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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考察：基于劳动力转移模型的分析

杜宇

【摘 要】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战略.农民工市民化的本质是劳动力在城乡、产业和区域之间的转移.依据劳动力转移模型,探讨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难点.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农民工个体作为经济理性人,从农村千里迢迢远赴他乡,所为之事自然离不开对幸福的追求.中国作为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体,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生活环境、就业机会、劳动报酬、社会待遇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农业和工业之间劳动力相差悬殊,再加上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进一步压低农民的劳动力和生产报酬,形成了城市和工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巨大推力.从根本上说,获得城乡之间劳动报酬之间的差价,是农民工走出农村走向城市寻找劳动机会的根本动力.

一、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模型与实证

农民工进入城市,是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可逆转的洪流.但由于存在户籍管理强行把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两个不同的劳动力管理体系,不可否认的是,城乡两级劳动力市场存在差别和歧视.正是这种差别和歧视的存在,导致了农民工的流动和转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顺利市民化,我们通过建立模型,来验证这一观点.根据刘易斯模型中农民工个人收益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建立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难点分析的模型.

现实存在城市和农村两个部门,其工资率水平不同,Sc、Sv分别为城市部门、农村部门工资率,一般常理可知 Sc＞Sv.假定人口总数恒定,以年为单位把市民化的农民工分为y期,每期市民化的劳动量为N（y）,θ（y）是市民化后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几率,0＜θ（y）＜1.当期劳动力总量W,W等于Wc（y）+Wv（y）.市民化以后的收益为A（y）,是城镇收入减去农村收入,现实中市民化是一个过程,尚存在一定的工资差异系数a（y）,所以A（y）表达式可设为：

A（y）等于Sc（y）θa（y）－Sv（y）

a(y)既是城乡差异系数,也能反映市民化的难度系数,其值设定在0到1之间,研究表明城乡之间工资收入的歧视程度约为0.32,受政策和经济发展形势影响,具体取值有所浮动.1市民化率设为αw等于N(y)／W.

设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C,市民化的总体成本函数则由新市民化的劳动力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构成,属于城市中新增加的各项支出总和,即新增人口比例数乘以城市平均生活成本数,即：

C（y）等于C［N(y)/S(y-1)］［Wc(y)/Yc］

其中［Wc(y)/Yc］代表当年度的城市生活中的平均支出水平.由于城市平均支出水平一定高于农村生活的支出水平,在实际数据检验中,我们可以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租购房的房价指数作为替代.

按照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均衡原则,农民工市民化的客观成本和客观收益在经济运行体系中处于均衡状态,每一期市民化的成本等于收益：

A（y）等于C（y）等于 C［N(y)/S(y-1)］［Wc(y)/Yc］等于 Sc（y）a（y）－Sv（y）

通过求取C（y）的逆函数F并代入收益的表达式可得：

αw等于F{［Sc（y）θa（y）－Sv（y）］/［Wc(y)/Yc］} ·Wu(y-1)/W

上述表达式中,Wu(y-1)/W为上年城市劳动力占总的比例,由此可以看出影响市民化率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市民化后的劳动收入水平与市民化率正相关.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在城市中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平衡在城市中的各项支出,一般可以认定城市收入与市民化率正相关.

第二,农民工市民化前的农村收入水平与市民化动机负相关.如果农民工在农村的收入已经与市民化后的收入水平相近,则其市民化动机明显不强.但农民工市民化前的农村收入如果过低也会影响其市民化的能力,这在后面的实证中将予以衡量.

第三,城市生活成本与农民工市民化率负相关.一方面高水平的城市生活对农民工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如果城乡生活水平差距超过了市民化后的接受程度,反而会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提出挑战.

二、模型建构和实证检验

根据以上构建的函数,我们引出双对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其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组：

（1）农民工市民化率,由前节可得.（2）城镇人均实际收入和农村人均实际收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3）城镇生活成本,此数据由城镇租购房的房价指数替代.

为验证以上数据,本文采用Eviews72进行分析,首先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检验序列是否平稳,如果原序列是非平稳则进行差分序列分析,结果如下：

原序列检验类型

(C,T,D)ADF

检验值是否平稳一阶差

分序列检验类型ADF

检验值是否平稳Y(C,K,0)-0218091不平稳Dy(C,K,1)-4010902***平稳

X1(C,K,0)1312434不平稳Dx1(C,K,1)1104308不平稳

X2(C,K,0)-1559095不平稳Dx2(C,T,1)-3702920**平稳

X3(C,K,0)2429009不平稳Dx3(C,K,1)-3625517**平稳

注：(C,T,D)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差分阶数）.*,**,***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T为有趋势项与浮动项,K为有浮动项,N为无趋势项与浮动项

ADF检验表明,y,x1,x2,x3在原序列内均有单位根,呈现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y,x2,x3一阶差分序列则是平稳的,x1的二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因此可以继续进行下面的分析.

协整方程说明数据间的关系,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差分后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如下表.

滞后阶数零假设特征值迹统计量5%临界值P值

（1,1）无08898795746480478561300049至多一个04996861995982297970704256至多两个0313967818700354947104456至多三个00994591780905384146601820

从表中可以看出,dy,ddx1,dx2,dx3在置信水平为5%的情况下,无零假设的似然统计量高于其所对应的临界值的值,说明dy,ddx1,dx2,dx3之间的协整关系是存在的.从而得出协整方程：

y等于-0004210x1+0002475x2-0003505x3+13140287

（-5082151）（4350336）（-0447310）（1706640）

从上面的方程可以看到x1,x2之前的系数为正数,说明y与x1,x2存在正相关系数.x3之前的系数为负数,说明y与x3存在负相关系数.

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变量间关系进行分析,根据AIC、SC准则,将滞后期设为5年,检验结果为：

原假设滞后期样本数F统计量P值检验结果

x3不是y的Granger原因51652863100458拒绝原假设y不是x3的Granger原因51627546201452接受原假设x2不是y的Granger原因51616811200038拒绝原假设y不是x2的Granger原因51613761103673接受原假设x1不是y的Granger原因51604304608118接受原假设y不是x1的Granger原因51641835300004拒绝原假设x2不是x3的Granger原因51617950602682接受原假设x3不是x2的Granger原因51629573101296接受原假设x1不是x3的Granger原因51607681706103接受原假设x3不是x1的Granger原因51422716200019拒绝原假设x1不是x2的Granger原因51438423700830拒绝原假设x2不是x1的Granger原因51485715400171拒绝原假设

VAR模型滞后期设定为12.VAR模型计量结果如下：

Y等于0804555Y(-1)+0141813Y(-2)-0001098X1(-1)+0000652X1(-2)-0000838DX2(-1)+0000937X2(-2)+0002333X3(-1)+0002135X3(-2)+2181873

基于VEC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分别表述农村居民纯收入,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定基房价指数序列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冲击,横轴以10年为长度,纵轴为响应程度：

从上述三个图可以看出：

第一,x1在第1期前期对y的波动无影响,然后对y的波动的负的影响开始逐渐增强,至第6期影响程度趋于不变.

第二,x2在第1期前期对y的波动无影响,在第1期的末期与第2期对y的波动的负的影响程度呈U字形.到第7期逐渐趋于0.

第三,x3在第1期前期对y的波动无影响,在第1期的末期与第2期对y的波动的正的影响程度呈倒U字形,第9期开始,x3对y的正的影响程度逐渐趋于平稳.

综合协整方程和脉冲相应函数的检验结果,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第一,城市收入是市民化的主要动力来源.城市收入对市民化率的影响系数为00421,说明城市收入对农民工转移到城镇具有绝对的正向拉力.

第二,农村收入对市民化具有正向影响,其内在机理在于能够提供更多的市民化成本来源.

第三,城镇生活支出过高,抑制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三、结语

获得比较收益.农民工追求劳动收益最大化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构,是一种劳动收益的层次结构变化.这种利益追求具有一定的递进性,并且遵循着一定的逻辑演进路径：先是追求工农之间的比较收益,即比家乡务农收益更大的经济效益,其次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就业所在企业之间的劳动比较收益.这发生在农民工经过初次外出打工后,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和知识、经验的积累,逐步发现不同企业、不同工种的利益差异.再进一步,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级的综合比较收益,包括各项权益的实现、子女教育、社会保障、能力的提高、获取发展机会、公平竞争的环境、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等等.而这种综合收益的最大化是其利益追求的最高层次,这种追求经历了基于生存理性的最初选择,到经济理性的后续选择,以及社会理性的更高级选择的过程.在不断的理性选择的过程中,实现从经济比较利益到综合比较利益最大化的自然演进.

综上所述,农民工市民化的动因（动机）是有层次性的,走出农村,来到城市获得比在家务农更大的劳动收益是底线；在城市的不同企业、不同工种之间寻益的较大化；进而寻求有社会保障、有利于权益实现和发展空间的综合比较利益的最大化.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再到社会理性,则是农民工市民化内在动因的逻辑顺序.每一阶段的寻求,意味着其权益的实现和市民化程度的提高.当然,影响其市民化的净预期收益的因素是多重的.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城市差距依然很大,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呈现一种主观上强烈的市民化意愿的趋势.这种强烈意愿的满足程度则取决于市民化主客观条件的供给状态.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2017年高校基金项目（《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收益分析》,项目编号：17ZY017）成果.

作者简介：杜宇（1983－）,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数理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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