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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变扫黑意味着什么?

2018年夏天,一场特殊的人事调整席卷了北方某县级市:市长、监委主任双双免职,包括局局长、副局长在内,五名重量级官员被留置.彼时恰逢“扫黑除恶”督导组赴地方“督战”.政法系统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前述处理的起因正是,督导组发现当地机关对公民的投诉“基本查否,(基本)说老百姓的是假的”,也不报告是怎么办的案.督导组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情况后,最终政府、监察部门的“一把手”以及局的“一正一副”受到了处理“.组织处理、纪律处理、司法处理一起上,对地方形成了冲击.”该人士分析道,若无此力度“,盖子就揭不开.”在此县级市呈现出的对黑恶势力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是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缩影.

自2000年开展“除恶”专项行动以来,18年间,专项行动启动3次,几成处理治安问题的一贯方法.到了2018年,“”易名“扫黑”.一字之差,意味着什么?“过去,中国面对问题历来有‘打击’的思路,虽然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没有根本性好转.”在中国人民大学犯罪学学院教授武伯欣看来,“打”侧重定向、单一的暴力手段,“扫”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一字之差,既由于黑恶势力的形势使然,也说明涉黑涉恶治理思路的调整.

①涉黑涉恶的新特点

“除恶”的提法出现在2000年,但以专门行动整治违法犯罪的手段,从上世纪十年代的“严打”就已开始.上世纪80 年代初,武伯欣所在的研究团队曾调研过全国不同层次的三百多家派出所,发现十年“”给不少地方道德、法制观念带来毁灭性打击,有的势力在某些地方几乎能“说了算”.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以及公民的心理、行为也日益复杂.

“这样的情况下,当时预计在未来若干年,犯罪数量不可能大幅下降.”武伯欣告诉记者,1987年,他们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其中一个结论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将呈增长态势.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对的.1990年之后,“团伙”成了犯罪形势的关键词:那一年,全国查获的犯罪团伙及成员数量比1986年多出两倍.从1992年至1999年,各地惩处的犯罪团伙已突破百万,《人民报》曾援引有关部门对此的判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黑恶势力”.

的视野里,这些黑恶势力不同于以往的“流氓”.他们试图形成稳定的组织,追逐经济积累,寻求官员保护,以罪养罪,尝试壮大.多名政法领域人士对记者介绍,在此背景下,中国上世纪十年代进行数次“严打”,少则数月,多则三年.然而,2000年,全国犯罪发案数比上一年又增加了63%.严峻的治安状况、团伙犯罪的新特点,成为2000年冬天警方启动“除恶”的现实原因.那是首次进行“除恶”专项行动.相较“严打”,新的专项行动指向更明确,对象更危险,行动名称也更有军事色彩,提法上,则在“黑社会”之后加了“性质”.

武伯欣分析,这意味着,当时认为,那一阶段此类犯罪尚达不到西方语境的“黑社会”,只是“有那个性质”.第一次“除恶”原计划2001年10月结束.不久之后,随着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召开,“除恶”被并入新一次“严打”,结束日期也延至2003年4月.在首轮专项斗争结束后进行了经验总结.据《人民报》介绍,全国三年间共打掉631个黑社会性质组织、1.4万个恶势力团伙,逾10万成员落网.

第二轮专项斗争持续了12年,直至2018年1月“”易名“扫黑”.名称的微调,本身就意味着涉黑涉恶犯罪有了新特点.“现在黑恶势力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跟地方党政机关、政法单位的个别人员纠合在一起,有的提供明保护,有的软保护、暗保护.”熟悉全国“扫黑除恶”宏观情况的人士对记者说,“扫”字之变,意味着黑恶势力光“打”不行,还必须把保护伞揪出来,把经济基础摧毁掉.

①涉黑涉恶的新特点

为什么会不定期启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多名市级扫黑办人士分析,一方面,黑恶势力发展有一定阶段性规律,常有时间周期、标志性事件,并且,涉黑犯罪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抓捕时间十分重要,为了等为首者出现,有时就只有等待.另一方面,基层囿于精力、警力以及办案经验,难以及时察觉涉黑涉恶犯罪,只有当同一地区类似案件增多了,才好判断,进而“收割”.

记者注意到,新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期3年,2020年收官.按十八大的设计,这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之年.浙江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友明发现,从这一轮专项斗争的媒体报道来看,涉黑犯罪不再只是“硬暴力”的天下.“‘恶势力’犯罪中,似乎也不是以往那样的手段残忍的、无恶不作的‘恶’.见到最多的是网络、电信诈骗以及套路贷,包括由此引发的软、硬暴力犯罪案件.”张友明分析,所谓“软暴力”,就是“我不打你、不骂你,只是跟着你、看着你、影响你、埋汰你,让你感觉受到了威胁,却拿我没办法.”

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于欢案”,背后的吴学占涉黑团伙今年宣判.其涉黑行为就既有传统的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也出现了这类“软暴力”.判决文书显示,在上门时,一些团伙成员屡屡采取封堵欠债者的住宅、办公场所的办法,起初未直接动手,而是长期跟随、言语挑衅以施加压力.

“为什么一些暴力变‘软’了?这是时展使然.”张友明分析,近年来,财富的存在、流转方式发生变化,电子监控技术不断升级,造成盗窃、抢劫、抢夺等直接的硬暴力犯罪案件较少.同时,一些暴力犯罪最高面临死刑,而财产犯罪死刑基本废除,因此,这方面犯罪技术愈发精细和“科学”,线上网络型等针对财产的犯罪“异军突起”.对此,最高检2018 年2 月曾下发通知,将“软暴力”列为与“村霸”、宗族恶势力、“保护伞”并列的严厉打击对象.

“两高两部”在年初出台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出了应聚焦黑恶势力犯罪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这当中,也涵盖了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组织或雇佣网络“”在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诽谤、滋扰的黑恶势力等等.

湖北省“扫黑办”有关人士总结,“套路贷”公司常以合法外衣为掩护,打击处理困难.比如,有的公司以“小额贷”名义开设,均与借款人签订了合同,并要求其微笑拍照,给人造成受害人自愿借贷的错觉,事发后也易被作为一般经济纠纷处理.该人士说,加之部分借贷人因赌债、吸毒借贷,一般不会选择报警;另一部分借贷人因担心报复不敢报警,这都给机关及时取证、处理带来了困难.

一熟悉宏观情况的政法系统人士告诉记者,正因黑恶势力有了前述新特征,黑恶团伙分布行业较广,新一轮“扫黑除恶”的力度、方法都与以往不一样.此次专项斗争首次由、国务院发文启动,政法委书记担任专项领导小组组长,出任副组长的,除了公检法机关“一把手”,今年亦首次加入了中纪委副书记、组织部副部长.

据政法系统人士透露,这些组织架构意味着新的扫黑流程:打击黑恶,纪委查腐败,组织部门加强党的建设,行业部门加强治理,“这与过去有了典型的不同”.此次扫黑除恶,还首次派出了“扫黑除恶”督导组,最近一批已分赴10个省市“督战”.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督导组进驻后,一个明显的效果是,原来一些群众不敢黑恶势力,现在老百姓纷纷,有的省份收到的信上万封.“当然,只有一部分与涉黑涉恶相关,其余是民事纠纷或信访件.”政法系统人士告诉记者.该人士还举了一个“好玩”的例子“:以前有搞文身的、打小赌的,现在督导组来了,搞文身的都不敢袒开,打的都没有了.”

在他看来,扫黑除恶的局部效果是很明显的,办理一起涉黑案件,整个县乃至市的刑事发案率最多能下降50%,甚至治安发案率都会降低很多.并且,打掉一个黑社会性质案件,往往还能侦破数十起刑事案件,“原来有的案子破不了,涉黑组织一端,嫌疑人一交代,之前犯了什么事儿都说出来了”.但一直处于高压态势的“扫黑除恶”行动,也让个别地方感到了压力.

某县2018年没有查处一起涉恶案件,而群众又缺乏安全感,机关就“拉郎配”:有3个人分别作了案,后来在刚认识时又正好打了一架,县里就认为他们是恶势力团伙.

“实际上,是急功近利的表现.”一名政法系统人士对记者表示,2018年,全国扫黑办负责人强调,要提高专项斗争法治化水平,防止出现超越法律政策界限,人为拔高或降格处理等问题.“扫黑除恶”启动以来,一个突出现象是,在不少地区,农村、社区等基层是黑恶势力活动的重灾区.据广东省委组织部公开的文件显示,整个广东省目前已动态排查确定1258个村(社区)为软弱涣散整顿对象,全省立案查处涉黑涉恶村(社区)党组织书记40人,涉黑涉恶的其他“两委”干部79人,小组长131人.

一名人员向记者分析,基层干部涉黑涉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的小产权房、土地有巨大牟利空间.实际上,在2018年年初“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扫黑除恶的意见中,已确定基层为整治重点之一.意见要求,重点打击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以及“村霸”等黑恶势力.

基层成了“重灾区”,但基层的警力却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武伯欣曾到一家乡镇派出所调研,民警诉苦称,不得不成天应付当地各种各样的短期行动,后来武伯欣在基层挂职锻炼发现也是如此.

“这样的情况正在改善.”政法系统人士告诉记者,可将已有的网格员充实到值班力量当中,并加强农村的普法力量.此外还可以“向科技要警力”,例如在车站、码头等人流多的地方运用“人脸识别”技术.

针对基层防范力量的薄弱,相关政法系统人士说,在专项斗争之外,力主通过建立长效机制以治理社会问题,有关部门提出的“综合治理”的策略,便是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手段.这一要求在2018年的“扫黑除恶”行动中继续升级:政法机关对在办案中发现的行业管理漏洞,要及时通报相关部门,提出加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建议.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基层与相关部门已开始形成合力.以往(或法院)去查封资产时,有的金融机构会推称为客户保密,态度并不积极,而现在,只要是扫黑除恶案件,银行等机构均开辟了绿色通道.“原来是打完一阵风,屡打不绝.现在,形势变了.”前述人士说.

(摘自9月27日《南方周末》杜茂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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