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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国家总想围堵中国

随着部署进入快车道,“萨德”或在4 月份开始投入使用.它将可以探测中国一些地区的军事活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事实上,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从未止步.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中国威胁论”出现的背景

2008 年从西方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足,并没有感觉到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能够真正“威胁”到西方.但是今天仍然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这种被中国“威胁”的感觉促成西方做出各种有悖于中国利益的事情.西方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的崛起.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看来,在所有因素中,最有能力,也最能威胁世界政治的就是中国了.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年代中,经济发展占世界首位,使得其有能力在亚洲,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抢占美苏两大国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如果西方世界要维持其现在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宰地位,防止中国崛起后对西方世界过去的作为进行报复,那么西方世界应该共同努力来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力量.

这就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的背景,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国际原因.

基于西方利益之上的社会建构

就东亚在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性,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麦克诺格说得很清楚：冷战后,没有其他地区像东亚地区那样对美国具有如此的重要性.这一地区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特别是现在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美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对东亚的贸易,对改善美国的经济的总体情况显得极其重要.

美国人希望,东亚国家最好只专注于经济的发展,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修好经济关系,而让西方人来安排东亚的安全问题.然而,东亚国家并没有朝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美国在东亚仍然全副武装,但又没有具体的目标.大约10 万美国军队仍然留守在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地区.然而,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在东亚的军事目标也模糊起来.美国人声称美军保护日本和朝鲜半岛以及美国所有的海上运输线.但苏联人走了以后,谁在威胁日本和朝鲜半岛呢? 如果这样,那么多的美军地面力量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随着东亚国家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急增,它们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在减小.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宣扬“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理解国际关系的方法有关.用社会学的言语来说,“中国威胁论”是基于西方利益之上的一种社会建构.

围堵中国的三种策略

1993 年,《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克里斯托夫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之崛起”的文章.它大致上反映了一部分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和他们的“恐中”心理.

克里斯托夫的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为世界上最快,同时中国的军事预算的增加也是最快的.中国是世界上成员国,和周边多数国家都有领土上的纠纷.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使中国的国力大增,使其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他当时说,中国下一次战争很可能在距中国数千里的南海爆发.另一个战争源是台湾海峡.这种无中生有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西方世界的对华政策.

那么,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应当如何对付中国的崛起呢?

围堵中国有三种可称之为宏观性的策略.

其一是强硬派现实主义的围堵论.东亚的和平与安全最终还是依赖于这一地区的两大国,即日本和中国.然而在西方人看来,因为日本是西方世界的盟友的一部分,所以真正的麻烦会来自中国.要避免新的战争,保护西方的利益,围堵不失为上策.

这一观点最激进的要数《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克劳特·哈默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势力的急剧扩张正在给整个世界造成不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应当共同围堵中国.

具体的做法可以包括：与中国的强邻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巩固美日关系,拉拢俄国等.围堵策略在国际政治中并非罕见.维也纳公约围堵拿破仑帝国,北约围堵苏联都是较为突出的例子.他甚至建议美国政府拒绝邀请中国参加2000 年奥运会,阻止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

像克劳特·哈默这样强硬的敌视中国的人并不少见.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去平衡中国的力量以避免东亚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所有强硬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和西方现在应当做的是千方百计地弱化中国政府,停止和中国的科学技术的交往,以免使西方的高级技术落入中国人之手.

其二是牵制中国论.与围堵中国论相应的另一理论是“牵制中国论”.简单地说,这一策略的目的是要把中国拉入现存世界体系,迫使中国接受现行国际关系原则,在西方和美国人设置的制度框架内活动.

如何把中国拖入世界体系呢? 这些策略包括：面对中国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过程中获得贸易顺差,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如美国、欧洲共同体应对中国拥有强有力的制衡手段,西方可以用积极的条件性来决定是否向中国出口先进的技术.

西方还可以用援助换取人权,如帮助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和某些社会团体.在东欧解体之前,欧洲国家曾这样做.这一方法也可以应用到中国.

此外,西方国家很容易把“积极的条件性”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极方面,包括环境污染、、移民和毒品贸易等.

其三是分而治之论.这种言论认为,从很多方而来看,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从一个“集仅”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模糊状态国家”：企业和各级政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决策权,政府慢慢地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大量外国资金流入中国,但政府并没有能力去控制这些资金；经济决策权从政府流入各级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和各类外资企业.

“分而治之论”正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些消极后果之上的.这一政策在目前阶段可由下列策略组成.

首先,西方国家需要对中国地方文化及地方经济和政治情况作深入的了解,了解地方政治和军事精英们,以及他们与政府和其他地方的关系.其次,西方政府需要成立有关中国地方的咨询公司.他们也可在中国的地方建立自己的贸易公司.西方政府有能力用贸易和投资要求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接受西方自由价值观.再次,西方政府可以开始把中国的地方政府视为一级比较独立的政府.这样的外交政策能够鼓励中国各省去认识自己的国际地位,为它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从长远来看,开放的中国地方政府有利于西方的利益.

总之,由于内外力量的作用,现在很难预测中国的未来.外部力量尽管在影响中国的发展,但其能力总体是有限的.中国人的前途自然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

( 据《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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