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扎根民族守望文化对鲁若迪基诗歌的一种类论文范文集-毕业论文网

这篇文化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扎根民族守望文化对鲁若迪基诗歌的一种

一、文化选择：传统视域下的民族性与地域性

鲁若迪基出生在云南红土高原西北的一片神奇美丽的土地上,在那里有绵延千里的小凉山,有奔腾喧嚣的金沙江,有巍峨矗立的梅里雪山,还有清澈透明的泸沽湖.鲁若迪基的民族叫普米,诗人将自己创作的文化根系深深扎进他的故乡,扎进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在充沛的民间资源的滋养中,他的诗歌就像种子破土的声音,又细微,又坚定,在这里慢慢生根发芽,渐渐茁壮成长.鲁若迪基的诗大都写得很精短,基本是十余行,最多二十多行.朴实真挚的简单文字,娓娓讲述着他成长生活的点点滴滴,展现小凉山哪怕是最微小角落里的方方面面,静心品读,不难感受到他的诗歌字里行间透露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浓郁的民族特色.

（一）故乡和母亲给予了他“文化身份”

鲁若迪基的诗常常汲取自己的母族文化资源.曾经长达一千多年的民族迁徙历程,使普米人创造了很多想象奇特、内容丰富的民间歌谣.通过一代代普米族人的口传身授流传至今,如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开始流行的《白狼歌》,讲述普米起源的神话《直呆喃木》,借以东巴文藏文记录下来关于宗教历史的《古利歌》,还有叙述天地形成和人类起源的古歌、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仪式歌、婚俗歌、丧葬歌、苦歌、劳动歌、情歌等生活歌谣.

盛产民歌民谣的普米族让鲁若迪基自小在歌谣声中成长,沐浴在民歌的氛围中创作.从鲁若迪基的诗里,我们能读到民族祖先留给他的声音.自遥远的地方迁徙而来的祖先,因为对这片土地浓烈深沉的爱而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幻化为歌谣,亘古不衰,吟唱千年,传给了后人鲁若迪基,他参透了祖先的暗示,让他将挚爱和忠诚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广博的土地.

鲁若迪基出生在一个叫果留的小山村,他生活的空间总是与山有关,他喜欢他周围的景、他身边的人.他灵动的笔,写亲人,写老家木楞房后的神山,写他看见的一树一花一草,写山里人的憧憬,如诗作《选择》、《果流》和《云南的天空》中诗人一语惊人,执着的选择故乡与自己如影随形,体现出诗人强烈的意愿和义无反顾的民族文化选择.

此外,鲁若迪基更有一系列相当数量的诗歌是直接以动物的名字作为诗题,如《心中的鸟儿》、《我曾见过的乌鸦》、《雪地上的鸟》、《鹰》、《狼》、《羊》、《布谷鸟》等.作者以诗的名义去关怀小凉山这块土地的芸芸众生,从生活中提炼出富有诗意的思索.因此这类诗歌也非常直观地体现了是鲁若迪基“在故乡中写作”的创作态度.

而在《唤魂》这首诗歌中,母亲是果流村里的“女王”,她会唱的民歌如星星一样多,小时候常常在母亲的歌谣中进入梦乡,母亲是生命的给予者,更是生活的呵护者.全诗描绘了一位母亲在深夜焦急的为病床上的孩子“唤魂”,祈祷孩子的病尽快好起来的场景,我们似乎也能听到那颤悠悠的声音划破黑夜,缭绕在山寨的房前屋后,一声一声,近乎哀求.充满着神圣,浸满着泪水的爱,为黑暗中的孩子引路回家,却“多了些牵挂多了些皱纹,多了些白发”.

所以在鲁若迪基的笔下,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母亲”的形象,他诗歌里的“母亲”,既是具象意义的,指给自己肉体生命的普通妇女,又是意象意义的,指给自己“文化生命”的母族、以及原始苍茫的凉山.作为女性的母亲,抚养关爱着诗人的生命,陪伴引导者使人成长,作为土地的母亲,鲁若迪基诗歌的出发点就从这里开始,正是这块原始苍茫之地赋予了他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让他在当下纷杂的诗歌创作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之根,既便于确立自己的写作姿态,又可以获取无尽的创作资源.这种文化选择得到的文化身份使得鲁若迪基的创作与小凉山这块深厚的土地保持了一种亲缘关系,与这土地上有了割不断的血肉联系,这是一种顽强、鲜活的生存状态.

（二）民间精神赋予了他民族创作品质

学者纳张元说：“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民间’所涵盖的意义要广泛得多,它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1]

鲁若迪基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民间文化的基因是融化在他的血液里,生活中,而不是外在其生命的东西.他诗歌的文字里包孕了诗人鲜活的生命感受、血液奔流和脉搏的跳动,这并不是什么民族文化的拼接和替代,而是发自一个完整个体生命的竭尽全力的述说.

在《小凉山很小》这首诗中,诗人自豪之感溢于言表.小凉山是小的,诗人夸张的形容它只有“眼睛那么大,声音那么大,针眼那么大,拇指那么大”,确实,小凉山只是一座普通的山,它在视觉上很小,可是它却有大大的能量,“我闭上眼,它就天黑了……可以翻过山去……我总是把它竖在别人的眼前”,山不仅是山,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暗示与象征,诗人运用复沓的手法表达着自己对普米文化的爱和敬仰.这首诗写人,写故乡,更写出了一种满满的民族自尊.

鲁若迪基说,“我的诗歌的民族性,表现在我的诗里有普米族文化的烙印：人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万物有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2]诗作《女山》写的着实优美,女山似乎是自然的象征,她像一位温柔、妩媚的母亲孕育了自然中所有的生灵,“雪”、“沪沽湖”、“月光”、“天空”.而另外一首诗《斯布炯神山》中写道这座不仅仅是自然中“一座普通的山”,更是普米族人心目中的“神山”,斯布炯神山受到人类的顶礼膜拜,这看似封建迷信的行为,代表着一种民俗信仰,一种心灵归宿,这个民族对自然始终抱有一颗虔诚的心,正如华兹华斯曾说“人类永远是大自然的崇拜者,精神抖擞的来到这里朝拜”.所以,诗人展现的是普米人伟大的宇宙自然观.

故乡的土地是他创作的根系,民歌民谣是他汲取不竭的源泉,这一方面体现在诗歌内容上,另一方面更表现在诗人对于世界的天真想象和夸张表述中.那种诗性的思维和简洁朴素的文风,以及朗朗上口的口语化特色,都可以在民歌中找到依据,特别是诗人那些描写普米人简单生活的图画,更是和普米族朴素的民族精神相关.客观看来,民族的东西鱼龙混杂,有好有坏,重要的是作家呈现他们的方式,不应当照搬照演,只关注少数民族生活文化浅层表象的原始形态,而必须有深层精神的发掘.

鲁若迪基对自己所描写的生活画卷有思考的精神和探索的勇气,在他笔下的“民族性”包括鲜活的民俗生活内容,独特的民族表现形式以及优美的民族审美风格,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他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体现在,既要有民族自省精神,又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一种重新认识的能力,他是真正具有民间精神创作品质的诗人！这一点,弥足珍贵.

二、时代抉择：“文化流散”中的困顿

自古以来从未有一个民族愿意在他者文化的影响下束手就擒,毫不挣扎,就此妥协,甚至心甘情愿的放弃自己源远流长的传统.清初时期的杰出词人纳兰容若,曾写过一首著名的长短句《浣溪沙·小兀喇》,小兀喇一带曾是纳兰家族的领地,诗人到此不禁联想起当年叶赫部被爱新觉罗部族灭的往事,故此词抒发的是民族文化剧烈变迁的痛彻心扉的深深叹息.

物换星移,厚重的东方文明史册翻开了全新的篇章,经济“全球化”势必引发“文化全球化”,这个当代最炙手可热的主题词却让少数民族作家陷入了“十面埋伏”般的冲击和挑战中.

评论家马绍玺以一种置身于“他者视域”之中的清醒和从容,曾对于文化全球化给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从文化空间的变化——“时空压缩”、生存状态的变化——“文化流散”、心理状态的变化——“文化认同”、言说方式的变化——“文化对话”几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

彝族作家纳张元同样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将面临一次更为鲜血淋漓的巨变和飞跃,所以他一再紧张的呼吁：“少数民族作家不能固守传统的过时的文化因素,而是应该有严厉的自省态度来清理自身文化中不合时代的落后因素,要做好接受全球化时代更大的国际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冲突和挑战,少数民族文化在这样一个时代裂变的关键时刻,也有可能获得凤凰涅槃似的新的腾飞和发展.”[3]

在此,我简单的对全球化语境对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正负影响做一个分析：

首先,创作困境.少数民族作家由于自身传统和文化的背景,在文化全球化的世界性潮流面前,不仅面临与汉民族主流文化传统的矛盾,还面临的是全球化大趋势之间的冲突,这样少数民族诗歌及其文化传统是属于弱势文化中的弱势文化,它所面临的危机更加严峻.

其次,创作机遇.全球化的社会组织使得人类的生活方式有了巨大变化,各种高科技的新传媒方式延伸了文学创作时空,也就是说全球化语境为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带来了新的创作语境,而同时也为少数民族诗歌赢得全球化审美体验与全球文化认同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一直以谜一样的姿态存活在世人眼中,它一直游离在主流文化的边缘,也一直徘徊在地域的边境；它默默无语,却体系健全,历史悠久,经历了千万年沧海桑田的变化仍然保存着民族文化的传统格局和精神气韵.然而社会转型,国家经济建设的调整和重建,主流文化的冲击打破了这种静若止水,独立闭锁的状态,少数民族作家们从沉睡中渐渐苏醒,他们努力寻找和平衡自己的主体地位,他们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边缘性”,于是他们不甘于此,决定向“中心”积极挺近靠拢,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明与古老民间传统的对立、碰撞常常让作家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踟蹰困顿.

所以,克服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危机,我们应当正视现实,坚持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和策略,确立本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少数民族学者更应当以发展的眼光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再阐释,这就需要再阐释者拥有既超乎自己文化之外又不脱离本民族文化的独特眼光.

鲁若迪基就有诗作《春天》,诉说的就是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化全球化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致命的文化遭遇：被移位或被包围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不仅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且似乎无法逃避“文化失语”的尴尬命运

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里,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是因为它独特的民族文学样式,更体现在它在人类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形态.少数民族作家必须守住自己岌岌可危的民族性,那么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变化,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更需要不断的发展变化,丰富形式内容.当然,也因为这样,很多少数民族作家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化,缴械投降,完全放弃自己独树一帜的民族个性文化,毫无留恋的成为时代同化后千篇一律的复制品,隐没在全球化语境中,自此消失不见.

表达对这种现状的担忧的还有诗歌《都市牧羊人》,诗中“我”是一个牧羊人的形象,“心里装着的羊”是乡土文明的象征,作者携着传统满心希望的来到城市,城市是一头狼,“十字路口”、“红绿灯”“高楼”是现代城市文明的符码.狼和羊本就是天生的死对头,作者以此为喻,形象简单的将狼代表的城市文明和羊代表的乡土文明形成二元对立的关系,乡土文明不是被城市文明所吞噬,就是在惊吓中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己.

同样是狼与羊的意象,在《一群羊从县城走过》这首诗中,羊变为诗人自己,或者说是来自故乡的民间传统.羊是被“吆喝着的”它并非自愿,“走过县城”它们在当地的“车辆”眼里是异物,“车辆让他们走过”看似是对羊的尊重,实则是对其排斥的表示,特别羊在最后是走向“屠宰场”的,这不是一条阳光大道,而是通向地狱之路.“警惕的”、“小心翼翼”等词都展现了古老传统在现代文明面前的无所适从,局促不安,它们就像一个悲观绝望的外来者,认定最后一定会被消灭至死的归宿.

“流散”是全球化社会的本质之一,“‘文化流散’是一种‘跨文化’的生存状态,所有的流散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居住于一个多种文化之间的世界,于矛盾的和冲突的传统中创造自我的身份认同”.[4]虽然当代少数民族现代诗人大都属于文化流散者,他们少数民族的母族文化虽然确实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弱势不意味着无势之态更不等于不再存在.恰恰相反,弱势是崛起的前提,它意味着新生,意味着长存延续,意味着不可替代.

普米族作为我国世居特少民族,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发展到了今天,对其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更需要本族人的强烈文化自觉意识.就像流淌的河水,从远古流到现在,还存在继续流淌的问题.既然“继续流淌”,那就要有新的支流注入进来.这就要求普米人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一种重新认识和发现的能力.只有这样,才会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三、文化自觉：民族文化的“守望者”

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的阐述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5]增强民族“自我”意识,是实现文化自觉的第一步.

鲁若迪基在新的语境中,在这个少数民族文学躲避不开的选择之下,他做了一位雍容大度的民族文化“守望者”,读他的诗歌,我眼前常常会浮现这样一个身影：诗人倚靠着小凉山,怀揣着泸沽湖,他深深地凝望着文化全球化的潮流波涛汹涌,挺直脊梁.他把时代的种种因素整合进自己的普米族文化,重新组合调整,打造出既保持民族性又有现代性的新兴诗歌,毋庸置疑,这个过程犹如凤凰涅槃般困难痛苦,却以异常美丽的形态得以重生,且能不朽.诗人大胆的突破地域性和民族性,把民族和时代结合,书写的民族之痛也是时代之痛,歌唱的民族之乐也是时代之乐.“我唱的歌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唱,我的声音别人无法替代.”[6]无论高调低调,诗人都唱出了自己民族文化“守望者”的腔调.

（一）回首审视：“文化重构”中的探索

“文化重构”,顾名思义,文化的重新构建.即对于已有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创造,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再次认知.也就是说作家要认识发展变化中的社会,呈现触及灵魂本质的普世价值,重构的过程是艰难的,既不可偏离时代喃喃自语,又需要有入世精神,能很好地平衡民族本土文化与外来现代文化并书写时展中的民族.

鲁若迪基早期诗歌《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是多情善感的普米民族敢爱敢恨的感性体现,笔调饱满而浓烈,看似生活牧歌的叙述下,隐喻着最具代表的爱的主题,爱是鲁若迪基诗歌中最鲜明的主题,这个主题或显或隐渗透到他的每一首诗歌,贯穿始终.村庄和亲人一直不离不弃的等着“我”是爱的守候,是爱让一家人走到了一起,流下了热泪,全诗没有一个“爱”字却尽是爱的表达,所以“这世上,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了”.

1．对时间和生命的审视

时间和生命是浩瀚宇宙的一类根本性问题,因为谁都无法躲避时间,任何人生命的存在也总是在“时间”中的存在,因此瞬间与永恒,生存或毁灭是千百年古今中外学者们冥思苦想,人类史上遗留已久的问题.

短诗《日子》不过短短33个字,却精准地写出了个体生命对时间流逝的疼痛感和恐惧感.“牙齿”、“牙床”的意象贴切而生动,形象的写出了时间对人的啮食感,我们始终并将永远只能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是我们永远无法超越和摆脱的宿命.于是,人作为一种有限性生命的存在,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不经意流逝都成了生命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揪心的”疼痛.

在另一首名为《无法吹散的伤悲》的短诗中,鲁若迪基把人的生死以及时间的有限性放在浓浓的亲情中来书写,产生了让人感同身受,催人泪下的审美效果.全诗在叙事的口吻中,紧紧抓住“屋檐”、“矮”、“泥土”这些表现力极强的意象,写出了人在川流不息的时间河流里的宿命,死亡并不因为人间的爱与亲情而心怀悲悯,脚下留情,从而迟来一步.

鲁若迪基是一个善于思考时间和生命问题的诗人,他从生活最细小的状态出发投射到宇宙大的生存状态,他的诗如大地般厚重,蕴含无限悲悯情怀,又具有深刻的现代性品质.

2．回归自然,寻求和谐

鲁若迪基自己也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人们追求与自然的和谐,普米族是个自称“木祖”(天的子民)的民族,韩规文化讲求万物有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木祖’、‘万物有灵’,都讲的是联系、和谐.”正是因为普米族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生态观,鲁若迪基是用心与自然交流.

在《路遇》中,诗人由自己惟恐不小心踩死路上的一只青蛙的举动入手,呼吁人们应更多一份珍爱生命、怜惜自然、保护弱者、万物和谐的生命情怀.

在《雪地上的鸟》中,诗人把顽童捕鸟的场景描写得非常细致,“没有家,没有东西吃”,“盲目”“蜷缩成一团”“听不到声音”形象的描绘出“雪地上的鸟”的可怜悲凉,它们是弱者的象征,但已经如此恶劣环境下,如此悲惨命运中,如此脆弱的生命却得不到强者（孩子们）的一丝同情与关怀.

诗歌批评家奚密曾谈到“当现代诗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个人意义和美学意涵的同时,它却失去了过去公认的社会道德意义”,鲁若迪基的诗并没有这一弊病,他义正言辞的对人类破坏自然的暴行提出强烈的控诉.如《愤怒的海》一诗,工业文明和生活废物让不少清澈见底的河水变成了露天垃圾场,带着满身伤痕,流入大海.在诗人笔下,大海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知道疼痛的人,并歇斯底里咆哮着表达它的愤怒,诗人只能用自己的诗句批判这些践踏自然,破坏和谐,毫无社会道德的行为,他的愤怒溢于言表.

鲁若迪基的这些诗句理应让人深思和反省,因为他不单单体现了生态平衡的历史遗留问题,更是揭示一种回归自然寻求和谐的价值取向,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主宰者和中心,从生命存在的层面上来说,人与自然万物是完全平等的,破除“人类中心论”以“万物和谐”的眼光看待自然.

3．民间立场的选择

“云南作家的民间立场就是一种写作立场和叙事态度,知识分子以眼光向下的民本主义思想,关注普通人甚至是小人物的生活内容和生存状态,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来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以及边地生活的认识.”[7]

诗歌从来不僵硬的植根于纸上,而是鲜活的生长在历史、传统和各民族独特的日常生活中.

《我是小凉山》一诗通过几个形象和画面勾勒出小凉山沧桑的历史和小凉山人民的生活常态,浓缩了小凉山生活的艰难和苦涩,没有矫揉造作的华丽辞藻,诗人用最朴实的语言呈现故乡“本源”面貌.

还有《一个彝家阿妈》这首叙事性的短诗意味深长.全诗以平实的语调叙述了一个别具意味的故事：为了招待一个登门看望她的客人,彝家阿妈大方的杀掉家里仅存的一只鸡.诗中有我与老人简单的对话,却没有一字一句是描写老人的外貌,也没有直言赞扬老阿妈的善良和热情.诗人那句“没有比这更干净的东西了”,真诚地道出老人朴实的爱和善良在他看来是世间最干净的东西,他夸张的说“哪怕是一口小汤”都无法下咽,深刻表现出诗人内心复杂的感动和伤悲.“走出很远,我也没法走出那份悲凉”,升华了主题,余韵悠长.不难看出彝家阿妈精神的富足和现实的贫穷形成鲜明的对比,不经意间的行动和言语比高度的评价更具有说服力,塑造了一个可爱可敬的淳朴彝家阿妈形象.

此外,诗人还有一系列的诗作,如《光棍村》、《乞丐》和《比夜更黑》等反映底层人民现实生活的苦难,《你将怎样把自己忘却——致橱窗女郎》等也把目光扩向异国他乡的苦命女人,体现了诗人对底层人物悲惨命运的深切关怀.诗人在最简洁的诗歌篇幅里融入了尽量丰富的现实人生,因此,他能够突破纯粹的自我抒怀和单一的地域狭隘,从而获得丰盈的叙述内容和宽广的观察视野.

“诗歌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又回到普通百姓中,获得更大的艺术生命.它的成功让我知道：人民是艺术之源.这是我以后的创作中必须遵循的原则.”[8]诗人于坚也说：“只有这活水才能让艺术作品充满诗情画意.”人民群众的生活是艺术家创作源头永不枯竭的活水,生活的多层次、人性的多角度,让艺术创作呈现着如万花筒般的五彩斑斓,融入朝气蓬勃的生活,体味其中的酸甜苦辣,触摸心灵中的真善美,这样的诗歌就不会苍白,而是活生生的艺术.

（二）虔诵心经：寻找精神家园

在诗人的诗集《一个普米人的心经》中,则更多的是以理性的态度进行人文视角上的自省、探索与个性化的价值取向.在千层百面的社会现实中,诗人常怀着感恩的心虔诚的诵念着普米人的心经,创作出紧扣时代脉搏的诗作.母族文化是诗歌的出发点,但他能把握到诗歌的超越性,立足故乡热土而心怀天下,把关注的目光扩大到中华大地上的人民和生命,甚至对于整个社会和世界都充满了人文关怀,体现出一种放眼世间的姿态和容纳世界的胸怀.

1．重返精神家园

“流浪是人的一种命运,漂泊是最高形式的人生.”[9]人的一生似乎总是在路上.古往今来,无数的哲人呐喊着要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论是对桃花源的神往或是那个关于乌托邦的美丽传说,精神家园是一个古老漫长而又永无答案的命题,现代人对此的渴望似乎更加强烈了.

鲁若迪基通过对普米人的生活状态的审视和思索,挖掘出了他们秉持的精神家园,如《古歌》、《干净的树》、《月亮》、《神的模样》、《好似一阵吹过故乡的风》是昭示自己与故土血脉相连的归属感,而《种苦荞的人》、《父亲的马帮》、《想起父亲》、《日争寺的》、《转经筒前的诗歌朗诵会》等诗作则把视角转移到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身上,他们对命运、生活的态度,对生存环境的取舍,是那个民族对生命价值意义的认知与长期坚守的生存哲理.

其实品读鲁若迪基的诗歌告诉我们,简简单单就好,不懂简单,正如不懂这大千世界的荒芜.简单的人生,与其用哲学解释,不如用生活验证.简单是心灵的本色,是与生俱来的品质,是不经意雕琢的境界,因为浑然天成,所以更显意境深远：

《泸沽湖》是鲁若迪基为数不多的长诗之一,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感受岁月流年的变迁,倾听生命沉稳有力跳动的脉搏,然后散淡的叙述着,神圣的泸沽湖,诗人没有用太多的笔墨描写湖上风景旖旎和湖边人们奇特的民情民俗,读完全诗我却能感受到,在这里,人类、神灵、气候风物都有了难得的整体性和一致性,构成了一个想象中的自由的民族精神家园.家园之大,能让我们的年龄和自我都变小,古朴的民族精神之下能见自己,见众生,见天地.在这个人心都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都希望回到内心,回到自然,回到生活,回到一切一切的原点.精神家园就算再寻找一万年,它可能也就是个子虚乌有的梦,但重要的是我们在寻找中走过的这段心路历程和情感体验,结果并不重要.

2.放眼当下,叙述时代

鲁若迪基确曾带着深深的普米族文化的烙印,唱着小凉山的山歌民谣走向文坛,被人们所熟知,为大家所认可.因此很多人将其定位为少数民族诗人,很多评论家也为他打上“小凉山”“地域性”、“乡土诗人”、“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等标签,大家对他的关注也更多在于他的民族——普米族,他的地域——小凉山,但在阅读诗歌的过程中,我总有一种感觉,普米族是他的根,但树干向上生长后发散出的枝叶呈现出的是现代诗人的气质,面对现代文明/古老传统、全球化的强势/少数民族弱势……二元对立矛盾,诗人在困惑、挣扎、不满后,努力跳出小凉山的圈子,走出泸沽湖的怀抱,打破惯性思维,以一种流浪的姿态审视当下,用朴素鲜活的语言叙述时代.

在新作中,诗人用大量的篇幅描绘异国情怀.在《哀萨达姆》里,诗人表示萨达姆残暴的统治是可恨,悲惨的结局尤可哀,通过审判式的语言提出对战争的控诉.在《疼》里,诗人描述了巴勒斯坦青年暴力的行为以及战争中充当人体炸弹的黑衣女人,由此阐发了对于人性的思考更流露出对世界和平的呼喊.在《索马里》,诗人提出“世界总是充满矛盾/你知道善为什么是善/可是/恶为什么会成为恶”的思考.在《自由女神》里,诗人表达了对美国文化中“傲慢与偏见”的置疑与批判,以及对真正自由年代的追寻.在《斯图加特的一只喜鹊》里,诗人在异国他乡对一只小小的鸟儿充满呵护的温情,同样表现出关爱生命,和谐生态的思想.在《餐桌上的粮食》里,诗人通过缩影中西方餐桌上的食物种类和制作方法的差异的,强调生存艰辛生活不易,呼吁着对广袤土地和劳动人民的尊重.

总之,鲁若迪基以诗为证,不骄不躁,以爱之名,不怨天怨地,虔诵心经,呈现出一种弥足珍贵的清正之气,由于本真的爱,他朴素、简单、诚实而充满张力.鲁若迪基不仅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诗人,他的诗作在众多中国少数民族诗歌中具有独特鲜明的现代风格,从他早期诗歌具有朴素浪漫主义色彩,表达了诗人对故乡和本民族的热爱,到近年来的作品来超越了狭隘的地方性,能与当下生活水融,深刻地表现出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替、融合的复杂感受.这位普米族诗人也不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诗人,而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文化忠实“守望者”.

注释：

〔1〕纳张元《边地意识与民间精神》,《文艺报》2010年1月11日.

〔2〕山梅《一颗独一无二的心灵——谈鲁若迪基的诗歌》,《文艺报》,2013年2月25日.

〔3〕陈思和《愿为云南文学鼓与呼——为纳张元的新著序》,《大理学院学报》,2012年2期.

〔4〕奔厦·泽米、马绍玺《“文化流散”与西南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的家园情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09期.

〔5〕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版),1997年第3期.

〔6〕鲁若迪基《人物言论：守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百度百科.

〔7〕纳张元《边地意识与民间精神》,《文艺报》2010年1月11日.

〔8〕鲁若迪基《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作家网《作家在线》,2012年5月21日.

〔9〕纳张元《生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沉吟——20世纪末的少数民族散文创作》,《南方文坛》2001年3期.

（纳文洁,云南大学文学院2015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邮箱：nawenjie52@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