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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外文学奖励和政治关系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学与政治这一古老的命题出发,通过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的比较,揭示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与其时整个文化生态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文学政治奖励价值

文学与政治之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文学奖励而言,探讨政治与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关于作品的奖励或者审查,本就包含着政治对于文学的直接影响,指示着意识形态对于某些作品或者创作风向的偏爱和指引,古今中外的文学奖励无一例外,均包含着深深的意识形态印记,而对于10世纪的中国文学或者外国文学而言,政治与文学均以前所未有的强度相互地影响.

加世纪中国文学始终贯穿着的是社会政治的深切影响与精神启蒙价值取向.其发端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重要界碑性人物梁启超.梁氏在那篇影响巨大的可称之为文学革命宣言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的这番话,清晰而坚决地表达出这样的观念,即文学革命与新民之不可分割之紧密联系,而这一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始终,其影响力无远弗届.这种强压给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无边力量,是文学在20世纪中国参与政治生活的动因和荣耀的起因,也是陷入无边暗夜的难以舍弃的基因.

而五四一代的核心人物陈独秀等,在了解到中国固有传统的强势和不可被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大力批判传统,不惜打碎一切的口号来征召民众,掀掉身上的那些枷锁,走出锁闭的屋门,呼吸欧风美雨.

由此,以上的这些关于现代中国的思索建构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隐秘的传统,即那些对于传统中国深刻揭示的文学创作,那些与政治理想密切联系的文学创作,总是被赋予过多的辉光外衣,被先在地认定优于那些诉诸个人感受性的现代感觉、现代意识.

整体上,20世纪中国文学奖励的价值取向是精神启蒙为主线,并与不同时代主流政治话语相交织,但不时伴随反转.

外国文学奖励因地域差异与授奖机构的多元,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但综观之,可以发现,其一,外国文学奖励刻意地规避那些在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进行写作的作家及其作品,注重探索人类心灵层面共通性方面（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塞万提斯奖等）.但同时,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对于与政治意识形态对抗的作家比较偏爱,这在一定意义上也算是一种对于政治的回应.其二,外国文学如西方文学着眼于对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现实和生活方式的反思与批判,在对现代性、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中逐渐发展出一种非理性的、内心化的、碎片化的特征,通过对人类永恒的精神价值的追求,对被异化的生活提出反抗.外国文学奖励对这种反抗进行了回应.

外国文学奖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超越了文学的工具论预设——不管是文学的工具论抑或是自足性,视文学创作与精神世界的同一性,自由运用写作技法,以理想主义为旨归,以精神探索为路径,特别注重其中普遍人性刻画的深度,以及其间闪烁的道德感与人性的辉光.

如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授奖词这样写道：

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

对于苏联作家的授奖,颇可以说明问题.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每一次对于苏联作家的授奖,都会掀起很大的风浪,尤其是被诟病诺贝尔文学奖与政治的关联,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获奖的苏联作家,可以较为鲜明地展示出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文学价值观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先来看诺贝尔文学奖给肖洛霍夫的颁奖词：

——可以说,肖洛霍夫在艺术创作中并没有什么创新,他用的是使用已久的现实主义手法,这一手法同后来小说创作艺术中出现的一些模式相比,也许会显得简单而质朴.……肖洛霍夫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中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

如果说肖洛霍夫作品的政治性还比较微弱的话,那么帕斯捷尔纳克与索尔仁尼琴则似乎已经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性倾向的强力注脚.但如果我们深入到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的谨慎措辞,与获奖作家的曲折表达,不难窥见其中隐含的双方对于文学的隐秘默契,而这用文学与政治的成规俗套来解读,则不免限于浅陋.

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的伟大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瑞典文学院发布的声明是这样的：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学院颁给了苏俄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因为他不论在当代诗歌上.还是在俄国的伟大叙述传统领域中,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众所周知,帕斯捷尔纳克已经传话来,说他不想接受这份殊荣.当然,这个拒绝丝毫未改变此奖的合法性.然而,瑞典文学院只能遗憾地宣布,此奖的颁奖仪式不能举行.

这段简短的声明与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学院发来的两封电报相参照阅读,其中颇有深意.

第一封电报：极其感激,极其感动,极其骄傲,极其吃惊,极其羞愧.

第二封电报：鉴于此奖在我所属的社会中有一种含义,因而我必须拒绝这个已提出颁给我的当之有愧的奖励.请不要对我的自愿放弃表示不满.

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中,只字未提帕斯捷尔纳克作品中的政治性内涵,虽然读过他的作品的读者都可以从中读出对于苏俄建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以来诸多政策的深刻反思,甚而对于这个时期,人心的充满悲剧感和戏谑味道的颠沛流离命运.而所谓“俄国的伟大叙述传统领域”,里面包含着深刻的意涵,这是从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乃至肖洛霍夫等伟大作家以来,一直秉持的对于自身的无情剖切和对于宏阔地展现时代风貌的执著,这是一种“正直的品格”.因此,我们可以说,诺贝尔评奖机构对于所谓“政治”的考量,在内化并稀释到作家与自身及与现实的相互“对侍”之后,已跳脱这一窠臼,在更高的视界思考这个命题,而更多的深囿于意识形态圈套的文学研究者却对此乐此不疲.

帕斯捷尔纳克的两封电报,其包含的惊喜与无奈、感伤与理替辗转,但我们仍然不难读出其中对于其时意识形态控制的简陋和粗暴的悲凉和怨忿.而在纳氏眼中,所谓“有一种含义”,不啻是对于文学作为抒情的流风和叙事的传统的绝大讽刺.

同样的事件,在11年后似乎又复制了一次,所不同的是,索尔广尼琴终于冲㈩他所蔑视的迫害与禁锢,选择站在它的对立面,以异见者的声音把帕斯捷尔纳克隐含的意味直接地表达出来了.

瑞典学院给索尔广尼琴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他的作品却具有全球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对贯穿于许多伟大前驱作品中无可比拟的俄罗斯传统的继承.他和他的前辈作家各个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性地表达自己对俄罗斯苦难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

而在1970年,索尔广尼琴最伟大的作品《古拉格群岛》尚未面世,而迟至1973年,因索尔广尼琴执意将《古拉格群岛》的手稿运出苏联出版,才被驱逐出境.也正因此,才使得索尔广尼琴有机会在获奖四年后,发表获奖演说：

我敢于以人数众多的非俄罗斯的名义向皇家学院表示感谢,那里的这些人由于写书,甚至由于读书而遭到迫害,他们连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没有.皇家学院由于自己的这项决定而听到了许多非议,仿佛这奖赏是服务于政治目的.不过,根本不知道其他目的的那些嘶哑的喉咙,也只能喊出这种调调来.

我跟你们大家都知道,艺术家的丁作是不能纳入贫乏的政治范畴的,正如我们的整个生活,不管我们怎样去捕捉,其中也不会有我们社会的意识.

真正伟大的作家,对于旁观者因政治的铰接而赋予自己伟大之名的屈辱不下于政治所加之于身的屈辱.帕斯捷克纳克与索尔广尼琴作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同时处于东西方意识形态阵营密集对峙的时代,他们在辞令和态度被无限放大的景况下,仍然严肃地表达了对于文学的朴素态度,这可以称为整个诺贝尔文学奖史上对于文学与政治问题的最终回答.

对于现实政治话语的回应,是文学的必然宿命,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来回看文学奖励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与现实、与政治永恒关系的关系,正是揭示文学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其与文化情势的共生关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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