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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和建筑一起抵抗

◎杨胜刚 Yang Shenggang

主持人语:

人们常把建筑比作凝固的音乐,但较少谈论建筑与诗的关系.近数十年我们眼见的,一方面是传统建筑的大量消失,另一面是新建筑的野蛮疯长以及某种非文化、反文化倾向.试想,倘若我们以一首好诗的精心考究去要求每一幢建筑,今天中国城乡的建筑景象大概不会是这般模样了.诗与建筑都包含了人类“诗意栖息”的梦想和愿景.杨胜刚的文章,以《诗筑的天空》这本书为切入点,从“生态诗学”、“人道关怀”、“审美表达及建筑与诗歌的同构性”等角度阐释了“诗与建筑一起抵抗”这一现代性反思主题.《大川先生》是一篇有特色的散文,短小精悍,叙述冷峻,写出了世事变迁和人的命运.（沈苇）

如果要找一个资本介入个体生命的敏感词汇,在当下的都市生活中,莫过于“房子”一词.对底层青年、蚁族、外来工、错失购房时机的犹豫者、在梦想和现实中游离不定的人群而言,寻求一个安居之所意味着要和相对从容的生活告别,隐藏于“房子”这一

世俗称谓下的居所,已成为以短暂时间换取有限空间的生存困境,买房的梦想成为不得不面对的乏味现实.

就算买了房子又怎样？或者说,支付了半生血汗的房子是否真如广告所言,能给购房者带来内心的妥帖和慰藉？“现在,中国大部分新兴的城市当中,普遍存在一个通病,就是缺乏人的尺度.整个城市的宜人感正在消失,包括绿色的缺乏和休闲空间的丧失.”（本书所有引用参见林江泉《诗筑的天空——黄礼孩的诗与百位建筑师的对话》,2015年版,下同）在被迫屈从效益、资本的都市空间,因为远离自然,建筑原本应当担当的“传承文化、滋养心灵”的重任,早已被千篇一律的森林水泥以“楼盘”形式强行介入城市的天际,以毫无创意的造型,不但武断切断了和传统文化的联系,更和人内在对归宿感的渴求背离,以致城市在房子泛滥中成为不少都市人逃离的目标.城市的自大、狂妄与都市人的卑微、渺小构成了鲜明对比,人和环境之间本应互相交换的场域荡然无存.

然而,在被资本裹挟的现代性局限真实语境中,《诗筑的天空》却打开了另一扇窗,以致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愿意从“房子”空间指涉的乏味成见中走出来,并悄然用“建筑”替代了“房子”概念,而这一不自觉地替换,意味着人们有可能注意到,对居住空间现代性局限的反抗本身也在通过“建筑”实践进行.更何况,本书铺开的逻辑没有停留在建筑的孤绝反抗,而是联手了黄礼孩的诗歌.至于黄礼孩诗歌和建筑之间的内在关联,恰如作者林江泉在交作缘起时坦言,“他的诗观让我从世界建筑师的思想和作品版图中找到了高度一致的疆域,这是我在从事诗歌和建筑研究和事件过程中的重大发现.”作者注重黄礼孩诗歌和当代建筑实践之中弥散精神价值的一致性,从整体上呈现了“诗与建筑一起抵抗”的对现代性反思的内在目标,下面从“生态诗学”、“人道关怀”、“审美表达及建筑与诗歌的同构性”几个方面,透视这一目标的具体达成.

一建筑和自然、环境之间如何重构“生态诗学”关系,成为《诗筑的天空》观照的重要方面.不论是路易·康对大地的倾听、安藤忠雄对光的运用、坂茂对纸材料的深刻理解、伊东丰雄建筑观中对“树”的尊重,还是弗兰克·盖里建筑设计中对动物情有独钟、王澍对本土和传统的回望依恋、艾米利奥·安巴斯对土地的狂热、刘太格规划理念中对传统记忆的重现,无不呈现了本书基于“共生”共识之上,对建筑及黄礼孩诗歌同构性的丰富呈现.

如果说,建筑学的真谛,是“对超越物质与技术而存在的人类的梦想的表达”.那么,路易·康对土地的心息相同,可以看做建筑学家对于建构建筑的“生态诗学”起点的确立.“所有的土地都在提出要求,诉说着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建筑.伟大的建筑师,应该懂得倾听土地的语言”.在这一点上,艾米利奥·安巴斯和路易·康一样,喜欢强调建筑和土地之间的联系.他的建筑观,“世界上的一切必将回归大地母亲之中——建筑也不例外”,就是对这一理念的呼应,其设计的路欧斯·荷塞植物园无不谦卑地实践“生态诗学”的观念.在对建筑和大地关系的理解上,安巴斯上升到了对人类生存命运理解,他坦率表达,“我的工作就是追求生、死与爱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在感情的本质层次上与人类存在本身有关.”这和黄礼孩的诗歌形成了内在的同构.黄礼孩的诗歌,说到底,同样以关照人的生存,以及附着于生存之上的精神境遇为表现重点,并尝试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修复、抚慰诸多残缺心灵.“没有方向,他们要在哪里哭泣/灯火已经稀少/土地越来越虚,越弱/寂静的天空,枯草映照”.对存在的脆弱呈现得越彻底,黄礼孩诗歌中这份对同类的悲悯之心越是坚韧.尽管从建筑的实践情况看,以水泥森林为表征的城市快速繁殖,显示了建筑在实践领域和技术的密切及和大自然的疏离,但不得不承认,建筑学家中,有路易·康和安巴斯这样与自然紧密相依的坚守者.可以说,对此类持有坚守勇气建筑师的敬意,表明了《诗筑的天空》作者鲜明的立场,而发现黄礼孩诗歌和建筑师之间内在的沟通,若没有林江泉和黄礼孩之间的共鸣,也就缺乏了从建筑角度来理解黄礼孩诗歌的维度,更不要提发现黄礼孩诗歌和建筑内在沟通的奥秘.

对伊东丰雄而言,建筑“生态诗学”的落实,通过具体物象的映射而来,其设计的“日本仙台媒体中心”,体现了如下的建筑理念,“好的建筑就像一棵树.树,无论从内在还是外在,都非常符合自然结构又益于生态平衡.”对生态文明无比狂热的杨经文同样如此,他的建筑,突破时空局限,甚至将树的实体直接植入到建筑中.而弗兰克·盖里则通过对动物的映射打通建筑和自然的联系,对建筑中动物的造型情有独钟.他呈现过很多物种,其中,以“鱼”的形象为最,这固然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但更和他对现代文明危机前景的直觉有关,用艺术的形式留住曾经和我们共处的物种,成为他的潜意识.“一个物种,会在怀里消失.”消失的命运无法避免,但采用艺术的形式将其凝固于建筑之中,则张扬了人类对于同一星球上的物种的惺惺相惜.

如果说建筑天然有着依附于坚固之上的对永恒的依恋,日本建筑师坂茂用纸做房子的行动,则完全呈现了对建筑的另类理解,其对建筑材料“废纸”的循环利用,以行动阐释了他对建筑的深深体恤,以及沉淀于骨子里的环保理念和匍匐大地之上的谦卑之情,这一点和上面提到的安巴斯,同样获得了内在沟通.“有人说,现代建筑师从本质上讲是无根的,因为其无条件地疏远了自然,疏远了土地,疏远了能产生和激发建筑本质的东西”.在对安巴斯的建筑进行评价时,作者说到,“通过建筑、或非建筑和反建筑手法去保留或挽回大地正在消失的,拥抱遭损毁的大地,这是艾米利奥·安巴斯的建筑地气,他保留了地平线——无止境活动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他始终是大自然的门徒.别人是用材料建出房子,而他却是造设了房子,因为在他的房子里,我们已经和自然融为一体,他的房子让我们回到本源,重新成为诗与自然之子.”

相比男性建筑师的理性和阳刚气质,作为女建筑学家,长谷川逸子的作品彰显了一种柔婉、母性、美好的女性气质,和自然的平等对视,给她对建筑的感性理解提供了足够丰满的展示空间.“湘南台文化中心”的“梦幻构图、女性曲线、童话手法生动再现了大自然的恢弘气势.”当然,其建筑观念最核心的部分来自于她对自然的尊重,以及由此而生的万物共生的理念.除了对建筑本身进行解读,本书对建筑规划、建筑和传统、建筑和历史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客观考察.以刘太格为例,在对其规划理念进行考察时,本书再三强调了刘太格对城市规划和传统关系的重视.“一座城市没有老房子就像一个人没有记忆.”就如黄礼孩的诗歌《不断消失的事物》所言,“像一只负重的小鸟/哀鸣着低低盘旋/不断消失的事物/散尽梦想和 /留下死一样的静寂/在黄昏里摇晃”.如果说,单独的建筑所体现的人文关怀和局部抵抗显示了建筑的力量,是否可以说,充盈着生态诗学智慧的规划观能从根本上保证抵抗的全面实现？但在资本势如破竹,并从根本上左右城市生长的现实图景中,规划和现实的抵抗更多以幻觉结局出现,北京轰然消失的老城、上海外滩莫名其妙的翻新、广州不断消失的骑楼群,在突突逼近的大型机械的一往无前中,渺小到只能剩下一声叹息.除了宏观层面的规划,微观层面的社区关系,同样是重建人居环境的重要方面.迈克尔·索金的“芒果街”再一次逼迫我们反省,在现代化城市发展狂潮中,与传统建筑消失的,还有曾经弥散温情的邻里关系.而能作为反面例子,印证现代文明对人心破坏触目惊心的建筑师,莫过于山崎实建筑的命运,如果说,世贸的被炸,来自于文明冲突的极端表达,那么Pruitt Igoe de 廉租房建筑群的最后被弃命运,则不过进一步印证人心的荒芜到一定程度,美好的愿望只会沦为无望的场域.

说到底,建筑的“生态诗学”体现的是黑川纪章提出的“共生”思想,他“认为这一思想是即将到来的生命时代的基本理想,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新秩序”.他高举共生旗帜,和西方中心和理性主义对抗,体现了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对于全球化下建筑是否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则或者规律之类的问题,我始终表示怀疑,我自己的建筑始终在寻求一种基于地域的多样性.”黑川纪章这种自觉,与其说是在委婉地抵抗全球化的局限,不如说是在用自己行为修复全球化的伤害.

二

除了对大地声音的倾听,《诗筑的天空》一书,同样尊重建筑对人内心声音的聆听.建筑对人存在的关注,除了落实到生存境遇的表达,更多落实到建筑师对建筑主体的人及人性、人道情怀的关注,正是通过倾听人内心的声音,外在于环境的建筑获得了内在的灵魂和气韵.

先说说日本建筑学家槙文彦,对人的尊重和体恤,在其身上获得了充分体现.1997年竣工的“风之丘葬斋场”,除强化了日本人对人性的一贯尊重外,“在空间氛围上则充分反映了建筑之美与死亡的无奈,以及建筑师对于生死大事的深沉思考.”槙文彦企图在建筑中挖掘其稳定的精神内核,并尽量从流行潮流中绕道而过.与之类似的另一位建筑学家是阿尔瓦·阿尔托,在他看来,建筑是“用一道光盖过另一道光”,他设计的帕米欧核病疗养院,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对人和建筑之间深刻生命关系的理解,更为难得的是,他“总是把‘小人物’的利益作为衡量建筑的标准”,从不掩饰自己的道义关怀,对建筑之于人的基本生存的重要性有着设身处地的体恤之心.需要补充的是,伴随建筑师的人道关怀,建筑也能养成动人的悲悯气质.以印度建筑学家柯里亚为例,在他前二十年的事业中,“住宅”几乎成了他运用两种普遍类型住宅模式的控制性主题.作为不发达国家底层民众住宅的先驱之一,柯里亚的使命就是为穷人提供合适的住宅模式,为他们解除“居所”的焦虑.在崇尚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建筑耗能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柯里亚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展开低技术生态设计研究和实践.他的“管式住宅”被视作早期低技术生态建筑的经典实例,在人们为现代主义建筑的“方格子”泛滥全球深感忧虑时,柯里亚用带有强烈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建筑实例做出回答,显示了对现代性后果修复的实践意义.

由此看来,建筑师人道关怀的实现,主要体现了和全球化语境中资本为王的对抗,其对底层民众的同情,愿意毫不犹豫站在穷人一边的立场,尽管在当下的思想分野中,没有太多人习惯从建筑师的理念中获取更多精神资源,但客观说,相对思想和现实的隔膜,建筑师因为职业的现实意义,反而更能够将真正的人道关怀付诸实践.和柯里亚为穷人的理念类似,建筑学中,还有“贫穷的美学”一语,而提到贫穷的美学,不得不提教堂专业户承孝相,他明确提出“贫者的美学”,这与黄礼孩诗歌中“像贫穷一样富有”相映成趣.很明显,两者的体恤和悲悯情怀具有深刻的批判性,承孝相对建设教堂的热爱,黄礼孩的宗教情怀,体现了诗人和建筑师实践救赎路径的行动.在华人建筑师中,林璎持有同样的价值理念,是一个耀眼存在.她“认为建筑不应是有钱人的玩具,更应是穷人改变生活方式的途径.”在理念的传达上,林璎和黄礼孩再一次产生共鸣,她主持的项目《什么在消逝》和黄礼孩的《许多事物在失去》的同构即为明证.他们用艺术的方式,苦口婆心地展现着被主宰下的工业文明涂抹世界的不堪图景.“艺术应该重新表述地球‘失去的’议题.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是诗歌和建筑的任务.地球只有一个,失去它,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诗意的栖居地？”诗与建筑一起抵抗,说到底,抵抗的动力首先来自对现代性局限的深刻自省.

黄礼孩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忧伤.里伯斯金就是用建筑记录忧伤时代,并把忧伤化为诗意的人.世贸的重建,进一步显示了里伯斯金的可能性,“建筑就是要让人们去自由感受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情绪和感觉,但前提是你提供的这个空间要能激发人们的感觉.”他融汇于建筑之中对人的悲悯和理解,与黄礼孩的诗歌产生了强烈共振.“设计必须超越悲伤本身,才能成为永恒.”他是建筑界的心灵治疗师,他的作品和历史承载产生了深刻关联,并由此生成永恒的终极意味,还有什么比黄礼孩的诗句“我的信心,通过了流泪的人群”能更准确地阐释这种建筑精神？

除了以上宏大叙事建筑体现对人性的尊重和关怀,更多建筑学家将此落实到普通建筑上.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过香港张智强,他热衷的“箱宅”,面临香港人逼仄的居住环境,在32平米的空间中,通过建筑的智慧搭起了一个居住的空间,在有限的资源中充分调动各种可能性,并“用诗歌的思维以小的不同变化来应付大的各种变化.”

唯有深入到“人”的层面,建筑才能真正从“物”的维度突围出来,获得对“灵魂”的表达.

三

事实上,除了对现代性后果价值理念相悖的生态文明的抵抗,在《诗筑的天空》一书中,对审美的重视随处可见.如果说,现代性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归根结底通过复制的工业模式,让生活失去原本具有的丰富和多样性,那么,附着于艺术之上的“美”,终将成为抵制现代性局限的最终武器.

从审美角度而言,建筑学家中一些依赖于非功能化理论的实践者,非常值得重视,彼得·爱森曼就是一个例子.他认为建筑成果是“果实的花蒂,而不是果实.”如何让作品和时代理论获得共振,爱森曼的自觉非常明显.“在结构主义日渐退潮之时,彼得·爱森曼却坚守着这块阵地,在一个价值体系分崩离析的时代,致力于维护自由思想的尊严,这份坚持让人感动.”而审美的表达终归涉及到对建筑和文化关系的理解,这一点,只要观照中国快速扩张的城市化进程,就能获得直观而遗憾的印象.令人欣慰的是,伴随经济总量的增加,熬过文化自卑的尴尬阶段,中国建筑沦为西方大师恣意汪洋实验场地的局面逐渐纠偏.一些越来越重视本土文化的建筑师脱颖而出.以王澍为例,在建筑与文化的关系上,体现了典型的本土和传统趣味,在“象山新校区二期”的设计中,他的建筑体现了对环境的尊重和体恤,“将周围环境作为建筑规划的最大依据,从而形成了自由的、外松内紧的、拥有清晰场所关系的规划模式”.在和现代主义建筑理念的对抗中,王澍传达了对中国传统建筑温润的人文情怀的回望和留恋.“建筑是和大地有关的无限伸远”,王澍的建筑有着诗一般的气质,保持着最古典的中国味道.除了从建筑和文化关系获得对审美的把握,更多的建筑师以感性的直白表达对美的坚守,盖里的温情,甚至就表现在通过建筑将美留住.“建筑代表的只是人类智慧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从事这个职业的人说,我们深信建筑可以带来改变,启迪与丰富人类的自身体验,可以消除误解,并为生命之歌提供一个美妙的成长氛围.”黄礼孩对诗歌的理解和盖里对建筑的理解再次获得深层的沟通,“诗歌是人性中的悬疑,如此才会发生深刻的揭示和见解.”除了道义和精神理念,黄礼孩的诗歌弥散着对审美的执着坚守.从他的诗歌观中,可以发现,除了爱,美便是他的执念.恰如萨夫迪建筑的“空中花园”,张扬着人类对美的想象的极限,“通过自然界,宇宙的自然界和人类的自然界,我们将找出真理.如果我们找到真理,我们将会发现美.”就如黄礼孩说,“美是自然诗意的邀请.”

最后,我想从建筑和艺术,尤其是和诗歌之间的关系,来凸显本书明显的对现代性局限的反抗旨归.对西方文化而言,文化的传承可以从建筑的存在找到最重要的依托,这一点,和东方文明的传承更多依赖于典籍形成了明显对比.关于诗和建筑的关系,确如作者所言,荷尔德林“人,诗意的栖居”这句话包涵了最简洁而深层的表达.他“以一个诗人的直觉和敏锐,意识到随着科学的发展,工业文明将使人日渐异化.而为了避免被异化,因此他呼唤人们需要寻找回家之路.”尽管在现有的学科语境中,因为理性主义的长驱直入,使得各个学科之间的分野越来越明显,但阿尔瓦罗·西扎还是坚信,“……最终会有个沟通,交换——在艺术之间,在电影、文学、芭蕾和建筑之间.……最终,万物皆相联系.”恰如黄礼孩所言,“去了解那些力量,使世界变成一个整体”.因此,凸显建筑和诗歌之间的关联,本书的写作是一个全新的尝试,而对黄礼孩诗歌和建筑关联秘密的挖掘,足以保证本书高远的立意得以实现.从阅读感受而言,尽管本书更多立足对建筑的描述,但黄礼孩诗歌和建筑达成的深刻同构关系非常明显,并通过随处可见的隐喻加以表现,如《橄榄香》之于奥兰蒂的巴黎奥赛博物馆；《白色灯盏》之于里查德·迈耶的“道格拉斯住宅”.总而言之,建筑师,诗人,作者,三者的洞见构成了内在的默契,使得《诗筑的天空》呈现出别样的灵动和智慧.“天赋的诗人和建筑师通过语言掌控命运的发生器,它使物种恢复生命,也因为给事物命名带来的社会接纳成为可能.诗歌和建筑是一种挖掘,你所相信的,在诗歌和建筑的隧道中是另一种改变,它是黑暗对光的挤压,所有的问题露出锋芒.”黄礼孩的诗歌建构处处显露出对建筑这种艺术门类的洞察和领悟,他诗歌和建筑内在的同构成为理解本书实现对现代性局限反抗的秘密.

说到底,在人类共同的生存和精神困境面前,所有艺术都可以敞开各种可能,表达对横扫千军的现代文明的质疑.诗和建筑当然也可以,他们不但能单打独斗,也可以联手抵挡.《诗筑的天空——黄礼孩的诗与百位建筑师的对话》,即是这一抵抗的呈现.

（《诗筑的天空——黄礼孩的诗与百位建筑师的对话》,海风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建筑一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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