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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顾问团在国共内战中
1932年,美国陆军航空兵团（美国空军的前身）退役上校约翰·朱厄特率一支非航空顾问团帮中国规划、组织空军并训练飞行员,这个民间军事顾问团开启了中美军事合作的序幕.
1937年,大名鼎鼎的退役美军上尉陈纳德应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席宋美龄之邀来华担任空军顾问,从此与中国结缘.
“七·七”事变后,为了拉拢欧美支持中国,曾邀请美国派出正式军事顾问团来华,但当时美国奉行中立政策,婉拒邀请.到1941 年,太平洋上战云密布,美国在当年5月正式宣布将扩大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并于8 月26 日派出有驻华经验的约翰·马格鲁德准将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负责美国援华物资的转运与交接,这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派出正式军事代表团.
美军与国务:之间的矛盾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两国结盟,大批美军顾问来华协助中国抗战.
抗战胜利后,驻华美军陆续撤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的解散也提上日程,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成立一个军事使团以代替该司令部继续执行对华军事政策.
国民党政府很清楚战后世界由美苏主导的现实,为维护中美关系、抗衡苏联并谋求美国支持其对付,也积极寻求美国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日本投降不久,就向美国表示希望战后中美继续保持结盟关系,并邀请美国派出一个为期五年的军事顾问团,帮忙重建和整训国民党军.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与国务卿贝尔纳斯磋商后,在1945 年9 月13日致函,保证美国将向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
美国军方态度积极,军方最高决策组织即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派顾问团、提供军援,可以配合美国对华政治、经济援助,还能阻止中国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关系,因此派出顾问团不但必要,而且应该尽早.
但主导外交的国务:则态度消极,主导对华政策制订和实施的职业外交官派系有不同看法,以国务:远东司司长范宣德为代表的一批职业外交官暗中反对国务卿贝尔纳斯.他们不信任,认为派遣军事顾问团将鼓励以武力解决中国内部争端,美军有可能被卷入中国内战；此举还会给外界传递错误信号,让世人觉得中国沦为美国的受保护国,中国军队成了美军顾问把持的半殖民军.
范宣德提出,如果非要派顾问团,不但要严格限定顾问团规模和人数,而且不许派现役军人,美军可凭私人身份去“应聘”当顾问,对外显示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军方与国务:经过一番争吵后,达成的共识是顾问团应严保中立,决不能介入中国内战.一旦国民党政府出现“情况”,顾问团即应立即撤回.
原本希望美国派出的顾问团类似抗战期间那样,由美国派遣、人员和经费由美国负担.但因为美国内部文武倾轧,最后只好同意美国的条件,仿照抗战前德国军事顾问团模式,国民党政府“聘请”美军顾问来华,经费由中国负担.
三个小型顾问团
按中美原定计划,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应于1946年8月成立,以延续1946年5月1日被撤销的前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的使命.此时,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趋于失败,双方在东北和中原地区大打出手.1946年6月,国民党军全面围攻李先念的中原军区,内战实际上已经打响,美国国内对派顾问团的问题仍在争吵.
军方计划像抗战时代那样,派出总计4600人的庞大顾问团,全面参与国民党军的训练与参谋工作；国务:则主张为避免顾问团卷入战斗,只限咨询,不得参与训练国民党军,顾问团总人数不得超过700人.在华盛顿官僚们的公文往来中,此事被搁置下来.
虽然正式的驻华顾问团一直难产,但美军战后继续留驻中国,美国军方早就悄悄派出了小型顾问团,而且一派就是三个,分别是陆军、海军顾问团和由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部留驻人员演变来的联合顾问参谋处.陆军顾问团人数最多,有750人,由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在1946年4月下令成立,大部分驻南京和上海,在北平、成都、杭州和台北各派有10 名成员.
陆军顾问团主要负责执行美国对华军事物资的移交,其内部又分为地面部队顾问团和空军顾问团,前者协助国民党发展陆军,但仅限对国民党陆军最高指挥机关、军校提供咨询与训练,不参与“战部队的训练,在国民党国防部的各厅、处、局都派有美军顾问；后者负责向国民党空军移交美援军用飞机并提供训练和技术支持.
这一阶段,陆军顾问团的主要贡献是在台湾、南京、广州、汉口、成都、徐州等地的训练中心帮忙训练国民党军官.
但由于国民党军自身效率低下、配合不力,经费、物资和器材缺乏,除了台湾一个训练中心搞得不错,在那里训练出的青年军204师和205师两个部队被评价较高外,其他训练中心总共只培训了几千名军官,这点人对内战中动辄数以万计被歼灭的国民党军来说完全是杯水车薪.
抗战期间,根据协议,1943年成立了中美空军混编大队,两军联合作战多年,彼此都很熟悉.战后,中美混编大队解散,美军军官们即被分散配属到国民党空军各个部队中,在人事管理、训练和后勤维护保养方面提供帮助.胜利后的国民党空军士气和管理水平一落千丈,美军顾问的评价是:野在内战中的表现极端低劣.”
海军顾问团成立最早,美国在抗战时就承诺战后将帮助中国重建海军,抗战后美国海军一方面协助国民党军运兵赶赴前线,另一方面根据战时协议向国民党政府移交大批舰艇.为了处理好这些事情,1945年11月23日,美国海军就成立了海军顾问团调查组,这个小组不是正式的顾问团,也没有中美两国政府认可,但事实上承担起了顾问团的职责,协助国民党军运兵、遣返日军日侨,并培训国民党军操作使用美式舰艇.在青岛的美国第七舰队还成立了一个两栖战训练大队以培训国民党军.到1948年3月时,海军顾问团在南京、上海与青岛等地活动,共有39名军官和75名士兵.在美国顾问帮助下,国民党军改组了海司令部,建立起基本的制度和工作程序,并制定了舰队训练计划和人事制度.美军顾问负责的海军训练中心,先后训练了30余名军官和3000余名水兵.
此外,美军为处理陆军顾问团的行政事务并协调在华陆海军顾问团的活动,还成立了联合顾问参谋处.1947年以后,该处权力不断扩大,不但开始充当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军方的联络工作,还因战后国民党军根据美国顾问的建议撤销军事委员会并成立国防部和高级参谋部,该处对国民党军参谋部的功能与具体运转,提供了不少咨询与帮助,并对国民党军的人事、情报工作提供咨询.
值得一提的是,地下党很早就打进美军顾问团.根据公开的党史资料,有不少于9 名地下党员打入美军顾问团,还组成了美军顾问团地下党支部,由南京市委派遣打入空军顾问团的姚禹漠任地下党支部书记,趁工作便利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
平庸的顾问团长
按照美国军方的最初想法,应向中国派出一个统一的联合军事顾问团,而不是偷偷摸摸派三个没名分的顾问组织.鉴于中国的重要性,担任团长的人选级别要够高,不但要有能力,还得具备较高声望,参联会拟议由魏德迈中将或马克·上将充任.在二战中担任过集团军群司令,他打仗一般,但战后在意大利负责和苏军交涉奥地利问题,处理复杂的政治事务很老练,表现出较高政治手腕.魏德迈熟悉中国事务,和国民党政府关系融洽.1946 年初原本拟由他接替赫尔利担任驻华大使,因为周恩来代表表示反对,最后马歇尔决定让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当大使,魏德迈暂时回国,先后担任集团军司令、陆军副参谋长.
到1948年初,国民党在战场上情况不妙,美军急迫要成立正式的联合军事顾问团.前一年的7、8月间,魏德迈担任特使访华,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回国后写成著名的《魏德迈报告》.此时即便是国民党的“诤友”,他也不愿来华登上即将沉没的航船.此外,艾森豪威尔战后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任期到1948年5月即将到期,魏德迈和都是接任参谋长的热门人选,此时两人都不愿来中国.
1948年9月17日,美国政府终于批准将已在华活动的三个顾问团合并,成立统一的联合军事顾问团.11月1日,顾问团正式开始运作,此时辽沈战役打响,济南战役已结束,淮海战役即将打响,谁都看得出中国的大决战即将落幕.参联会挑了一个名气平平、级别也不高的少将军官戴维·巴尔（中文名巴大维）出任联合顾问团团长.
戴维·巴尔在二战中担任过几个参谋职位,从没指挥过战斗,战争末期他曾担任第6 集团军群司令雅各布·德弗斯将军的参谋长.在一个次要战区给一位二流将军担任参谋长,这类经历不可能给任何人带来过人的名望.巴尔也确实资质平庸,离开中国后他担任美军第7步兵师师长,恰好赶上朝鲜战争,巴尔并没有什么突出战绩,在长津湖战役中的新兴里战斗中,美军步7师下属31团被围在长津湖西岸,巴尔当时作为师长很清楚31团处境有多危急,他本应协调好下属部队与同一地域友军的协同以助突围,但他什么也没做,最终给人民志愿军创造了一个一战歼灭美军一个团级单位的模范战例.
大致同一时期,华盛顿向希腊派出的顾问团团长是詹姆斯·范弗里特中将,范弗里特在诺曼底登陆当天作为团长带头冲向滩头,二战结束时已经是军长,靠战功一路升官.美国派往韩国的顾问团团长罗伯特·威廉斯准将在巴斯托尼战役时指挥第10装甲师B 战斗群,因此战闻名全军.给偌大中国派来个没有打过仗、也没有名气的两星少将,从这一点也许能看出,华盛顿对中国当时的战略重要性的排名比较靠后,已经不关心日薄西山的国民党政府的死活.
联合顾问团几经波折才成立,巴尔少将不久就发现,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兵败如山倒,要挽救国民党政府为时已晚,除非美国直接武力介入中国内战,否则以任何形式的援助都无法挽救国民党的命运.但中国太大了,美军不可能派兵到中国帮忙打内战,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避免.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迅速崩溃,美国在1948年底决定将顾问团大部分人员撤往日本,仅留下象征性代表.1949年1月26日,巴尔转告,美国政府已决定顾问团撤退,当月杜鲁门还宣布,不再接受国民党政府所提出的一切军事援助申请.3月3日,美军顾问团正式结束使命撤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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