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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周恩来为什么提出辞去总理一职
1958年6月9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主席.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周恩来提出辞职的第二天,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从时间节点上看,周恩来辞职和下发《通知》高度相关,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性？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提出辞职时不可能不知道第二天要下发《通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经过改革,国务院的职能弱化,甚至被转移,这是否为周恩来提出辞职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呢？为此,本文通过对当时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分析,来解读周恩来辞职的原因.
经济背景: 提出反反冒进
1955 年,无论是,还是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判断较为乐观.结果,1956 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这一问题后,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周恩来、陈云刹车了,但还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却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为此,在1957 年末至1958 年初那段时间,有几番讲话.
1957 年10 月9 日,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说:
1955 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 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1956 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 亿元,生产了600 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1957 年12 月12 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篇社论是经过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1958 年1 月2 日至4 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11 日晚,进而又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 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尖锐地批评了1956 年6 月20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这篇社论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三扁担,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来”.他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反冒进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于1 月19 日晚在南宁作了检讨: 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2 月18 日,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 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3 月底,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
1958 年4 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 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他想说的话.
在5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了检讨:
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南宁会议后,掌管了经济大权.反反冒进的气氛则一直延续到了八大二次会议.
这场对反冒进的批评是发动和主持的,被批评的是在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包括不得不发一些违心之论.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的心情可想而知.风头过后,他向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
政治背景: 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
在经济领域全力开展反反冒进的同时,政治体制也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个改革是倡导的.这是周恩来委婉辞职的另一个重要背景.
1956 年9 月,八大在北京召开,八大通过了中国新的章程.新的党章规定选举总书记一人.“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政治局、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处,并选举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委员会的职权.”“书记处在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
这样安排有他的道理,他在1956 年9月13 日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 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由此可见,有意要培养,因而让先任秘书长,后任书记处总书记.
于1954 年任秘书长,副秘书长有: 李富春、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马明方、林枫、杨尚昆、胡乔木.几乎天天开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
曾召集过一次秘书长会议,在会上他说得很明确: 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酝酿八大名单时,表示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怕不顺.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做和同志的工作,讲得很风趣:“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的秘书长.”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秘书长这个职务.”解释:“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
八大选出的总书记是.比小11 岁,当时52 岁.书记处成员有: 、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有: 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书记处负责党政军核心,彭真协助负责全面工作；王稼祥兼任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外事；谭震林负责农业；谭政是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军队干部；黄克诚是总参谋长；李雪峰负责工业.
曾向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常委讨论、决定.
书记处在讨论国务院的工作时,因周恩来要参加,总是就着周恩来的时间.从记录看,副主席只有周恩来出席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的直接领导.书记处成员最早听到的声音,知道核心的决策,反而比一些政治局委员消息更灵通.
书记处不同于旧的秘书处的另一点,是书记处直接参与国民经济以及党团领导,新的书记处下设20 多个具体办事机构——书记处各个办公室,从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到候补书记胡乔木,书记处成员基本都兼任具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以后李先念、李富春补选为书记处书记,又为他们具体增设了办公室.这样一来,国务院的一切工作,凡事都要请示书记处才能办理,而书记处也不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党务、政府、军事、民政、文化、财经等一系列领域中之于的名副其实的“总参谋部”,特别是1957 年之后,书记处几乎取代政治局,成为直接指挥之下的统帅机构.
1958 年,在组织上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4 月间,成立5 个领导小组,即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分别任命陈云、彭真、王稼祥、聂荣臻、陆定一为组长,小组具体工作归口书记处管理.这5 个位高权重的小组从组长到一般组员的名单都是责成拟就,稍后,除了提出增加谭震林为财经组副组长,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外,无一增减.
提出辞职: 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也就是这次改革之后的两个月后,1958 年6月9 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委婉地提出辞职.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
在随后的第二天发出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这些小组是党的,直属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一同有检查之权.”
出席1958 年6 月9 日政治局会议的人员现在已经全部作古.从目前来看,他们没有留下关于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辞职这件事情的讲述或回忆.除了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辞职外,会议有没有议定下发《通知》,也没有相关的回忆.由于文献档案解密程度的限制,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个会议的详细情况.
尽管如此,但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有所顾忌,说自己“一不行,二不顺”.“不行”应该是谦词,“不顺”则是政治家看到了不争的客观事实,这应该是他主张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的原因.说“一不行,二不顺”,决不是空穴来风.
周恩来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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