天,周扬来了,并作了长篇发言.这是周扬同志1975年恢复自由后第一次在文艺界公开露面,很为社会和文艺界关注.他一开始就说今天能参加这个座谈会,见到这么多老同志老朋友,觉得很幸福,感慨万端.他系统地讲了三个问题：一、怎样评价三十年代文艺；二、怎样正确评价十七年的文艺；三、要文化革命,还是要毁灭文化.会后我们加班加点将他的发言记录整理并打印出来,请他改定尽快在刊物上发表.为此我又去了他家.他见着厚厚的一叠打印稿,翻了一下,说,我那天讲了这么多？他说是否马上发表,待看了后再说.那天他同我闲谈中,提起《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修订稿事,他还关切地询问起当年参与此事的几位同学的现况,他说：这本书总会有机会出版的.他的这篇发言稿虽经编辑部多次催促,最终周扬同志决定不发表,他请秘书写信给我,当即我向刊物领导作了汇报.
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恢复工作后,作家出版社的恢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作协秘书长张僖兼任社长,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江晓天兼任总编辑,组织上一度曾想将我从文艺报调去任副总编,所以我偶有机会参与他们商议近期出书的选题.有次我向晓天谈起周扬同志的这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修订本,并告他当年就是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的,并指定了责编袁榴庄同志,请他以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征询周扬同志意见.不久晓天同志告我周扬同志同意了,叫我负责此事并直接找周扬同志面谈.这样我又去周扬同志后来居住的西城一座四合院.那天周扬同志情绪很好,他说,他查了,原来你们整理的书稿中已损失,这次只好麻烦你重起炉灶.关于书的修订,他讲了几点：一、每辑的提要不写了；二、译文要用权威出版社的；《选集》、《鲁迅全集》要用最近出版的；三、封面可以重新设计；四、修订本他不准备重写序言,用原来的,文字他再看一下,内容不动.他强调说,这本书是根据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编纂的.序言1944年4月11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看后肯定过.事隔几年,我才得知在看了这篇序言后给周扬的信中所说：“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明我们今天的文艺方针是正确的,这点很有益处.”（《书信选集》228页）,至于序言中提到的人,他说有的后来政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也不动了,那是历史,历史是不能任意改动的.
1983年秋冬,因文艺报不放我去作家出版社,我只能在本单位工作之余来完成这本书的修订工作.1984年春节过后,我将代出版社拟的出版说明并书的封面送给周扬同志审定.他当场看了出版说明,改动了个别字句,封面他认可了,并将1944年初版书上的序言作了个别词语改动的一份复印稿给我.他叮嘱我校对一定要仔细,并告我他很快要去广东参观访问.
1984年10月,样书出来了,第一次印了12000册.我将样书送给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周扬同志,他匆匆翻看了书的版权页,颇有感触地说,这个修订本磨难多年,终于出来了,印数还不少,谢谢你们.
我最后去医院看望周扬同志是1985年3月.巴金同志来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会议期间,一个上午巴老去北京医院看望周扬和叶圣陶老人.周扬同志仰躺在病床上,言语吃力,巴老向他问好,他俩紧紧握着手；我替他俩还有李小林拍了一张照片.巴老告辞前,我走近周扬同志身边,祝他安康,他抓住我的手,轻声嗫嚅地说,谢谢你.
1989年7月31日,周扬同志远离我们而去.次日上午我去他家,为文艺报采写新闻,当周扬同志女儿周蜜领我走进周扬同志书房,我看在书橱中陈列的一排《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多种版本的图书中,最后一本就是作家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这个修订本.人去书在,感慨油生.
听李健吾谈《围城》
1980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出版后,畅销一时,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文艺报》拟请李健吾先生撰文.上世纪40年代,《文艺复兴》主编郑振铎、李健吾一起经手发表了《围城》.
1981年1月13日下午,我去北京干面胡同看望健吾先生.除工作关系外,我和健吾先生时有联系.其时我受湖南一家出版社委托,正在编纂一套中国作家外国游记丛书,健吾先生的《意大利游简》就是其中一种.我将《文艺报》编辑部的请求向他提出,他当即答应了,他说,当年《围城》发表后,他就想写文章,一直拖了下来.
健吾先生拿出钱先生签名赠送他的新版《围城》给我看,顺此他谈起《围城》发表和出版时的一些情况.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健吾先生和同在上海的郑振铎（西谛——笔者注）先生共同策划出版大型文学杂志《文艺复兴》,至1946年1月创刊,在这几个月内,西谛先生和他分头向在上海、南京、重庆、北平的一些文友求援.《围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约定的.健吾先生说,我认识钱锺书是因为他的夫人杨绛.杨绛是写剧本的,我们一起参加过戏剧界的一些活动,我写过她的剧评.他笑着说,我还在她的戏里凑过角儿.至于钱锺书,我原来的印象他是位学者,主要撰写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后来才知道他正在写小说,写短篇,而且长篇《围城》完成了大半.西谛先生和我向他索取《围城》连载,他同意了,并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篇幅连载完这部长篇.但在创刊号组版时,锺书先生却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一期发表.同时,他拿来短篇小说《猫》.这样,我们在创刊号发表《猫》的同时,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钱锺书的《围城》（长篇）在头条予以公布.健吾先生说,这是想给读者一个意外,也是为了避免作者变卦.谈到《猫》,他说,《猫》后来被作者收入开明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中,集子问世时,他在1946年8月1日出版的《文艺复兴》上写了一则书讯：
作者钱锺书先生,以博学和智慧闻名,他目光深远,犀利地观察并且解剖人生.《人·兽·鬼》仍旧保持他的一贯作风.里面包括《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个短篇.像有刺的花,美丽,芬芳,发散出无限色香,然而有刺,用毫不容情的讽刺,引起我们一种难以排遣的惆怅,该书由开明书店出版.
健吾先生说,《围城》从1946年2月出版的《文艺复兴》一卷二期上开始连载,在该期“编余”中他写着：“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小说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他有点得意地对我说,这简短几句话也许是有关《围城》最早的评介文字.关于《围城》的连载,本来预计二卷五期结束,由于作者的原因,暂停了一期,第六期才续完.读者很关心这部小说,暂停连载的原因,他在三期“编余”中及时作了披露：“钱锺书先生的《围城》续稿,因钱先生身体染病,赶钞不及,只好暂停一期.”他说,有的文章说《围城》连载《文艺复兴》一卷二期至二卷六期,这是不准确的,其中停了一期.《围城》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出书前,钱锺书写的《围城》序,在《文艺复兴》1947年1月出版的二卷六期续完小说的同时发表了.《围城》初版不到三年,就印了三次.健吾先生说,《围城》在当时长篇小说中算得上是很热闹的读物了.想不到,这部好小说,三十多年后才得以重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健吾以“刘西渭”为笔名,写下了一系列的文学评论文章,曾编为《咀华集》《咀华二集》《咀华余集》问世.上世纪80年代初,新时期启始,他雄心不减,想继续写些文学评论,他要写本《咀华新篇》,他说,为你们写的这篇评《围城》,就算是这个集子的开篇.
1981年3月号《文艺报》刊发了李健吾的《重读〈围城〉》,作者不是署刘西渭而是以李健吾的名字打出了“咀华新篇”的栏题.在这篇不足三千字的文章里,作者谈了重读《围城》的“感慨”,他说：
手里捧着《围城》,不禁感慨系之.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我是最早有幸读者中的一个.我当时随着西谛（郑振铎）编辑《文艺复兴》,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我在清华大学当西洋文学系助教时,就听说学生中有钱锺书,是个了不起的优等生,但是我忙于安葬十年不得入土的先父,又忙于和朱自清老师一道出国,便放弃了认识这个优等生的意图.我只知道他是本校教授韩愈专家钱基博的儿子,家教甚严.我们相识还得感谢同学兼同事的陈麟瑞.陈麟瑞已在“十年浩劫”中捐躯.西谛早在五九年空中遇难.追忆往事,一连串的苦难.真是不堪回首.
他家和陈家（即柳亚子的家,陈麟瑞是柳亚子的女婿）住在一条街上,两家往来甚密,经陈介绍,我家便和他家也往来起来了.他是个书生,或者书痴,帮我们两家成为知友的还得靠他温文尔雅的夫人杨绛.我演过她的喜剧《称心如意》,做老爷爷,佐临担任导演,却不知道她丈夫在闭门谢客中写小说.其后胜利了,西谛约我办《文艺复兴》,我们面对着他的小说,又惊又喜,又是发愣,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小说来了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
所以“重读”《围城》,就不免引起了这番感情上的废话.
他认为评价《围城》,首先要弄清作者创作《围城》的本意,他说：
《围城》本意是什么呢？
这谜不难解释,就在书里,只是有些渊博罢了.我照抄如下：
慎明道：“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了一句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égéé,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鸿渐,是不是？”鸿渐摇头表示不知道.
辛楣道：“这不用问,你还会错么！”
慎明道：“不管它鸟笼罢,围城罢,像我这种一切超脱的人是不怕围困的.”
整个情节,如果这里有情节的话,就是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与跳脱,而这个平常的情节又以一个不学无术的留洋生回国后婚姻变化贯穿全书.这个留学生就是冒牌博士方鸿渐.
健吾先生认为《围城》里姿态变化的情节本身是“处在一个抗战时期的大时代里”,因而作者对众多人物的刻画富有深刻的社会寓意,他说：
人民和学校流离失所,逃难者有之,苟苟蝇蝇者有之,发国难财者有之,变化离奇而寻常,对国统区是最大的讽刺,对高等教育事业与生活作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揶揄.唐小姐在这里一怒而去,苏小姐成了香港、重庆之间的投机商.吹牛教授暗中使坏,势利校长耍阴谋手腕,方鸿渐心情恶劣,孙小姐和他结婚与离婚,这就是方鸿渐的“命也夫！命也夫！”这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围城》！一场围城之战委婉叙来,极尽挖苦之能事,又配之动荡不安的国家大事,抗战乏术,逃难有罪,小百姓呼天喊地无门.而作者清词妙语,心织舌耕,处处皆成文章.沦陷区的真实情况,历历在目,恍如隔世好友话家常.
《重读〈围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我曾先后听到北大吴组缃教授和朱光潜教授谈到这篇文章.吴先生说,文章不长,但写得实在细腻.有的文章说《围城》写得好是因为钱锺书有知识、有学问,他说,有知识、有学问不一定能写好小说.《围城》写了众多人物,主角、配角大都写活了,小说只有写出了人物,才能吸引人爱读.朱先生说,《围城》多年没有再版了,许多年轻的读者不熟悉,健吾先生的这篇文章,有助读者确切了解作者到底在小说中想要说什么,表达什么,只有摸准了作者写小说的初衷,对小说定位评价才可能准确.
《重读〈围城〉》发表后,我曾去过健吾先生家.他关心文章发表后的反应,我将听到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这次谈话中他又谈起一些有关《围城》的旧事.有两点值得一记：一是《围城》连载期间,振铎先生和他都听到文艺界一些人对这部小说的好评,他俩曾计划小说连载完毕出书时,约请其中几位撰文,如柯灵.他特别提到吴组缃,组缃先生当时在南京,曾写信给他,说钱锺书学问做得好,但在《围城》里不卖弄学问,是在写人物.他为此事专门写过信向组缃先生约稿.后因时局的急速变化,刊物也面临停顿,这个想法自然也就搁浅了；二是《围城》初版时,出版人在推荐这部小说的广告中说：“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文艺复兴》连载时,立刻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和爱好.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枝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入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健吾先生说,这段文字他是参与推敲写定的.
朱光潜与《新科学》
有几年,每次看望朱先生,他都要谈起翻译维柯《新科学》的事.这是他晚年从事的一项浩繁的工程.他似乎认定,这部书非译不可,非由他来译不可.他毫无怨言地付出了晚年本来就不旺盛的精力.他是扑在《新科学》的封面上辞世的.他对启蒙运动时期重要的美学代表人物维柯评价甚高,早在《西方美学史》中就辟有专章介绍.他在八十三岁高龄时,动手翻译这部近四十万字的巨著.起先每天译一两千字,后因病情不断,每天只能译几百字,前后共三年.他考虑这部书涉及的知识既广又深,怕一般读者阅读困难,决定编写一份注释,待再版时附在书末.家人和朋友都劝他,这件事先放一放,或者委托给年轻得力的助手去做,他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休息,精力好了,抓紧写些最需要他写的文章.他考虑过这个意见,最后还是坚持亲自编写.他说,换人接手,困难更多,不如累我一个人.有次在病中,他说希望尽快从《新科学》中解脱出来.他想去家乡有条件疗养休息的中等城市埋名隐姓,安静地住一段.但是,对事业的挚爱已系住了他的魂魄.在他最需要静静休息的时刻,他又在不安静地工作.他逝世前三天,趁人不备,艰难地顺楼梯向二楼书房爬去,家人发现后急忙赶去搀扶,他喃喃着说：“要赶在见上帝前把《新科学》注释编写完.”他在和生命抢时间.他在1981年9月10日写给我的信中说：“现在仍续译维柯的《自传》,大约两三万字,不久即可付钞.接着想就将《新科学》的第一个草稿仔细校改一遍,设法解决原来搁下的一些疑难处,年老事多,工作效率极低,如明年能定稿,那就算是好事了.”花了整整三年,终于定稿了,是件叫人高兴的大事.我见过该书的原稿,满眼晃动的是密密麻麻、歪歪斜斜的字迹.
朱先生做事的认真,在一些本来可以不惊动他的杂事上也表现出来.这几年,他在悉心翻译《新科学》的同时,又为《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审稿.我在替他编选《艺文杂谈》时遇到的一些问题,他都一一及时口头或作书面答复.入集的文章,不管是旧作还是新作,他都重新看过,大到标题的另拟,小到印刷误排的改正,他都一丝不苟地去做.他1948年写过《游仙诗》一文,刊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第3卷第4期上.他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见解,叫我有时间可以一读,同时又说写得较匆忙,材料引用有不确之处,他趁这次入集的机会,修改了一番.标题改为《楚辞和游仙诗》,删去了开头的一大段.他怕引诗有误,嘱我用新版本再核对一次.我在北大图书馆旧期刊里发现了一些连他本人也一时想不起来的文章,他每篇都看,有几篇他觉得意思浅,不同意再收入集子.他说,有些文章发表了,不一定有价值再扩大流传,纸张紧,还是多印些好文章.朱先生很讨厌盲目吹捧,包括别人对他的盲目吹捧.他希望读到有分析哪怕有尖锐批评的文章.香港《新晚报》曾发表曾澍基先生的《新美学掠影》一文,我看到了将剪报寄给朱先生看,不久他回信说该文“有见地,不是一味捧场,我觉得写得好”.他常谈到美学界出现的新人,说他们的文章有思想,有锋芒,有文采,他现在是写不出的.他感叹岁月无情,人老了,思维也渐渐迟钝了,文笔也渐渐滞板了,他说不承认这个事实是不行的.
朱先生的记忆力在去世前一两年明显有衰退.有几件小事弄得他自己啼笑皆非.有次他送书给画家黄苗子和郁风.分别给每人签名送一本.郁风开玩笑叫我捎信去：一本签两人名就行了.朱先生说原来晓得他们是一对,后来有点记不准,怕弄错了,不如每人送一本.过了一阵,他又出了一本书,还是给黄苗子、郁风每人一本,我又提醒他,他笑着说：“我忘了郁风是和黄苗子还是和黄永玉……拿不准,所以干脆一人一本.”小事上他闹出的笑话不止这一桩.但奇怪的是,谈起学问来,他的记忆力却不坏.许多事,只要稍稍提醒,就会想起,回答清楚.1983年秋天,他在楼前散步,躲地震时临时搭起的那间小木屋还没有拆除,他看看花草,又看看这间小屋,突然问我：最近忙不忙？我一时摸不清他的意思,没有回答.他说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合作搞一个长篇对话.你提一百个问题,我有空就回答,对着录音机讲,你整理出来我抽空再改定.我说安排一下可以,但不知问题如何提？他说,可以从他过去的文章里发掘出一批题目,再考虑一些有关美学、文艺欣赏、诗歌、文体等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所谈可长可短,平均两千字一篇.他当场谈起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写的有关园林艺术的专著,很有价值.他说,从园林艺术研究美学是一个角度.外国有两部美学辞典,关于“美”的条目就列举了中国圆明园艺术的例子.他答应空些时翻译出来给我看.那天,我还问起朱先生为什么写文艺评论,为什么随笔喜欢用对话体和书信体.他说你这不就提了两个问题,你再提九十八个题目便成了.他又说,你还问过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对后来的文艺发展究竟哪个的影响大？这又是一个题目.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红楼梦》是散文名篇,有人认为“散文名篇”应改为“著名小说”,他不同意,为什么？这里涉及中国古代散文的概念问题.他笑着说：题目不少,你好好清理一下,联系实际,想些新鲜活泼有趣的题目.我们约好冬天开始,我一周去一次.后来由于他翻译维柯《新科学》没有间歇,我又忙于本职编辑工作,出一趟城也不容易,就这样一拖再拖,终于告吹.朱师母说,朱先生生前有两个未了的心愿,一是未见到《新科学》出书,一是未能践约春天去看望老友叶圣陶、沈从文.我想,这个闲谈记录未能实现,也该是朱先生又一桩未了的心愿吧！
（选自《亲历文坛五十年》/吴泰昌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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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十二章翻译
3、人生十六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