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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威尼斯商人》的批评话语分析
鲁瑾芳
摘 要：以戏剧《威尼斯商人》为语料,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戏剧中的对白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发现《威尼斯商人》中的话语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jew”的高频使用及其与含贬义的词共现反映出问题；对夏洛克带有种族色彩的称呼表明犹太民族的社会权力受基督社会的控制和压迫；庭审中,夏洛克话轮数比鲍西亚少,且话轮类型以反应类为主,反映出其作为债权人话语权被剥夺,合法诉求得不到平等、公正对待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威尼斯商人话语权话轮
一、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是批评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旨在通过话语分析,研究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揭露并抵制社会的不平等.
自20世纪70年代批评话语分析诞生以来,国内外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成果颇丰.国外学者如福柯（Foucault）、费尔克劳（Fairclough）、沃达克（Wodak）、范戴克（Van Dijk）等人着重对非文学语篇进行了文本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费尔克劳（1989）的《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一书被认为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奠基之作.国内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理论与方法进行介绍,对政治或新闻语篇、课堂话语、文学作品等的个案进行研究上,如纪玉华（2001）、管淑红（2010）、辛斌（2013）、张婧（2015）等.但是,戏剧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成果鲜少,所以,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来研究戏剧语篇尚有探索空间.
本文以《威尼斯商人》（英文版）为语料,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戏剧中人物对白的语言特征,分析话语与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
二、戏剧《威尼斯商人》的批评话语分析
费尔克劳与沃达克（1985）认为语篇与社会的关系是间接的,其间充当中介的是“话语秩序”（orders of discourse）,即与特定场合或情境相关的话语实践规则,而这种规则往往通过一定的语言特征来实现.下面我们将从词汇搭配强度、称呼语的转变,以及话轮转换三个方面,对戏剧《威尼斯商人》中人物对白进行批评话语分析.
(一)从词汇搭配强度看、反犹主义问题
我们利用AntConc3.3.5软件对戏剧《威尼斯商人》进行词频统计,共计22704个形符（token）和3165个类符（type）.其中,以“the”“and”“i”“of”等功能词频数最多,这是因为功能词多表示语法意义,数量有限,所以在实际语言应用中重复率很高[1],而戏剧语篇的特殊性决定了剧中人物人名的频次在整个词频统计数据中占有较大比例.除此以外,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名词是“jew”（犹太人,犹太教徒）,频数为68,而与之相对的“christian”（基督教徒）则排名靠后,频数仅为22；其次是“man”（人,男人,人类）、“love”（恋爱,爱）、“lord”（上帝,勋爵）.这些高频名词,尤其是“jew”作为该戏剧语篇的显著语言特征之一,表明了该戏剧语篇的主题是歌颂爱情,反映宗教对立、等社会问题.
“词汇的搭配强度有助于找出单词的共现趋向”[1].为进一步分析话语,揭示戏剧语篇背后的社会问题,我们用AntConc3.3.5软件,以“jew”为特征词,将跨距（word span）设为左1右1,计算“jew”的MI值[6],并取MI值最高的前15个词来说明与“jew”共现的词汇情况,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jew”与“harsh”（苛刻的,严酷的）、“faithless”（不公平的）的MI值最大,即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最大,搭配力最强,类似的还有“currish”（野狗似的,下贱的）、“villain”（坏人）、“dog”（狗,卑鄙的人）等词,这些词往往都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说明犹太人在当时通常被贴上“丑恶”“下贱”“卑鄙”等黑色标签.与之相反,语篇多用“amorous”（多情的,热情的）、“pretty”（漂亮的）、“gentle”（文雅的）等带有褒义色彩的词来修饰“jessica”（杰西卡,夏洛克的女儿）.这是因为杰西卡是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典型代表,基督教徒们对凡是信仰基督教的民众都予以赞美.这体现了基督教社会对犹太民族的严重歧视.而杰西卡以犹太血统为耻的心理,又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反犹主义的强大压迫致使犹太人厌恶自我而放弃民族信仰的社会现状.
此外,“daniel”（但尼尔）的MI值为5.80,与“jew”的相关性也较高.但尼尔是以色列的著名士师,即审判官,其最重要的任务是拯救以色列国民,使其脱离外邦仇敌之手.“daniel”一词出现在该剧的第四幕法庭审判中,当鲍西亚要求给予夏洛克合法、合理的审判时,夏洛克一连喊了两个“daniel”,这体现了夏洛克作为受压迫的犹太人代表,极度渴望受到公正、公平对待的心理；但是随着鲍西亚审判的反转,葛莱西安诺也喊出了“daniel”,并且比夏洛克还多了两次,足见反讽效果.但尼尔作为犹太民族的审判者,最后也被迫倒戈于敌对方,可见基督教社会严重歧视并压制犹太民族,剥夺其合法人权,甚至已侵蚀到犹太民族的文化中.
（二）从称呼语的转变看社会权力关系问题
根据表2,我们还发现MI值略低于“daniel”的“dog”一词,与“jew”也呈正相关.在《威尼斯商人》中,“dog”基本被用于形容“jew”,甚至是基督教徒对犹太人夏洛克的称呼词,例如：
（1）SHYLOCK. You call me misbeliever, cut-throat dog, And spit upon my jewish gaberdine, And all for use of that which is mine own. （第一幕第三场）
（2）SHYLOCK. Should I not say ´Hath a dog money? （同上）
例（1）和例（2）是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等基督教徒侮辱犹太民族的行为的控诉,体现了在基督教社会中,犹太人就是“cut-throat dog”（杀人,无恶不作的狗）的代名词,地位低下,甚至没有“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对犹太民族深刻的侮辱和歧视.
而在夏洛克的这些话前后,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对夏洛克的称呼却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
（3）BASSANIO. Ay, sir, for three months.（同上）
（4）BASSANIO. Shylock, do you hear? （同上）
（5）ANTONIO. This was a venture, sir, that Jacob serv´d for.（同上）
（6）ANTONIO. Well, Shylock, shall we be beholding to you? （同上）
例（3）至例（6）中的对白均出现在第一幕的第三场中.为帮助巴萨尼奥求娶鲍西亚,安东尼奥去向夏洛克借钱.此时,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对夏洛克的称呼从“dog”这一贬称转变为“sir”“Shylock”这样的尊称,这是由权力的转移引起的.范戴克认为,不同类型的权力可根据被用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不同社会资源如武力、金钱、知识、信息等加以区别,而且权力很少是绝对的；群体可以或多或少地控制其他群体,或仅仅在特定情景或社会领域中来控制他们.[2]因此,对于夏洛克而言,虽然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其地位明显低于基督教徒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但是在借钱这一特殊的语境之下,作为犹太富人,夏洛克所拥有的金钱使他在金钱的地位和权力上有所提升,同时迫使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不得不以一种低姿态向他低头.
陈丽霞（2013）指出,称呼语的选择和使用能够反映出戏剧话语中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色、身份、社会地位和亲疏程度,进而表现剧中复杂而微妙的人物关系.[3]对此,我们统计了第四幕中鲍西亚对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的称呼语,结果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鲍西亚对夏洛克的12个称呼中,有9个是“jew”,只有3个是名字“Shylock”；而对安东尼奥的5个称呼中,有2个是名字“Antonio”,2个是“merchant”（商人）,1个是“Christian”（基督教徒）.这是由两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决定的.夏洛克作为犹太人,是基督教社会中的异类,虽然家财万贯,但其社会地位远不如一个基督教平民；而安东尼奥的基督教徒身份使其在社会中拥有特权——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依然受人尊重,甚至被认为是“受害者”.可见,在当时社会,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平等,后者拥有绝对的社会权力.此外,鲍西亚作为一个审判者并未做到对当事人的客观中立,而是明显带有个人的情感和态度倾向,这也是夏洛克败诉的原因之一.
(三)从话轮数量与类型看人物话语权问题
为进一步揭示《威尼斯商人》中人物之间的权力关系,我们从话轮转换方面,分析人物的话语权问题.
根据Sacks（1974）提出的话轮转换理论（turn-taking model）[4],以及李东华、俞东明（2001）对话轮类型的划分[5],我们将《威尼斯商人》第四幕中的法庭审判部分划分为三个部分：鲍西亚上场前、鲍西亚上场后前段（支持夏洛克）、鲍西亚上场后后段（支持安东尼奥）,并对人物的话轮[7]数量及类型进行统计,详见表3：
由表3可知,鲍西亚上场前,从人物的话轮数来看,夏洛克有9个话轮,而安东尼奥只有4个话轮；从话轮类型来看,夏洛克有4次是反应后发话类话轮,而安东尼奥的话轮基本属于反应类型.这是因为夏洛克的债权人身份决定了他在话题上拥有一定的控制力.鲍西亚上场后,夏洛克的话轮数为24,话轮平均长度（词）为21.79；鲍西亚的话轮数为34,话轮平均长度（词）为26.从话轮类型看,鲍西亚话轮基本以发话和反应后发话类为主,其中,前段中为13,占总话轮的59.1%,后段中为11,占总话轮的91.7%；而夏洛克话轮则以反应类为主,其中,前段中为10,占总话轮的62.5%,后段中为6,占总话轮的75%.此时,夏洛克失去了对话语的控制.
总体来看,夏洛克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并没有多少话语权.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法庭中仅夏洛克代表了犹太民族,其他人则都是基督教徒.对立人物数量上的悬殊反映出基督教徒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大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占人口极少数的犹太教徒作为异教徒,势必会受到基督教社会的排挤和打压.第二,是由鲍西亚作为基督教徒和审判官的双重身份决定的.作为基督教徒,社会大环境给予她高于犹太民族的优势地位；作为审判官,在法庭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境中,审判官本身所具有的职业特殊性和专业知识,又赋予她独特的社会权力,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拥有发话的主动权,控制话题的展开.因此,犹太人夏洛克由于其社会地位和庭审角色,即使是债权人,也基本不可能拥有话语权,其合法合理的诉求被剥夺.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犹太民族的不平等、不公正待遇.
综上所述,戏剧《威尼斯商人》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与戏剧的创作背景密切相关.莎士比亚创作该剧时,正处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盛世,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整个社会正经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变革,一大批人文主义者提倡人权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正是这一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使得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矛盾激化,反犹主义和等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成为一种必然.
三、结语
通过对戏剧《威尼斯商人》的批评话语分析,我们发现戏剧《威尼斯商人》中人物的对白体现了以下几个社会问题：
1.从词汇搭配强度来看,语篇中“jew”一词高频出现,且多与一些含贬义、侮辱性的词共现,深刻表明基督教徒对犹太民族的鄙夷和歧视,反映了宗教对立和的社会问题.
2.从称呼语的使用来看,该戏剧语篇多用“dog”“jew”等带有明显标签的词来称呼夏洛克,反映了当时犹太民族无法享有与基督教徒同等的社会权力,并长期受到基督教徒的压迫的社会现状.
3.从人物话轮的数量和类型来看,鲍西亚作为审判官和基督教徒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犹太人夏洛克的社会地位及其庭审角色,决定了其不可能掌控话语的主动权,这反映了犹太民族的合法权力被剥夺,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层出不穷.
由于时间和能力有限,本文仅从词汇搭配、称呼语和人物话轮转换等方面,对戏剧《威尼斯商人》进行了批评话语分析,所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今后,我们将扩大语料样本,从更多层面来分析戏剧中人物话语与社会的关系,为戏剧语篇的批评话语分析略尽绵薄之力.
注释：
[1]郭松：《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年,第9期.
[2]Deborah Schiffrin,Deborah Tannen, and Heidi Hamilton：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1.
[3]陈丽霞：《话语角色与戏剧话语中称呼语的使用》,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4]Sacks,H. Schegloff, A.&G. Jefferson：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1974,p50.
[5]李华东,俞东明：《戏剧文体学的话轮转换量化分析方法》,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6]计算词汇搭配强度的方法主要有互信息值（MI值）、T值、Z值、log-log值等, AntConc3.3.5软件可以提供前两者的计算数据.本文采用MI值,来度量两个对象之间的相互性,互信息值越大,两个对象之间的相关性也越大.
[7]为方便统计,这里我们认为戏剧中出现的任何一个话语都是一个话轮.
[8]由于话轮时间长度难以把握,而话轮长度和字数的多少存在正比的关系,因而我们按照字数来计算话轮的长度是一个较为可行和科学的办法.
参考文献：
[1]陈中竺. 批评语言学评述[J] .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1） .
[2]丁建新.批评话语分析评述[J].当代语言学,2001,（4）.
[3]李江.《威尼斯商人》与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问题[J].南昌大学学报,2008,（1）.
[4]辛斌,高小丽.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4）.
（鲁瑾芳北京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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