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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和碰撞一带一路视野中的闽南基督新教影响
李 凌 赵 莹 （扬州大学 225002）
摘 要：闽南地区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在对外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曾多次来到闽南地区布道,对当地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过程中,西方基督教文化与闽南宗教文化相互影响,既表现在基督教文化对闽南宗教文化的影响上,也表现在闽南地域文化对当地基督教的影响,如使用闽南方言传教、采用特殊的传教方式、宗教制度创立的尝试以及与当地风俗的融合等方面.这是基督教传入闽南地区成功得到本土化改造的范例,也是西方文化传入闽南地区之后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为新质文化的典型,在中外文化交流历史上,也在目前“一带一路”政策正在推行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闽南地域文化；基督新教；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扬州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资助
“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行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热点话题.这个政策学习历史上与其他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将会给我国的整体经济面貌带来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古老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外界进行交流的过程有利于“一带一路”的顺利展开.闽南地区在历史上曾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西方基督教产生了交流与碰撞,为今日闽南基督新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一次的成功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介绍基督教在闽南地区的传播史、基督新教文化对闽南宗教文化的影响以及闽南文化对基督新教文化的反作用.
一、基督新教在闽南地区的传播史
受地理与海陆因素的影响,通过海上的商业往来,福建省闽南地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要远远超过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商业贸易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成为一个复杂的多元系统,除了商业活动外,还包括文化、政治的交流.在此交往过程中,异国宗教也通过商业活动,传入到了闽南地区,对这里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闽南地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宗教传播作为一种主动影响与潜移默化的影响双重作用下的文化传播,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传播过程中碰到的种种障碍与困难在闽南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语境下具有典型性.是以,我们从闽南地区基督新教的产生与当地文化对西方基督新教文化的影响中透视闽南地区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企图能够从他们建立交流模式的经验中得到一些体会.
闽南地区基督教传入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初唐到明以前；明末至清前期；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之后至今.初唐到明以前,闽南地区的基督教传播记载较少,因此我们也无法探寻到更多当时的具体情形.明末至清前期,通过海上商业网络等渠道,多位天主教传教士到闽南地区传教,天主教信徒人数增加,闻名海外的郑成功及郑氏家族子弟为天主教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时期出现了一些留学海外归来的闽南籍传教士,在天主教被禁时期坚持传教,直至牺牲.战争之后,我国国门洞开,清朝的禁令被破除,此时得到了本国与清朝政府支持的传教士大批来华,在闽南地区以厦门为中心展开了传教,初步在闽南建立了基督教内部的完善系统,为以后基督教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国之后,基督教逐渐摆脱了对外国传教士的依赖,建立起了中国本土的基督教会,独立于西方的教会,基督教制度体系建立.晚清（1842）至建国时期（1949）的传教活动作为本土化基督教建设的起始时期,传教士们,尤其是基督新教传教士所采取的诸多政策都具有推进闽南基督教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所以本文以这时期闽南基督新教传教的中心——厦门地区为例,从新教传教士一百多年薪火相传的努力中,剖析闽南宗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二、基督新教对闽南宗教文化的影响
在基督教与天主教还未传入厦门地区时,当地存在的宗教信仰有佛教,道教,清朝中叶外来的伊斯兰教,以及不能被严格地称为宗教但也是信仰的一部分的民间信仰如神螾信仰、祖先崇拜、人物祀奉.“佛教于隋代传入同安,唐大中年间传入厦门岛.道教于唐中叶在同安首建道观,明初在厦门岛内建城隍庙,在传播过程中显示出道教俗神化与民间杂神崇拜混杂的特点.1”.今天仍然能够见到的佛寺不可计数,其中规模最大,且颇具盛名的八座皆为明代时建成,可见明代时佛教发展的盛况.发展到清朝时期,佛教已经在厦门乃至整个中国地区深深扎根.而道教作为厦门地区土生土长的宗教,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强有力的支持,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变得世俗化.
在佛教独大,道教与民间信仰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背景下,基督新教给厦门宗教形态带来了冲击和变化,也给当地的社会文化注入了新鲜的内容.
首先最根本的一点是基督教在厦门占领了一隅之地,使得厦门地区的宗教形态增加.基督新教在这里并非默默无闻毫无影响力的宗教,教会通过兴办教育,创建医院以及发展出版、慈善等事业来辅助他们的传教,尤其是在用药物从生理上治愈病人的同时也不忘了治疗他们“精神上的疾病 ”2,西医的神奇疗效与医生的无私与耐心的态度使得接受治疗的人们很容易就接受了基督教,将之作为精神依托.人们发现,在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之外,还有一种全新的宗教存在,不论是那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人们,还是在对基督新教缺乏深入了解的普通民众眼中,至少基督新教已经成为他们不可忽视的一种宗教,成为可选择的对象.
其次,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宗教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清朝时期实行海禁政策,闽南地区已经逐渐失去了它本身作为海上商业港口及文化交流窗口的特色,闽南人只知有中国,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更加发达的国家.同样,厦门人在千百年来发展稳固的宗教形态中,对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一无所知.基督新教的传入扩大了厦门人的宗教视野,它的宗教世界观与教义教规截然不同于道教、佛教与民间信仰,带来了全新的宗教气息,发展到较为成熟时期的闽南基督教,教会仪式已经被简化,在这一点上它优于本地其他规定、仪式繁琐的宗教.通过教会学校留学意大利、美国等地的学生,更是在异国求学中获得了更加广博的宗教胸怀,对世界宗教形态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另外,基督教的传入也对闽南地区的社会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西方传教士来到闽南地区,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社会文化,如西方医学、近代学校、报刊书局等.传教士运用西医为当地居民治疗疾病,同时也致力于热带疾病的科学研究,其创办的救世医院为厦门人所熟知,这些都是输入西医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伴随着基督教的传入,教会学校也兴办了起来.这些学校将以前不曾出现在教学中的英语、体育、音乐以及自然科学知识作为主要课程,使教学内容得到扩展,尤其是女校和幼稚园的创办,更是教育事业的一大进步,为推动厦门地区的教育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除此之外,基督教会还发起了反缠足的活动,也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一些女性解除生理的桎捁.
如同那时的西方文化给闽南文化带来的变化,今日的“一带一路”所传入的异质文化也会对我国的文化发展有一定启发.
三、闽南地域文化对基督新教的影响
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在改变厦门宗教形态的同时,基督教自身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基督教文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是以基督教如果想要在闽南地区生根壮大,就必须考虑到中西思维方式与民族习俗的差异,积极地对自身进行改造.传入伊始,由于不了解民俗风情,西方传教士在闽南地区的工作举步维艰.但传教士逐渐融入闽南地区的文化氛围中后,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变革,传教获得成功.本文从语言改变,特殊传教方式的使用,宗教制度的创建,与民俗的融合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传教的语言
语言不通是异国传教士们进入厦门要面对的第一个困难,厦门地区使用的方言是闽南语.牧师们来到闽南地区之后很快就学会了闽南语,初步缓解了语言不通带来的传教压力.但牧师们对闽南语的掌握却解决不了信徒们独立阅读圣经的困难.当时虽然汉语《圣经》已经出版,却并无多少人识字,于是在道光三十一年,一些教士共同创造了极其易于学习的白话字.“所谓白话字,即用罗马字母略加变更,制定23个字母,联缀切音.凡是厦门语言,均可拼成白话字.光绪二十年,打马字牧师出版一部《厦门白话字典》.”3白话字的发明与白话字圣经著作、字典的出版,终于化去了厦门百姓与基督教新教之间第一道厚厚的屏障.不止是经典的内容本身,白话字圣经中也包含着本地的文化内涵,这使得源自西方本土的基督教文化中融合了闽南文化,实现了自身在具体的历史地域环境下个性的丰富.
2.传教的特殊方式
外国传教士在厦门地区的传教方式与他们本地传教大不相同,传教牧师用来华前筹集的资金在厦门建起了教堂、教会学校和医院.还有一些善款用于慈善事业,但显然教育与医疗才是他们的重心所在.譬如兴办学校,培养了许多基督教人才,“中国著名作家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就毕业于一所教会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4”.教会教育虽然能够高效地培养出传教士的继承人,但能够影响到的总体人群却仍是很少.20世纪初期,由于政府出台的新规定,教会学校被禁止授予基督教课程,更不允许他们进行宗教早课晚课以及祈祷,教会学校的宗教气氛变得极淡,几乎不能再实现培养教会牧师的目的.是以,在这些特殊传教方式中,医院的开办方才是关键.医院具有影响范围广、易于为当地人所接受、传教速度快的优点.“1891年闽南基督教传教士向国道部提交的报告中提到：在每个门诊日的早上九点都举行讲道仪式,所有来看病的人们都必须参加,在仪式结束之前医生不给病人看病或开药5”.在病人排队等待就诊时,就会有人向他们解释“‘信仰真正的神是每个人的本分和殊荣’,住院病人还会学习唱圣歌和学习圣经6”.身心的双重治疗,使病人相信,他们能够痊愈不仅是因为西药的奇效,还是因为受到了主的保佑,并且今后他们仍应该继续信仰耶稣.这其中,医生无私奉献的精神也给当地人带来深刻的印象.西方传教士就这样,通过主动奉献与帮助的方式,成为许多厦门人的朋友与宗教导师.
3.制度的创立
闽南基督教的宗教制度的建立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历程,当今已经发展成熟的“”,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基督教协会,直到1995年才建立,但其实闽南地区的传教士在晚清时便尝试过建立中国人独立自治的教会.早在1842年,美国归正公会、英国长老公会、英国伦敦公会就合作建立了所谓的“三个差会”.1862年,这三个公会加上其他一些教会建立了厦门“大会”.这个“大会”拥有不受总会限制的部分自主管理的权力,英国长老公会总会十分支持这一决策,但美国归正公会却百般责难,要求建立一个在总会控制下的区会.即使如此,传教士们的决心和实践仍旧.终于,1863年,“漳泉长老大会”,又称“闽南长老会”成立,预示着传教士们取得了建立独立教会的新进展.这个大会还确定了宗旨,条约和章程.1918年,“中华基督教闽南合一会”成立.这个“合一会”“由一个联合大会与五个区会领导7 ”.这些成立的大会虽然也不十分正式,但却迈开了建立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的第一步,是传教士们努力尝试建立一个真正属于闽南中国人的教会取得的宝贵成果.对建国后所成立的独立于西方教会的基督教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经验.
4.与民俗的融合
基督新教持一神论,无法容忍教徒有其他的信仰,是以也会有许多清规戒律.但闽南宗教纷繁复杂,即使不是虔诚地信仰什么宗教的人们,也会保留有许多习俗,如清明祭祖扫墓,除夕节日,中秋合家赏月等等.甫一传入厦门,基督新教因为无法包容民间习俗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在不断的改进中,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中西文化相互结合的本土化宗教.基督教徒齐聚教堂,隆重地庆祝圣诞节,但同时在除夕也与家人团圆围炉；在清明时,允许基督教徒回乡扫墓祭拜；除圣诞节之外,其他基督教节日在此地不强制教徒庆祝；宗教仪式也进行了简化,教徒的信仰重在心中.如遵守饭前祷告,只需简单祷告,甚至省略也可.但这并不代表基督教宗教氛围的减弱,在除夕饭前合家须要进行一次对主的祷告；逢年基督教徒张贴的春联皆与基督教有关,教徒的家中也会用一些有基督寓意的装饰物如圣母像,耶稣像；葬礼既遵守本地区的礼仪习俗,也会请牧师为其祷告,以十字来装饰棺木等等.基督新教与民间习俗的共存,也代表着基督新教在闽南地区发展的成熟.
晚清至建国时期的基督新教在闽南地区的传教活动在整个闽南基督教传入史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因为它是今日闽南基督教传入的历史根源.海上而来的近代基督教新教在闽南地区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在这段时期建立起了完善的基督教体系,实现了宗教形态的巨大变革.基督教的福音终于传入此地,直至今日,仍然不断延续发展.另一方面,从西方远道而来的基督教新教,实现了各方面的变革,最后融入了闽南民俗,成为了一种与西方基督新教同质异构的宗教.这一外来宗教传入闽南地区成功得到本土化改造的范例,也是西方文化传入闽南地区之后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为新质文化的典型范例,在中外文化交流历史上具有一定研究意义.但本文仅仅就宗教并且是基督新教的一个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在闽南地区与外来文化整体文化交流面貌研究中不过是小小的一个切面,并且仍存在着许多的不足,有待后来学者与读者提出种种批评意见.
注释：
1.厦门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市志》第五册[M]福建：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3756页.
2.杰拉德?F?德庸著,杨丽,叶克豪译：《美国归正教在厦门》[M].福建：龙图腾文化有限公司,2013年：第208页.
3.厦门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市志》第五册[M]福建：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3810页.
4.杰拉德?F?德庸著,杨丽,叶克豪译：《美国归正教在厦门》[M].福建：龙图腾文化有限公司,2013年：第384页.
5.杰拉德?F?德庸著,杨丽,叶克豪译：《美国归正教在厦门》[M].福建：龙图腾文化有限公司,2013年：第209页.
6.杰拉德?F?德庸著,杨丽,叶克豪译：《美国归正教在厦门》[M].福建：龙图腾文化有限公司,2013年：2013年：第209页.
7.杰拉德?F?德庸著,杨丽,叶克豪译：《美国归正教在厦门》[M].福建：龙图腾文化有限公司,2013年：第247页.
参考文献：
[1]魏春鸿.审视泉州基督教本色化历程——1856-1949年英国长老会在泉州地区的传播为例[D].福建：福建神学院,2016：1-19.
[2]杨钦章.元代南中国沿海的景教会和景教徒[J].中国史研究,1992（3）.
[3]杨钦章.泉州新发现的元代也里可温碑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7.1.
[4]牛汝及.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3.2.
作者简介：
李凌,江苏省扬州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
赵莹,江苏省扬州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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