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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和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冲突和耦合
【摘 要】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演变的梳理与展望,发现由于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曾陷入政治本位和经济本位的失衡,并呈现出本体论与工具论、质量与规模的冲突,提出应以人为本,讲求人本价值；提高人才质量,注重内涵发展；注重人才培养需求导向,加快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本体功能与社会服务的双管齐下等思路,以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与经济新常态的耦合.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 高等教育 价值取向 冲突 耦合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8）04C-0108-03
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源转化为科技生产力的关键,是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保障,分析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是认识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逻辑.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跨越式发展,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从封闭到开放、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向.据《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预计到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0%以上,中国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位,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高职（专科）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模达10342人,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880所.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大”不等于“强”,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性日益突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显露.从深层次来讲,这些问题和差距都是由于高等教育价值理念不成熟而导致的发展机制不完善和发展方式不科学.当前,我们必须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加快转变高等教育价值观念,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构建高等教育新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实现在经济新常态下更高水平的发展、更可持续的发展.
一、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变迁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指高等教育主体依据高等教育的核心要素与本质属性对高等教育所做出的价值判断,以及在价值判断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来进行教育选择时所表现的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性.中国高等教育从古代封建社会创办太学、书院等类似高等教育的机构到甲午战争时期创办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立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到民国初年蔡元培主持教育改革,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移植、停滞、变革和发展,历经了从封建小农经济到计划经济体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教育价值取向总是与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每一次经济转型必会引起教育价值取向的变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演变历程可大致分为“政治中心时期”（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中心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前后）、“科学调整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三个阶段.
（一）“为工农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政治中心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极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极为困难的经济环境,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模式,实行国有化的办学体制、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和单一的办学模式.在1949年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上,钱俊瑞副部长指出新主义教育是为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1950年,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中,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一建设方针得到具体明确,并成为新中国后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论调.这一价值取向的确定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很大,1949年后乃至很长时间,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就是根据这种价值定位建立起来的.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讲话中提出：“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20世纪50年代,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国防建设的现实需要,我国进行了至今影响深远的大规模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而这次调整的方针是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这次院系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等院校,调整后的高等院校数量从1949年227所到1953年变成182所,专业设置从1953年的215种变成1962年的627种,其中工科专业从107种增长到295种.这次高校调整无疑是政治取向的表现.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十年浩劫”,此时的高等教育转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二）“适应市场需求,效率优先”的经济中心时期.19 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定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自此,经济建设成为各行各业的发展中心.为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1985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涉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发展的几个核心问题,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九十年代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印发再次重申“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自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作为改革开放后颁布的两个决定性的教育文件,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基本确定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人力资本论”传入我国,人力资本论的核心观点是提高人口质量,而人力投资主要为教育投资,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投资.人力资本论的兴盛时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宏伟目标,一时高等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受到极大重视,并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的扩招.
（三）“以人为本,注重质量”的内涵调整时期.相较于前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高等教育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在于教育价值取向开始从以政治、经济为纲转向注重教育的个体价值,一系列体现“人的发展”的话语开始在国家政策文本中显现.1995年3月18日,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当中也指出教育应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明确提出了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思想.1999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对“素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实施素质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将素质教育提到了教育发展战略主题的高度.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随着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原有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狭隘的专门人才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现代高等教育必须培养人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和创造力.为了将科学观发展理念落实到教育中,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高等教育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高等教育开始从80年代的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建设.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是进一步要求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把提高质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生命线.纲要绘制了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蓝图,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历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以政治为纲,改革开放初期的以经济中心,走上“以人为本,注重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二、经济新常态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冲突
（一）本体论和工具论.教育、人、社会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教育领域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教育是社会的产物,教育要为社会发展服务,人是教育的主体,教育要从人的需要出发,促进人的发展.这两种观点反映在教育价值取向上,便有了本体论与工具论之争.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价值取向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片面化的误区.在封建阶级统治时期,学术官守,官有学而民无学,教育完全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教学内容、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到科举制的选拔方式,教育成为现实政权的工具,教育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治国安邦和培养良民.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实现建设国防和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高等教育招生、专业设置、培养模式、学生毕业分配完全由政府统一调配,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高等院校大规模院系调整到90年代的高校大规模扩招鲜明地体现了当时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为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取向.时至今日,这种偏差性价值取向也仍在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本位论对应,部分人在教育价值取向上持个人本位论,认为教育的根本价值不在于谋求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的发展,而在于发展人的个性和在就个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20世纪30年代的要素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和永恒主义就是其代表,他们维护人文主义的传统,认为教育应当以人的永恒价值作为目的,以人的理性的获得为根本.教育庸俗地适应社会受到不少人的批判,他们认为高等教育的内部逻辑应是追求真理和传授知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高等教育适应市场最终将导致教育主体价值的丧失和自我迷失.现代高等教育是建立现代工业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教育,一方面承担着促进人自我完善的本体功能,另一方面又承担着促进社会发展的使命.高等教育是否应该进入社会大市场,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还是成为守护真理的塔,是高等教育发展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质量与规模.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世纪转换、社会转型和体制接轨的新旧交替时期,高等教育承担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培养数以千计具有高素质、高水平、高创新能力拔尖人才的任务.高等学校不仅要扩大规模,发展数量,也要关注质量,注重内涵建设.追求质量与规模的协同发展,是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理想目标,但在我国高等教育建设过程中却往往陷入失衡.1998年11月,经济学家汤敏向提交了一份《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 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建议扩大招生数量.很快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扩招计划.1999年,我国正式实行高等教育扩大招生政策,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飞跃式发展.1999年,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之后2000年的扩招幅度为38.16%,2001年为21.61%,2002年为19.46%.从1999年到2007年 ,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从742.27万增加到2700万人,增长2.6倍.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推动了我国教育发展迈入大众化阶段,给更多适龄青年享受教育的机会.教育规模的极速扩张,同时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办学经费、硬件设施和师资的滞后,扭曲了高等教育教与学、供与求的关系,高等教育质量下滑和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20 0 6年,国家开始对高校扩招政策进行反思,从2007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到2017年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我国开始了一系列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建设.质量与规模是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两大基石,失去任何一方,高等教育都将无力前行.为此,如何在追求高等教育外延发展的同时,逐步加强高校内涵建设,是政府和教育研究者必须正视的问题.
三、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与经济新常态的耦合
经济新常态包含社会全方位转型升级在内的丰富内涵和特征,经济增速由过去的高速增长或者是超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经济福祉由先富先好型要向包容动向平等.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求高等教育发展也要及时认识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新常态.面对内外环境的变化,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更应树立经济新常态意识,体现一种经济新常态思维.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以人为本,讲求人本价值.教育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教育的根本是促进个人生理和心理健康和谐发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偏差的原因就在于将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凌驾于人本价值之上,忽视了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当下,我国正处于世纪转换提交和体制转轨的经济新常态下,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为了守护价值理想,相比以往,我们更需要教育重申人的价值、尊严和信仰,将立德树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消解物化的价值观,将我们从经济人复归文化人和生态人.
（二）提高人才质量,注重内涵发展.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随着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全社会对先进科技和高素质人才需求日益增加.此外,“人口红利”的消退,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期即将终结,而推动高等教育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是应对这种经济新常态的根本办法之一.一方面,高校发展要更新办学导向,不能一味扩规模、设专业、改校名、提规格.而是立足实际、找准服务面向、强化办学特色,以质量求生存、以贡献求支持,进入自主发展、内涵发展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更新人才观念.20世纪中期以来,信息革命和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不断变革人类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面临高新科技的大发展和世界经济大开放的环境,我们要培养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高创新能力、高自学能力、高实践能力和开放性思维能力的国际性人才.
（三）注重人才培养需求导向,加快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进程的加快,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由过去高校为主导的供给驱动变为行业企业为主导的需求驱动.这就要求高校必须主动对接行业产业需求,注重人才培养需求导向.2017年12月1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强化企业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主体作用,鼓励企业以独立、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带来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等新经济蓬勃发展.新兴产业发展对人才的创新性、实践性需求逐渐渗透融入人才培养各个环节,这就迫切要求学校开门办学,创新教育培养模式、组织形态和服务供给,将教育内容向社会延伸,加快校企协同育人.产教融合已成为近年来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加强创新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方针,是统筹推进高等教育变革的制度安排.
（四）本体功能与社会服务的双管齐下.教育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同时,教育产生于社会生活.从价值观角度,教育具有育人功能和社会价值.人们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随着社会的演变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如在封建社会,教育被当作上层建筑,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丧失了育人价值.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教育观念的更新,人们对高等教育价值功能持更加包容和科学的态度.当今的高等教育一方面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完善；研究高深学问,探求真理；同时也要服务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
四、总结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演变的梳理与展望,可发现由于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曾陷入政治本位和经济本位的失衡,并呈现出本体论与工具论、质量与规模的冲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进入科学调整时期,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但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引发的一系列环境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性日益突出.为了认识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新常态,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实现价值取向的更新,实现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新常态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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