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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机会：1949年司徒雷登的秘密外交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中国大陆,国民党军队一路溃败,内战形势已然不可逆转.为了争取“国际支持”,国民党政府开始南迁广州并通知各国驻华使团一同前往.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率领使馆部分人员南迁,而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却滞留南京,其他西方国家使团纷纷仿效美国.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和开展外交接触,缓和中美间的外交关系,而方面也表现出积极欢迎的态度,中美两国间的一场“秘密外交”随即开始.
“试探性”接触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顺利解放,黄华被任命为南京市军管外事处主任.事实上,任命黄华担任南京市军管外事处主任正是对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最好回应.首先,黄华是1930年代燕京大学的学生,而那时的司徒雷登正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其次,黄华调任南京与司徒雷登会谈得到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对于滞留于南京的外交使节尤其是司徒雷登格外注意.5月5日下午,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接到黄华的电话,双方几句寒暄之后决定于次日进行会谈.就这样,南京易手仅仅13天,中美之间的对话就拉开了序幕.
5月6日,黄华接见了傅泾波.双方围绕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原因和对于美国援蒋反共的态度展开会谈.傅泾波提出了美国已经决定停止援蒋,而司徒雷登在国民党撤退南京后并未随之南迁并打算与展开接触,也已经得到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同意.黄华则对美国援蒋表示强烈,并提出希望美国彻底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往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和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在会谈快结束的时候,傅泾波“不经意间”提出老校长十分期盼与黄华会见,而黄华也见机回复,他将适时拜访老校长.可以说傅泾波与黄华的第一次会谈只是双方的一次互相试探和“非正式”接触,黄华在这次会谈中尽量避免使用外交词汇,也说明了中方对这次会谈“慎之又慎”.
对于是否应该面见司徒雷登,黄华不敢擅作主张,只能致电请示.5月10日,回电表示,“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会面,以侦查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但是在见面时要“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
三天后,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与其会晤.司徒雷登首先提出希望新政权能够建立真正的政府,广泛吸纳人士参与到政府活动中,并与美国保持以往的友好关系.黄华则转达了的意见,指出中国人民对美国援助国民党的不满,希望美国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承认新中国政府,并表示新中国愿意和外国政府建立商务及其他关系.然而,充满自信的司徒雷登则坚持认为,若想获得美国承认,必须遵守现行条约,否则,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能等待中国的局势发展.实际上,这次会谈并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即中美两国间互相“承认”的基本条件,双方依旧是在试探对方的立场,而且是“自说自话”.不过司徒雷登对这次会谈充满乐观,他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认为这次会谈是“十分友好”的,而且也是“更深刻了解的开始”.
亮出底牌
6月6日,黄华经请示后邀约司徒雷登到外事处会晤,双方就“承认”问题提出了各自意见.黄华提出了美国与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三点准则：（1）外国武装撤出中国；（2）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3）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而司徒雷登则表示目前中国政局未见明朗且新政权未建立新政府,美国只能“被动”观望.至于美援则是1948年的决定,现在已经所剩无几.同时,司徒雷登也说明了美国在建交问题上的障碍,即“美国害怕共产主义,害怕世界革命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希望今后尽量吸取一切开明人士参加政府”.黄华再次予以批驳,双方不欢而散.
根据这次会谈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在谈到“承认”问题时矛盾十分突出.其实,美国政府和的基本态度都是不急于解决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在1月份的时候就有了和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建交”的考虑,恐“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得合法的地位,实施“内部破坏”的政策,所以,搁置“承认”问题比“迫使”美国承认新政权更加有利.而美国从一开始就想利用“承认”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
5月13日,艾奇逊提出了美国承认新政府的三项条件：第一,事实上控制该国的领土和行政机构；第二,有能力并且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第三,政府能够得到该国人民的普遍接受.事实上,中美双方的对外政策直接导致了这次会谈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黄华认为应由“美国首先采取行动与人民政府建立关系”；司徒雷登则声称美国现在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关于谁“先走第一步”的争议后来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虽然在“承认”问题上分歧很大,但双方都没有作出断绝接触的决定,而且还在进一步推动接触.6月8日,傅泾波又一次会见黄华,在这次会谈中傅泾波未经请示司徒雷登和美国国务院,就向黄华提出司徒雷登在回国前希望能访问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获知方面的意见,顺便看看燕大,这样“回去讲话才有力量”.黄华则以中美尚未建交且交通未完全恢复为由婉言拒绝了傅泾波的请求.次日,黄华将会谈内容电告北平.北平方面认为以非渠道与司徒雷登接触更方便一些,于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
6月26日,司徒雷登接到了陆志韦的邀请信,信中说：他11日上午见到周恩来先生,而且也宣称司徒雷登要来燕京,“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次日,傅泾波携陆志韦给司徒雷登的信会见黄华,表示司徒雷登接信后感到十分突然,因为陆志韦在信中表示,他见到了周恩来,而周恩来则当面答应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黄华解释说,曾经向北平报告司徒雷登的愿望,但还未接获指示.如果司徒雷登仍然有此要求,他可以再请示.28日,周恩来指示：同意司徒雷登燕京一行,司徒雷登希望与当局会面一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当时极为高兴,而事后的发展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无果而终
6月30日,司徒雷登将访问北平一事通报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报告中,司徒雷登对此行的利弊进行了陈述：访问北平将成为中美间相互谅解的第一步,并将加强内部的较为倾向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的力量.这也将表明美国对中国政治动荡持有十分坦率的态度,并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十分有益的影响.与此同时,在他返美前的北平之行将会在中国引起谣传和猜测,也有可能引起美国人的批评,使国务院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但从整篇报告中可以看出,司徒雷登仍然对访问北平一事充满信心.
就在同一天,北平方面的态度却急转直下.发表了《论人民》,公开宣布“一边倒”,而周恩来也针对黄华来的关于27日、28日两天的会谈情况电告南京市委：（1）陆志韦给司徒信稿,曾由我同志交来一份,内容第一句只说见过周,未提周告陆任何事；（2）望告黄华谨守去电原则,即我们系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3）司徒及傅如来北平只能挂一卧车派人保护,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如司徒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因美国国会闭会与否,不应予以重视,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实际上,就在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南京开展“秘密外交”之时,刘少奇也秘密访问了莫斯科,中苏双方就多项议题达成共识,正是刘少奇的访苏成功增加了的外交底气.
7月1日,美国国务院向南京发出了由国务卿批准的代号为“夜间行动”的电报：“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而理由则是司徒雷登在6月30日发给艾奇逊的那份电报中所提到的访问北平可能产生的弊端.事实上,当时美国的社会舆论和公共心理取向都靠近“扶蒋反共”,美国国会中的“中国帮”“院外援华集团”、共和党保守派等势力相互勾结,在对华政策上对杜鲁门政府给予了很大的压力.
就这样,中美间沟通的“最后一扇大门”随之关闭.8月2日,司徒雷登像1947年初的马歇尔一样带着遗憾离开了中国.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随后发起并亲自参与了对《白皮书》的批判运动,中美两国间长达20余年的全面对抗开始了.
“失去的机会”是否存在？
北平之行被否决一直是傅泾波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心结.司徒雷登在返回美国途中经过冲绳岛时,还强调要承认并与其恢复商务关系,而傅泾波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依旧认为这次“失去的机会”完全是艾奇逊的“办事不利”,在他看来如果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能够成功,或许后面的“朝鲜战争”都能够避免.
但笔者并不这么认为.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次“秘密外交”的前景十分看好,但是杜鲁门显然没有将它看作是恢复中美关系的主要通道,最多是看作是一次“试探”,一旦“试探”在国内国际引起不满,杜鲁门就将随时断绝这次“秘密外交”.杜鲁门在6月中旬与副国务卿韦伯的一次谈话中指示国务院,“要十分谨慎,不要表现出对人的任何手软”.此外,当时的杜鲁门面对着强大的国会压力,就在6月份的时候,有议员致函杜鲁门总统说,根据他收到的大量邮件,选民们感到承认中国人“对我们的真正的中国朋友和宗教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参议院为反对承认新政权而举行的辩论中,多数议员如诺兰、布里杰斯、史密斯等人指出莫斯科对的影响,认为承认新政权就将“给世界共产主义盖上认可的图章”.因此,杜鲁门否定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也就不奇怪了.
未能成行的“北平之行”,不免令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傅泾波有些失落和遗憾,然而在美苏两国对抗的冷战大背景下,仅凭司徒雷登个人意志是无法扭转中美两国的对抗局面的.
（摘自《澎湃新闻》李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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